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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让,但不必刻意——《荷尔蒙经济学》之潘石屹与张欣

 

  

2005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我一次到北京,新浪搞了个“第一届新浪博客大赛”,我是商业评论组的获奖者。潘石屹是颁奖嘉宾之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过,与之他在媒体上形象不同的是,面前的潘石屹有些憔悴,其它嘉宾开一些玩笑,他勉强挤出一丝笑来。

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是潘石屹一生中低谷时点之一——他被当年几个创业伙伴起诉的事情刚造一段落,和妻子张欣的感情又出现了危机(据称是有第三者插足),两人走到离婚边缘。他们共同执掌的SOHO中国的高管们,甚至开始权衡一旦潘张二人离婚后自己的去留和出路问题了。

婚姻对潘石屹来说就像一个魔咒,他需要它,但是又为它头疼。如果两人真离了,40岁出头的潘石屹第三次婚姻则宣告失败。

二人后来重归于好。不过,这次危机对他们的震动甚大。此后不久,潘石屹和张欣都皈依了巴哈伊教。巴哈伊教是从伊斯兰教分出来后形成的一个新宗教,在中国被称为“大同教”,后来更名为巴哈伊教。它呼唤教徒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并不排斥物质追求,它同时强调家庭的价值。

与其说SOHO中国的成功归功于精其准定位,不如说得益于潘石屹和张欣之间的相处方式;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多么天衣无缝,而是说他们一直以来寻求相处之道和角色搭配时的磕磕碰碰,常常“无心插柳柳成荫”般推动企业完成了一次次转型和蜕变——尽管有的时候局势看起来甚为不妙。

 

 

两次危机

“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成功,不够重视家庭,别让事业占据你太多的时间,别留给家人太多遗憾。每天的早餐,每天的晚饭,每一个周末都是属于家庭的。”

这是201159日,母亲节,张欣在微博上写下的一段话。

就像人和地产的戴秀丽嫁给英国丈夫后随夫姓,改名为秀丽·好肯一样,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张欣嫁给潘石屹后不久随夫姓,更名为潘张欣。你看SOHO中国的财报上,没有张欣,只有潘张欣。不过为了不拗口,咱们还是叫她张欣吧。

46岁的张欣和大她一岁的潘石屹是中国企业界一对明星夫妻,他们之间的婚姻,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中间,非常富有小说色彩:海归投行女嫁给其貌不扬农村男,闪婚,后者离过两次婚,与前者交往时有女朋友……

1994年,“三十而立”的潘屹刚和第二任妻子离异后不久后与张欣相遇,他们认识两周后即订婚,几个月后结为连理。第二年,他们创办红石实业公司,这是SOHO中国的前身。

1995年到2005年,10年的时间,SOHO中国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标杆企业之一。在2005年初的时候,张欣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年轻领袖”,也是这一年,潘石屹被《财富》(中文版)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之一。

盛名之下有着隐秘忧伤。一次即上述提到的,2005年两人差点离婚的故事。另一次则是1997年,即他们结婚不到三年时,也曾有过一次婚姻濒临破产的经历。

1997年潘张二人创业史上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国企改制正如火如荼进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他们认为中小企业将成为商业社会的主要群体,居住和工作空间混合的产品设计或许大有市场,这便是SOHO概念诞生的发端。

那么,亟需解决的是资金缺口。在这个问题上,张欣和潘石屹发生了重大分歧。投行出身的张欣说,我们可以需求外资巨头基金的支持,盖中国最好的房子,而潘石屹担心代价太大,建议采取一边卖房一边开发的模式。两人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张欣认为潘石屹目光短视,潘石屹则说张欣不了解中国国情。

潘石屹后来与张欣一起到国外转了一圈,接触了新加坡凯德置地集团,和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S)等。最后合作有了眉目,张欣很是开心,不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合作宣告流产。潘石屹大失所望,开始埋怨张欣,称如果采取他起初提出的分批招商的模式,工程早已完成而不是拖拉至今。

冲突越来越严重,“无法调解,我们两个人要分开,”潘石屹后来回忆称,“她(张欣)要回到她熟悉的英国,我开车送她去机场,箱子放在后备箱里,结果我们半路又吵起来了,她要我把车停下,停下后她提着箱子,搭一辆出租车就走了。”

潘石屹并没有追上去。他的脑子有些空白,开车在北京城转圈。他曾想打破“来得快的婚姻、走的也快”的宿命,没想到如今又走到这一步,“当时觉得生活可能又得重新开始了,干脆放一放吧,公司的事还得慢慢推进,我一个人说了算。”

张欣去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而潘石屹随即也给自己放了假,去了一趟日本。回到北京后不久,他接到张欣的电话,两人深聊良久,互相谅解。回到北京后,张欣觉得他们是时候要个孩子了,过一段相夫教子的生活,也算是调和一下一直以来往前冲且要求严苛的风格了。

从这次感情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人鲜明的个性。

潘石屹出生于甘肃天水市的一个村庄,自小贫寒,从底层摸爬滚打过来,有韧劲,认为勤奋加上善于变通,“小步加米枪”一定会变成飞机和大炮,这是大多数草根创业者的路径,其性格是倔强,不迷信权威;而张欣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在高盛工作过,视野较为开阔,有着国际化的理念,为人处事或制造一个产品,想到的往往是“标准”二字,有这种经历和特质的女人往往被人用“优雅”一词形容,但由于张欣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她不断换学校、换城市,还曾在香港做过女工,这种经历塑造了她不服输、对生活反抗式的性格,这其实也是一种倔强,但等到她事业上有所成就后,这一性格经意不经意间演变为一种强势。

 

 

喝着香槟,吃着包子

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呢?他们一次到北京电视台录节目(英达主持的《夫妻剧场》)录制节目,自曝情史。

“当时你们是谁追的谁?”英达问。

“我追的他。”张欣回答,“而且追的很艰难,他那时有女朋友,又有刚离开的前妻,简直是困难重重。”

“他的哪一点最吸引你呢?老潘这个人,貌不惊人!”英达有些调侃。

“我就喜欢没什么优点可提的人!”

