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

三天小假期我们就在广州呆着;去了趟新和埔路,从我们旧住所前走过,甚是感渭,我们在那里恋爱、结婚,然后搬走。转眼就快两年了,记得有一年,门前的紫荆花全开了,好美。

在家里读书、休息,没有事情什么比此更惬意的了。想起美国作家贝克·哈吉斯的一本书的书名:阅读致富。

因为我们都在媒体工作,特别是我,出差较多,所以不便养狗养猫,这几天,我送了一本书给小湘,美国两位女作家薇奇·麦仑等著的《小猫杜威》;同样,礼尚往来嘛,昨晚在我们家旁边的广东图书批发中心逛书店的时候,小湘买了本《一只狗狗的自白》送给我,加拿大人桑德斯写于116年前,据说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本销量过百万的畅销书。

《中国不高兴》的扯淡

我买的书几乎全是正版,但最近的一本例外,那就是在地摊上花了10元买的《中国不高兴》。因为无论它怎么大红大紫,我认为此类书的价值最多也就10块钱。10块钱能在普通饭馆吃一盘扬州炒饭,或在便利店买一包质量好一点的卫生巾。

骂完余世存骂白岩松,再骂王小波、钱钟书等。这是一本骂街的书,贴的标签是“民族主义”。事实上,这本书是继《中国可以说不》之后的又一次成功的商业炒作,仅此而已。

人越极端,越能引起争议,时势越复杂,沉渣就越容易泛起。回避掉一些核心问题,只挑有利于证明自己关于民粹化观点的所谓论据,这种严肃实在是拙劣。我对别的话题不敢妄加评论,但对财经,还是略懂一二的,看了此书中关于国内外经济与金融形势的充满煽情和愤青情绪的滑稽甚至荒唐观点,我哈哈大笑。

诚然,也不必高估此书所引领的非理性的风潮。人们早已经疲倦了欺骗,特别是当自己的腰包羞涩、婚姻苦涩时,跟人一起鼓吹什么国家崛起、大目标,是多么愚蠢与无聊的事情。正如我的同事李梁在我们本期报纸中所描述的,这本书的激进或许正好迎合了好些大学生的情绪,但当这些大学生面对毕业即失业的愤懑时,他们的高兴自然迅即变为不高兴。

在当代作家阎连科的小说《风雅颂》结尾,一群教授学者专家,和一帮小姐,来到了荒凉的诗经古城,过起了惬意的生活,后来他们闹起矛盾来,因为往往出现多个小姐中意某位教授,或是多位专家钟情某位小姐的尴尬,于是,他们引进抓阄的办法,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我想,读《中国不高兴》远不如读《风雅颂》,因为前者哼哼唧唧骂了半天,只为吸引眼球,压根也给不出一个类似抓阄的和谐通道。教年轻人如何作一位无厘头的愤青,不如教他们如何到老阎笔下的诗经古城当一名著名的嫖客。

许知远写道,在《中国不高兴》的几位作者背后的主导因素,是牟利的动机而非民族情绪。如果再加上最近的汇源果汁收购案、兽首拍卖案、对于西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公开批判,它会给人以一种鲜明的姿态——中国在变得日益强大的同时,也日益骄傲,支配这个国家的情绪不再是开放和学习态度,而是新的自满与封闭。

牟其中狱中岁月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武汉  http://www.infzm.com/content/26409

特约撰稿 王坤祚 

■在多数同监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个外星来客,他在起初几年间,鲜与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反思、读书、写作,每天的写作时间超过12小时

■为了锻炼好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六层楼上下十几趟,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2009年3月5日下午,雨后初晴的武汉,空气分外清新。汤逊湖畔湖北洪山监狱餐厅前的广场上,有一位高个子的老人正聚精会神地读着当期的《南方周末》,他的满头白发与周围冬青和栀子树的翠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读完报纸,颇为感慨地对身边一位犯人说:“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真是太累太累。”

