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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企业家,但自称本职工作是丈夫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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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至少360天回家吃晚饭”

我不时会想起那年的圣诞节午餐,S,坐在我对面的企业家,还没吃几口就已经汗流浃背。屋里有暖气,但也不至于此。他说自己的身体不太好。我们随后聊他的企业(刚刚上市),但他却有些心不在焉。

我们开始聊生活。这其实很有意思。研究企业家,财报上的数字是冰冷的,但人是有热度的,且每一件琐事折射的是从决策者到参与者的气质和性格。面对生活,谈及妻儿,再江湖的商人都会露出真性情,区别只是显露程度的多寡。

S彼时40出头,却是第一次当超级奶爸,孩子不到一岁。原来,他结婚十多年,太太意外流产过一次之后,就一直怀不上。于是,他们开始了求医之旅,从省里的医院到全国的知名医院,跑了无数趟,吃了许多苦。好在结局是圆满的,他们如愿以偿。

也就是说,十年间,外界看到的是一家公司的成长和如今的登陆资本市场,而于这位掌舵者来说,他的“主业”其实是求子。这便解释了为何谈到企业经营时他的有点心不在焉。

“过去五年里,我每年不在家里吃晚饭的次数不超过5天。”他说。这是那天我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句话。这怎么可能呢?但他的下属告诉我这是事实。

婚姻、家庭和事业之间到底能不能取得平衡?十个人中可能有八个说不可能,但S是个例外。在商业上,他没有太大野心,或许正是这种心境让他的企业发展的还算不错。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企业做大了,命运就不是自己所能真正掌握的,但家人永远也必须是自己的。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和S有着类似心境的,是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段永平。15年前,和现在的太太兼校友刘昕几乎一见钟情,因后者在美国摄影界发展,他选择跟着去,要知道他创办的“步步高”当时在国内正如日中天。他初到美国,无所事事,索性干起股票投资,一样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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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引用《一个人的朝圣》中的一句话称:“走到最后,你终于成为了.你本该成为的那个人。”)

提起段永平,有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抄底GE(通用电气)股票,单笔盈利超过1亿美金;有人会提起他在掷62万元美金拍下与巴菲特共进晚餐的机会;有人会想起他分别向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000万美金的“壮举”……

你看,这些都和钱有关。而段永平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平常之人,随遇而安,随性行事。他同样没什么野心,但却成为许多人觉得不可企及的明星;他“因妻之名”,放下了中国一角,却收获了整个世界。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还记得《本杰明·巴顿奇事》的一句经典台词吗:“一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对于我来说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老段和太太在国内注册了心平公益基金会,“心平”是他们夫妻俩名字尾字的谐音。而加上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的名字,组合起来是“开心平安”。他们是外界眼中功成名就的国际范儿,但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践行者。《老子》写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带家人度假,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把段永平的案例,写进了我第三本书《荷尔蒙经济学》一书中。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方周末做财经记者与编辑。为什么一直以来关注中国企业家创富、资本运作和管理的我,突然之间写了一本研究他们“后院”的书?原因是我接触的中国富豪越多,越觉得他们大都很悲壮。在政商关系上的纠结不言自喻,在事业和家庭上的失衡比比皆是,他们平均的幸福指数并不比普通人高。

与这些人打交道,并没有让我在财经界越走越远,而是相反。不管是什么人,在纷扰的世界里,一个共同命题是——如何努力做好一个普通人,真实、敢爱敢恨,不造作、不装逼、走自己的路、爱自己的家人并为家人所爱。三年前我做了父亲,这种感受更深。要寻找这一命题的答案,儿童教育是个好的切口,于是我选择转行,在2013年创业,创办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MBA的含义是Make the Big Awake,我们希望能够嫁接和融合国际教育理念,并通过儿童实地的角色体验和思维训练,提高中国孩子的公民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孩子的改变很多时候更能影响大人。

