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少有盖茨式夫妇——新书《荷尔蒙经济学》前言

《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

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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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第一,他们是同龄人,均于1955年出生; 第二,他们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比尔·盖茨凭借微软曾长期“霸占”着“世界首富”之宝座,而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第三,他们都在不到60岁的时候退休了。

你瞧,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给忽略了,那就是——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来中国访问时,杨澜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

比尔·盖茨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两者都不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才是!”

盖茨不是在哄妻子梅琳达开心,这是真情流露,内心的声音。

对于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的结婚是他完成性格嬗变过程中的润滑剂。他创业的前十年,性格狂躁甚至有些暴戾,对创业伙伴的不仁不义,在对自己的亲人上亦如是——不接受自己的私生女,甚至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为幌子,和前女友划清界限。这种作法令人发指;而乔布斯也遭到了“报应”,被驱逐出了苹果公司。1991年,即乔布斯二次创业六年后,也是他重回苹果公司的六年前,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他终于明白,亲人是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家庭才是最朴实无华的心灵栖息地。

“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的力量显然不妥,但是可以说,从女性荷尔蒙中的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盖茨夫妇很早就常常出双入对,而一向“金屋藏娇”的乔布斯在几年前的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上,破天荒地把太太给带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巨富、全球知名的企业家了,我们推开他的家门,“惊讶”地发现拥有一位“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恰恰相反,他们和普罗大众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或者退一步来说,他们是生物族群中普通的一分子,雌雄之间的感应与吸引、帮助与促进是应有之义。

对中国企业家们更是如此。

(二)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甚至身边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文化”原本就举足轻重。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

当这些商人经过30年或20年,在中国商业舞台皆具有一席之地,成为明星企业家或经理人时,如果我们仅仅从商业本身去追溯其成功基因,而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家文化”,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断裂”。

刘永好兄弟当年从卖鹌鹑蛋开始创业时,妻子李巍的能力在他之上,如果把其家族企业成立时,夫人们被“劝退回家”理解为中国文化中男耕女织之传统观念使然的话,当李巍后来按捺不住自己创业的冲动,并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时,她这种脾性会让刘永好内心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刘永好的脾性,从而使得他在新希望的永续经营和金融投资上有条不紊,且不时以退为进?

再如,“学历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唐骏被人们重新认识——尽管他的能力甚佳,但其实从日本留学到美国创业,再到进入微软,不久后回到中国,直至加盟盛大,最后又转战新华都,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快,然而他习惯性把这些转身渲染的很是华丽。那么,他的这一自恋般的性格之源泉来自哪里呢?或与自小出身贫寒、时有自卑有关,但想一想,他的妻子孙春蓝也是很出众,且每一次都会给唐骏一些忠告,为什么唐骏无一听得进去呢?与他们结婚20年,但因“错位”分居两地就超过10年的情形有无关联呢?

听起来有些八卦?其实,刚开始酝酿《荷尔蒙经济学》这一选题时,我是这样定位的:虽然我在本书中会写到许多富豪夫妻之间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是独家披露,但我的初衷绝非仅仅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我想做的,是从女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诞生、生长和兴衰的生态当中的那些个规律——特别是足以颠覆我们先前观念与逻辑的规律。
(三)

我曾对 “婚姻经济学”这一概念有点厌恶,因为经济学上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即假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们怎能以如此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呢?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觉得“爱情至上”。直到后来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Cary Becker)《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开始改变看法。

贝克尔的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家庭经济学》或者《婚姻经济学》,他把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市场关系,运用经济学工具,对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等行为一一做出分析和解释。

他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而婚姻的本义,也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他同时还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家庭中男女分工、对孩子的不同需求甚至一夫多妻等话题。

我在2006年读完贝克尔这本书后就成了“贝粉”。老贝是个“大嘴巴”,在美国惹的争议不少。他放言“对石油企业征暴利税是愚蠢之举”,还曾说“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后又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言外之意是娶职业女性要当心!

但我喜欢贝克尔的特立独行,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分析方法,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无从反驳,甚至被他说服。当然,加速我认同贝克尔“婚姻经济家”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起来。我周围许多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和表情、模式与路线,几乎完全像贝克尔在《家庭论》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应该佩服老贝的“先见之明”,还是感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和变异的一些情愫。

现在我发现,5年来我那些结婚的朋友们,个个都成为了理财专家,而离婚的朋友们当中,有几个转行做了企业兼并和重组顾问的工作。
(四)