广场上正在散步的另外两位犯人听了,禁不住哑然失笑。而他却一脸严肃。

这位老人便是目前中国监狱关押的最著名犯人之一的牟其中。2000年5月,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牟其中在狱中已呆了十年,他始终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手稿。有人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身体,三十来岁的心脏”。这或许正是当下一些知名企业家慕名前往探访的原因之一。

孤傲寡言

2009年,牟其中69岁。

这是一位极为孤独的老人。在多数同监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个外星来客,他在起初几年间,鲜与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反思、读书、写作,每天的写作时间超过12小时。牟其中撰写的大都是政论或是经济类的文章。

上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遭遇了牢狱之灾,彼时他因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了死刑,5年后平反出狱。之后他成立中德商店,声称要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不料1983年因涉嫌“投机倒把”再次入狱,这一次他在狱中只呆了一年。出狱后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5年后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

在洪山监狱是他的第三次铁窗之旅。洪山监狱关押的许多是原来行政级别较高的犯人。牟其中入狱后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独居一室的待遇,后调至另一房间。

牟其中鲜与狱友讲起他执掌南德时的经历。有时,他有点闷了,也会与一两位相对熟识的狱友聊天,他对曾在洪山监狱服刑六年的狱友郑毅说:“我出去以后,会兴办一所最现代化的南德医院,对富人提供最高贵的服务,对穷人收取最廉价的费用。”

郑毅听了之后默不作声。他熟悉牟其中的秉性。实际上洪山监狱里不少人都知道牟其中的这一宏愿。有人甚至预言,牟其中刑满释放时,将会有上百家媒体记者和三十多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前来接他。

显然,牟其中的这种风格与入狱前别无二致。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桀骜不逊,皆延续至今。

他常会主动向境遇不佳的狱友问寒问暖,虽然话不多;狱友们尊称他为“牟老”。

南方周末记者在湖北采访时得知,在考核甚为严格的洪山监狱,牟其中从未有过违纪的行为发生,并多次获得表扬。这也使得他继无期徒刑改为18年有期徒刑之后,又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为了锻炼好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六层楼梯上下十几趟,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他习惯绑条毛巾在手腕上,边运动边擦汗。更为令人惊愕的是,无论数九寒天,还是春寒料峭,他都坚持洗冷水澡,做自编的体操。

于是,十年前牟其中显得臃肿的体态,特别是他的“啤酒肚”,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他的身高超过一米八,现在的体重为一百七十斤左右。

牟其中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牟其中是一个乐观的人。但他并非没有伤心的时候。据牟其中的狱友回忆,他与其在国外的两个儿子通电话后,常会哭。

狱中反思

除了《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监狱订阅的报纸外,牟其中在狱中还订了《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他也常托狱友通过有关渠道帮他借书来读。有趣的是,他习惯站着阅读,以“保持头脑清醒”。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去年8月,牟其中对狱友郑毅说。尽管身陷囹圄,他依然密切关注眼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有时,他可能也会想,如果南德集团存活至今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上世纪整个90年代,南德一直是中国商界一个标志性符号,牟其中用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等令人叹为观止的事件,轰动海内外,也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等赞誉纷至沓来,直到南德事发,牟其中于1999年被捕入狱。

“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牟其中感慨道,“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

令人深思的是,从1999年英国小伙胡润第一次把“富豪榜”的概念带到中国,至今的十年间,“落马”的富豪数不胜数,2000年前后有李经纬、仰融、杨斌等人,近两年更有黄光裕、刘根山等大腕;当然,个中原因各不相同。

实际上,牟其中可以说是富豪榜上第一位落马者。十年前胡润发布处女作“中国内地50富豪榜”前几天,才知道了牟其中被捕的消息,但总不能发布一纸“49富豪榜”吧,于是只好让牟其中继续榜上有名(第16位,财富10亿元人民币),不过在榜末注明有关原因。

