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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福的“回头草”和王雪红的“直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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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东方愚

王传福和王雪红分别是比亚迪和宏达电(HTC)的老板,他们分别做过中国大陆首富和台湾首富,都是首屈一指的华人企业领袖。可是,“二王”最近几年都非常纠结,尤其现在。

王传福靠做电池制造和做代工起家,后来却成为“汽车大亨”,并被世界首富巴菲特“看上”,比亚迪一时风光无限,股价扶摇直上。但是冲了几年后冲不动了——2009年比亚迪的净利润是近38亿元,2010年是25亿元,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直线下滑到不足14亿元。问题出在哪里?王传福自己的反省是:扩大太快,品质欠缺,一味追求渠道的数量,而忽略了渠道的质量,“我们在做汽车之前给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做代工,只要拿到订单,就是本事,我们习惯于这种打法,但没有理解品牌的内涵。”他说,反省结果是“优化团队,加强品牌设计,进行一场为期三年的针对性调整。”

“为期三年”应当是2012年到2014年,可是,时间还没过到一半,王传福“变卦”了。他决定重回代工时代:比亚迪开始接三星的单,王雪红的HTC的单,加上老客户华为、诺基亚等,俨然要要成为“另一个鸿海”。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传福亲任这场“新代工运动”的队长,而且在2013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形容自己“抓住了新的的机会”。

新的什么机会?赚钱的机会而已。财报称,2013年上半年比亚迪的净利润估计会同比增长30倍。如此爆棚,2012年的基数低自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比亚迪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代工等IT业务上的突飞猛进。这也将其股价从2012年10月的低谷中拉了出来,不到一年的涨幅已近200%。

好像又可以笑逐颜开了。但这样的一种情形是否可以持续?比亚迪汽车产品的利润率将近18%,而手机部件的利润率最高只有10%多一点。为股东利益计而折返求生,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明智之举,还是一种表面喜庆的无奈败退?诺基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比亚迪喜新不厌旧。但于三星和HTC而言,他们寻找的并非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是为分散风险的阶段性策略。

王雪红这几年的轨迹和王传福是相反的。HTC也是做代工起家的。但后来发力自主品牌,一度在智能手机市场引发“鲶鱼效应”,2011年是她最得意最风光的时候,但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现在陷入最低潮。2013年第一季,HTC的净利润只有一毛钱(新台币),市值相比两年前缩水了九千多亿新台币。同样是在6月份的股东会,王雪红遭到小股东的炮轰,无奈之中现场给大家每个派发一部最新款的旗舰手机。宣布完这个消息后,她嘴角上扬,苦笑了半秒钟。

那么,她应该怎么做?她会怎么做?现在我看到的是,在营销上加大投入,据HTC内部人士称营销费用将增加2.5倍,可谓要下血本;另外是在渠道开拓上做一些调整——苹果一直以来是全球开花,而HTC却患上“偏食病”,产品在欧美市场风生水起的时候,中国大陆市场却温吞到让同行都为之捉急;还有就是高层的调整和管理的加强。这一点倒没什么特别,比亚迪在谷底时也是动荡地厉害。

显然,王雪红没有像王传福一样重回代工(HTC仍有代工业务,但限于接Facebook手机等附加值较高的单),或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来她没有精力——年初的时候要不是比亚迪为她代工,其产品上市会越拖越久;二来,在台湾企业家的观念里,像王传福重回代工的作法,是投机,是短视。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这样说台湾科技企业的转型:“许多台湾大厂近些年一直在努力转型,从单纯的做代工转向做品牌,但他们从科技研发、管理、科学研究各方面都还是代工心态,还存在‘价值半盲文化’,即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处于一知半解。”

没错,从“局外人”施振荣到亲历者王雪红,都把HTC的大俯冲视为自己必须要缴的学费,只是王雪红可能接受不了施振荣对HTC转型效应显现给出的十年时间的预估。但他们都接受不了的是“王传福式”自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即使王雪红不能尽快走出泥潭,但她更受业界尊重。她和王传福面对危机走出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其实是台湾和大陆在商业文化、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一次鲜明体现。

雷士吴长江远没娃哈哈宗庆后幸运,施耐德是猛兽而达能越来越衰

文/东方愚

吴长江和宗庆后,分别是中国照明行业龙头企业雷士和食品饮料行业龙头企业娃哈哈的创始人。这两位民营企业家都正在或曾经与外资激情交锋,且对手都是法国企业。两场“战争”中他们路数的异同与命运值得关注。