张欣和潘石屹的结合,其实符合了中国商人群体1990年代的婚姻观——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日子。他们认识的机缘是,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经济这家张维迎,当时将一篇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宣言式文章给张欣看后,张欣很受触动,想认识“宣言人”,即中国商业史上有名的“万通六君子”。

类似于“阿里巴巴十八罗汉”和“复星四剑客”,“万通六君子”是对1990年代初以江湖方式凑到海南一起开发房地产的六位商人的称呼,这六个人是王功权、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和潘石屹,他们成立的公司叫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1993年更名为万通,其中王功权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冯伦和刘军是副董事长,易小迪是总经理助理,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潘石屹主管财务。

这一文章既有他们对理想的表达,“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走的路(创办公司),是能够解决这一课题的道路,推动社会进步以报时代,创造财富以报人民,齐家敬业以报父母,利用所学知识在商品经济中锻炼自己”,又有着野心的流露和基于商业生态的近乎机会主义之思考:“由于体制转换中的错位造成的巨大空间,我们完全有可能大大改善资源条件,超乎寻常地募集资金,超常规发展——不是按算术级数,而是几何级增长,把大块资金投入新兴产业,形成利益,形成自己的资本……”

1994年,张欣经张维迎引见认识了冯仑,大伙儿一起见面,张欣为“六君子”的激情所感染,很快与30岁的“单身汉”潘石屹打得火热。就仿佛不在同一个星球生活的两种生物碰见,两个人均对对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成为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推力;有趣的是,潘石屹当时的女友,也是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来的。

“我们认识一个多星期后,”潘石屹说,“她(张欣)在香港,我在北京,我们通了个电话,我去了一次香港,然后就定下来,决定结婚。”

接下来是订婚。潘石屹前两次订婚结婚,都是西北老家传统方式,面对张欣这位海归,他一时有些犯愁,最后两人商定,在长江上订婚,以突出中国风。万通其他“五君子”听说小潘要在长江上订婚,一合计后决定:大伙可以一起去,一来热闹,二来也在长江上开次董事会也蛮有意思。

“我一上船就知道了,这哪儿是订婚啊,明明就是来开董事会了,还不让我参加!”张欣在上述电视节目中回忆起当时情愿,仍有些哭笑不得。

他们婚礼则在长城上举行——这是张欣的主意,她把国外的朋友叫来,在这一中国古代文明象征地开怀痛饮,“我们拿了一盆蒸包子,”她说,“大伙儿一人一瓶香槟酒,就上了长城,打开香槟,就着包子吃。”

婚后第二年,潘石屹脱离万通,与张欣一起创业。

“万通六君子”陆续各奔东西,最后只有冯仑留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六君子之首的王功权后来进了创投业,先在IDG,后来成为鼎晖创投合伙人,20115月中旬,他在网上声称和一位名叫王琴的女商人私奔,在中国企业界引发轩然大波。王功权虽然只结过两次婚,但婚史比潘石屹离奇得多。

王功权宣布私奔后,在美国出差的潘石屹马上给他电话,不通,潘随即发布微博,让王功权联系他,未果,潘再发微博:“家人都非常着急,为你(王功权)的安全担心,请速与她们联系。”王的做法甚至引发了公众热议,有人批评他不负责任,也有人夸其勇敢,“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品牌混淆

潘石屹和张欣的故事,和当当网创始夫妻——李国庆和俞渝的经历很是相似:李国庆和潘石屹一样是1964年出生,俞渝则和张欣一样是1965年出生,他们也是闪婚;俞渝也是海归,毕业后虽然不是进了投行,但创办的是并购顾问公司,常与投行抢猎物;夫妻双方自始至终都在企业任职。

两对夫妻的相处之道,特别是其中两位妻子的角色扮演,值得圈点。

俞渝和李国庆创办当当网后不设董事长一职,两人同为“联合总裁”,这种看似巧妙的作法,本身就有着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互不相让的隐喻。俞渝也承认自己的性格强势,时常和李国庆从公司吵到家里,当然吵架未必是坏事;张欣从企业成立后,至少在公开场合,有意为潘石屹留一点面子——尽管他们吵得或许并不比李国庆和俞渝少。

不过,俞渝和张欣的强势,在各家的企业创办两三年后不约而同有了变化。俞渝是因为被查出患有肾上肿瘤(详见本书第五章);而张欣则是由于1997年的婚姻危机。

危机过后,潘石屹和张欣各退一步:潘开始变得宽容和开放,不再是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而张也开始不再那么强势,她开始真正考虑潘石屹作为一个男人所需要的尊严也就是面子问题,就像她在电视上的表现一样,有时甚至刻意往潘石屹脸上贴金。

“我们有意识地要打造潘石屹的个人品牌,”俞渝说,“以他为代表,整个公司就更容易被人接受。” 有人可能会说,行业不一样——潘石屹和张欣所有在的地产业,本来就应当由男人来唱主角。这话说的有道理,但也不绝对——龙湖地产的吴亚军就是个例外。

张欣说她很少和别的地产商打交道,也很少参加类似的聚会,“我和潘石屹是有分工的,他一个人去就够了,两个人做同样的事容易造成‘品牌混淆’。”其实这句话暗含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夫妻档企业中的妻子,虽然不宜抢镜,但仍然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

20114月她到海南参加博鳌论坛时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绝对还没有达到男女权利平等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男女能够真正平等呢?那一天总会到来的。

与潘石屹是中国媒体追逐的对象不同的是,张欣更注重自己在外媒上的形象(这也算是“分工”内容之一),她做过 Bloomberg Market(《彭博市场》周刊)的封面人物,这期封面专题名为“作为建设者的中国亿万富豪们”,她还曾《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受尊敬十位女富豪,她把好多受访文章贴到自己博客上,不过她说“富豪”这个词“真难听”。

20115月,她接受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视频访谈,有人评论称,两个中国人面对面用英文交谈,然后翻译成中文字幕给中国人看,也许是因为这个节目还要给外国人看,或是会出现在FT英文网站,什么时候让两个英国说中文,再翻译成英文字幕给英国人看,就牛了。

在好莱坞电影《华尔街2》中,张欣客串了一把,出演一个中国企业集团的谈判代表。虽然只是一个场景,两句台词,很她在微博上先后预告过好几次。

SOHO中国,潘石屹负责拿地和政府关系,张欣负责设计和资本市场。豪无疑问,SOHO中国2007年在香港上市,张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庆功宴上,潘石屹说,上市一直是张欣的愿望,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按上市当天的股价计,他们夫妻所持股票的市值超过300亿元港币。

