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归来

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606/01_015830_haha.jpg(1)5月31日,早上,4:50,在泰山极顶看日出;晚上9:50,从青岛火车站出来,站在栈桥海边打出租。天气迥乎不同,泰山上白天温度达到了三十好几度,而青岛下午天气开始转阴、下雾,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身穿T恤的我们,至少打了三四个哆嗦。但是心情是同样的欣喜,两天时间里,我们每时每刻都玩的非常的开心。

(2)半夜被宾馆的工作人员叫醒,集合看日出。遗憾的是,乌云遮住了太阳,日出大打了折扣。或许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同行的游客们没有一个表现出有多失望的样子。

(3)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挑山工们。他们每个人都挑着50公斤以上的物品往山顶送。一开始的时候,我跟朋友们乱猜,挑山工一天能挑几个来回,我们猜的是两趟—-上午下午各一趟。真实的情况令我们瞠目结舌:算上从中天门开始的,他们一天大都要跑五个来回!而从泰安城挑着一百几十斤的货物,经过陡峭的十八盘,上到海拔1540多米高的南天门,一趟的报酬只有区区40元。我“采访”四五位挑山工的时候,感到非常地难受,为他们的生存状态—挑着那么重的物品行走在十八盘上,人生安全不能不让人担忧。

(4)令我最感到欣慰的是,对泰山顶上住的宾馆,甚为满意。规模较大、设备齐全、服务优良的三人标准间,一晚上才150元。一碗面、一碟菜、两块饼、一瓶啤酒之后,美美地洗上一个热水澡,真是享受,白天爬山的辛苦全都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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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十八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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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风景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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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的挑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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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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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诗词在泰山上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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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的老外们下午就穿着大衣乱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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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四点半,等待日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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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友

书评:企业全球化之舞的“元规则”

http://mrzhang.com/economy/attachments/month_0605/0200652835541.jpg文/东方愚

国际经合组织的一份出版物认为,“全球化”一词是由T?莱维于1985年发明的;莱维用“全球化”来形容之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业、服务、资本、技术及企业家在全球生产、消费和投资等到领域的扩散与浸透。

全球化利弊几何?推崇者所持的是以K.Ohmae和W.Grieder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流派的观点,即经济全球化是促进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减少交易费用、互惠互利的“正和游戏”,他们大力赞美WTO的四项普遍性原则(非歧视性原则、互惠性原则、透明性原则与公平性原则)并强调市场的神奇作用;而保守派所持的是以P.Hirst和G.Thompson为代表的全球化怀疑派的观点,即全球化充其量只是发达国家的一种国际化或说是区域化而已,基于区域经济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发展中国家在喧闹的氛围中反可能被边缘化。

争辩者的争辩从来都是实践者征途中不可或缺的建议与意见,所以全球化的是与非不在于“是否要做”,而在于“如何去做”。以并购为例,2001年索尼与爱立信并购案之前,爱立信在手机方面的亏损就达162亿瑞典克朗,于是两者“婚姻”的磨合点,主要在于包括现金、实物、土地、知识产权等在内的资产审查和风险评估方面;2005年明基与西门子的合并案之前,西门子手机的年亏损额高达5.1亿欧元,但两者结为连理的重心,主要在于品牌资源的整合与交融。

两起背景相似而策略异的并购案告诉我们,企业的全球化或许没有一个既定的模式,或者说没有什么金规玉律可以遵循。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从企业管理权与所有权的离合角度出发,将企业制度分为家庭企业、现代企业和超现代企业三大类;不同的企业制度决定了企业在全球化进程所采取战略的不同。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企业全球化方略调整上的差异,也证明企业全球化与宏观的社会制度与经济语境息息相关。

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规则与变数,显然要比欧美企业的情形要复杂的多。仍以跨国并购为例,自首钢1988年以收购美国麦斯塔工程公司70%股份拉开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序幕后,中国企业一发而不可收拾,今日,有中石油、中海油、上汽等国有企业拉大旗、唱大戏的并购风云,也有华为、联想、TCL、万向等民企的并购大,更有多如牛毛之小企业甚至微小企业的全球化声音。虽然“无章可遵”,但谁也不想坐失良机。硝烟四起在所难免,不同的是全球化战略侧重点的差异。

