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的黑色幽默

打开邮箱,收到了两封邮件,是一位记者朋友转发给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中青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就《冰点》被非法停刊的抗议书,一篇是龙应台致主席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内容也与《冰点》停刊有关。

我现在在农村老家,上网极不方便,也不知道《冰点》的事情到底演化到哪种程度了,不过我知道,有关“冰点”的新闻被禁止报道,有关“冰点”的字眼在网络上也被屏蔽了。

给我转发这两篇文章的,竟然是新华社的朋友,并且他采用的是群发方式,一下子发给了几十位媒体好友。有人常心存偏见,认为像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朋友只会搞假大空的东东,我的这位朋友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他们或许比其他媒体人更懂得真相的重要性与正义的难能可贵。

如果一传十、十传百,我们没有反抗的权利,但至少也有知道事实真相的可能了。正如李大同在抗议书最后不无自信地说“你们一定会看到这封信!你们有知道真相的权力”,也如龙应台在失望中疾呼——“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宁静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奢侈

记得余秋雨在《行者无疆》中说,欧洲人度假,会关掉所有通讯方式,与家人一起好好HAPPY;而中国人是假期与工作不分,结果两方面都不尽如人意。最近几日我体会甚深。从青岛回来好几天了,脑子中仍然还是原来那些事情,原来那些场景,仍与电话和短信为伴,功利性写作的冲动仍不时袭上心头。

几年前,商业界与文艺圈在探讨奢侈品的定义。可可?夏奈尔认为奢侈品就是“真正的需要满足后产生的需求”,这一定义比较抽象,但甚为朴实,就像范伟在《求求你表扬我》上对“幸福”的诠释一样,急着解手,发现厕所只有一个茅坑,且已被人占了,“那他就比我幸福”;又如如今农民工过年回家,谁如果买到了火车票,别人看他就是幸福的。很多时候,幸福是一种奢侈品。这样来理解夏奈尔所说的奢侈品,就容易多了。

在我看来,宁静是这个年代最大的奢侈品。都市里的喧嚣让人变的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让人日益肤浅。譬如说我,老是感慨自己读书太少,但每每新书买来,要么翻个扉页,要么束之高阁,实在惭愧。所谓的不停写字,很多时候打上了功利的烙印,甚至有时只是为了赚个稿费。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读书的写作是无源之水,而我却解不开自己心中的这个死结。

这几日在农村老家消遣,闲来无事,得以思考一些关于自己的事。突然发现,宁静原来是这么地美好、美妙。我所说的宁静,不是环境的安静,而是心态的纯净。而关于思考的内容,我只是在想来年应该把05年一些憾事给弥补一事,比如带上女友到很远的地方旅游一遭,比如卸去功利心读大量的精品图书,又如常到健身房去锻炼诸如此类,而对于自己事业发展的思索,我常拿女友的一句话说给自己“许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这与李连杰拍完《霍元甲》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我以后不再给自己设什么目标了,有的只是过程与经历”如出一辙。

前几天来海南特区报的一个约稿,我推掉了,当时的理由是在老家上网得拨号,很不方便,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不想在春节假期时间延续原来的工作状态,或说我想好好静一静。后来南风窗的屈编也发来约稿函,我当时想推掉,但她说2月6日交稿就行,甚至再晚几天也可以,想着时间比较宽裕,我后来勉强答应了。弟弟说我是“势利眼”,只理大报不理小报,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春节后,我动笔不会像05年一样频繁了,但如果动笔,一定力求质量的上乘,与影响力的深广度。这是因为,如今的年代文章漫天飞,但好文章却是一种奢侈品,十足的奢侈品。

七月份会到南方报业做记者,由经济评论员到财经记者,大体看来仍属同一领域,但是跨度却不小。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渡,我没有选择去高校任教或继续读经济学博士的原因,在于对原来不知事实真相却喋喋不休的话语习惯有所厌烦,我的想法得到了国际金融报侯宁大哥的赞同,只有深入事情内部,写出的文章才有说服力。而对于一些朋友希望我继续留在象牙塔的建议,我则拿华盛顿大学苏姗?斯特拉奇(Susan Strange)教授的经历来做例证。她不是典型的英国学者,作品出也没有半点英伦学派含混晦涩的味道,但她在学界及政经界的影响力却无人敢轻视。我想这一方面与其学术功底与个人情商有关,另一方面与其学生时代结束后到《经济学家》杂志长达十年的记者生涯不无亲密关系。我向来认为,财经界的学者与记者的相关度很大,所以常有记者型学者与学者型记者的称谓,几十年前作为媒体与学界两栖人的苏姗在面对一些人诸如“就是个记者”一类不留情面的嘲讽时,便是从容地回应道“记者与学者一样为了探究事实的真相而孜孜不倦”。