最近资本市场上一件热闹事,是吴长江突然辞任雷士董事长兼CEO、执行董事等一切职务,从自家企业里“出局”。接任其董事长一职的是软银赛富的阎炎。本应该闷头赚大钱的风投走到前台是很尴尬的事,阎焱哭笑不得,但又很无奈。

还有人也哭笑不得——雷士的外资股东、法国的施耐德。这是一家被业界形容为“极具侵略性”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这些年在中国疯狂地跑马圈地,且毫不讳言自己的战略:收购、再收购。他曾想拿下中国最大低压电器生产商之一的正泰集团被拒,转而将手伸向正泰的同乡兼劲敌德力西。当在产业链上游布局成功,施耐德把下一个目标盯向雷士。

2011年7月,施耐德从软银赛富等雷士的其它股东手里买来9.2%的股份,成为雷士第三大股东。前两大股东分别是软银赛富(持股18.48%)和吴长江(持股18.41%)。

成为第三大股东是其第一役,随后主动出击,迅速在雷士内部进行包括人事、市场等资源上的布局和渗入;它的第二役则是“以静制动”:因为吴长江引入投资的代价是退居第二大股东,但他和软银赛富所持股份相差无几,一定有增持意愿。如果要实现“短平快”的高效率,八成会通过杠杆式交易,但如果失利,吴长江会很被动。但他每退一步,施耐德就等于前进一步。这样的事情没想到果然发生。这便是施耐德现在为什么要“笑”的主要缘由。

吴长江为增持股票“左右开弓”,“左”是和汇丰银行进行期权对赌,“右”是在券商那里开设孖展账户,以小博大。没想到左右都输了。前者赔个3000多万港元就了事,但后者事大——本来通过数十次增持雷士,到2012年5月中旬时吴长江持股比例达19.97%,已经超过软银赛富成为雷士第一大股东了。但5月25日的突然辞职,导致股价大跌,券商强行平仓,吴长江当天甩出近5000万股,持股比例降至18.45%,重回“老二”位置。

那么事情的关键仍然是:什么样的激情交锋导致吴长江辞掉一切职务,并引发股价大跌,使得“走钢丝”赢来的第一大股东位置又在顷刻间拱手让出?最大的一种可能是,施耐德希望从软银赛富手里买更多甚至其所持有全部的雷士股份(两者所持股份总和超过27.5%),以取代其后者大股东之位。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吴长江虽早有预料,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于是决定撂挑子,实施“破坏性开采”战略。

这便到了施耐德收起笑容,转为皱眉甚至想哭的时候了。雷士是一个地道的民企样本,野蛮生长而来,吴长江和他的供应商及经销商们,更像江湖兄弟而不是合作伙伴。他此时“归隐“,势必引起经销商们情绪反弹。更重要的是,雷士的36个经销商运营中心和近3000家专卖店,还没纳入上市公司。要知道在吴氏眼中,渠道才是雷士的命脉和法宝。

2011年12月我在吴长江办公室和他有过一次长聊。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对创业者来说,比启动资金多寡重要的,是人脉资源的强弱“,二是“如果雷士照明被超越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离开了”。

雷士将来会不会被吴长江自己给超越?也就是说他另立门户,最后打造出一个体量更大的“新雷士”。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但是难度要大得多。尽管根据财报,由吴氏家族成员掌控的雷士关联企业2011年通过雷士渠道的销售额占到了其总营收的近两成,但他们皆是租赁的雷士的商标,且到2013年5月就要到期。

而从吴长江离职后发布但随即删除的一条声称“我依然会回来的”的微博来看。他应该暂时并无另创立新品牌的打算,且似乎有信心在“下半场”让自己柳暗花明,重掌雷士帅印。他最近的举措之一是推荐他弟弟任雷士董事。但施耐德不是省油的灯,更激烈的博弈和交锋还在后头。

和吴长江相比,宗庆后当年要幸运的多了。第一,娃哈哈至今都没上市,达能当年不是参股娃哈哈,而只是和其成立了五家合资公司。当然这一点吴长江没有后悔药可吃,雷士在六年前极度缺钱进曾以“地板价”出让过股权给一些自然人融资,后来有软银赛富这样的“大机构”进来已属万幸;后面施耐德进来时,吴长江即使有担心,也只能自己给自己壮胆了。

