危机下的香港豪门

采访人:南方周末记者张华    受访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宏泰  http://www.infzm.com/content/27740

香港一些家族企业的资产因金融危机而大幅缩水,但饱经沧桑的豪门们早已练就一套逢凶化吉的本领,目前的危机并没有重创他们,荣氏家族也是如此

荣家远未谢幕

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今年4月8日,荣智健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香港媒体拍到了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后坐上汽车时木然的表情,第二天,香港媒体继续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利益较量,而内地一些媒体已开始弹起“荣家谢幕”的论调来。

现在说荣家退出历史舞台为时尚早。荣家产业超过百年历史了,其间遭遇过多次凶险,比如整整60年前(1949年)的4月,荣毅仁(荣智健之父)被国民政府以“侵占公有财物”等罪名起诉。有趣的是,荣家几乎每次都能“逢凶化吉”。

所以此次荣智健事件的结局,还未真正呈现,尽管荣智健的接任者常振明最近已开始大刀阔斧地对中信泰富“动刀”重组。换句话说,现在是考验这个百年家族人脉资源的时候了。

中信泰富在香港的口碑一直以来还算不错。它是香港的第一只红筹股,后来因为业绩优良,被视为蓝筹股,红加蓝,香港人于是戏称它是“紫筹股”。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人只认信誉和福利,并不怎么议论中信泰富的背景以及荣智健个人的奢华。令香港市民反感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其社会责任缺失。

有人为荣家第四代没能在危机出现之前打出一片天地而惋惜。实际上,在香港,大多数家族企业的掌门人到了七八十岁才退休,荣智健今年不过才67岁。当然,与人脉的传承难度较大等因素也不无关系。

传统豪门抵抗力强

最近一年各种版本的“缩水榜”盛行,比如今年年初《福布斯》发布的“香港40富豪榜”,榜单显示上榜富豪们的财富总额从上一年的近1800亿美元,缩水到了800多亿美元。听说内地也有各种“缩水榜”。

“煮数字论英雄”的作法其实是不妥当的,特别对于香港富豪来说更是如此,一些大的香港家族企业所受的冲击被夸大了。“香港首富”反其道而行之的例子便是反证——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长实)与和记黄埔去年的利润都下跌了逾四成,但就在最近,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逆势开工了(上海真如项目),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与十年前那一次金融危机相比,如长实等香港公司的现金流更为充沛,应对手段也更为高明,可以说是为迎接寒冬做好了准备,用广东话来讲叫作“捱”,即共渡时艰的意思。

此番危机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此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

所谓荣辱互现,就在李嘉诚忙着套现期间,香港另一家老牌发展商新鸿基却传出郭炳湘等三兄弟统治纷争,最后要老母出来才“摆平”,业内哗然。事实上新鸿基的“内战”是有界线的,就是不能损伤企业的元气,这与其一直以来如“实业必须占到一定比例”等规定是一脉相承的。我拜访过李嘉诚的一个小舅子,他对自己旗下的企业有着同样的规定。

同样,所谓“狡兔三窟”,邵逸夫等香港家族企业都在东南亚等地设有基地,顺应不同时代的政经形势,改变经营策略或生存形式,可谓是商场上“上善若水”的体现。

这些战后香港第一代白手起家的华商大体有着相似的背景——他们都是由内地迁至香江的新移民,不少更有着“做厂佬”(即经营工厂的实业家)的经验,这种特征表现在日后同在资本市场长袖善舞时,他们依然非常注重风险控制。

在他们之前,并非没有一些残酷的教训。比如具有百年历史的何东家族与何福家族。出生于1862年的何东是香港历史上最早一代的“首富”,孙中山、蒋介石、康有为均是何东的好友,其弟何福即如今澳门赌王何鸿燊的祖父;何鸿燊之父何世光上世纪30年代炒股失利,一败涂地,结果导致何家兄弟自杀的自杀,逃亡的逃亡,何鸿燊从阔少年变成为穷小子。

香港家族企业风险控制能力较强,从危机中恢复时间较短,除了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有关外,还与香港较少经历大的政治事件和风波有关,这也是内地老牌的家族企业数量非常之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政商关系传承难

我曾在几年前拜访过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他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他还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

当时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我只是一位学者,与他没有利益往来,他的这种超乎寻常的礼貌,我只能试着从他这一代企业家,历经当年创业的艰辛后对人生的体悟中去找注脚。