“中国商人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与政治家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样代代相传就更难了。”牟其中在狱中说。

类似富有哲理的“名言”,牟其中总是妙语如珠,这得归功于他在监狱中阅读与反思。当他在狱中奋笔疾书时,他的狱友从不敢打扰他。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在牟其中入狱前和他接触过,之后感叹:这个人与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维超前,他是在生产思想而非别的东西。

十年后,这句话似乎同样适用。牟其中在监狱里源源不断地生产的这些思想,有人认为“已经过时了”,有人则奉为圭臬,更多的人感到困惑,譬如,牟其中心里一边充满了政治情怀,一边又不时表现出对政治的排斥情绪……

先锋者的悲剧

牟其中在洪山监狱修心养性,而他的江湖地位却并没有就此消逝。

2007年,国内另一位曾蜚声中国企业界的犯人来到了洪山监狱。虽然后来在此处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进来伊始时有一件高兴的事,即终于可以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辈牟其中了。

此人是一位小个子,名叫唐万新,即原“德隆系”掌门人,多年前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德隆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唐万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悍庄”,在最鼎盛时期的2003年,唐万新名列“资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计逾2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万新入狱。

牟其中比唐万新年长24岁,两人都属龙。一位属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企业家,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位是前者是资本市场枭雄人物之一,这两个人在狱中的相遇,无疑非常具有戏剧性。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这时,唐万新羞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脸倏的一下红了。

后来,牟其中对狱友郑毅说,他不喜欢唐万新,他认为唐万新当年的做法是“劫贫济富”。

更富对比性的是,牟其中在狱中的最初几年,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无罪,称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此后几年,牟其中通过律师、诉讼委托代理人等不断依法申诉,至今未果。

而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唐万新,于2008年下半年获准离开湖北蔡甸监狱,到北京保外就医,然而今年3月20日,据财经网报道,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重新回到狱中服刑。

唐万新之外,一些当下的成功人士,亦慕名前来洪山监狱探访牟其中。近年来有王石、冯仑、兰世立以及IT界两位知名的企业家等。

王石是牟其中在狱中比较推崇的企业家。冯仑曾是牟其中当年在南德的得力爱将之一,不过后来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恩怨;尽管如此,牟其中看到冯仑前来探望自己时,仍甚为感动。

然而,不久后,牟其中在狱中读到冯仑所作的《野蛮生长》一书中提到他的文章后,顿感不爽,对于冯仑称自己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位炒老板的人”及其它一些细节时,牟其中非常愤怒,痛斥冯仑抬高自己、贬低他人,遂写下万字长文加以回应。

不过,冯仑在文章中所言的“商业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许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必须有很好的配合;牟其中的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坊间评价称其一语中的。

实际上,这些探望者无形中构筑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生人,在当下的中国企业界均有一席地位,却不约而同渴望见上这位生于上世纪40年代、名叫牟其中的狱中老人一面,不能不引人深思。

牟其中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但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失败者。《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称他是一个典型的“集思想启蒙的先知者与商业运作的蒙昧自大者于一身”的人。

郑毅对此景象的感慨更是始于狱中,他甚至在狱中的时候,就有意持续观察牟其中,并写下了一部名为《牟其中评传》、数十万字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开篇写道:“牟其中先前之所以成功,是改革开放巨潮的推动使然,而不是他真的就具有孙猴子的本领,他忽略的恰恰是常识。而常识往往比理论更重要,更接近真理。”

2009年3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离开武汉的时候,郑毅看了一下时间,用手指了一下洪山监狱的方向说:“牟其中现在又开始大爬楼梯了。”他接着说:“每层楼梯都有监狱人员对之照看、照料,毕竟,牟其中就快70岁了。”

这一天的下午,武汉突然下起雨来。洪山监狱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没有人知道,这时的牟其中,注视着窗外的大雨,他又在思考着什么。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郑毅为化名)