第二,宗庆后当年可以大打“民族感情”牌,吴长江却不能这么干。资本角力不讲感情,且雷士的体量远无法和娃哈哈相比,吴长江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知名度和身上的标签也远不能比拟宗庆后,两者唯一可相提并论的是,对各自的渠道商之“忠诚”有相当把握。事实上我对宗庆后当年不讲规则、不守合约的招数是反感的,但它确实凑了效,或者说为他最后的获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惹得中国的商务部“高度关注”。他最终如愿以偿,用很少的钱买下达能在合资企业所持的全部股份,从此“永绝后患”。

第三,达能恰巧在中国越来越衰,而施耐德正愈战愈勇。达能这些年在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可谓节节败退,先是和光明乳业“分手”,后与娃哈哈的争斗跑起马拉松,之后又陆续退出分别和蒙牛、汇源果汗和正广和的合资公司。这家前身是玻璃制造企业的巨头企业,现在几乎只能隔着一扇玻璃窗,来看本土势力之疯狂掘金和扩张。软银赛富在这个行业的一桩交易,是两年前从达能手里受让了汇源果汁近23%的股份。

当然,每个企业家和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命数。不宜轻易从吴长江事件中得出诸如“民营企业引入风投或外资需谨慎”之类“警示”,因为很难说当初雷士没有软银赛富那一两个亿的救命钱,今天会更好或更坏。但吴长江确实太过自信了些,当初股权被严重稀释,他信誓旦旦说自己很能为投资机构赚钱,以表明自己举足轻重。当然,吴长江就算未来不能杀个回马枪,他也应该庆幸,自己至少没有像因和投行对赌、发行高额可转债的魏东一样,导致自己一手创办、后在港上市的的福记食品被清盘。说白了,做没做赌徒不重要,怎么个赌法最关键。

(本文刊发于上海证券报「愚者一虑」专栏
 http://news.chinaventure.com.cn/47/20120615/89199.shtml )

 

附:6月19日就雷士照明事件接受第一财经电视连线采访:

两位商界女杰的眼泪

 
文/东方愚   2010-08-20       上海证券报“PK商业堂”专栏

  “我们夫妇俩付出多少心血又有谁知道……在中国做企业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这是陷入“致癌风波”的霸王集团CEO万玉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句话。说这句话时,这位45岁的云南女人痛哭流涕。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第一时间发出“严正声明”并开通微博,还是两天后即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无害抽检证明,至少在行动速度和效率上,霸王集团的表现是出色的;而万玉华丈夫、霸王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启源增持自家股票,也算是在资本市场上的“危机公关”,收效如何暂且不议,至少姿态可圈可点。

  在我接触过的珠三角制造业商人群体当中,陈氏夫妇这次的表现出乎意料。要知道,这个群体一直以来的特征是恶性竞争、特立独行、控制欲强、盲目自信甚至固步自封。

  在霸王去年赴港上市、成为一家公众公司之前,我曾到霸王广州总部采访万玉华。两个小时里,她一口水也顾不上喝,滔滔不绝讲“中药世家”的渊源,谈陈家的祖谱等等,在听到她说创业近20年来虽经历大风大浪,但“心态一直很平和”时,我索性打断她:“你信佛吗?”“我不信佛,我信我自己!”她脱口而出。

  “我信我自己”,这话既道出了一家从夫妻作坊到行业龙头之珠三角企业的源动力,却也将地域商业文化特征折射无遗。一年后的今天,卷入致癌风波中,这对被称为洗发水行业首富的夫妇虽有惊无险,但已有了切肤体会:在中国做企业,自信心的崩塌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万玉华的哭声中便带有这种抱怨。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女人的哭——曾经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与霸王致癌传言最初由香港媒体曝光一样,在香港一家民间组织关于中国内地血汗工厂的名单上,玖龙纸业赫然在列,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由于玖龙的产品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加上张茵一直以来的自信和急性子,她在危机伊始的表现相比现在的万玉华,要拙劣得多——声称香港那家民间组织为“无良组织”暂且不说,还想方设法讨好媒体,结果弄巧成拙。事实上,对玖龙及东莞制造业相对熟悉的朋友和媒体记者知道,玖龙工人当时的待遇和处境,在整个行业或地区至少属中等以上水平。但面对张茵的拙劣应对,人们却更愿意相信“血汗工厂”的说法。张茵觉得很委屈,在广东省总工会一位副主席面前哭了,最后不得不打开玖龙的大门,就像两年后郭台铭向记者们开放参观深圳富士康一样。

