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双周财经人物盘点(7.13-7.26)

文/东方愚  

1、郭台铭、王传福   
    2009年这一个酷暑对郭台、王二人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郭台铭像是在火上被烤,先是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然后是富士通上半年将亏损的预告,和高达499亿元新台币的“逃税门”传闻,他措手不及,但只能故作镇定,称是特定人士“自导自演”。而王传福呢,尽管他仍未解开新能源汽车商业化的心结,但因为亚迪重启回归A股计划,并不妨碍市场将他捧上能源英雄的宝座,古人云,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还有巴菲特这一超级形象代言人。
    从原来的冤家路窄,到如今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这就是江湖。江湖只有阶段没有终点,王传福自然也不会因郭台铭的窘境而幸灾乐祸了。

2、黄光裕  
    前天晚上去看了最近上映的一部香港电影,叫《窃听风云》,说的是香港黑白两道的一位企业家做局股票内幕交易,几名窃听的香港警察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后的悲喜剧。我注意到好些媒体在介绍这部影片时都提到“电影映射内地某企业家”。大伙儿一下了就想到了黄光裕。可我想到的是黄宏生。为什么呢?后者玩法小菜一碟,却不幸落得五年牢狱之祸。前者手眼通天,未必会落得电影中的悲惨结局。你看最近一则消息吧,7月20日黄光裕通过其控股公司Shining Crown共减持2.35亿股国美电器股份,平均价格为1.7港元,持股比例由29.78%减至27.94%,共套现约4亿港元。这被认为是黄光裕很可能是通过这种“高卖低买”的方式筹集资金认购配股,以稳固其第一大股东地位之举。看来,故事中的故事更精彩呀。

3、魏德金
    最近在读保时捷CEO魏德金的传记《魏德金:重铸名车的神话》,作者菲赫尔在书中说,魏德金喜欢在自己的公司中亲口宣传好消息。不过,我正在读此书的过程中,没想到魏先生就要和保时捷说BYE-BYE了—-大众公司要合并保时捷了。但千万别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则坏消息,相反,保时捷公司7月24日被被爆曾向首席执行官文德林·魏德金开出1.4亿欧元(约合1.98亿美元)离职筹码。这可是一大笔钱啊,创下了德国企业掌门人天价离职的纪录。当德国股东协会(DSW)担心魏德金进一步把保时捷推向破产边缘时,魏德金的的律师则辩称,老魏本应获得1.7亿欧元(2.4亿美元)至2.6亿欧元(3.67亿美元)补偿的,言外之意就是现在的1.4亿欧元是打了折了。
    菲赫尔在书中的一句话一语中的:魏德金在公司内外讲话过程中从来都喜欢用“我们”这一称呼。其实明白人都知道,“我们(We)”其实就等于“魏德金(Wiedeking)”。“他成功地用语言将人们哄骗进入魏德金自己的‘我们世界’,完美地就像一个天才的街头小贩。”

4、刘益谦 
   6月中旬我在柯希平的办公室里惊诧于眼前这位“厦门首富”在套现紫金矿业后有意参与保时增发的大手笔,没想到一个月过后,增发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另一个同样熟悉的名字榜上有名:刘益谦(刘益谦和柯希平同时参与了京东方的增发)。这名被称为“法人股大王”的上海大佬最近再度“疾风千里兮扬尘沙”,不禁出手逾10亿元认购保利地产增发股,很快又是掷出近5亿元入股首开股份。刘益谦现在无论于投资界还是普通民众,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符号。他的真实血肉,和路径选择,什么时候会被还原呢?

5、何晶
    7月21日傍晚,淡马锡控股突然宣布,原本要在10月1日上任的顾之博(Chip Goodyear)将不再接替何晶出任总裁,并将退出淡马锡董事会,而原总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之妻何晶,则将再度接过刚刚辞掉的淡马锡帅印,出任总裁兼执行董事。举世哗然。据说原因是顾之博和淡马锡在投资战略上的分歧太大,顾先生可能将其在必和必拓任CEO时的强硬风格带来了新国,没想到遭遇了水土不服。淡马锡大摆乌龙再一次宣告淡马锡不是一个神话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讲,未必是坏事。

6、吉立昌
    7月22日,安徽霍邱县大雨如注,县政府却仍灯火通明,晚上11:18分,竟然还要召开记者发布会,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关于终止县政府与大昌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年产100万吨球墨铸造项目奖励协议的情况通报》。之前闹的满城风雨的“年财政收入7亿的贫困县拿6亿奖励当地一民企”的风波出现意料之中的戏剧性转折。风暴中心人物之一的大昌矿业集团董事长吉立昌,也体验了一场悲喜剧。与其说传媒的放大效应有浓抹重描的一面,不如说吉立昌倒在了如今民众与权力部门对立突出的社会现状的枪口下。

