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自由度应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

东方愚

中国社科院日前首次发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

应该为浙江喝彩还是担忧?如果放在两年前,担忧者甚众,记得那个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农·史密斯来了中国,唠叨着“资本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是自由的基础和经济繁荣的保障”,甚至引申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话唾沫横飞地说“智者是不会干涉别人走向富裕的道路的”,但谨慎的中国人仍然觉得应三思而后行。

两年过去了,喝彩的声音站了上风。现实来看,浙江民营经济搞的有多红火有目共睹,人均GDP也是一路走高,理论层面上,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的研究表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发展基本呈正相关,经济自由度越高,国民就越富裕。有人可能又会提拎出温州“炒╳团”来说事,说什么金融风险丛生,说什么民众福利受损。这显然犯了因噎废食的毛病。

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自然不自然地在践行“破坏性开发”的发展方式。虽说资本自由化带来了散乱无序的民间游资,甚至是炒房团、炒煤团等令人头痛的附属品,但另一面或许是自由竞争、、行为激励、企业家精神等经济自由化的行为特征。民间金融近年来上了央行等国家部委的案面,最近的莫过于“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在中国掀起的新一股民间小额信贷争论热潮了,我们可以认为,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经济下阶段努力的方向。

问题是,特权与强权过度干扰经济导致市场失灵与资源配置失灵仍然是中国大多数省市的一大硬伤。当初温州民资响应北京国资委的邀请,欢天喜地到了参与北京国企改制,结果呢?要么水土不服,要么半路夭折,原因便是强势群体在成本分担与利益分配上的霸权主义了,在他们眼中,宁愿两败俱伤,也不愿看到对方赚得盆满钵溢。相反,一个使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和事实是,近年来60%的民企并购案都以失败告终,许多民资(诸如倒塌后的德隆系)反成为国企并购的“盘中餐”,国企行政垄断态势的不松反紧引得一片嘘唏声。

我们不能总是充当着墙头草或嬉皮士的角色。资本积累阶段的民企或许曾采用了一些非常规手段,多少年后东窗事发,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昔日资本流动的不自由,而是这个企业主怎么样地不道德,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最近扑朔迷离的“黄兴裕受查”风波再一次警醒,如果今日中国仍然对资本自由度不加重视,那么多少年后, 中国市场机制的软肋与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依然将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短腿。

这便是笔者建议将资本自由度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的原因。早在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达到基本共识,即政府应不遗余力保护和促进经济自由,保护和扩大个人、企业、资本的自由度。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就算改革开放甚至上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命题仍然有左右两派观点。事实上,目前形势已非常明朗,力促资本自由化不失为明智之举。

这一考核指标其实很有意思,它考核的内容不是政府与市场要素要多亲近,而是“有多远”,即削弱资本流动的行政管理色彩,改变对不同的资本流动实行非对称性管制的作法,而是注重企业的自生能力。林毅夫对自生能力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它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当然,“远” 主要是指行政部门收拢旁逸斜出的“蟹角”,而不是“置之不理”,相反,政府在促进资本自由度方面应做的还有很多,比如给予自愿交易、方式灵活的民间信贷以足够信任,给一些优质的民企在申请出口信贷时给予适当的政府担保等。

此类信任与担保可能同样转化为一种“裙带风险”,即行政部门与巨头民企的联姻或寻租。这就涉及到与资本自由度息息相关的另一个层面,即政治因素、制度建设、文化传统等。俄罗斯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轨初期曾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经济与资本自由度迅速提高,但多数国家现在大都面临着经济衰退或增长乏力,原因便在于这些外延但却往往起到关键作用的因素的制约。所以,在坚定推进资本自由化改革的同时,约束机制也不可或缺。

(10月31日下午于南方日报社)

李雪健

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610/30_011613_lixuejian.jpg年初的时候李雪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他跟着儿子看超女,最喜欢纪敏佳,因为她的“三可”:,“可怜,老是上PK台;可敬,总上PK台但是她总是能宠辱不惊;可爱,因为她毕竟还是有实力的…”,这句话报道出来,网上到处转,许多文章标题干脆以《当李雪健爱上纪敏佳》制造噱头吸引眼球。

刚才看电视,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晚会。只看到李雪健领奖片断。虽然我们说,演艺圈是一个奖项泛滥的领域,但是无论大奖小奖,每个人站在台上是真话还是作秀,明眼人还是能分辨出来的。看李雪健老师的电影与生平事迹,确实令人感动,是那种平实的震憾,而非“朱军式”的。