说到当年的财经创作,想起6年前和“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合作出版《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后,一些人和我聊起胡润,大体有两种声音。一种人说,胡润混的好像不怎么样啊,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靠这份榜单早就赚翻天了;另一种声音是,能不能让他把某个子榜单外包给我,放心,我每年交一笔可观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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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的普通话说的很流利,而且风趣、幽默,是位十足的中国通。)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做商业,一定要很有钱,超级有钱,才叫成功;一定要不断突破,并找到一剑封喉的商业模式,才叫创新。但在胡润的英式思维里,他给自己的角色有二,一是他名片上印的“首席调研员”,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从研究中国的一个阶层看中国社会变迁;二是,他是他太太的丈夫,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家庭是第一位的,如果所谓的事业绑架了自己,那便是失败。他告诉我他每年都会多次带家人去度假,“这比什么都重要。”

“未来公民”,未来镜鉴

最近和国际知名的社会企业MeToWe中国区总裁张婕老师聊天,提到新浪董事长兼CEO曹国伟。外界看来,他先是位顶级的职业经理人,新浪MBO(管理层收购)后,他的角色变为企业家,并依靠新浪微博,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标杆人物之一。最近新浪微博谋划上市,他再次成为话题人物。但在曹国伟自己来说,他最庆幸的是自己有一位贤内助,最骄傲的则是自己有一名成熟大气、颇具公民意识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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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伟女儿在肯尼亚,一位90后姑娘的“寻找自我”之旅。)

曹国伟女儿还是美国菲利普斯安多福高中生的时候,就是多个公益组织中的一员。旅行和公益组合起来才叫酷,就位90后小姑娘,干练、有主见,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从此乐在其中。2013年她参加MeToWe青少年国际志愿者肯尼亚项目,到非洲卷起袖子、搬砖木,和马赛族人一起亲手建造校舍,被晒得黝黑,但觉得内心丰盈——因为对非洲的认识,从贫穷和救助这种概念性的词汇,变成真切的感受以及一砖一瓦的行动。她现在已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提前录取。

没错,不管是S、段永平、胡润还是曹国伟,他们都算是商界成功人士。但他们最值得被称赞和学习的,其实是被忽视的另一面,那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们用质朴的情感选择生活的路径,然后向事业输送养分和能量。这何尝不是一种“投资”。孩子亦是我们的老师,不是吗?段永平从孩子身上学到了“童真2.0”,而曹国伟正在从女儿的世界公民意识和实践中,玩味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3.0”。

黄宏生与时间赛跑

东方愚  For 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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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将上市公司“一拆三”,创维自2013年伊始,就成为家电行业关注的焦点。在创维的整个业务版图中,彩电所占的比重超过8成,紧接着便是数字机顶盒和液晶器件。年初的时候创维即发布公告称,两块业务将分别在A股和H股上市,方式分别为收购一间A股上市公司和在港IPO(首次公开募股)。

57岁的创维幕后掌门黄宏生从监狱里出来已经四年了。他为什么要现在分拆上市?从商业的角度考虑,分拆能够明晰各业务板块的责权利,避免厚此薄彼,而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融资平台,也更利于未来发展;另外,创维人如今像和尚念经一样天天唠叨着“2015年500亿,2020年1000亿”的营收目标——黄宏生回母校时被问到自己的“中国梦”时甚至也是谈的这个——分拆上市无疑能够起到强心剂的效果。

其实另外两个“迫不得已”的因素更值得一提。一是2015年后国内的有线机顶盒将消失,互联网革命让硬件选择推出舞台或是变身软件服务商,要知道创维机顶盒业务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是22%,必须尽快谋变。二是黄宏生在狱中就提出来要分拆手机业务上市,目的是为了激励中高层,通过打造一个或多个内部创业平台来提振士气。当然创维手机业务越做越差,后来干脆卖掉了。但黄老板的承诺大家都听到了。当年分拆事大,得等他老人家出狱后通盘运筹,大伙儿几乎望穿秋水,终于,创维靓丽的2012财报出来了,总营收378亿港元,增长34%,机顶盒和液晶器件业务增幅分别超过30%和18%。时机成熟了!