走出铁窗的企业家们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东方愚

这似乎是一个江湖悲情的年代。试看国内,资本大鳄魏东跳楼,糖王庞贵雄自杀,“首富先生”黄光裕落马。而国外亦不逊色,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卧轨了断,希腊航运大亨佩里克莱斯遭绑架,美国更有惊天诈骗案主角、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应声入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往的一些商界大腕,陆陆续续走出铁窗,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他们中间有刑满释放者,有保外就医者等。

譬如,最近的是2009年1月,前中航油(新加坡)总经理陈久霖出狱,2008年有前铁本前掌门人戴国芳、前天发石油掌门人龚家龙、前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前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最近重新回到监狱)等人走出铁窗,2007年及之前几年,则有前三九掌门人赵新先、金冠涂料掌门人周伟彬、前爱多掌门人胡志标、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原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前红塔掌门人禇时健等人走出铁窗。他们的经历画出的那条弧线,特别是走出铁窗后的姿态,颇值得玩味、令人深思。

点击查看原始尺寸


沉着或是沉默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个镜头:梁启超拜访李鸿章,劝他革命,李长叹一口气说:“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

尽管这句话可能出自编剧之手,不过却贴合李鸿章的心境。实际上,这句话用在中国政商两界,都是句至理箴言。

上述10多位走出铁窗的企业家当中,最早被保外就医的是禇时健(2002年)。但是一直到七年后,媒体上才开始有些许关于他经营2000多亩冰糖橙果园的消息,此时的禇时健已是80多岁的高龄。禇时健精神矍铄,与记者谈自己的果农生活,不亦乐乎。

据说,当年禇出狱不久后,王石曾前来云南看望过他后甚为感慨:“橙子挂果要6年,他开垦荒山时已经74岁了,这是怎样的情形?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龚家龙走出铁窗后,尽管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并频繁穿梭于武汉、上海等地,不久前去了美国,但也是刻意低调,在接受《商界•评论》杂志记者的采访,讲述自己的起落时,他的“总顾问”、和君创业总裁李肃为其捏了一把汗,并不断“引导”他。

孙大午在狱中时间较短,但从他的行事风格和心态嬗变来看,入狱不经意间成为了“分水岭”。出狱后,他在大午集团搞起“私企立宪”来,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上煞费苦心,他与从前一样有着体恤大众的情怀,“富人可以富,但不可以在天堂;穷人可以穷,但不可以在地狱”,但他显然比过往更为冷静和沉着了:“所有的评论都会随时间烟消云散。”

2009年1月出狱的陈久霖似乎没有保持沉默。他出狱后曾对媒体记者说,当年中航油因衍生品交易造成的巨亏,“责任还是应该在母公司(即中航油集团)”。

真性情的陈久霖,其实出现在1月21日中午武汉一家叫“久久隆”的餐馆里。此前一天,陈久霖出狱后乘机从新加坡飞至上海,这一天将飞至武汉然后回他的浠水老家过春节。
午餐刚开始时陈久霖比较拘谨,夹菜时,他的右手一直微微颤抖着,当服务员端上一例牛排时,他大声感慨:“三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能吃上牛肉!”之后,几杯酒下肚后就显露出真性情,讲述新加坡的法律之严厉,以及他度日如年的狱中生活。

陈久霖说,每次监狱长检查,无论犯人在做什么,必须马上腰杆挺得笔直,大声喊“YES,SIR!”