避免了2005年的离婚危机,潘石屹和张欣又找到了精神信仰,他们甚至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巴哈伊的儿童班,加上2007年成功上市,两人站在了人生的高峰。

不过,也正是从2005年前后开始,张欣似乎又重回强势,她有时在公司内部的发号施令与潘石屹的意思相左,高管们很是迷茫;后来因为因为上市需要,张欣在公司内部大刀阔斧地改革,导致人心不稳,加上此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员工出现流失潮,2008SOHO中国的净利润下降近8成。

虽然SOHO中国2009年净利润暴增逾7倍宣告走出旋涡,但是过去散卖模式的弊病越来越明显,SOHO中国的商业模式亟需转型,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是加大物业投资比重、逐步砍掉销售部门等等;转型一定是疼痛的,加上张欣所担心的夫妻二人“品牌混淆”的现象发生了,企业文化也需要重建,而没有什么比这更伤脑筋的了。

评价他们二人究竟是不是中国企业界的黄金夫妻档,这个时候算是进入了“下半场”。

外资证券行里昂每年都会发表“里昂风水指数”,非常娱乐的是,在2011年初的时候,一名里昂风水师说,属蛇的SOHO中国CEO张欣,兔年对她来说是个好年头,但免不了磕磕绊绊。“这些女强人似乎有点得意忘形”,风水师说,“张欣应当发挥她的冷静和睿智去面对竞争和谈判的波折。”

 

 

 

 

上文摘自《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样本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立体层面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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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采访与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荷尔蒙经济学》前言:为什么中国少有盖茨式夫妇?

(一)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第一,他们是同龄人,均于1955年出生; 第二,他们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比尔·盖茨凭借微软曾长期“霸占”着“世界首富”之宝座,而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第三,他们都在不到60岁的时候退休了。

你瞧,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给忽略了,那就是——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来中国访问时,杨澜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

比尔·盖茨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两者都不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才是!”

盖茨不是在哄妻子梅琳达开心,这是真情流露,内心的声音。

对于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的结婚是他完成性格嬗变过程中的润滑剂。他创业的前十年,性格狂躁甚至有些暴戾,对创业伙伴的不仁不义,在对自己的亲人上亦如是——不接受自己的私生女,甚至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为幌子,和前女友划清界限。这种作法令人发指;而乔布斯也遭到了“报应”,被驱逐出了苹果公司。1991年,即乔布斯二次创业六年后,也是他重回苹果公司的六年前,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他终于明白,亲人是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家庭才是最朴实无华的心灵栖息地。

“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的力量显然不妥,但是可以说,从女性荷尔蒙中的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盖茨夫妇很早就常常出双入对,而一向“金屋藏娇”的乔布斯在几年前的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上,破天荒地把太太给带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巨富、全球知名的企业家了,我们推开他的家门,“惊讶”地发现拥有一位“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恰恰相反,他们和普罗大众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或者退一步来说,他们是生物族群中普通的一分子,雌雄之间的感应与吸引、帮助与促进是应有之义。

对中国企业家们更是如此。

(二)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甚至身边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文化”原本就举足轻重。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

当这些商人经过30年或20年,在中国商业舞台皆具有一席之地,成为明星企业家或经理人时,如果我们仅仅从商业本身去追溯其成功基因,而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家文化”,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断裂”。

刘永好兄弟当年从卖鹌鹑蛋开始创业时,妻子李巍的能力在他之上,如果把其家族企业成立时,夫人们被“劝退回家”理解为中国文化中男耕女织之传统观念使然的话,当李巍后来按捺不住自己创业的冲动,并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时,她这种脾性会让刘永好内心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刘永好的脾性,从而使得他在新希望的永续经营和金融投资上有条不紊,且不时以退为进?

再如,“学历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唐骏被人们重新认识——尽管他的能力甚佳,但其实从日本留学到美国创业,再到进入微软,不久后回到中国,直至加盟盛大,最后又转战新华都,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快,然而他习惯性把这些转身渲染的很是华丽。那么,他的这一自恋般的性格之源泉来自哪里呢?或与自小出身贫寒、时有自卑有关,但想一想,他的妻子孙春蓝也是很出众,且每一次都会给唐骏一些忠告,为什么唐骏无一听得进去呢?与他们结婚20年,但因“错位”分居两地就超过10年的情形有无关联呢?

听起来有些八卦?其实,刚开始酝酿《荷尔蒙经济学》这一选题时,我是这样定位的:虽然我在本书中会写到许多富豪夫妻之间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是独家披露,但我的初衷绝非仅仅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我想做的,是从女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诞生、生长和兴衰的生态当中的那些个规律——特别是足以颠覆我们先前观念与逻辑的规律。

 
(三)

我曾对 “婚姻经济学”这一概念有点厌恶,因为经济学上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即假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们怎能以如此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呢?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觉得“爱情至上”。直到后来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Cary Becker)《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开始改变看法。

贝克尔的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家庭经济学》或者《婚姻经济学》,他把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市场关系,运用经济学工具,对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等行为一一做出分析和解释。

他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而婚姻的本义,也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他同时还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家庭中男女分工、对孩子的不同需求甚至一夫多妻等话题。

我在2006年读完贝克尔这本书后就成了“贝粉”。老贝是个“大嘴巴”,在美国惹的争议不少。他放言“对石油企业征暴利税是愚蠢之举”,还曾说“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后又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言外之意是娶职业女性要当心!