十年练一剑。创维是第一家老板出事但企业运营平稳的中国大型上市公司。2004年黄宏生被捕时,离创维发生“陆强华事件”(总经理陆强华带领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及片区经理共逾百人集体离开)才4年时间,尽管黄宏生因此逐渐意识到自己专断、傲慢的性格,并于2002年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管理层及骨干员工,但彼时并没多少人——甚至包括黄宏生、林卫平夫妻自己——对创维的未来有信心。可“奇迹”还是发生了。

若说“黄宏生应该感谢牢狱之灾”可能有些损,但假设黄宏生没有被捕,而一直任董事局主席至今,很难说创维的成绩单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要优异多少。一个有着超强控制欲且高高在上的人,即使意识到了自己的性格缺陷,你希望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成功控制自己的控制欲,可能只能有两种办法,一是让他的夫人或情人制服他,二是把他关到笼子里,一般而言,后一种办法比前一种更奏效。

黄宏生是个幸运儿。如果完全说成“时势造英雄”并不贴切,但铁窗生涯确让他以比较高的效率完成了自我革命。

最有意思的是按照香港法律,黄宏生出狱后并不能够马上重掌创维帅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专断脾性的“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他已经能而且也只能像《缔造苹果神话》一书作者杰弗里•扬描述当年经历了风浪后的乔布斯一样“不再是一位站在河边根据自己的命令改变河流流向的‘统治者’,是一艘顺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长,他引领着这条船的前行,他的身后是喊着号子拼命加油的船员”。

不能回创维当董事,却能到南京做金龙客车的董事长。黄宏生出狱后还布局新能源客车,并很快有了实际行动;那么,如果创维公司能够一年内完成“一拆三”,加上2014南京青奥会将给新能源客车的契机,外加黄宏生以私人名义投资的地产业,一个架构清晰、多维立体的黄氏帝国已现雏形。

但他绝非高枕无忧。2013年8月6日,创维机顶盒业务借壳上市的事情终于有了实质进展。不过尴尬的是,一周后,创维宣布推迟液晶器件在港上市计划。原因无非是市场低迷,投资机构对这一行业态度谨慎且不看好这个时候融资。也就是说,“一拆三”暂时变为“一拆二”。而即使现在如火如荼的机顶盒业务,除了要和政策及时间赛跑外,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看到的创维不管如何重组,却依然是一个硬件公司。现在面对乐视、小米等互联网公司推出的“盒子”产品,尽管创维也曾推出“酷开TV”以迎合“云时代”的潮流,但无论是在资本投入、合作方式以及商业模式上,它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再大气的电视、再清晰的屏幕,如果没有好的内容支撑,被抛弃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这又得回到黄宏生个人经历上。对于出生于1950年代、经历过文革的那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对实业的感情非常深厚——充其量加上房地产业。就算麾下高手如云,但如果舵手拥抱互联网的意愿并不强烈,你也会干着急没办法,因为于舵手而言,那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全新世界。从创维作为一个“后来者”杀入白电业就可见一斑:“黑白配”可以理解为产业布局,但选择2010年这个时刻,更多的可能是看到了白电的高利润率可以为创维的“千亿大计”贡献能量。这是不是一种盲目的多元化?莫衷一是。但显然创维人以及黄宏生现在需要经常自问一句俗不可耐的谚语:不要走得太快而忘了为何而出发。

冯仑为何爱讲荤段子

文/东方愚    For i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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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马云和柳传志陷入那么大的舆论漩涡”,冯仑坐在沙发上侧了一下身子说,“像老柳说的‘不谈政治’,多大点事啊。”

这是2013年7月26日凌晨0:20。在西安出差的冯仑饭局结束回到酒店,接待了几拨来访的客人后,丝毫没有倦意。在我坐下来跟他聊之前,他刚给下属们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堂课,期间毫不例外地用到荤段子。

