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广告的“杂”念

(1)《新周刊》一如既往地喜欢造新词,所以其封面策划常常“新一点”,最新一期(7月1日)的新周刊,封面策划是“消费文盲”,又一新词。文章核心内容是“最被中国人误读的39个消费符号”,大致看了下,虽然有的解读很牵强,但这个选题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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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晚上又看了一期湖南卫视的《变形记》,这个产品确实是个好东东。亮点仍是创意。在别人娱乐的不太像样的时候,靠超级女声娱乐到死;而当别人追赶而至、飘飘然时,自己又搞起“变形记”之严肃产品来,创意比别人新一点,步伐比别人快一拍,电视湘军的精髓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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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上市公司新闻半个月后,与之前关注宏观经济相比,最大的感受有二,一是微观财经比宏观财经实在、亲切,二是自己以前的一些想法与文章都是扯淡,说好听点,就是“正确的废话”。正在向一些理财的媒体学习,这两天在翻《钱经》与《投资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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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新周刊:消费文盲
湖南卫视《变形记》变形
钱经 《投资有道》
Newyorker:Hedge Clipping

金融危机十周年

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706/30_020922_chongqing.jpg 东方愚 南风窗“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短评

斯蒂芬·韦恩斯在《绝境与生机》中把股市恐慌分为假恐慌、周期性恐慌、传染性恐慌和真正的恐慌四种。他表达的观点之一是,疗治经济结构失衡、股市投机时,如何扶慰投资者脆弱的心灵并给其安全感,显得特别重要。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形形色色的回顾活动正在上演。这种形式是可嘉的,遗憾的是,纪念的内容却呈现出“传染性务虚”的特征,要么是隔靴搔痒地提出一些所谓的盛世危言,要么是貌似高瞻远瞩地重复着防范危机的陈词滥调。事实上,国际社会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重视金融安全,比“攘外”更重要的是“安内”,而“安内”的核心,则是给普通人以愈加明确的心理预期,将人为制造恐慌的概率降到最低点。

政府在危机发生或苗头显现时对股市的调控是必要的,正如货币主义者一边认为美联储因控制货币供应量要对引起1929年暴跌负责,一边又认为政府在暴跌后在公开市场上回购政府债券的举止又是及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调控是朝着一个给人稳定心理预期的方向,还是加重了投资者心里的阴霾。1987年股市暴跌之后,香港当局关闭了股市,原因是,“这样会阻断外界对前英国殖民地所施加的压力”,结果是,压力暂时被缓解,却引发了重新开市后,更为恐怖的暴跌。

行情上涨时同样需要体恤投资者的心态。格林斯潘1996年12月5日演讲中仅仅使用了“非理性过激表现”这样一个对牛市姿态的描述词汇,就引得当时从东京到香港再到伦敦股价的暂时下跌。按照这样一种思路,2007年5月29日深夜中国财政部出台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举措引起连续四五个交易日股市大面积跌停,以及6月中下旬一边是“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股市”的官方媒体社论、一边是股市频繁的暴涨暴跌,是多么恐怖而又“正常”的事情。

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便在于各种内在不稳定的新力量、一些权力色彩浓重且“超常规”的恶性调控,正在被建构成或默认为一套金融新制度,从而通过对投资者心理的摧残成为威胁和破坏金融稳定的凶手。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称“美国仍将胜出”,理由便是美国的金融与社会制度在演进过程中总能给人们以相对明确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促生了信任,而没有什么元素比信任列值得一国的金融体系欣慰的了。

究竟谁在给谁“抹黑”

东方愚 达能并购娃哈哈追踪评论系列之九

  有人曾说,宗庆后与达能之间的扯皮扯得越久、越深,自己的“队伍”就越庞大,在较量中就越容易占上风。这话显然有一厢情愿的味道。然而6月26日商务部的一则表态, 使这种一厢情愿“修成正果”,这多少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于6月26日在重庆的一个报告会上,就达能并购娃哈哈事件表态称,“国外一些主流报纸居然将娃哈哈当成了反面教材,居然在发表的文章中称‘这证明新兴国家投资存在风险’,这些完全是无稽之谈,国外的一些媒体在给中国抹黑。”

  这是娃哈哈事件以来,有关官员第一次对娃哈哈事件的明确定性。所谓“无稽之谈”,则从一定程度上对博弈中的宗庆后表示了支持,而“给中国抹黑”,则把娃哈哈提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如此表态,意义显然不可小觑。

  而在市场上,娃哈哈最近掀起了新一轮的“倒达”风暴。比如称考虑对达能提起反诉,索赔金额至少20亿欧元。而在26日娃哈哈在给媒体《范易谋霸道与违法行为的再一次显露》的信中,开始逐条细陈法律法规,以证明范易谋的行为“既滑稽可笑又非法”。

  宗庆后无论扯民族感情大旗还是像个“法官”一样频“审”达能,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不排除想引出政府部门来表态,然而令宗庆后“遗憾”的是,有关部门自始至终保持沉默。而对娃哈哈商标这一核心问题的争端中,娃哈哈也曾将皮球踢给国家商标总局,可惜依然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应。