但我喜欢贝克尔的特立独行,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分析方法,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无从反驳,甚至被他说服。当然,加速我认同贝克尔“婚姻经济家”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起来。我周围许多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和表情、模式与路线,几乎完全像贝克尔在《家庭论》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应该佩服老贝的“先见之明”,还是感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和变异的一些情愫。

现在我发现,5年来我那些结婚的朋友们,个个都成为了理财专家,而离婚的朋友们当中,有几个转行做了企业兼并和重组顾问的工作。

 
(四)

这几年我在《南方周末》任职,专注于财富现象研究和企业家报道。2009年打算写《荷尔蒙经济学》一书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采访中,面对眼前的企业家,我总会不失时机、不失礼貌地问一些关于其婚姻的问题:妻子的角色、性格,两个的相处之道,子女的教育方法等。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可以阳奉阴违,但在夫妻关系上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他的家庭破碎了,或遭遇过婚姻变故,同样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采访张茵时,她以强调与现任丈夫刘名中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黄金搭档”,来回答我对她第一次婚姻的好奇;采访曹德旺时,他直言因为感情出轨而觉得对妻子陈风英有所歉疚,于是一度将福耀玻璃的法人代表改为妻子;采访李东生时,他与现任妻子魏雪的恩爱就在眼前。。。。。。

当然,并不是每位企业家都愿意“打开窗户说亮话”,同样,并非我感兴趣的每个样本我都能采访到。所以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外围的采访,企业家的朋友、同学、下属,或是其妻子或丈夫的朋友等,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旅程”——是非常有趣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外围的朋友们,等于与我一道,在做企业家与其内人的样本研究:史玉柱为什么会与董春兰离婚?尹明善夫人外交有着怎样的故事?吴亚军为什么让蔡奎辞去龙湖地产副董事长一职?潘石屹与张欣的婚姻两度几近破裂分别事出何因?李兆会到底是如何认识车晓的?

当样本积累的越来越多时(本书的样本共100对夫妇,见本书末的附表),我发现或许可以东施效颦一把,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做些分析了。

举两个不尽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位商人在事业小有所成后才考虑婚嫁,那么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大方的买家会影响“市场价格”,当然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找到最好的“产品”。

一位商人在多元化过程中投资兴建了一所民办高校,从此学校里有姿色的女学生就成为了这位商人和朋友们紧盯的猎物,那么,如果女学生们乐意,他的朋友们便是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者,因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

显然,与贝克尔不同的是,我采集这些的婚姻样本全是富人样本,而且是中国富人,所以它从一开始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的味道,同时在读者看来更具“功利”色彩。

 

(五)

根据企业家的不同类型,我把这些样本分为了七大类、明星企业家及妻子、特立独行的夫妇、青年才俊与佳丽、职业经理人与夫人、“女主外、男主内”型、危局时的夫妻档,以及离婚与再婚者们,然后我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

这七类样本,分别对应了七条经济学原理,它们构成了“荷尔蒙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1、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字命名,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这是摆在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严肃命题。有人不断尝试新生活,有的则善于修补旧时情。

2、风险偏好理论

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主动追求风险,收益率虽然时高时低,但认为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风险回避者在预期收益率相同时,喜欢低风险的资产,而对于具有同样风险的资产,则偏爱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中立者既不回避风险,也不主动追求,他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不管风险大小如何。

在承担不确定的风险时,风险偏好不同的特立独行者们,划出的曲线大相径庭——企业管理,婚姻经营亦如是。

3、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4、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5、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从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角度来说,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6、蝴蝶效应

蝴蝶在热带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异邦的一场飓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和“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患难使商业上的魑魅魍魉一一显形,也使夫妻间的真情得以最有力的表达。入牢狱是灾难,但它在你心里种下一只蝴蝶。

7、囚徒困境

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虽然彼此合作双双合作(说谎)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被分开和信息不明的情形下,他们往往彼此出卖,只选择自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法。

入围城,当囚徒,多少中国商人在婚姻舞台上百感交集。有多少婚姻从开始就是错误,又有多少婚姻原本可以挽回?

 

 

(六)

在日本企业里面,如果一个男人处理不好家庭问题的话,基本上难有升迁的机会。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对这一点就看重,他认为,“小家”搞不好的人,很难搞好“大家”。

在美国,十多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的社会学家在调研了1300多位富豪后,写成了名为《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他的研究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的人从没有离过婚,而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的,第二次婚姻也平均维持了十年以上。

对于本书研究过程中的100对中国样本,婚姻和事业正相关自然也是成立的。但是离过婚,或有私生子,或婚姻名存实亡的,占到了40%的比例。结过两次到三次婚的人亦大有人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来,如我在第一章写到的近“企业家婚姻三段论”一样,中国始终处在一个社会剧变期,每一次的社会运动,都会引起人们婚恋观的变化。二来,中国人虽然注重“家文化”,但是财富的骤增,使得整个社会在冲破传统伦理上越来越大胆,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但不要就此认为《荷尔蒙经济学》是中国企业家婚姻的“大败局”,毕竟我的样本数量有限,更多能够同时将婚姻和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规模并不够大——“小即是美”的中小企业被我们忽略了;另一方面,中国政经形势混沌和民间仇富现象的愈演愈烈,使得那些能够原本有着阳光化意愿的知名企业家们打消了主意,又将另一半给“藏”了起来。

更多的原因和花絮不能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探讨中国商人群体如何令事业和婚姻相得益彰的作品,一部回答为什么中国少有比尔·盖茨式夫妇的案例集,沏上一杯茶,且慢慢读,慢慢批评。

 

《荷尔蒙经济学》后记:“三部曲”只是开始

100对富豪夫妻的样本中,我直接或外围采访的超过60对。你猜哪位富豪给我的触动最大?

不是结过三次婚的潘石屹或周成建,不是和“小姨子兼妻子”并肩作战的牟其中,也不是“首富先生”黄光裕,亦非李兆会等二代企业家,而是陈晓!

没错,就是那位原来执掌永乐,后来成为国美总裁、董事局主席,最终与黄光裕家族交恶并被驱逐出局的陈晓。

2010年初的时候,他一次接受访谈,记者问他,这些年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陈晓回答道:最后悔的是当年爱人因病去世,自己无能为力,“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很难弥补,无法追悔了。”

记者又问,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希望什么事情可以重现?