中国企业最大的海外并购案——中石油对哈萨克斯坦PK石油公司的并购令国人拍手称快。不仅在于41.8亿美元报价额所彰显的“大方”,更在于中石油力排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和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等强劲竞争对手;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中石油的彪悍与其企业体制及资源领域的特性不无关系。2005年初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问中国,六个月后中国国家席胡锦涛又回访了哈萨克。经济事件背后的政治推动力显然事半功倍,然而这也成为我们对中石油41.8亿美元“大手笔”是否符合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最优”原则表示质疑的原因。

诚然,少有企业能像中石油一样财大气粗,并从政治层面获得特殊推动。对于中国民营企业而言,“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华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全球化特色常为坊间所津津乐道。它先是于1996年通过与长江的和记电信合作,立足香港,然后次年开始考虑在发展中国家的并购,2000年才开始打入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德国、英国等地,正是这种“长途跋涉”,使得华为在中国电信设备市场从1996年到2000年24.9%的年平均增长率,快速下降到2000年到2002年的2.1%的年平均增长率的形势下,利润节节攀高,2005年完成合同总销售额82.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50%。

中石油可以多化几亿美金为其国际化埋单,并且其强势地位不至于受到什么影响,然而华为不可以如此,尽管今日之华为在外人眼中是异常地风光无限,但华为自己记忆最深的,莫在于国际化路途中的阴霾。2003年华为遭受美国通信设备制造商思科的关于华为侵犯其知识产权的诉讼,虽两者最后达成了和解协议,然而华为却在资金、市场等诸多方面付出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两年后,华为意欲收购印度尼西尼马可尼公司,却被爱立信“夺爱”,两个月后,华为又被传在孟加拉涉嫌行贿…华为的国际化缩影,是中国民企国际化征途的辛酸代表,用“一个令我们尊敬却不时为其捏把汗的企业家”是对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再恰当不过的形容了。

企业国际化之路的崎岖与“无章可循”可见一斑(这里省去了蜂拥而上的中小企业,特别是江浙一带的中小民企的国际化案例)。这使我想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K.J.Arrow1972年提出的“阿罗不可能定理”——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一条既能保证效率又能尊重个人爱好的投票方案;阿罗这一定理主要用于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领域,用来说明集体选择与社会决策的“无奈”,借用到企业国际化上来讲,其寓意便是——在经济国际化进程中,根本不存在一纸既能保证效率又能与不同特质的企业相适应的国际化良策。

“阿罗不可能定理”道出了国际化的“无规则”秘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不可指望能有一劳永逸的国际化法宝。然而,这也正是它的兴奋点所在,即引导企业寻找“我规则”——放开臂膀,根据自身条件与优势,及在全球产业链上所处的位置,因地制宜、适时适事地酿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因为国际化过程从来就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过程,对大多数企业而言,如何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与商业规则下锐意拓展与创新,是首先应当具有的“运动品质”。

仅有这两点是不够的,没有统一的章法不等于没有章法可以借鉴,有学者曾称,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思路,应当遵从“以全球抗衡全球,以强制强”的准则,诚哉斯言;王育琨先生在《全球化之舞》一书中探寻华为、海尔、TCL、联想、首钢等企业在国际化征途中如何选择战略伙伴、如何采取拿来主义,以市场换“大脑”,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等诸多方面抗衡之道与制强之术,我习惯将之称之为“舞魂”。“无规则”、“我规则”与“舞魂”之借鉴规则,是企业国际化之际上相得益彰的三件法宝,其总和便是思想家吴思先生笔下的“元规则”——企业全球化之舞的“元规则”。

(5月28日凌晨于青岛浮山公寓)

附注:《全球化之舞》:王育琨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定价:26.00元;吴敬琏、王巍、毛武、于绍文、方泉联袂推荐

谨防GDP负增长背后的“环保幻觉”

文/东方愚 本文刊发于5月26日《南方都市报》

在“绿色GDP”标准一时不见出台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下属部门日前推出一项全新的政策建议:允许一些地区的GDP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以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据5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关于“中国放弃绿色GDP”的片面报道,引发广泛争论,虽然后来国家环保总局出来辟谣,但是关于GDP核算机制的改善问题,却是中央与国家部委一件头疼事。统计局如今关于允许一些地区GDP零或负增长的建议,无疑是想淡化对GDP的盲目追逐与攀比,而将环保因素纳入其中,然后这一建议却并不妥当。

一百多年前,意大利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源配置的标准,即“帕累托标准”,他认为,如果既定的资源配置令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没有使其他任何人的状况变坏,那么这一配置状态则是一种改进。拿统计局如今关于GDP零或负增长的建议来讲,由于将环保理念与治理考虑在内,那么至少一部分民众的生存状态将有所改观,而没有人的状态受到损失(减少的GDP与其原先环保成本相抵消),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吗?