  张茵和万玉华,两位女强人的哭声,会对她们自己以及珠三角商业文化形成什么样的冲击?表象的变化是,经历过这么些历练后,他们通常会变得更加开放,不再如以往那般偏执。譬如张茵,在今年“两会”期间主动约了一些媒体人吃饭。起初我以为不过是走走形式,结果席间她基本上是有问必答。当然,她最不愿意提的正是当年的哭泣。

  事实上的变化是,他们积攒了应对外界质疑的丰富经验,内心感觉到进一步将自己“裹起来”的必要性——尽管霸王和玖龙都是公众公司。譬如,在以前,问及张茵关于玖龙在云南的“圈地运动”,或问及万玉华关于霸王在广东罗定(陈启源老家)的“圈地运动”,他们还会说上个四五句,现在则一概三缄其口了。

  “打死我也不上市。”一次,跟张茵的同行、称身家超过50亿元的东莞另一位纸企老板喝酒,至酣畅处时,他说了这么句话。我并不为此感到诧异,因为“藏富”,本来就是东莞的一大特色——2009年GDP将近3800亿元的这一“小城”,迄今为止上市公司数量不过7家。我感到诧异的是,接下来他说的一句:“现在做企业太累,要摆平的关系太多,哪天我可能就把它给卖了。”

  一直以来,珠三角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用工荒等话题为各界所热议,唯一受冷落的,是企业家心态的这种微妙变化。面对越来越棘手的、因诚信渐成社会稀缺物而极易成为靶子被打倒的生态环境,争做“百年老店”更多只是门面口号,而金蝉脱壳则可能是一种次优选择。

  如果有一天,霸王被宝洁或联合利华收购了,国人应该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还好陈启源的两个弟弟在广州均有属于自己的日化企业,陈启源仍能在“隐退”状态下发挥自己的余热。

  “干实业心力交瘁,玩金融事半功倍”的巨大反差,越来越刺激着更多的珠三角制造企业掌门人。这里说的“玩金融”,是指股票、期货等形式的资本游戏。几年后,家族企业面临代际更替高峰,“80后”的企业少帅们更是很难复制他们父辈对实业的热忱。

  有趣的是,东莞首家私人银行——招商银行私人银行今年7月开业后,据说深受当地老板们的青睐;而去年底东莞出台的金融业发展规划则声称,2015年东莞要建成“金融强市”。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高估了两位女强人的眼泪“威力”。但是变化已经开始,而哭泣仍将继续。

(作者系媒体人,财经专栏作者。“商业PK堂”系列专栏:http://www.zhanghua.cn/?cat=12

李锂和吴亚军:渝产首富一走一留的隐喻

就算李锂当年没有从重庆出走,重庆也未必会诞生今日之海普瑞和首富李锂;就算吴亚军当年不是留在重庆,而是选择到别的省市,今天的龙湖地产和女首富吴亚军也一定会诞生。

文/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商业PK堂”专栏    2010年7月2日

最近两个月,我接触到了两位风格均十分低调的两位“首富”级人物(家族)。一位是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她以39亿美元(约270亿元人民币)的身家,成为今年3月《福布斯》发布的“2010全球富豪排行榜”上的中国“女一号”;一位是海普瑞董事长李锂家族,以海普瑞发行价计,其身家就超过420亿元人民币,上市首日更是超过500亿元,一度被冠之以中国新首富的称号。

吴亚军和李锂有不少共同点:都是1964年生人,同属龙——前者出生于重庆合川县(2002年成为重庆合川区),后者出生于四川仁寿县;发家地都在重庆——前者在《中国市容报》做了几年记者后于1994年下海经商,成立重庆佳辰经济文化促进有限公司,后者在成都肉联厂搞了几年研究工作后于1991年辞职下海,进入重庆通达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都爱看历史方面的书,吴亚军今年春节读的是《帝国的崛起与没落》,而李锂偏重于中国历史,对帝国将相一类书爱不释手,甚至深陷其中。

吴亚军和李锂今天分别是地产界和肝素钠行业的枭雄,产业特征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当初从国有单位到自行创业路径的不同。吴亚军要曲折一些,刚创业时是搞装修、卖进口建材的,离入主房地产业还有一定距离。而李锂贼聪明,主营业务就是肝素钠的重庆通达公司,是他还没有从成都肉联厂辞职前一年的1990年,和人合资成立的。

尽管如此,这两人有着本质上的相通之处——均选择了借船出海,此“船”并非原先的国有单位,而是实力更为雄厚的“新船”。吴亚军借船是创业次年(1995年)的事,与一家名叫中建科产业有限公司(下称中建科)的国企合资创建重庆中建科置业有限公司(龙湖地产前身),并将房地产业作为主业(吴亚军的重庆佳辰公司占45%股份),中建科来头不小,它隶属建设部和国家科委,大股东为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再看李锂,他的重庆通达公司的大股东是重庆市建设投资公司,这是家市属国企,董事长吴连帆曾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现为重庆能源投资集团董事长。