“我希望我和妻子的那段情感能够出现,” 陈晓思考了几秒钟后说,“希望她仍然健在,我们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这段视频我后来找到了,看了好几遍。每次看都很是感慨。我相信,陈晓绝不是为转移话题才说这些话,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不管商业上的搏杀如何惨烈,一切终将化为资本符号或过烟云烟,而亲人间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可是,1993年的时候,陈晓的妻子就离世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的话,或许妻子不会走的那么仓促。

陈晓谨小慎微,精于算计,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或许,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父亲早逝、自己高考过线却因身体原因被拒,然后中年丧妻等经历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不一定能顺当地熬过来,更别说熬到在商业上有了一定建树;至少心理上会有阴霾,甚至有点变态。

有时想想,假若陈晓的妻子现在真的健在的话,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在商业上的风格和现在又将有什么不同呢?这样一想,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可以理解陈晓了。

这些年我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和我聊地畅快时,都会感叹上一句,大意是在中国做生意,无论怎样都会缺乏安全感,谈什么“百年老店”全是扯淡,总有一天会成为“弃业家”,然后和家人在一起,要么移民,要么在一个小城市隐居。

我听到越来越多类似的话时,正在写《荷尔蒙经济学》。就像一部小说或连续剧一样,我一度想把它写成励志片,至少结局不那么悲切,可是我发现根本做不到,我写的是非虚构作品,而就正如马云所言一样,那些说自己能够平衡好事业和家庭的人是在睁着眼说瞎话!

可是,为什么在欧美,在日本,企业得以永续,婚姻得以和睦的家族比比皆是呢?

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竟然找到了答案没有,或者说是给否给读者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

从2008年6月到2011年7月,我只做了两件事:财经写作和结婚生子。三年中我完成了三本书,《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与胡润合作),《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和现在的这本《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和婚姻的秘密》,我把它们称之为“富豪三部曲”。而我发现,第三本书写完时,对于中国富豪,我才真正有了“触电”的感觉,因为这一次,我从他们的生活入手,进到了他们每个人家里的“后院”,看到了他们原生态的一面。

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要说我的收获的话,那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持“婚姻和家庭第一”的价值观,现在我的这一选择或说习惯更为坚定。舒国治曾说,世道再难,也要呼吸顺畅;现在我们要说,世道再乱,也要和家人同呼共吸。有与自己共吸呼的人,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要做的只是加倍去爱,去珍惜。

儿子小报是7月底出生的,那个时候,我在最后修改书稿。我记得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焦点科技董事长沈锦华时,继两年前他在饭桌上给我慨叹家人的重要性时,今次他又在电话里一边向我祝贺,一边说,“我作为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板,每天都要想股东回报这些事,就算业绩喜人,也缺乏兴奋劲儿,相比之下我们养一个孩子,无论成本多高,都不图任何回报,却永远很开心。”

 “三部曲”只是我写作计划的一个开始,今后我会继续关注中国富豪和新富群体,也会比过往更深入一些。从中国富豪群体的变化看中国商业变迁和社会演进,是一个上乘的视角。

对“三部曲”我有一种遗憾,就是在体例上仍是案例集,而非像我推崇的周博 (Joe Studwell)《亚洲教父》一书一样,从一个群体最显著的特征开始逐一写起;我想下一部作品我一定会弥补这一遗憾。

感谢我的出版人沈浩波,两年前和你的一次交淡,开启了我和磨铁合作之路。感谢刘杰辉、杨硕、宋美艳等磨铁的编辑们,你们容忍了我的拖沓,使我能够从容、认真地敲完每一个字。

感谢我的妻子小湘。你能够容忍我天天与富豪打交道却富不起来;感谢刚刚满月的儿子小报,你的降临使我内心更加充盈。没有什么比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更幸福的事了。(2011年8月27日深夜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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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双华与李兆会:山东山西首富婚姻同崩溃却错位

周末画报 “荷尔蒙经济学”专栏

有两位中国富豪的婚姻不约而同失败了。他们是李兆会和杜双华。这俩哥们很有“缘分”,一个是山西首富,一个是山东首富,且本行都是“炼钢”的,前者是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后者乃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他们婚姻破裂的风格迥异。李兆会是2010年1月和电影《非诚勿扰》中那个扮演“一年一次”之性冷淡女的演员车晓结婚的,但2012年春节过去不久,坊间就传出俩人9个月前已离婚的消息;杜双华和妻子宋雅红的离婚诉讼去年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分手之路堪称离奇——宋雅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时,发现自己在七年前就已经“被离婚”了,那个时候,杜双华也算个富人,但真正的“首富之旅”才刚刚开始。

如果要问李杜二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李兆会是“80后”,杜双华是“60后”。年龄段不同,婚姻特征和择偶观一般会有不同。

李兆会娶车晓的时候,已经是身家百亿级的山西首富。海鑫钢铁是他的父亲李海仓创办的,但李兆会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因为李海仓2003年1月被人枪杀。当稚气未脱、在海外留学的李兆会回到山西临危受命做起家族企业新掌门,虽说有爷爷奶奶的威权开路,也有六叔李文杰(海鑫集团总经理)等人的辅佐,但李兆会不俗的个人能力和商业技能很快显现。父亲去世到他结婚的7年间,企业规模不但翻番,而且在资本市场上也走得越来越远。2009年5月一次到山西拜访李家,李文杰喝了不少酒后对我说,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他的侄子仍然从资本市场斩获了十个多亿。我不知道这是酒后的胡话还是真言,但他对李兆会的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言归正传。对于后来跟马云、鲁伟鼎、王中军等人一起玩耍的李兆会而言,按说对很多事情应该看得开一些,格局大一些。没错儿,他在商业上甚有气魄,但到了婚姻上,一切都回归传统,他希望车晓能够扮演一个在家里相夫教子的贤内助的角色。其爷爷奶奶更希望如此。李海仓被杀的阴霾在他们脑海中消散不去,悲剧不会重演,家族则当更强更壮,他们非常希望尽快看到李兆会和车晓为他们生下重孙,并早早把他培养成一个小男子汉…但对于车晓来说,她太爱演员这个职业了,虽然她只能算做是三线明星,但她在演艺路上的野心不小,出生在军人世家的姑娘从小受到的家教以及潜移默化养成的性格大抵如此:心直口快,不达目的不罢休。记得婚后有次记者问她,你是不是会“息影”啊,她一下子就急了,“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行当,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厌倦了,和我结婚无关。“

生活有时候就是个围墙,就像个悖论。人生如戏,但你总不能时不时来一句,噢,我演得不好,再来一遍吧。再演一遍不是没可能,协商协商再协商,问题是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耐心是奢侈品。常见的将这场戏继续下去的方式是:换一个演员。车晓和李兆会离婚后,有人说她获得了3亿的补偿,她在微博上看起来很有风度地回应:“3亿人民币?有人想钱想疯了吧。对方的家产是人家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我不要。”