没错,任何严肃命题到老冯嘴中,都能变得形象生动。他喜欢用饮食男女那点事,来解构周遭的一切,尤其是政商关系:“万通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 “政治家闹洞房,企业家打呼噜。有时在洞房里的动静太大,我们会提醒他们小声点,他绝对没有想过进到洞房”“企业家和政治家应该只是精神恋爱”……

又如冯仑在陈可辛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原本是没台词的,但他主动要求加上一句,慨叹中国商人不易:“在外头混其实是‘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这句话老冯之前其实常讲,分别指的是服务至上、没人疼爱、响应号召。

冯仑最爱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玉墨这一角色,被人欺负过、误会过,但形象从灰暗到伟大。

冯仑为什么爱讲荤段子?这个问题跟“中国导演为何爱拍古装戏”属于同一种范畴。《中国企业家》杂志去年采访于1993年最早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企业家中的几位,问其生存智慧,“讲政治”是异口同声的回答。讲政治是企业家的第一要务,就像拍戏是导演的第一职责,关键问题在于怎么个讲法和拍法。

冯仑用看似庸俗的方式来阐明态度、表达愤懑。有时你可能会觉得他打的比方有些过,但他自己清晰边界在哪里。他是老江湖,他懂得边界,不会轻易得罪人,深谙如何做到八面玲珑却又彰显个性。

不过说起来也挺可悲的,二十年前中国商人成为政协委员被视为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在此前不久,刘永好兄弟还曾试探政府:如果“上面”有需要,我可以把企业所有权交给国家,自己只保留经营权,结果令人“兴奋”,他们后来成为了中国首富。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另一位“中国首富”、三一集团创始人梁稳根却仍然在说:如果共产党需要三一,我很高兴把它交出去,“我的生命都是党的,何况厂子”。

与其说梁稳根对执政党的感情有多深厚,不如说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对“安全感”一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时代人人缺乏安全感。不过有人理解的安全感是私有财产权,而有人视人身安全为头等大事,这至少是种次优选择,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帕累托最优”。

可是,拱手献出自己的企业你就一定安全甚至换取到信任吗?荣毅仁式的传奇是不可能被复制的。当然举荣氏家族的例子也不是太妥当。

冯仑对梁稳根的姿态颇有微词,但却表示理解,“在中国,政治主导很多事,连床上事都要主导,能指望它不主导商业吗?”他的这句话中透着无奈。和许多别的企业家的一样,他能做的,就是通过结构设置及海外投资等一些安排,来规避风险,防患于未然。

就好比戏里的周星驰是喜剧大王,而戏外的星爷其实很刻板一样,许多企业家的真实形象和心态远与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王石身上的标签是洒脱、挑战极限,其实他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而且一直有着成为政治家的梦想,只是屡败屡战、心灰意冷。因为无奈而洒脱,和与生俱来性格上的洒脱,是完全不同的。

冯仑亦然。他爱讲荤段子也是近些年的事。他对政治也曾热衷过,他其实想过成为在卧室“闹洞房”的人,而不只是在客厅“打呼噜”的人。况且,他根本睡不着,谈何打呼噜?就算打呼噜,也是假寐而为。他的耳朵通宵竖着,去仔细聆听、分辨洞房声音中暗藏和不经意泄露的各种契机。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若无其事,讲着别人的荤段子。娱乐了大众,又博得了洞房中人一笑。

如果把过去二十年一分为二,我们会发现2003年至今的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最为纠结的十年。2003年孙大午事件的焦点是私有产权,2008年黄光裕事件的关键词是政商结盟,2009年杜双华事件则是国进民退潮的一个缩影,2013年马云和柳传志的两起风波则缘起“谈不谈和怎样谈政治” ……这些代表性事件加总起来,是关于企业家在财产保护、政商关系、产业竞争、民众期望等诸多方面都走向迷失或迷惘的一幅画卷。