  有市场人士分析称,外资并购属发展大计,即使有当地政府内里支持,也必须看部委的“脸色”。此言并非没有道理。杭州上城区政府仍然持有娃哈哈不少股份,无论从“避嫌”还是以静制动的策略上,其实同样希望部委能有明确的一个表态或是“指导方针”。

  甚为“巧合”的是,日前达能在印度的合资项目同样遭遇挫折。由于达能集团在当地欲成立的一家新合资公司“可能与现有的合资公司形成竞争”,因此其必须征得当地政府同意才能继续自己的投资计划。显而易见,“政府同意”也成为达能在印度要逾越的关键一坎。

  在中国与印度这样的新兴国家的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中发生企业纠纷,政府姿态成为解决问题的风向标与关键,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健康、非理性的。它的负面效应并不在于加重了商业纠纷中的行政依附色彩,而在于它具有一种较强的示范力,其他行业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完全可能遵照“判例法”来做了断,而地方政府们,自然也不用猫着身子捱苦日子一般等部委表态了。

  假设宗庆后出尔反尔以及欲擒故纵等大戏尚不足以构成日前高副部长所批评的“投资风险”的话,那么其这一批评本身恰恰成为一种致命投资风险,即政策风险、行政风险。这比市场的千般万股扯皮更有杀伤力。不希望别人给自己“抹黑”,就不能擅自以行政身份独断黑白。

失踪十日

http://www.mrzhang.com/blog/uploads/200706/24_090228_xinjia.jpg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的好慢,回过头来却发现已走过了半地麦田,镰刀还在手里,麦穗却没几株。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新开张的上市公司版,新接手的投资周刊,新的朋友,甚至,刚搬进来的新家,仿佛很充实,但回过头看一下,老是感觉很苍白。

人可能是在不停的否定自己过程中成长的。问题在于,不停的否定自己,可能会让自己变得很消极、没有活力没有想像力。

还好自己明白,方向没有错。自己就站在麦田里,而不是别处。

新家安静地出奇,这是种久违了的静谧,之前一年在报社旁边住,临近广州大道,除了喧闹还是啼闹。如今这难得的安静,当应惜之。

好久没读书也没写字了,刚才给南风窗写一个短文,竟然觉得非常难下笔。颇具讽刺味道的是,自从这个月开始改做上市公司版,与股票及一些分析师、基金经理打交道多起来后,一度觉得文字这种东西是那么的苍白和无病呻吟。现在想想,这种想法是多么地可爱、可笑。

掌一本小书,在阳台上沉浸其中,那种边际幸福感,未必比私募坐庄成功时的幸福感差啊;这或许就叫,各得其乐。

最近在看“华安基金-世界资本经典译丛”这套书,值得好好一读。自己写字少了,上证报的专栏都停了快两三个月了,一是太忙了,二是在着手写一系列的东东,争取明年年初成书出版。

贴一张照片,是新家的阳台,早上在这里看书,感觉真好,特别是旁边的紫荆树,怎能不让你的心里时刻充满生机。

人治型规则之殇

东方愚 2007年7月期《中国商业评论》

鲁迅说,“自然的规则,一定要使我老下去,丝毫也不足为奇。”显然,如我们平时所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需要恪守,需要始终如一,然而在当下中国商业界与财经界,规则越来越为“潜规则”所替代。“木桶效应”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个沿口不齐的木桶来说,它盛水的多少,不在于木桶上那块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中国经济最短、最稀缺的那块木板便是原规则的正常运转。

面子文化与破坏规则成常态

可举大小两个例子。一是5月30日财政部上调证券交易印花税引发市场恐慌性抛盘,导致接连几天两市股票出现大面积跌停的景象,按照“规则”,6月4日有数百支股票应发布股价异动公告并停牌一小时。结果6月3日深、沪交易所双双临时决定“特赫”:只公告而不停牌。

二是娃哈哈与达能的商标争夺战,三、四月开始,几轮PK之后,竟发展成为谩骂与情绪化之战,“楷模”则是宗庆后。就在宗庆后于6月7日辞去与达能合资公司董事长一职时,发出一封长达5400余字的公开信中,讥讽、挑衅之词也随处可见,随后便引发了新一轮的经销商与员工“拥宗讨达秀”。

两起事件的共同点是,将规则放置一旁,“人治”至上。证券监管部门因市场出现“股灾”而临时修改规则,表面上是为了“救世”,实际上加深了中国股市之“政策市”的烙印。娃哈哈事件中,当初百富勒转让股份时,宗庆后一时疏忽而为达能抢先,娃哈哈这一品牌于是为拥有合资公司51%股份的达能所掌控。而如今宗庆后屡打民族牌,煽动民众感情,欲通过人为的助推,超越规则,夺回所爱。