同样是拘谨的婚姻,杜双华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和宋雅红结婚是在1980年代末,那个时候他还是首钢的一个业务员。而那一代人,在彼时的学生风波和几年后邓公南巡的影响下,内心无一不萌生发奋图强、主宰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求。他后来下海经商,如鱼得水,遂愈战愈勇。如果当年没有离开首钢,他的婚姻也许小有波澜,但至少不会大动干戈。现在,他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这涉及到的环节之一便是对伴侣的重新定位。他希望宋雅红首先成为自己事业上的助手,然后再考虑家庭主妇的角色。但彼时宋在商业上的兴致并不是很高。用后来杜双华在“万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贪图安逸、小富即安”。杜双华后来到河北老家创业,两人之间便开始出现罅隙,直到宋生第他们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发现杜双华感情已经有了新归宿,这成为压垮他们的婚姻之最后一根稻草。后来杜的生意越做越大,考虑到离婚要分财产,事不宜迟,便“未雨绸缪“,导演了一场“没有女主角”的离婚大戏。2008年9月我在日照调研这位后来成为当年富豪榜上最大的黑马时,有人给我说他是“钻石王老五”,我差点就信了。

财富多寡与社会地位、个人安全感直接挂钩。通向大富的多是男人,这个社会说到底是个男权社会,社会里的另一件稀缺品是妥协的勇气。看到最近海鑫钢铁和日照钢铁都参与了日照港的定向增发,我就想,如果李兆会和杜双华坐在一起,俩人一起拉拉家常,聊聊自己曾经的婚姻,他们一定会尴尬一笑。试想一下,如果两组婚姻标本错下位:车晓像宋雅红一样乐意首先干起传宗接代的活,或是杜双华像李兆会一样不强求妻子在事业上给自己多大帮助,情况会是怎样?

当然这样的假设意义不是太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婚姻宿命。就像你也不能据此就说,还是70后的婚姻比较靠谱,因为他们要志同道合,也要家庭和谐。“找个70后或75后的‘高富帅’吧”,我确曾听一位姑娘这样向自己的姐妹们倡议。这个命题首先又回到了原点,外在俊丑和财富多寡决定婚姻幸福与否?似乎有些荒谬。不过我理解当下一些年轻人的择偶观,当“快餐式婚姻”流行起来,和“高富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边际刺激效应”是最大的。但人总是会老的,你又能边际刺激几次呢,再说十年后70后一定处在与今天的60后类似的一个婚姻坐标。所以说到底,一切外在条件都是浮云,冷暖自知,屌丝的婚姻可能是美满的,首富一样可能包揽原本以为只有屌丝婚姻才享有的各种悲催因子。

 

链接:2009年5月写过的一篇拙文《“山西首富”李兆会七年之痒》 http://www.zhanghua.cn/?p=3108,另,《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已于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

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时代印记

文/东方愚

这些年我采访过数十位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很多次,聊到痛快处时,我都会问对方几句有关“后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处,事业与家庭平衡之道,诸如此类。我问这些一是为了调节气氛,二是我信奉“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有一次,我去采访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聊他在温州创业的经历,聊企业搬到上海滩后一些光怪陆离的事;终于,向往常一样,我看到其中一会儿他有些倦意,身体开始往椅背躺靠,我问道,周老板,你现在的太太是第三任吧,你和前两任太太离婚,分别是什么原因呢?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惊地看着我,“老弟…这个也要采访啊?!”我完全预料也能够理解他的反应,那个时候,当年的“钢铁首富”杜双华和妻子宋雅红离奇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土豆网CEO王微和妻子杨蕾分道扬镳后又对簿公堂,创投界名人王功权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我却问起周成建的三次婚姻,他自然会警惕起来。

我告诉他我是财经记者,不是娱乐记者;我还告诉他,我只是想从历任太太在其创业和登上“服装首富”宝座过程中分别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他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但我觉察到他有表达欲,并在酝酿中,于是我准备洗耳恭听。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这下轮到我吃惊了。如此恢宏的开场白来回答和前两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开始以为听错了, “…企业家们的生长和崛起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周成建接着说,“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中思维敏捷、勤奋能干的骨干成为第一代企业家的种子;第二阶段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199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企业家群体真正走到历史舞台中央并担当起重要角色。这三代人或三个阶段,中国商人们的婚姻特征各有千秋。”

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明白了周成建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婚姻。2002年他将企业从温州搬到上海时,就下决定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气。这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场合都会以一种非同往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听起来会有些刻意,但这正是他以及许多类似商人的可爱之处。就像这一次,他的“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确实很有见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联想集团前董事长柳传志以及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这是一帮“40后”,除了柳传志卸任又复出直到后来真正退休外,其余几位现在仍活跃在商业舞台上。他们大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陈红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沈文荣符合条件,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宗庆后与妻子施幼珍、柳传志和妻子龚国兴、曹德旺和妻子陈凤英的结合,一样带有契合那个年代的鲜明的印记。在一个政治语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时代里,人们的婚姻有时“快捷”到今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程度。但这样的婚姻却相对稳固。2009年11月,柳传志夫妇回到海南白藤农场,这是他们当年下放和结合的地方,两人忆起当年,百感交集。柳传志后来说当年的繁重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语中甚至偶尔会来一句国骂,来调侃一个特殊年代里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这样的一个场景令人感慨。

有人会说,这一代人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这确实是个值得讨论的命题。发生在曹德旺身上的一桩事能够抛砖引玉。曹德旺结婚时妻子陈巧凤家底还算殷实,他却是个穷小子,他在进入玻璃行业之前做过其它行当的小买卖,都是岳父岳母提供的本钱。后来曹德旺进入当地的玻璃厂(福耀集团前身),几年后,大约是198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干部”时,认识了一位小他十岁的甚为聪颖的姑娘,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有了感情,于是要不要与妻子离婚,成为摆在曹德旺面前的一个难题。

他最后的选择是回到妻子身边——尽管这中间有些基于“不能忘恩负义”之道义的成份(这也是那代人的宿命)。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的一项“壮举”——做问卷调查,调查了数十位当地包括工人、医生、公务员和农民,核心问题是:你的婚姻幸福吗?