于是许多人缅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野蛮生长。“你看现在北京CBD一半是当年海南的皮包公司盖起来的。”冯仑在一次谈话节目中这样说。潘石屹听了做娇嗔状,可谓得了便宜还卖乖。可是如果时间在九十年代停留,虽然野蛮人也会有创新,但生长成什么样就很难讲。该爆发的问题总会爆发,越延后其破坏性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企业家们今天的焦虑和迷惘其实是正常的。改革开放35年,从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一样整个信任与信仰匮乏、危机和戾气弥漫。我挺赞同经济学家许小年的一句话。他说,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三年子系统组成,但现在的情形是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是旧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则是一直以来从传媒到大众甚至到企业家,都没有把企业家群体当成“普通意义上的人类”来看待。没错,企业家是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绝非超级能量体。在政治和多元的社会思潮面前,每个人都是平常人。

冯仑的荤段子用戏谑的手法把企业家视为平常之人、庸俗之人,这原本是他自己的一种生存技巧,现在许多企业家感同身受,正引发涟漪效应。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老冯是个活雷锋。

此时此刻,我们看见的是中国企业家正集体变得谨慎,甚至玩起躲猫猫,看不见的是他们可能发生新一轮的蜕变——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蜕变。若乐观一点,则可说这是企业家精神重塑的一次机会,但若悲观而言,更多的“弃业家”则可能涌现。

 

走出牢狱的企业家们究竟有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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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东方愚     For 南方人物周刊

 

企业家 原企业 出狱时间
兰世立 东星 2013
顾雏军 格林柯尔 2012
李途纯 太子奶 2012
张海 健力宝 2011
黄宏生 创维 2010
唐万新 德隆 2009
陈九霖 中航油(新加坡) 2009

龚家龙

天发 2008
戴国芳 铁本 2008
赵新先 三九 2007
阚治东 南方证券 2006
胡志标 爱多 2006
郑俊怀 伊利 2008
管金生 万国证券 2003
吴胜明 个体户 2003
乔赢 红高粱 2003
孙大午 大午 2003

禇时健

红塔 2002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曾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已于2013年8月7日出狱。兰世立3年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他在服刑期间喊冤称“不能把民企当成猪一样杀肥了就杀掉”,甚至从狱中传出一封 “绝笔信”。

粗略数下最近十多年入狱又出狱的企业家或经理人,知名的就有十八位。其中最近两三年出来的,除兰世立之外,还有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等人,早些年出来的则有禇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等人。

铁窗富豪出狱后的行踪分别是怎样的?十年间,他们的罪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牢狱之灾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改变?

 

体制内外有别,重操旧业者多

十八人当中,有五人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企业家,而只能说是国企经理人。他们分别是红塔集团前董事长禇时健、万国证券前总裁管金生、南方证券前总裁阚治东、三九集团前董事长赵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总裁陈九霖。

管金生选择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他最近也是罕见的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2013年7月18日一场讲述万国证券历史之新书的发布会上。管金生见到多位其万国旧部时笑容可掬。

与管金生不同,阚治东选择重返资本江湖,玩转股权投资,一边是挑选华锐风电这种超级项目,一边与各省市地方政府结盟。他的个人品牌同样还在,加上熟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官员们喜欢,国内外各种机构信任,可谓一拍即合。

陈九霖出狱后做过拟上市公司的财经顾问,也玩过股权投资,后来成为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众多副总经理中的一位。但他现在更喜欢讲段子、做“微博红人”、“创业导师”;不久前说有一位“大老板”,请他“搞一个30亿美元能源基金”,不过要等牟其中出狱后一起搞。

赵新先选择回归医药业,加盟南京小营药业集团。这家企业的前身是隶属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家药厂;赵新先是军人出身,三九集团前身也是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家药厂。

也就是说,五位国企经理人中的四位,出狱后或是不同程度地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而唯有禇时健这位出狱时已经74岁的老人,选择远离喧嚣,种起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剩下的十三位民营企业家,他们出狱后的想法大多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孙大午走向企业幕后,甚至爱上了考古;连一向张扬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刻意保持低调,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办法做到独善其身,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但他们应当尽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离,或是绕道而行。对于蹲过监狱的商人而言,他们尤其明白这一点。