最近几年我接触过几位当下这一代的企业家,如李嘉诚二儿子李泽楷等。他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在父伯辈的荫护下长大,并曾就读于海外名牌大学(如李泽楷入读美国斯坦福大学,不过未取得正式的学位),他们没有了父辈们那种谦卑,同时对实业的兴趣大减,反而十分热衷于利用财技在资本市场上踏浪翻波,众所周知的他将香港电讯盈利私有化的“算盘”,折腾了两年,最近遭到否决,宣告失败。不过他吃下额外的特别股息,也称不上是输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又比如亚洲金融集团主席陈有庆,其父亲陈弼臣是泰国最大银行盘谷银行创始人,陈有庆将父亲基业加以拓展,而将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时,陈有庆一开始遭遇两个儿子不愿接班的尴尬,欣慰的是,最后儿子还是接班了。

另一些香港家族企业看到家族传承上的这一尴尬后,开始重新考虑起下一代的教育问题来,比如是不是要早早送到国外读书等。有的香港家族企业掌门人直接规定,子女一个礼拜必须有一天到两天晚上回家吃饭等。

家族传承一般包括三个层面:资产、人力与人脉。前两点都好办,可人脉的继承难度就相当之大了。就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荣氏家族,荣智健想把自己二十多年来重要的社会资源嫁接到子女身上,难免力不从心。当然荣家可能是个特例。

6年前,近百名香港超级富豪及其子女集体在北京亮相,为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接见,其中就有李嘉诚和李泽钜、李泽楷,李兆基与李家杰等人。多数“富二代”参与管理家族生意时间并不长,面对家庭产业接班问题,他们的父辈希望子女尽早建立人脉。

人脉是否嫁接成功短时间内很难用肉眼考量,幸好香港是个自由市场经济体,只要企业根基扎实,鲜有政商关系上屡现波澜者。而内地家族企业就不同了,他们必须多长个心眼,甚至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也可能难以独善其身——这也是内地家族企业相比香港企业步履维艰,难以基业长青的重要因素。

(郑宏泰为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多年来一直研究香港家族企业,本报记者张华采访整理。同时感谢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钟宝贤对本文的支持。)

记者观察】家族企业传承:永远的心病

      最近分别在浙江和福建接触了两位企业少帅——方太集团总裁茅忠群和福耀集团总裁曹晖。说是“少帅”,其实两人都近不惑之年,前者今年40岁整,后者也已39岁。见面时,他们的大脑均在为企业于金融危机下的突围之道而高速运转,而我却首先好奇于两家企业传承上的鲜明对比。

  茅忠群这位方太集团的二代掌门人,这两年深深地迷上了佛学和儒家思想——这种迷恋近乎沉溺——他甚至在给员工开会的两个小时内,工作内容占时半个小时,剩下一个半小时,他用来谈孔子,谈信仰。这种管理模式能成为永续经营的代名词吗,目前没有人敢出回答——包括现在专心经营家业长青接班人学院的他的父亲茅理翔。

  而我见到福耀集团二代掌门人曹晖的时候,他一副运动装扮,甚是洒脱。在见到他的前三分钟,他的父亲曹德旺还在絮叨——曹晖在国外读的书,一开始也是在美国工作,他崇尚欧美那种生活方式,是被曹德旺从国外硬召回来了的,他不想接父亲的班,更不想要曹德旺的钱。这其实是曹德旺决定捐出自己所持股份近六成成立慈善基金会的源动力。

  我又想起半年间我参加过的两次内部交流会。一次是去年9月胡润和一些中国富豪关于子女留学问题的交流,一次是今年4月于杭州西湖畔,参加在马云、丁磊等人成立的“江南会所”中举办的一场移民及子女出国交流。两个场合,一种风情,即富人们对于子女教育及未来企业传承无一不感到困惑、压抑。

  真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谁都希望自家的企业能永续经营,可要顺风顺水,就像解出了哥德巴赫猜想一样难。内地家族企业与香港比,距离相差一大截。而中国家族企业与日本比,同样相形见绌。不过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横亘面前也是事实——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内讧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就算子孙因意见分歧而自立门户,他们和本身家族间的关系,可能依然深厚紧密。

  家族企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普遍的一种企业形态。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几年前的一份报告称,世界上八成左右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带有家族企业的影子。而荷兰银行搞过另一份统计说,亚洲的家族企业,只有三成能传到二代,能传到三代的,只占到一成!

  换句话说,“富不过三代”的几率是90%,更何况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本来就比较短。

  与其坐等经济周期低潮的过去,不如来次全身大体检。金融危机应当成为家族企业自我审视的一次契机。哪怕董事会向上家族化、向下经理人化的家族企业对危机的抵御能力可能更强一些——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族传承可能始终是中国企业的一大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