问卷调查的结果令曹德旺既怅然又释然。怅然的是,收集来的超过半数的婚姻样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人的婚姻是百分百幸福的,男女双方要做的就是磨合、沟通甚至委曲求全;令他释然的则是,谁又能保证第二段婚姻就一定没有瑕疵呢?

2009年3月初,我到曹德旺家中采访他,当我看到陈凤英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令曹德旺纠结的那个她。我“冒昧”地问起曹德旺当年妻子知道他有外遇时的表现,“她很平静,”曹德旺说,“是走是留让我自己决定。”

和上述“40后”企业家们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等“50后”们大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结婚,他们的婚姻有沿袭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开始打破藩篱,寻找婚姻自由。从另一层面而言,他们的学识与个人经历,也为他们的行动奠定了基础。譬如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是他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东生也是他们的同学),刘永好是在四川机械工业学校当老师时,和校医李巍结婚的。

“50后”们在婚姻出现裂痕时,会比曹德旺们更有勇气去突破一些宿命的东西——尽管其新选择仍有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任志强的第二任妻子是位天主教徒,他说这样的伴侣让他的婚姻更稳固,也让他更心安。张茵20岁出头就结婚并生有一子,但她和丈夫间的摩擦不断,加上其生性要强,两人的矛盾愈加明显,婚姻随即宣告结束。在香港创业过程中张茵遇到她的第二任即现在的丈夫刘名中,巴西籍台湾人,是一位牙医。两人日久生情,后来走到一起并生有一子。刘名中虽然和张茵的性格也大不相同,前者内向沉稳,后者富有激情,但两人彼此宽容,找到了一个平衡点;2006年张茵成为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女首富”,作为玖久纸业副董事长的刘名中功不可没。我采访张茵时,她对2008年自己及企业遭遇系列危机时丈夫的帮助和抚慰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李东生和第二任即现在的太太魏雪之结合是2006年了。当年TCL业绩大俯冲,李氏新婚似乎是为冲喜而来。李东生套现TCL股票金额逾亿元,只为补偿前妻洪燕芬。婚后李魏二人的恩爱许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与他们一起午餐,彼时李东生刚陪国家领导人出访回来,魏东当着众人的面给李东生加菜,并再次叮嘱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坚持在酒店里游泳放松。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东生,这位事业大起大落的商业领袖,在找到自己称心如意另一半时的那种欣慰和满足感。

和“50后”们相比, “60后”企业家们大都在1990年代结婚,他们择偶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寻找事业上的伴侣。杜鹃和黄光裕结婚了,一个是银行的放贷员,一个是创业男,业务合作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共同缔造出一个“国美帝国”;张瑛和杭州师范学院的马老师——马云结婚了,她后来亦成为阿里巴巴最初创业团队“十八罗汉”的成员,谈剑和复旦大学的师兄郭广昌结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样成为了复星初创“四剑客”成员,海归的俞渝和李国庆结婚了,他们一起创办了当当网并做起“联合总裁”;海归的张欣和潘石屹结婚了,尽管小潘已经离过两次婚,“万通六君子”的创业宣言使她“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个后来创业了SOHO中国……
事业伙伴型的婚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的创业愿景和改变人生的决心之驱动下,雪球容易越滚越大。杜鹃的机智和善于待人接物,弥补了黄光裕温吞与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黄光裕锒铛入狱后,杜鹃在之后国美控股权之战的每一人会合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属黄氏之幸。

“60后”们通常希望事业和婚姻双丰收,在做出权衡时也更果敢、犀利。马云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令让妻子张瑛退居幕后;郭广昌与谈剑离异后,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不过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

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能像马云和郭广昌一样“洒脱”。“利益共同体”的夫妻间一旦产生裂痕,但又必须继续“共同”着,尴尬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李国庆和俞渝、潘石屹和张欣,均属这种类型。为了当当网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国庆和俞渝只能假装如当年志同道合一般;SOHO中国内部都在谈论企业“姓潘”还是“姓张”(当然,英国回来的张欣随夫姓,法律文件上名为潘张欣)以及站队事宜了,潘石屹和张欣对外只能假装若无其事,潘石屹按捺不住,发出“新秩序的建立需要磋商文化”的感慨,了解他们夫妻者知道话中有话。

作为商业舞台上主角的“60后”们正在老去,现在“70后”正在成为主力,“80后”企业家们也在冉冉升起。这两个群体大都在2000年之后结婚。其择偶特征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托。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陈玉佳(凤凰卫视主持人)便是此种类型。

当然。江陈二人走在一起时,也恰逢分众传媒业绩一泄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业疯狂并购的举措导致了这一切。不过新婚之后,先前那个江南春不见了,“新的”江南春沉稳、老道、幽默、享受生活,他开始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终于找到了原点。”他也曾想把分众卖给新浪,自己彻底“歇一歇”,结果未能如愿,只好从新赶路。

50后的李东生和郭台铭,在寻找新的伴侣时,何尝不是持上述标准呢。李东生和魏雪现在他们二人经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东生说。而郭台铭和身为舞蹈老师的娇妻曾馨莹,一样各得其所,恩爱有加。

“80后”企业家们的婚姻似乎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一来现今仍单身者众多,二来能够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80后”还是一个小群体。那些个富二代们,虽然羽翼正丰满起来,但在他们父辈们真正退居幕后之前,他们能否自成体系并具有驾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个未知数。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钢铁董事长李兆会,十年前他父亲李海仓被人枪杀,在澳洲留学的他回国,被迫挑起这家山西最大民营企业的重担,虽有爷爷指点迷津和叔辈帮助,但海鑫能够几年内业绩翻番,李兆会的成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像。三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过一次酒,李兆会的六叔、海鑫钢铁总经理李文杰对李兆会的能力赞不绝口,特别提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李兆会仍然在证券市场斩获颇丰。李兆会的太太是演员车晓,即电影《非诚勿扰》里扮演“一年一次”的那个性冷淡女。

言归正传。周成建用大时代下企业家择偶和婚姻的变迁,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的三次婚姻分别对应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他说这句话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够坦诚, 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现在自己很幸福。”

 