1990年代初是中国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一个重要阶段,“借船出海”是一条时髦的路子,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初兴的契机,也是埋下原罪种子的时刻,如虚增注册资本金等深为日后所诟病。有趣的是,中建科和重庆通达均有股东后来在江湖上臭名昭著——中建科股东之一的大鹏证券于2005年破产清算,朝华科技股票至今已停牌3年;重庆通达股东之一的深圳中贸源则是已于2009年被强制注销的一家皮包公司,它曾使上市公司ST磁卡陷入债务泥潭,至今仍未抽身。

1998年同时是吴亚军和李锂的分水岭。对前者来说,其第一个住宅项目——面积超过20万平方米的龙湖花园南苑被评为重庆市“十佳住宅小区”第一位,她在重庆政商两界声名鹊起、如鱼得水的日子开始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锂于这一年撤出重庆,迁至深圳,第一原因是他受不了重庆官员对他的“太多关照”,第二原因是公司股东之一的杨向阳将他介绍至时任深圳市简称高新办主任、现任深圳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的刘应力的屋檐下,后者在土地、税收和银行信贷等方面给李锂开出了许多优惠条件,并承诺他深圳各级政府不会像重庆一样有无没事来“关照”企业,但同时也向李锂开出了一个条件:将重庆通达公司注销。

一家名叫龙湖地产的地产企业从此在重庆崭露头角,而一家名叫海普瑞的高科技医药企业从此与重庆擦肩而过。直到今天,重庆医药产业也很难拿到台面上来,120多家医药工业企业中,但进入全国百强的仅有两家,重庆医药业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最好的排名是第12位,但2009年已跌至第20位。

就算李锂当年没有从重庆出走,重庆也未必会诞生今日之海普瑞和首富李锂,因为“有形之手”伸得太长的市场一定制造不出伟大公司,当然,由深圳市政府、中投证券、美国肝素钠产业变局和高盛共同缔造的148元“天价发行价”的海普瑞是不是一家伟大公司,还有待时间来验证。

但是,就算吴亚军当年不是留在重庆,而是选择到别的省市,今天的龙湖地产和女首富吴亚军也一定会诞生,一来,吴亚军当年借的“船”是部委下属企业,而非重庆市属企业,二来,第一个项目获得盛誉之后、成为重庆地产标杆企业之前的五年间,能受到近20位中央、部委及外省(市)重要官员的视察和问候,此等礼遇是任何一个地方民企所无法想象和企及的。

可谓鲜明的对比。也正是基于此,海普瑞2008年后开始业务出现井喷,但始终没有向重庆伸过触角,当然这也与其为提防上游供应商、去年在成都彭州县与一家四川农业龙业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有关;而龙湖地产将总部搬至北京,吴亚军“出走”(此出走非彼出走)重庆,并有意深耕京津及大长三角地区等举措,丝毫不会导致她在重庆受到隐形的钳制,相反,吴亚军成为女首富的最早预言者其实是重庆市长黄奇帆。

使吴亚军和李锂站在首富队列的重要一环是登陆资本市场。意味深长的是,龙湖地产上市后,吴亚军的丈夫蔡奎,辞去了此前所任的执行董事和副董事长等职务,转而到和吴的一间私人公司做一级土地开发整理、高尔夫等项目;而海普瑞上市后,家族企业的架构没有任何变化,李锂任董事长,妻子李坦任副经总经理,李坦的哥哥单宇任总经理。公司一切业务和交易合同由李坦这位强势贤内助签定生效。我问单宇有无考虑过聘请一个曾在经验丰富的欧美医药行业的经理人来做CEO,一来逐渐“去家族化”,二来“师以长技以制夷”——海普瑞产品99%出口。他说没有。从风险规避意识到拿捏政商关系等层面来说,李锂家族始终逊色于吴亚军家族。

想起来吴亚军和李锂的两个细节。上市前夕,有人问吴,你对现在的人生满意吗?“求仁得仁时就很满意,”吴亚军用了孔子的一句话回答:“反之就不满意。”而海普瑞上市前,偶尔到KTV唱歌,李锂首选歌曲总是《将进酒》,最后一句歌词是“今宵有酒今宵醉,莫再提起那人世间的是非。”他们形似而神不似的“首富路径”,是中国地方民营企业“乌鸡变凤凰”的两处写照,他们的幸运与尴尬,他们的愿景和担心,也都有着鲜明的代表意义和时代印记。