天发石油创始人龚家龙曾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现在他仍对资源行业情有独钟,不过战场不再是国内,而是海外。他联合其它资本买下加拿大一油气公司,并兴致勃勃描述他未来的资源王国“有石油,有钾矿,也有铀矿,甚至还有玉石。”

和龚家龙一样重操旧业者的出狱富豪占到多数。当年赫赫有名的铁本钢铁创始人戴国芳于三年前创办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

如果说在资源行业东山再起难免再在政商关系上遭遇牵绊的话,像红高粱快餐创始人乔赢等一样回到充分竞争行业者,如果在商业技能上避开政策雷区,或许真的能够做到“在商言高”。

如果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

黄宏生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推动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拟将一家上市公司拆为三家),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测良久的创维机顶盒业务分拆上市方案出炉。

 

控制不住的咆哮,适可而止的讨伐

相比前些年出狱者的低调,最近两年出狱的几位都可以称之为“咆哮哥”。兰世立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称地方政治玩弄东星航空于股掌之间;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出狱后更是戴上自制“草民无罪”的高帽召开新闻发布会,举报包括前证监会副主席在内的四名高官;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副市长……

他们为什么咆哮?皆因政商关系恶化是其落马的助推器。这与他们是否清白无关,而是说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至少入狱时间不会那么早,或者在牢的呆的时候不会那么长。

什么样的土壤孵化什么样的种子,“企业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纵观十八位企业家入狱时大体所处的三个不同阶段,是了解时代和牢狱如何改变他们、出狱后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另一个视角。

第一个阶段是十年前,有别于1980年代个体户吴胜明因为“投地倒把”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03年出狱),经过1990年代的野蛮生长后,由于摸不准法律法规的边界而入狱成为“潮流”。

孙大午和乔赢属于那一波,二人的罪名皆为“非法集资”。孙大午事件当年引发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狂飙猛进,证券市场也是一路高歌。民间商人与地方政府都看到“大产业梦”并不遥远。一些商人的理念是“产值与利润压倒一切”,有人则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大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人治成份浓烈,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均衡,“多输”于是成为家常便饭。

戴国芳和唐万新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输家;但输家绝不仅仅只是他们。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表面上风淡云轻,实际上却可能是受伤最重的。因为在屏蔽外界冲击力的过程中,行政部门之“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长。当越来越饥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与产业资本来到 面前,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在都视其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与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则一旦交恶,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纯和兰世立则是在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纯除了举报地方官员外,现在还指证花旗银行在办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过程中存在欺诈、造假和行贿;而压倒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众所周知——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GECAS)。

但如果说“咆哮哥”们生不逢时却又是不妥当的。拿兰世立来说,抛开他的激进之外,其性格缺陷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四年前兰世立刚刚出事时,我到武汉调研时,听一位知情的朋友转述湖北省当年一位主要领导对兰世立的一句规劝:“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了。”

更重要的是,民间对政治家们的抱怨声和质疑声越来越强烈。与十年前相比,民众更懂得表达情绪和诉求的必要性。而在堵与疏的选项前,官员们总是习惯性喜欢前者。他们人为地选择站在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后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经济起伏似乎十年一个轮回,而中国法治市场的建设似乎也是十年一轮回。十年前前坊间谈的是孙大午案。十年后谈的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吴英差点被砍头,曾成杰已经被秘密执行死刑。

显然,咆哮是咆哮哥们的权利。但相比吴英和曾成杰,他们又是幸运儿。不过,聪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种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涂者天真地以为声势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业家入狱现象不会消停。虽不至如惊弓之鸟,但防患于未然然、萌生退意,成为“弃业家”或转移资产到海外者正络绎不绝。那些继续奋战、曾经激昂,以及有过牢狱经历的企业家们,如果用一句话说其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更懂得什么叫“讲政治”,也真切体会到了冯仑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那句描述中国商人应有姿态的台词“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之意境。

王传福的“回头草”和王雪红的“直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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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东方愚