类似的事情可谓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政经体制深入转轨的现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诸多的“规则”,而最缺的,仍然是规则——具有原生性意义的规则。中国本土的规则似乎具有无穷的弹性,小到一些国有背景企业的霸王条款,大到行政部门的出尔反尔,规则在张弛之间变异、扭曲。

规则扭曲的原因有许多种。而面子文化与信仰缺失,则是核心原因之二。东方文化历来面子至上,当规则影响到面子,多数时候会不加犹豫地将规则一脚踢开,比如交物权法草案通过后,各地不少行政部门明目张胆侵蚀民众利益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作者所在地今年曾发生“出租车强迫报废事件”,导致众出租司机怨声载道,但苦于哭诉无门,媒体通道也被早早堵死。

信仰缺乏与利益补偿失衡

信仰缺失则更多发生在商业界。它具有两面性,一种情形是,一些商人在遭遇规则桎梏时,想方设法通过自身产品或发展思路的独辟蹊径,曲线实现卓越。另一种情形则是,在突破桎梏过程中,跳不出、也脱离不了官商勾结、尔虞我诈的氛围,于是半推半就下了水,当初意气奋发的创业信仰为酱缸思维所取代,规则也成了尿壶的代名词。

面子文化与信仰缺失背后,是示范效应与利益补偿失衡量在作祟。常有人发问“谁来监管监管者”,因为监管者如果置规则于一旁,势必会引发联锁的示范效应。曾有一朋友对笔者说,自己做生意和炒股十多年以来,很少有遵循游戏规则的时候,因为“没有人相信市场的力量,包括监管者自己”。诚如斯言,比如6月4日股市“停牌门事件”中,监管部门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不遵守规则的负面典型,相比之下,美国证监会网站上“We are the investor's advocate”(我们是投资者的保护神)的承诺,怎能不令我们脸红。

示范效应下规则的扭曲与失灵,必然伴随着寻租行为的发生。寻租盛行则意味着巨额财富的非理性倾斜。比如地产市场上拿地、新药拿批文等过程中,寻租成功者能迅速实现财富与地位从0到100的飞跃,而这种飞跃,则会给其它原本遵循规则者形成新的示范效应───致富还是要靠“捷径”。说白了,利益分配与补偿机制导致的失衡,是加快规则进一步失灵的又一凶器。

比如上投摩根因“老鼠仓事件”而被查处的唐建,只获得了40%的灰色收益,却得身名狼藉。不少朋友在谈到唐建,不约而同把他的落马归结于“运气差”,“老鼠仓”从来都是“公开的秘密”,15以来从未有基金经理身陷刑事事件,唐建有恃无恐自然不难理解。另一方面,去年收入最高的私募基金经理至少拿到了5000万元,同行的平均收入也在200万到数千万元之间。而去年收入最高的一位公募基金经理年收入大约400万元,同行的平均收入是50万到200万元,如此反差之下,规则就会被心理不平衡给压倒、歼灭。
  
弹性与明紧暗松之殇

同时应当谨防“炫耀规则人性化”,与“规则监管明紧暗松”两种现象。举个身边的小例子,不少城市打出了“人让车,车让人”的交通提示标题,并赋予其“让出温馨与和谐”诸如此类的诗情画诗,甚至吹嘘其为“人性化的管理手段”。暂不论这句自相矛盾的口号是多么令人啼笑皆非,把原本好端端的刚性规则置于危险的境地却贴上人性性化的标签大加炫耀,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原谅。而规则监管明紧暗松现象则是随处可见。拿房地产市场来说,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和购买,关于限制外资基金入主的规定等,条令不少,规则甚多,但真正操作起来,红绿灯什么时候亮、为谁亮,则是人说了算,规则近乎遁形。

规则的失灵、寻租的盛行正成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毒瘤。本来改革的意图是让普通民众享受财富效应,却因规则的异化,本应分得的那杯羹不但可能没拿到,反过来却经常性地为权势者的寻租埋单。与此同时,中国规则的杂乱无章,不但可以被一些国家当作政治筹码所利用,全球商业界也会对这种现状抑或不耻、抑或大打利用。

拿本文开头的两个例子来讲,有人说印花税半夜出台和停牌规则临时改变,其实在于“警告”QFII中国股市是政策市,投机要小心!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是在笔者看来,即使真有此意图的话,则也太过低估QFII的游击战术和变戏法儿了。而导致宗庆后被迫辞职(表现上是主动)的主原因之一,则是达能到瑞典、法国对宗或要求仲裁,或起诉,暂不论结果会如何,想一下,为何达能不在中国国内起诉宗庆后?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美国仍将胜出”,其理由便是,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都有一套良性的、人人心知肚明的游戏规则,规则给人以预期,于是产生了信任。规则与信任息息相关,规则坏了,信任也就没了。中国亟待强化的是规则的刚性,而不是数量和弹性。中国社会以及个体,若要避免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宿命,当应从托马斯这句话中觅得一点半点启发──回归本原,甚至回归死板。

(6月13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