似是而非。对GDP的盲目尊崇的作法自然不可取,但是,在绿色GDP核算机制没有一个说法的时候,草草准允地方政府可以把GDP搁置一旁,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就目前来说,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成本易于确定,然而相对应的环境收益,却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各行为主体对环保事业并不那么积极,一旦要对之进行相关的严格考核,显然又会冒出不少“点景工程”,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笔者并不是在顽固地坚守原先的GDP考核体系而怠慢于环保事业,而是说贸然摒弃原先的考核体系而草草转移主战场,面临着顾此失彼、最后两者都失的危险。我国的地方政府的环保考核肯定要进行,但是要看到当下的软肋,即激励与约束体系依然非常空洞。在美国,一旦企业或个人危害环境的行为被发现,会被迅速处以严厉的经济甚至刑事制裁,甚至施行“制屋及乌”的“关联制裁”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准公共事务”,中央原先对环保的补偿与激励欠缺甚大,一些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地方环保部门财政捉襟见肘,而一些环境污染惊人的地方,则因为权力寻租等因素而肥的流油。

允许GDP零或负增长的另一个“短腿”,则容易使地方政府给中央制造“环保幻觉”,并对民众福利的减损以冠冕堂皇的借口──GDP数量没增长,那全是因为我们对环保的投放太大了的缘故;当地民众收入低、消费指数高、就业状况差,这全是环保带来的短智困难──一旦这样的理念盛行,那么我国经济将面临比眼下更为严重的困难。

如果帕累托仍然在世,而前来执掌中国的GDP核算体系的话,他一定也会统计局目前允许GDP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建议大皱眉头的。因为在他眼中,资源配置的改善,不是表象的、匆忙的改善,而应当是一个由表及里,剔除干扰因素的持续性动态改善过程。即使原先的考核方法沉疴重重,如果施行新的考核方法的时机不够成熟,并面临着新形式的形式主义与民众福利的减损,也绝不能前进一步,否则将会得不偿失。这样看来,如何理清环保成本与收益核算的内部机制,如果建立顺畅有效的环保项目激励与惩治机制,防止地方政府打着环保名义侵蚀民众利益并给上级政府制造“环保幻觉”,才是刻不容缓也最为凑效的招术。

(东方愚5月25日于青岛浮山公寓)

东莞明天会被谁抛弃

南方都市报约稿原文。明天见报时,标题肯定会改的。

文/东方愚

汉姆雷特有个激荡千年的疑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前几天东莞的朋友告诉我,东莞现在“民工荒”挺严重,拿鞋业来说,“东莞造”占世界产量的十分之一,然而现在许多鞋厂因为缺工都关门了…令我不能平静的是朋友最后的一句话:“不关门才怪呢,看看那些工人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你就想落泪。”

这使我想起了前年央视《新闻调查》做过的一期关于东莞民工境遇的节目——工人们拿的是上面规定的最低工资,住的是几十个人挤起的上下铺宿舍,一天要工作十好几个小时,超过八小时的“加班”要么一分钱不给,要么按照一小时一块钱以内的标准支付,而上厕所时间规定为十分钟以内,超出一次罚款20元——也就是说,加班20多个小时,才能交上因上厕所超时而受罚的钱……

这可以称为是陈年旧事吗?我最近两年没到过东莞,所有发言权,但当我今天百度“东莞 缺工”时,搜索出来的结果有上万条,不同的年份都有,甚至近两年关于东莞民工荒的报道、呼声比以前更强了。显然,这映证的是东莞民工的待遇并没有多大提高,权益仍不能得到切实保障。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时不时会有广东或东莞的行政部门出来“辟谣”说,“东莞不存在民工荒”“东只缺高级技工”,甚至在今年一月,东莞一位政府要员说“东莞用工短缺是市场反映”“工人工资低是错觉”,这无疑令人大跌眼镜——企业给工人定工资的时候,严格按照行政性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因工人超过心理界限而离开工厂的时候,又成为“市场反映”了!