对李雪健来说,话剧大师曹景阳(已逝)妻子的出场,确实令他意外。不过湖南卫视仍然念念不忘,乘机把纪敏佳给提拎出来了。给李雪健唠叨完“三可”的陈段子后,纪上台,献花、还有歌,当然是《酒干倘卖无》。

给人深刻印象的,则是老李给小纪同志的赠言,第一句就是“不要昙花一现,要好好学习”。李雪健说话慢,但很质朴,并且掷地有声。不管是演艺圈,还是其它什么圈,李的这句话是多么地有警醒意义呢。

昨晚CCTV6也有个直播的晚会,好像是第十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我觉得纯属娱乐。仅《张思德》一片就摘得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故事片三项大奖。不知道同台得奖的谢霆锋,看着这部“大片”,脑子里会不会浮现出“先进性教育”五个字,哈哈。

再读顾炎武

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610/29_024757_guyanwu.jpg正如我写的关于尤努斯的文章中提到的一样,看杰出人物,不应用贴标签的形式,而应去捕捉一些细节。所谓“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嘛。对于顾炎武,众所周知的是他“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论点,梁启超把他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但我感兴趣的,是他在读书方面的一些细微之处。

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前人重复的,就删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日知录》。这书被公认为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顾炎武绝不是个书呆子或纸上谈兵的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集?与人书三》)。他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

这也是我以”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为座右铭的原因。

梁启超这样评论顾炎武:“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梁认为:“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 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

真是一语中的。看看现在中国的学术界、传媒界,先不说“研究之范围”是否明确,“研究之方法”是否革新,只内容的乏善可陈与旧调重弹就令人不敢恭维。听听顾炎武是怎么说的吧:”(明代学者)无非窃盗而已”、“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三四百年过去了,我们又有多大长进呢?

搞笑的“阴阳照”

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610/28_184601_hahatu.jpg这是十多天前的一张照片了。一直没顾得上贴上来。《南方都市报》10月16日A08与A09是连版。跨版横卧居中的是一幅9位“老广交”获颁荣誉证书的新闻照片。有意思的是,照片左半边五个人是黑白照,右半边四个人是彩色照。猛一看,你会以为是张“阴阳照”,莫非左边五人都已仙逝,模拟其生前领奖的样子与右边四位活人合影?哈哈。

原来A08版是黑白版,A09版是彩色版。因为它们各自下面都带着广告。而广告或黑白或彩色,在8版还是在9版,提前由定价决定好的,不能随意更改。于是编辑只好委屈上面的新闻内容啦。这是典型的新闻向广告让步的作法。我们不少同事”收藏“了那天的报纸,在中国的报纸史上,这样的”阴阳照“确实罕见。

动荡权衡

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610/28_173423_cover200.jpg收到《权衡》样刊,感觉还好。不过我最为欣赏的还是刊物的名字:权衡。就像当初天则所成立的时候,从“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中提取“天则”二字一样,权衡同样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从编委到文中的大部分作者,都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我想这或许想去印证自称“中国权威学者和经济学人的经济文化纵深分析杂志”吧。然而,当我打开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网站时,却在醒目位置看到两则关于《权衡》的启示,第一则如下:

《新青年·权衡》向读者致歉

因编辑流程中出现技术性错误,第九期《新青年 · 权衡》的内容与主编确定的内容有些出入,我们为此向读者道歉。由主编确定的内容见下面附录。

《新青年 · 权衡》主编: 盛洪 吴滨

第二则为:

《新青年·权衡》主编重要启事

一、《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的出版未经正当编辑程序。

二、《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版权页上署名的几位文字编辑早已于8月18日辞职并于8月31日得到管理层的同意,他们现在已不是《新青年·权衡》的编辑。

三、由于《新青年·权衡》合作两方发生严重分歧,在处理期间冻结《新青年·权衡》的编委名字的使用,在《新青年·权衡》2006年第10期上的使用为不当使用。

盛洪 吴滨
2006年10月9日

看来权衡多动荡啊。经济学人本应是一个比较容易结集的群体,为何如此多磨难。个中原因我不敢妄加猜度。无间翻读这份杂志的最后一页专栏,是余世存先生写的,标题是《官家主义的今世之旅》,副题是,“民间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官家的一个副本”。这一标题或能折射一丝经济学人组织生态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吧。我纳闷的是,权衡的网站上其它文章都有,唯独余先生这篇文章没有上网。

顺手拿起电话,跟老余聊了几句。提了几句这篇文章的观点,我便将话题转到他的身体上,近来他身体不好,希望老余能尽快康复,继续给世人呈现更为精彩的《非常道》。

链接:权衡 天则所 余世存博客- 我一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