“不是一般的大声,是必须声嘶力竭地喊。”陈久霖说完,站起来当众给朋友们示范。

彼时这场饭局,《鄂商》杂志主编李玉申在场;3月中旬我到武汉出差时碰到他,聊起这一场景,亦是感慨不已。

不过自此之后,陈久霖并没有与媒体亲密接触过,而是选择了沉默。

禇时健、龚家龙、孙大午、陈久霖之外,其他七位更是自始至终选择默默无闻。人们也许知道,赵新先去了南京小营药业集团,人们也知道,郑俊怀极有可能重操旧业、再战乳业江湖,但你已很难听到他们本人的声音,唐万新、戴国芳、管金生等人出狱后更是半点消息皆无,直到2009年3月20日,财经网发布一条消息称:“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回到湖北省武汉市有关监狱继续服刑。”令人唏嘘。
红帽子与梦边缘

回头看看这十多位企业家当年步入铁窗前的情景,几乎都是在事业巅峰的时落马。郑俊怀带领一个小小的食品厂发展成为了彼时中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陈久霖使中航油(新加坡)的净资产由其接手时(1997年)的16.8万美元,6年内暴增至1.28亿美元,禇时健把红塔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办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

从峰顶到谷底,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几乎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共同宿命。

对于禇时健、郑俊怀、陈久霖甚至龚家龙等人来说,他们头上的“红帽子”曾是他们宿命的一种风向标。郑俊怀当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他当初用伊利的钱去买伊利的股权,其实是当地政府的决定,而非源于牟取私利,可惜的是他能拿出证据来。

最富戏剧性的则是龚家龙,他与荆州市政府的关系忽冷忽热,可谓生于产权,也止于产权。笔者与在龚家龙出狱后当面采访过龚家龙的《商界•评论》记者李彤聊起这一话题,他这样评价:“天发产权之争的错综复杂有两条根本原因,一是龚家龙的左右摇摆,既想摘掉红帽子,又总想沾点‘红光’,二是政府态度的左右摇摆,时而开明地鼓励明晰产权,时而武断地认定国有属性;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天发的产权居然摇摆了20年,至今仍存争议。”

而对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等民营企业主来说,他们的共同宿命则是,当你行走在“边缘地带”时,你就必须破釜沉舟的准备,只是他们都“翻船”了。

曾是唐万新爱将、原德隆高管之一的王世渝在他的回忆性纪实小说《曾经德隆》中提到一个细节,2003年底,德隆成立17周年,唐万新甚为低调,搞了一个简单的内地宴会,在庆祝会上,唐万新先是高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德隆干部说,德隆创立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许多先例,“德隆的战略投资、产业整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

然而演讲后在餐桌上,他却当着德隆众多高管的面,失声痛哭。

王世渝写道:“对这么一个坚强的人,周围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身上的沉重压力,但谁也无法体会他内心深处那份独有的滋味,孤独的滋味。”

2004年,“德隆系”崩塌,算命先生曾给唐万新“你40岁时将一贫如洗”的占卜竟然成为事实。4年后,唐万新保外就医,之后半年左右,他重新回到武汉监狱中,财经网披露的原因是迫于“各方的压力”。

直到今日,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仍然是步履维艰,千呼万唤的《放贷人条例》,犹如琵琶半遮面,迟迟没有走到前台。

警示还是笑谈

贾樟柯的电影新作《二十四城记》末尾写道:“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这句诗改编自诗人万夏的《本质》。我喜欢这首诗中的另外一句:“人终究不尽完善,太多的机会都留在错误中,我们却在幸福里得到进步。”

我们不必探讨上述企业家的功过,把目光转到不曾遭遇此种人生的同行业企业家吧。

戴国芳当年大兴铁本时,日照有一位名叫杜双华的年轻人,也在纺织着同样的钢铁梦。只是,不久后前者锒铛入狱了,而后者安然无恙,4年后甚至以350亿元的财富成为了“2008胡润百富榜”的“榜眼”。

彼时有人拿戴杜二人做对比,感慨杜双华的幸运与幸福。然而,杜双华执掌的日照钢铁早已被被虎视眈眈的山东钢铁盯上良久,他坐上“榜眼”刚满一月,日照钢铁便于山东钢铁短兵相接,并在国内引起强烈关注。