东莞制造业的软肋,也正在于此。“资本大厦”越建越高――官方公布的数字:2005年,东莞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本外币存款总额突破3000亿,工业总产值突破4000亿,外贸进出口突破5000亿;然而资本大厦的根基越来越不那么稳固——工人权益被淡漠导致的抵触情绪与走失风潮,使得萌动在社会底层的不安定因素越来越多、越集越厚……

去年开始,东莞政府部门、企业界及商会,纷纷提起一种新说法,即改“东莞制造”为“东莞创造”。一字之差的背后,是东莞意欲一改身在全球产业链末端的决心。然而在我看来,“创造”与 “制造”都是一个伪命题,普通工人如果如陷囹圄,做出来再响的牌子、赚取再多的利润,也是无源之水,长久不了的。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东莞高层对待财富总值的态度是很低调的,记得第一次经济普查查出东莞“少报”生产总值650.73亿元。有人说南方诸省习惯“藏富于民”,在我看来,东莞的“低调” 何尝不是掩盖社会强势与弱势利益群体间财富权利之巨大沟壑的“障眼法”?当对社会底层生态的“关怀疲劳症”蔓延并假“市场”之名为自己开脱时,东莞必将被自己所抛弃。(5月25日晚)

假如孔子是位民营企业家

文/东方愚
http://mrzhang.com/economy/attachments/month_0605/22006525125358.jpg偶然看到两则典故,一则说孔子的一个学生颜回,因为安贫乐道、恪守本份而得到孔子的赏识;而他的另一个学生樊迟由于向孔子请教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被孔子斥为“小人”;另一则说孔子把学生分为不同的等级,严格地“因才施教”,不同“级别”学生间的交流也不多。

孔子“明贵贱、贬同异”的等级思想可见一斑。在他眼中,人与人是有严格的身份差别的,每个人安分守己,社会才能井然有序而不至于陷入混乱。这使我想起了美国哲学家Ch?W?Morris,他在《记号、语言与行为》一书中说,身份,作为人类社会组织活动形式的反映,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符号。我习惯将此作为关于身份的中性诠释。那么,孔子显然就有些偏“左”了。    

一个社会成员存在的意义与行为方式,虽然与其所处的阶层相关,但是如果把对一个符号的认识,与对个大活人相对等,虽然是有失妥当的。回首中国民营企业主的身份与心路历程,可谓艰辛有加。多少年前当他们还是广受批判的对象时,社会对其的认识,便是从符号的角度出发的,如今他们被视为中国经济核心力量的群体,则更多的是从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参与角度来说的。

当从一种符号、一个标签、一副脸谱的阴霾里走出来,民营企业家可以与社会各个阶层相互辉映与交融,可以当选为两会代表参与国家事务的讨论与决策,可以像广东中山的何伯权、梁伯强、胡文章一样站到大学讲坛上慷慨陈词,更可以到农村投资建厂与农民兄弟同甘共苦,与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提到的中国社会“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不同,这更是一种社会共融的标志。

如果孔子在世,且恰有机会作一次儒商、改行过一把民营企业家的瘾的话,我想“孔氏企业”的内部制度与规则肯定将是非常完善、异常条理的,至少激励与制惩措施清晰有加——好员工会被孔老板称为“君子”,而“不安分”的员工则会被骂为“小人”,然而也正是这种中规中矩,将扼杀企业的生命力,因为一个闭门造车、等级森严且寡于与社会各阶层交流的企业,很难想像能熟悉市场、了解客户的需求。

笔者自然不敢像前些天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的“惊世名言”一样拿孔子开涮(当然张颐武也可能是被抓了小辫子);既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个人物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很难跳出“以名为首”和“使名自命”的囹圄,我想表达的与倡导的是,企业界、学界、社会公众之间有无一个促膝交融的一个互动机制,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健康与否的标志之一。

这一互动与共融的“度”的把握,却也不失为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大考验。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即官道;黄代表商道;黑代表学道。三道泾渭分明,互不攀比,即使中途改道,也将严格恪守新道的游戏规则。遗憾的是,不少中国民企业主三道都想试水,结果“弄湿了鞋”,得不偿失,甚至锒铛入狱。

孔子作为“学而优则仕”的鼻祖,身上这一习气自然更浓。他原先一门心思从政,正如宋代张横渠所言,孔子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当他仁途不畅,人老而梦不能圆时,毅然弃政从教,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意境中颐养天年。这当中客观的成份虽然不小,但仍然值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学习——虽要与社会各阶层相互交融,但不宜舍本逐末、这山望着那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