今天家里把春联贴上了,喜庆的气氛更浓烈了。我坐在暖洋洋的农家小院里,闭目养神。我要好好享受宁静了,从身边最轻微的事情开始。加拿大作家格玛丽特?维瑟说,普通的事情,日常生活中每天使用的事物就是最重要的事物。对于仍在辛勤工作的大家伙儿来讲,这何尝不是一种奢侈呢?露西亚?波斯特说,奢侈品是个大而可爱的话题,它其实是品质的代名词。我想,一个人生活品质的高低,与环境有关,但更在于心态的宁静与否。

号外:新华社的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了中青报李大同老师关于《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抗议书,我看了深受触动,遂想贴于此,但是网络有屏蔽,老贴不上。希望朋友们有空关注中青报冰点停刊事件。冰点事件应该是06春节前中国传媒界最大的一次震动。

电视情缘与小镇轶事

去年春节回家,就曾嚷嚷着要给父母把电视换新的,但他们不肯,说太浪费了。他们用的电视,还是许多年前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买的二手货。记得大一暑假到郑州卷烟厂实习,恰碰厂里出品了一种叫特醇散花的新烟,于是被派到河南焦作做市场推广(也叫是铺货)。两个月内跑遍了焦作市区及下属的四五个县市,那是我第一次实打实地接触社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及身边许多事情对我的启发至今我都识之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实习结束,攥着挣的五六百块回校,结果第二天就不小心一丢而空。当时的感觉记忆犹新,虚汗立马就出来了,而且一周内情绪低落,因为那个时候500元还挺值钱的。一方面生活费不多了,另一方面不能告诉家里,所以第二周就得想法子把丢的钱给再赚回来。最终采用的办法,是几次寄信与电话向《英语辅导报》社咨询,作了其在我们学校的销售代理,然后在学校宣传订阅,半个月时间订者有160人,半年定价20元,共计3300元,我拿提成30%,毛赚990元,除去宣传费用100块,剩得八九百块,原先丢的500块“找”回来了,“剩下”的三四百元便买了此文开始说的那台二手电视给父母。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个时候真是颇有想法,而且闯劲十足,后来读了研究生、参加工作,自我感觉成熟了几分,但那时的热情与澎湃已锐减,真是惭愧。

废话少说。前天从青岛回到老家后,我惦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到镇上买台新电视给父母。昨天一大上就去了,走了好多店,越看越迷,听了售货员的推介,我更迷了。说实在的,现在农村售货员的推销术,绝不逊于城市里像安利、雅芳等公司的直销员。我在一家店停留了十来分钟,就看到一个小伙儿卖出两台电视机。当然过年前后,农村年轻人结婚的多,电视销路自然不错,但如果当你听到农村售货员在介绍产品时给你谈“TCL与法国汤姆逊合作”的事件时,你会作何感想。特别是在另外一家店,我问老板海信电视如何时,他说“太烂,海信电视根本不够格”,真让我大跌眼镜,别的我不敢说,但多年将彩电作为核心业务的海信,不知为何让人如此诟病,看来春节我回青岛后,得到海信总部问问,看是因为给中间商的回扣太少,还是另有它因。

最终我买的是TCL29英寸的一款,AT29211A。看重的原因之一,是其数字电视方面的一些功能。我付账时,那个推销员眉飞色舞,称“常跟别人讲汤姆逊,都不敢兴趣或不懂,今天咱们一拍即合,缘分呐”。我靠,这家伙还真有范伟的那种气质,令我哭笑不得。不过我也闹了笑话——一开始他给我讲TCL与汤姆逊合作时,我把TCL错想成长虹了,就随口说了一句“合作是合作了,但是被骗了几十个亿”,推销员自然无言。后来想想,真是脸红啊。