(发表时有删节,链接:  http://paper.cnstock.com/html/2010-07/02/content_30617.htm

永鑫海鑫,别样宿命

文/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商业PK堂”专栏 

  一家于新加坡上市的中国民企,2008年陷入亏损,2009年好不容易扭亏为盈,营收更是增长了210%,但就在年报发布前不久,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杀了。

  这家企业是无锡永鑫集团,在其最近发布的2009年财报中,区别于其他上市公司,增加了醒目的一页——“献给濮德兴(1963-2010)”,同时配有濮的大幅悼念照片。

  濮德兴之死,不禁让我想起来7年前山西民营企业家、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之死。对比这两起事件,不少地方引人思考。

  永鑫集团和海鑫集团,两家企业名字都带有“鑫”字,前者是国内领先的高精度钢带生产商之一,后者则是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同为亿万富豪的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濮德兴曾被评为无锡优秀青年企业家,而李海仓更是在去世前不久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两人离世的时候,也都是47岁。

  濮德兴去世后,之前在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他的女儿入主董事会,被委任为永鑫执行董事。李海仓去世后,他的远在国外的儿子李兆会被紧急召回国内,接任海鑫钢铁董事长一职。巧合的是,濮晓芳和李兆会临危受命时,都是23岁,均曾在或正在澳大利亚留学,所在城市皆为墨尔本。

  李海仓去世前后一年间,有不少民营企业家遭遇非正常死亡,企业界一时间惴惴不安。《中华工商时报》在李海仓去世一周后发表了一篇《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的文章,并援引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彼时刚发布的一份力挺民营企业主的调查报告。之后不久,孙大午“非法集资”风波,将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推向高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3年前后,可以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从上到下对民营企业主地位和原罪话题的一次彻底思考和反思的时段。这绝不仅是因为“十六大”中对民营企业地位的认可及随后李海仓、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等人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的效应,而是当民营经济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终于开始步入舞台中央时,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心理的一次大碰撞,这种碰撞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时至今日,无论是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江苏不锈钢大佬包存林神秘死亡、被称为“广东糖王”的庞贵雄自杀,还是濮德兴这次突遭厄运,均没有再像当年一样引起大PK,相反,“国进民退”风起云涌和愈演愈烈,使得多数人在看到民营企业主生存空间被挤压,或非正常死亡时,虽心有惊诧,但平静之后会认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当然,民企在管理方面的自我体验和反省是不可或缺的。濮德兴在靓丽财报前夕遇刺的另一隐喻是,安全感多寡,与经济起伏并没有直接关联。

  去年5月下旬,坊间盛传海鑫钢铁遭国有钢企洽购,我想探个究竟,于是前往山西采访。一番周折之后,我进入戒备森严的海鑫集团,到李兆会的六叔、海鑫总裁李文杰办公室和他一叙,然后和他的管理团队(主要是家族成员)喝了一顿酒。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李文杰办公桌对面的墙上,那台实时监控大屏幕——所在楼层楼道里发生的一切,尽可掌控,如有情况,可即时撤退。当然进入总裁所在楼层时,像奥运和世博,安检是免不了的。

  海鑫高层各办公室都有这些装置。显然,李氏家族如今对安全事宜非常重视。当然李兆会很少看监控屏,因为他极少回山西——他是和马云、鲁伟鼎一起玩资本的人,尽管马云是“60后”而他是“80后”。李文杰告诉我,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李兆会在资本市场的收益也超过10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后李海仓时代”海鑫的“叔侄配”——弟弟任总裁,儿子任董事长,“后濮德兴时代”的永鑫是“爷爷孙女配”——父亲任董事长兼总裁,23岁的女儿任执行董事而非直接挂帅,看来濮家要比李家谨慎得多。我注意到,永鑫的年报,还就濮永法任董事长兼CEO专门做出了解释,称濮永法曾是永鑫一家子公司的联合发起人,技术老道、经验丰富云云,并强调这一安排“没有把权力集中于任何个人或损害责任制和独立决策”。

  可是,濮永法毕竟是马上要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能像在财报中向股东们的致辞一样,带领永鑫“创造新的高峰”吗?

(文章链接: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10-05/26/content_23374.htm据说民营企业家最近10年,掀起过两次移民潮,一次正是2003年前后,一次便是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