注:上文刊发于《看天下》杂志。详细内容见《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一个文青的资本之旅:卖掉土豆是解脱,王微总是很幸运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荷尔蒙经济学”专栏

“他是典型的金牛,很多个金牛。”杨蕾说,“他的朋友对他的评价也是‘顽固分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种。”

杨蕾是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她口中的“他”是其前夫、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我听到她的这段话时,正值两人的官司打得酣畅,并因此影响到土豆网赴美上市进程。杨蕾聊起他们相处的经历,提到她常根据自己浸淫媒体多年的经验,给王微的商业决策提供一些建议——特别是对敏感话题或项目的拿捏。王微常常表现得不耐烦,尽管最后听取了建议,抵触心也挂在脸上或溢于言表。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画面,两个个性明显,且皆已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围着一个小圆桌。女人有些喋喋不休,而男人有些不以为然。我对王微的了解是,他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情怀,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改变周遭世界的秩序。他需要女人,但不需要在他看来对自己的征途“指手画脚”的女人。他和杨蕾的的罅隙很快恶化并不可弥补,最后走向离婚。杨蕾后来也曾反省,“我以前有个毛病,喜欢责怪别人,‘你怎么…’”

不过偏执狂之于王微,可圈可点的一点是就算跑了场马拉松,土豆网最终上市成功。虽然比他更迫不及待的是投资机构——据说视频网站的许多投资人就自己投的项目找算命先生占过卦,结果大都是“上上签”。而对王微而言也算是攻下了一重要堡垒,江湖地位没有太过逊色,股票套现补偿杨蕾也显得风度翩翩——尽管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

上市意味着新战斗的开始,你要有一个牛叉的战略,一个靠谱的团队,来布一个更大的局。这些对王微来说都不太成问题,问题在于,他不愿意投身于太多的琐屑当中,他觉得那些鸡毛蒜皮之事不够优雅、不够文艺。他更愿意花多些时间看部美剧、看场演出、喝杯红酒。这似乎是一类创业者,特别是具有所谓的“文艺范儿”的创业者的通病兼可爱之处。他们有极强的征服欲,他们要证明自己能够到达“彼岸”,但总是灵魂先行、脚步蹒跚。

土豆网2011年净亏了5亿多人民币,比上一年3.5亿的亏损额又多了四成。最关键的是,其毛利率下降得厉害。作为“舵手”,王微很头疼——一个持股不到9%的文青,得天天想着如何为股东们赚钱,他会觉得这有点“不人道”,尽管大伙儿是利益共同体。说白了,王微们适合做第一阶段的创业者,而不适合做带领企业从优秀到卓越的管理者,更不适合做守业者。他最好的归宿是卖掉企业,一边做些小投资,一边继续自己的文青生活,并寻找自己的第三个甚至第四五六个恋爱与结婚对象。

杨蕾和王微当初坠入爱河就源于文艺男女间的惺惺相惜。一个曾出版过一本情感随笔《幸福只差一点点》,一个在多年前写过本以个人经历为基线的小说《等待夏天》。“总会有那么些创伤是不能愈合的,这是发生在冬天的故事,所以平山(男主人公)在等待夏天。”王微在小说末尾写道。这部小说在杨蕾的帮助下终获出版。巧合的是他们后来正是在一个夏天(七夕)结婚。婚后王微即向杨蕾推荐看奥威尔的乌托邦小说《1984》并展开讨论。可是十个月后他们就分居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他们从相识到闪婚再到离婚的这段时间,土豆网完成了第二三四轮融资。

所以如今优酷和土豆网合并(其实是前者并购后者),对王微来说是一种解脱。土豆网上市的时候,王微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了,他对土豆网的“边际兴趣”开始下降。虽然差七天才满七个月的纳斯达克之旅让土豆网成为一个“短命鬼”,但此鬼乃“福鬼”——上市本身已经给了土豆网一个高估值,现在并又获利了一个高溢价,土豆网原始股东和投资人们,估计夜里会笑醒。王微“顺便”再次成为一个幸运儿。尽管他“精神上”对被并购是抵触的,内心一样是十二分地不情愿,古永锵也入不了他老人家的法眼,但他只能半推半就,好在得了便宜没卖乖。

“优酷吃土豆”让我想起来另两起并购案——国美并购永乐与分众并购聚众。永乐和聚众的创始人分别是陈晓和虞锋。被收购之后,陈晓想在商业上走得更远,虞锋选择的是激流永退。虞锋后来进入PE(私募股权投资)界,他还投资了华谊兄弟,与马云和鲁伟鼎等人玩得不亦乐乎;陈晓的故事因黄光裕入狱和贝恩资本的玩转而几多离奇,其最后的结局是出局。“70后”的王微应该不会走陈晓的弯路,而会向“60后”的虞锋学习,不再像一只囚鸟一样受到那么多约束并被赋予那么多使命,而选择逍遥地甚至随心所欲地做一个中产中的文青或文青中的中产。

如果不小心又创了业,恰巧那个时候又有了一段爱情和婚姻,虞锋一样值得研究一下——当年虞锋的妻子陆永青任聚众传媒副总裁,两人搭配地甚好。当然按照王微的性格,妻子没必要进入公司,除非再创业的公司是被他妻子的公司并购的。而他一样可以研究一下陈晓,2010年初即国美控制权之争白热化前夕,陈晓一次接受访谈,记者问他,这些年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陈晓回答:最后悔的是当年爱人因病去世,自己无能为力,“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很难弥补,无法追悔了。”记者又问,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希望什么事情可以重现。“我希望我和妻子的那段情感能够出现,” 陈晓思考了几秒钟后说,“希望她仍然健在,我们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陈晓这些话令人唏嘘,不管商业上的搏杀如何惨烈,一切终将化为资本符号或过烟云烟,而亲人间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可是,1993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离世了。

杨蕾对王微的评价是“爱一切美的东西,不过在征服之后,会继续寻找…”他在和杨蕾分手前后为一个芭蕾舞演员的气质所吸引,但最后对方没能成为自己的盘中餐。现在土豆并入优酷后,他另一个盘子也空了。未来的“寻找计划”更宏大。但首先要琢磨下纪伯伦的一句名言:我们走得太远,而常忘记了为何而出发。

 

链接:《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已于2012年2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