王传福和王雪红分别是比亚迪和宏达电(HTC)的老板,他们分别做过中国大陆首富和台湾首富,都是首屈一指的华人企业领袖。可是,“二王”最近几年都非常纠结,尤其现在。

王传福靠做电池制造和做代工起家,后来却成为“汽车大亨”,并被世界首富巴菲特“看上”,比亚迪一时风光无限,股价扶摇直上。但是冲了几年后冲不动了——2009年比亚迪的净利润是近38亿元,2010年是25亿元,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直线下滑到不足14亿元。问题出在哪里?王传福自己的反省是:扩大太快,品质欠缺,一味追求渠道的数量,而忽略了渠道的质量,“我们在做汽车之前给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做代工,只要拿到订单,就是本事,我们习惯于这种打法,但没有理解品牌的内涵。”他说,反省结果是“优化团队,加强品牌设计,进行一场为期三年的针对性调整。”

“为期三年”应当是2012年到2014年,可是,时间还没过到一半,王传福“变卦”了。他决定重回代工时代:比亚迪开始接三星的单,王雪红的HTC的单,加上老客户华为、诺基亚等,俨然要要成为“另一个鸿海”。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传福亲任这场“新代工运动”的队长,而且在2013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形容自己“抓住了新的的机会”。

新的什么机会?赚钱的机会而已。财报称,2013年上半年比亚迪的净利润估计会同比增长30倍。如此爆棚,2012年的基数低自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比亚迪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代工等IT业务上的突飞猛进。这也将其股价从2012年10月的低谷中拉了出来,不到一年的涨幅已近200%。

好像又可以笑逐颜开了。但这样的一种情形是否可以持续?比亚迪汽车产品的利润率将近18%,而手机部件的利润率最高只有10%多一点。为股东利益计而折返求生,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明智之举,还是一种表面喜庆的无奈败退?诺基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比亚迪喜新不厌旧。但于三星和HTC而言,他们寻找的并非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是为分散风险的阶段性策略。

王雪红这几年的轨迹和王传福是相反的。HTC也是做代工起家的。但后来发力自主品牌,一度在智能手机市场引发“鲶鱼效应”,2011年是她最得意最风光的时候,但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现在陷入最低潮。2013年第一季,HTC的净利润只有一毛钱(新台币),市值相比两年前缩水了九千多亿新台币。同样是在6月份的股东会,王雪红遭到小股东的炮轰,无奈之中现场给大家每个派发一部最新款的旗舰手机。宣布完这个消息后,她嘴角上扬,苦笑了半秒钟。

那么,她应该怎么做?她会怎么做?现在我看到的是,在营销上加大投入,据HTC内部人士称营销费用将增加2.5倍,可谓要下血本;另外是在渠道开拓上做一些调整——苹果一直以来是全球开花,而HTC却患上“偏食病”,产品在欧美市场风生水起的时候,中国大陆市场却温吞到让同行都为之捉急;还有就是高层的调整和管理的加强。这一点倒没什么特别,比亚迪在谷底时也是动荡地厉害。

显然,王雪红没有像王传福一样重回代工(HTC仍有代工业务,但限于接Facebook手机等附加值较高的单),或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来她没有精力——年初的时候要不是比亚迪为她代工,其产品上市会越拖越久;二来,在台湾企业家的观念里,像王传福重回代工的作法,是投机,是短视。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这样说台湾科技企业的转型:“许多台湾大厂近些年一直在努力转型,从单纯的做代工转向做品牌,但他们从科技研发、管理、科学研究各方面都还是代工心态,还存在‘价值半盲文化’,即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处于一知半解。”

没错,从“局外人”施振荣到亲历者王雪红,都把HTC的大俯冲视为自己必须要缴的学费,只是王雪红可能接受不了施振荣对HTC转型效应显现给出的十年时间的预估。但他们都接受不了的是“王传福式”自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即使王雪红不能尽快走出泥潭,但她更受业界尊重。她和王传福面对危机走出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其实是台湾和大陆在商业文化、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一次鲜明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