一厢是“并购整合”的政策大旗,一厢是对“国进民退”的民间质疑。杜双华只好一边参与这场博弈,一边通过香港上市公司开元控股寻找金蝉脱壳路径。

陈久霖出狱后曾说“要向上级讨个说法”,其实,比陈是否“委屈”更重要的是,如今国航、东航、中国远洋等央企纷纷因衍生品投机亏损甚于当年的中航油说明,他们同样没有“在幸福里得到进步”;然而他们却能够继续获得高额补贴或银行授信。

最具反讽意义的是,郑俊怀是2004年底被捕的,而就在这一年,牛根生执掌的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从伊利出来的牛根生“打败”了伊利,成为业界红人。风水轮流转。4年后,郑俊怀出狱,据说将打造乳业新品牌“新长征”(真是意味深长),而牛根生却因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弄巧成拙的表现和此后的特仑苏OMP事件,形象跌到了谷底。

明代杨慎在《临江仙》中一词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有关写作《牟其中的狱中岁月》

“因为唯有在孤独的黑暗中,记忆的工作才会开始”。4月1日,愚人节。我坐在报社的办公室,读着保罗·奥斯特的三十多年前的处女作《一人隐形人的画像》。耳边是广州大道上车流的穿梭声,很吵,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优美的旋律的话,则另当别论了。

从武汉采访回来,我花了三天时间写了一篇文章《牟其中的狱中生活》(刊发于4月2日《南方周末》),实际上,我在第二天的时候重写了一遍。因为我觉得第一稿写的很垃圾。我索性把打印出来的初稿给撕掉了,尽管我家里那台打印机效果很不赖。更多的因素,是我对文本的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背后,则是我需要顾忌的内容太多太多,毕竟,我写的是一位犯人的故事,我知道的未必能表达,何况合适的表达如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奥斯特的作品写的真好,他对一个场景或一处细节的描写,是那么细腻、精致。他把一个个碎片还原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甚至一部震撼的历史。他的这种风格让许多西方的作家惊奇或是着迷。就像译者说的,文学类别并不重要,文本无法被简单归类与复制的持质或许恰恰是其独特性的证明。

我读了半本他的作品。然后又翻看多年前,国内作家凌志军写的《联想风云》。几年之后,显得有些阴郁的深蓝色书封及32开本的风格,在中信出版社已成为历史了,但我依然沉迷于凌志军彼时文本表达的流畅和厚实,而这正是一部作品的灵魂。

不要以为我是在写书评。我要表达的是,重写《牟其中的狱中生活》一文时所做的前戏。已有一段时间,我意识到,对自己的文章的文本表达或说文风,应该有一次反思了。我是个对自己甚为挑剔的人,虽然不至于到自虐的程度,但我爱惜笔下文字的每一片羽毛。没想到,我要以一篇关于牟其中的文章作新的起跑线,而这个题目,显然是一个需要带着镣铐舞蹈的题材。

文章完成的时候。我长舒一口气,记得晚上的小笼包子吃得特别香。不过,我还是记起了一个情景,在武汉采访的第二天的上午,我在武大校园看樱花,樱花好美,特别是起风的时候,树下的男女学生,沐浴在爱情和花香之中,无拘无束,惬意得很。我在一旁望着他们,脑子里出现的,却是武汉汤逊湖畔洪山监狱里的老头儿牟其中,洪山监狱的春天,也有盛开的簇拥的花。我又在想,唐万新和牟其中两年前在洪山监狱邂逅的时候,狱中的花开了没有。

但我不会陷进去。那天早上,吴晓波说,任何人生或故事,说到头来,一定是无言。他建议我退后三步,给自己斡旋和创作的空间。我听后深信不疑。唯一我感到惭愧的是,最近半年来,我不断赶路,在天上四处飞,内心或能给自己制造安静的氛围,但总是显得那么吝啬、小家子气,于是,创造性退减了,自我变革也延期了,于是只能仰着头,向榜样奥斯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