由TCL的这一趣事,我又想起来了另两件事。一件是十几年前,我读高中的一天,班主任把我从教室叫出来,说让我去学校会议厅参加会议,我迷迷糊糊跑去,一进门看到一大堆同学在主席台前面排成长龙,旁边还有摄像机。原来是TCL在搞“资助贫因生”的仪式。那时还小,觉得特隆重,现在想想,真是挺搞笑的,不过白领了一个被罩一个床单两块枕巾,当时还挺乐滋的。第二件是去年年初写的一篇关于TCL并购与文化整合方面的商业评论,中华工商时报采用了,令我大跌眼镜的是,不到一周后,同一篇文章标题一换,再次出现在工商时报上。如果是编辑的失误,这失误也太低级了,而如果是报社缺稿,我或许相信,因为一年前发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许多经济评论,至今一分钱稿费也没收到过。

又有些离题了。在镇上把电视款付了后,负责送货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不是敞篷胜似敞蓬,把我差点冻死。电视送到家后,我想再顺道坐着三轮到离镇不远的一位姨家,结果车夫八分不愿意,但鉴于我的强硬,没有把我推下车。结果每走一两里路,都会有上来一个乘客,我下车的时候,三轮车里竟然坐了七位乘客。庆幸自己下车较早,乡下的路不好走,一个那么小的三轮车里装那么多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太大了。但是车夫全然不管那些,赚钱是第一位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言,农村的出租车与电动三轮车这样拉客,在资源配置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这使我想起了西方国家的公交大罢工期间,对于同一去向的乘客,出租车必须同意他们共同搭乘,不过人家有个前提,是安全第一。

不过说心里话,现在的农村与我儿时的农村相比,在社区氛围与人文环境方面,确实落后多了。人与人之间变的冷漠多了,说乡里乡亲有时会为一块钱打起架来有些夸张,但人们的笑容显然没了以前那么纯朴。我还是怀念二十年前的农村,虽然那时大家都还挺穷的。我向来认为,农村一旦物化与道德迷失了,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会比城市要严重的多。当你受不了城市的喧嚣而远道来到农村时,发现原本的安宁也已变异,原来的纯朴早已褪色,那是怎么的一种可悲。当然我说的有些夸张了,不过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认同,那就是上世纪末美国新经济的新教主艾?兰德关于自私有理、发财无罪的“兰德哲学”正潜移默化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种潜意识,这原本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她主张自私的同时也力倡理智,比如她说“人的最高标的在于追求理性的自私”“人文精神能创造众多不可思议的新事物”,但中国人常有一种贪婪的恶劣性,把原本想给创富的人们以心理慰藉的“兰德哲学”给异化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我所亲历的“郑州车站PK大雪”事件

昨天下午六点到的老家,历时整整50小时,是正常用时的2.5倍。今天11点半才起床,而且还是被女友的电话惊醒的。伸了伸懒腰,竟然又蜷缩着打了几分钟的盹。之所以蜷缩,是因为家里因为太冷了,就像白天的时候在青岛只穿一个线毛衣就行,而在老家必须穿两个厚毛衣才行。而之所以如此疲倦,皆因为最近这几日累的要死。

20日下午的火车,青岛-郑州。正常行走的话是15个小时,然而我是21号下午6点半到的郑州,共走了27个小时,也就是说火车晚点了12个小时。这简直创了我个人的“乘车史”的纪录。记得火车于21日零点到徐州后,一停就是五个小时,车里的人都苦笑道我们这是在徐州车站“守夜”。而后火车平均每跑一个小时,就要停下来歇息一个小时。

这是为何?皆因山东与河南交界处的一场大雪。央视新闻联播也报道了,郑州火车站滞留了六万余人,因为天气原因,高速公路关闭,一些列车停开,他们只有苦等的份。大冬天的,就在郑州火车站的广场打地铺,个中的辛酸可想而知。

其实郑州火车站20日左右滞留的旅客人数至少在十万以上,这指看得见的旅客数。而看不见的,保守估计有近20余万。我便是其中一员。郑州火车站采取的调度策略,想来大伙都能从我乘坐的火车晚点12个小时的经历中略知一二,那便是尽量安排已滞留在火车站的旅客早离开,无论采用安抚或其它任何策略,而对于到郑州下车的列车,要尽量让它们晚点,在可承受限度内,越晚越好。