这几年我在《南方周末》任职,专注于财富现象研究和企业家报道。2009年打算写《荷尔蒙经济学》一书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采访中,面对眼前的企业家,我总会不失时机、不失礼貌地问一些关于其婚姻的问题:妻子的角色、性格,两个的相处之道,子女的教育方法等。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可以阳奉阴违,但在夫妻关系上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他的家庭破碎了,或遭遇过婚姻变故,同样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采访张茵时,她以强调与现任丈夫刘名中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黄金搭档”,来回答我对她第一次婚姻的好奇;采访曹德旺时,他直言因为感情出轨而觉得对妻子陈风英有所歉疚,于是一度将福耀玻璃的法人代表改为妻子;采访李东生时,他与现任妻子魏雪的恩爱就在眼前。。。。。。

当然,并不是每位企业家都愿意“打开窗户说亮话”,同样,并非我感兴趣的每个样本我都能采访到。所以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外围的采访,企业家的朋友、同学、下属,或是其妻子或丈夫的朋友等,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旅程”——是非常有趣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外围的朋友们,等于与我一道,在做企业家与其内人的样本研究:史玉柱为什么会与董春兰离婚?尹明善夫人外交有着怎样的故事?吴亚军为什么让蔡奎辞去龙湖地产副董事长一职?潘石屹与张欣的婚姻两度几近破裂分别事出何因?李兆会到底是如何认识车晓的?

当样本积累的越来越多时(本书的样本共100对夫妇,见本书末的附表),我发现或许可以东施效颦一把,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做些分析了。

举两个不尽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位商人在事业小有所成后才考虑婚嫁,那么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大方的买家会影响“市场价格”,当然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找到最好的“产品”。

一位商人在多元化过程中投资兴建了一所民办高校,从此学校里有姿色的女学生就成为了这位商人和朋友们紧盯的猎物,那么,如果女学生们乐意,他的朋友们便是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者,因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

显然,与贝克尔不同的是,我采集这些的婚姻样本全是富人样本,而且是中国富人,所以它从一开始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的味道,同时在读者看来更具“功利”色彩。

(五)

根据企业家的不同类型,我把这些样本分为了七大类、明星企业家及妻子、特立独行的夫妇、青年才俊与佳丽、职业经理人与夫人、“女主外、男主内”型、危局时的夫妻档,以及离婚与再婚者们,然后我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

这七类样本,分别对应了七条经济学原理,它们构成了“荷尔蒙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1、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字命名,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这是摆在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严肃命题。有人不断尝试新生活,有的则善于修补旧时情。

 

2、风险偏好理论

 

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主动追求风险,收益率虽然时高时低,但认为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风险回避者在预期收益率相同时,喜欢低风险的资产,而对于具有同样风险的资产,则偏爱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中立者既不回避风险,也不主动追求,他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不管风险大小如何。

 

在承担不确定的风险时,风险偏好不同的特立独行者们,划出的曲线大相径庭——企业管理,婚姻经营亦如是。

 

 3、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4、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5、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从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角度来说,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6、蝴蝶效应

 

蝴蝶在热带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异邦的一场飓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和“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患难使商业上的魑魅魍魉一一显形,也使夫妻间的真情得以最有力的表达。入牢狱是灾难,但它在你心里种下一只蝴蝶。

 

 7、囚徒困境

 

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虽然彼此合作双双合作(说谎)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被分开和信息不明的情形下,他们往往彼此出卖,只选择自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法。

 

入围城,当囚徒,多少中国商人在婚姻舞台上百感交集。有多少婚姻从开始就是错误,又有多少婚姻原本可以挽回?


(六)

在日本企业里面,如果一个男人处理不好家庭问题的话,基本上难有升迁的机会。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对这一点就看重,他认为,“小家”搞不好的人,很难搞好“大家”。

在美国,十多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的社会学家在调研了1300多位富豪后,写成了名为《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他的研究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的人从没有离过婚,而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的,第二次婚姻也平均维持了十年以上。

对于本书研究过程中的100对中国样本,婚姻和事业正相关自然也是成立的。但是离过婚,或有私生子,或婚姻名存实亡的,占到了40%的比例。结过两次到三次婚的人亦大有人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来,如我在第一章写到的近“企业家婚姻三段论”一样,中国始终处在一个社会剧变期,每一次的社会运动,都会引起人们婚恋观的变化。二来,中国人虽然注重“家文化”,但是财富的骤增,使得整个社会在冲破传统伦理上越来越大胆,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但不要就此认为《荷尔蒙经济学》是中国企业家婚姻的“大败局”,毕竟我的样本数量有限,更多能够同时将婚姻和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规模并不够大——“小即是美”的中小企业被我们忽略了;另一方面,中国政经形势混沌和民间仇富现象的愈演愈烈,使得那些能够原本有着阳光化意愿的知名企业家们打消了主意,又将另一半给“藏”了起来。

更多的原因和花絮不能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探讨中国商人群体如何令事业和婚姻相得益彰的作品,一部回答为什么中国少有比尔·盖茨式夫妇的案例集,沏上一杯茶,且慢慢读,慢慢批评。

 

《荷尔蒙经济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