21晚六点半我从郑州火车站出来,觉得好像刚从监狱中释放一样,呼吸了一口家乡的空气,觉得甚是清新,虽然寒冷有加。朋友开车来接我,安排我到一家酒店。进了房间顺手打开电视,看到的便是央视播报的郑州火车站在危急时候如何冷静,如何有张有弛,把滞留情况解决的多么好等等。我和朋友都笑了,这又是一个冷色幽默,一个灰色的政绩主义蓝本,有关部门导演了 “眼不见为净”的现实版本。

当天晚上,我得知一些大雪封路时发生的其它几件事情后,倒感觉自己是幸运的了。一件是因为道路不通,行走在半路的长途汽车被困雪中长达15个小时,一些饥寒交迫的人们精神几近崩溃,有人乘机兜售食品,15元一袋方便面,5元一根火腿肠,也供不应求,很快被抢购一空;另一件是在新郑到郑州的途中,一位白血病患者氧气输完了,但车停在雪中动不了,人也只能断了气……相比之下,我真的挺LUCKY,虽然多在火车里呆了12小时,坐的是硬座,但火车里面吃的东西总不缺,水也有得喝,而且我还有林行止的经济随笔可以看。。。

22日早上十一点才起床。朋友带我去一家特色店喝羊肉汤,味道很是鲜美。饱餐一顿后,朋友又驱车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汽车站也是一个人满为患的地方,售票处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把原来30元一张的车票上调成了51元,其中1元的保险还是强制性的。另外不卖中途票。这个时候郑州已是晴天,雪已花的差不多了,我不知道汽车站这种有点“宰客”性质的高票价,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大雪,行政部门与垄断部门是爱恨交加的,其中爱的比例略高于恨,因为凡是危险性大的事情,“收益”也往往较高。就像林行止在作品中提到的一本叫《卖淫经济学》书中所说的,卖淫女平均月薪甚至超过白领,原因就在于此。

今晚在火车上度过

四点半、火车、硬座、15小时--这四个词的背后,除了郁闷还是郁闷。不过年总得过,家总得回。记得在《千里走单骑》的首映式上,当大伙谈到自己作为子女,在对父母尽责问题上打几分时,窦文涛给自己打了“-10分”,他说仅凭一年只能有一周时间陪在父母身边,就足以让自己零分也难达到。是啊,我们大多数人何尝不是如此呢?

近日北方多雪,南方多雨,只有青岛晴空万里。昨天给父母打了电话父母叮嘱了我好多,我非常感动,虽然每一年每一次回家时、从家启程时都要听一遍类似的叮咛,但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他们的喋喋不休感到厌烦,有的全是亲切与感动。在电话里我的发言机会很少,而且大都为“嗯”“好”“放心”“我会的”这样的短语,即使有些是善意的谎言。

比如父母建议我这两天好好休息一下,我说“好的”。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下,但是不能够啊。昨天晚上办了些杂事后就快12点,给南风窗写约稿到凌晨两点才结束。早上六点多就起来了,还得赶个大稿,一个月前答应给一朋友写个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但因为太忙,一拖再拖,直到最后这一天。庆幸的是因为大体有思路,动起笔来就比较快。但我觉得它更像一个无厘头的黑色幽默--一份详尽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只花了三个小时完成,我不知道应该臭美自己的水平高,还是应为事件本身带有的学术腐败性质及自己的不负责任感到不安。

不想这些事了,05一年自己休息的太少,很多时候像个机器人一样在运转,更重要的是,除了应景式的必要思考之外,这一年我很少静下心来思考关于自己的一些问题,一些譬如“长远规划”什么的。我昨晚南风窗写的约稿标题是“长期预期决定长期投资”,这是拾一位制度经济学家的牙慧,来形容天津滨海区规划的,其实对于每个人而言,这句话又何尝不适用呢。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投资不仅指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上与感情上的。

春节这一机会得好好把握住。试着把工作、学习全放下,完全融入到老家那个古老的村庄里。好好陪陪父母,好好反省自己。前几天我的MSN签名是“反省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啊,特别对于不停写字的人来说,很容易浮躁不已,甚至肤浅起来。抑或我们偶而可以拿“都有这么个过程”来自我安慰,但是反省却是或不可缺的,永远或不可缺的。昨晚我一些朋友打电话道别时突然发现,因为工作太忙,一些珍贵的友情早已变淡,还有。。。

再说下去就有些无病呻吟的味道了。刚才在MSN上给石兄说再见,他问我年后什么时候回青岛,我说情人节吧。他略带沧桑并不无幽默地说,“嗯?情人节是哪天?”我顺口答道“4月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