7、任志刚
    香港特区政府7月17日正式宣布陈德霖接任任志刚香港金管局总裁一职,由2009年10月1日起生效,这也意味着金管局将迎来第二任总裁。
    任志刚是香港第一代的金融舵手,从1993年一直干到2009年,16年里他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2003年SARS肆虐和2008年的又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可谓是经历了大风大浪。尽管雷曼迷你债券事件中,任志刚被批评太过偏袒银行,但这似乎并不妨碍财经界对其在香港金融发展过程中居功至伟的评价。最近我发邮件给香港金管局想约访任志刚,得到的回复是“任先生近日公务繁忙”,看来谁也不喜欢在走下舞台的时候有太多的灯光聚焦,当然,他更不想给马上接任的陈德霖太多压力—-香港政府对人家新增的约束已够多的了嘛,譬如薪酬,譬如将来离任后的去处等。

8、陈同海
    落马贪官的情妇一直是国内一个热门话题。而所谓“一根绳上的蚂蚱”,“公共情妇”如今更是大行其道。陈同海和杜世成等人的利益链被“公共情妇”串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的一道风景。记得陈、杜等人的前辈成克杰曾说过一句“党对我恩重如山,李平(注:成的情妇)待我情深似海”的名言,看来长江后海推前浪啊。不过,比置疑“成克杰受贿4000多万就判死刑,为啥陈同海受贿1.95亿却被判死缓”更有意义的,是关注利益链条上更多的蚂蚱是否还在田间冠冕堂皇地蹦达,因为保住一个高级死刑犯可能是出于不得不照顾到几个人的面子的原因,而查出漏网的底层贪腐官员却关系到更多企业和民众的吃饭问题。

9、王玉锁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能源部长朱棣文7月14日至18日的中国行受到全球瞩目,中国的官方媒体更是冠之以“中美关系史上首次”等词汇而更具眼球效应。朱棣文在此期间参观了一家中国的民营能源企业:位于河北廊坊的新奥集团,新奥的掌门人王玉锁乐不可吱,这是何等的推介企业的良机呢!不过,尽管王玉锁学习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午餐会制度”,在新奥内部搞起“清晨的领导课”,但他永远不可能像朱棣文在Facebook开网个人网站与民众探讨问题一样洒脱—今年年初新奥位于山东聊城的分公司的“公关门”事件让王玉锁记忆犹新,人们对于在垄断或半垄断行业与国企争食且脱颖而出的民企还是抱有很多的怀疑心理的。

10、麦克劳希尔、叶茂西
    7月中旬,英美媒体报道称,麦格劳·希尔公司可能会以象征性的1美元,贱卖旗下的美国知名杂志具有80年历史的《商业周刊》。 第二天,《福布斯》表示,网络业务负责人辞职,拥有92年历史的老牌杂志或面临重组(《福布斯》中文版也早已于去年卖给了郭广昌并交由《21世纪经济报道》的团队来运作);而时代公司也表示,有79年历史的《财富》杂志将改头换面。
        To be or not to be..美国佬的想法是,我活着就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所以才有麦克劳希尔1美元贱卖亲生儿的现象出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叶茂西的温州商人证实自己全资收购了英国本土一家名为PROPELLER(译为螺旋桨)的卫星电视台,这是继3年前另一位温州商人王伟胜买下阿联酋一家国有电视台后的又一不小动作。
        欧美人做生意始终是以成本和收益为核心的,而中国人动辄将国家情怀捧上了台面。所以切慢为悲情的麦克劳希尔怜惜,也别急着为叶茂西的所谓壮举而欢呼,中国俗话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上一期双周财经人物盘点中的“宁高宁、牛根生”本期有新的值得关注的动向。蒙牛不久前攀上了中粮这一央企亲戚,7月俩企业即双双遭遇尴尬。7月9日,蒙牛宣布推出总额逾16亿港元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然而这一计划8天后即告流产。宁高宁亦于7月下旬遭遇“停职门”事件,他恼羞成怒,称“无论如何,我会通过法律的手段将此事调查清楚。”

链接:双周财经人物盘点(6.29-7.12)

最幸福的失地农民,最烦恼的百万富翁

上月到福建同康村采访紫金矿业的时候发现有趣的财富现象,一个被暴富神话改变了的闽西村庄。但后来写出来的东西太干瘪,因为我注重商业逻辑,而对底层细节有所轻视。幸亏有自知之明,请新闻部的同事何海宁再去一趟,用他的特稿功底,来弥补我的遗憾。我们总算没有浪费这一个上乘的选题,今日发了南方周末头版。

股市600倍暴富神话降临失地村庄

当年近乎一张“废纸”,如今价值竟飙升了约600倍,催生了整村的百万富翁

      命运是如此吊诡。若不是企业拿不出足够的现金实行征地移民补偿,若不是变相硬性摊派给每个村民一份原始股———这被称为“同康股”,这座失地村庄的命运几乎是可以想见:丢失族地、背井离乡,甚至举众抗争。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 张华  发自福建上杭

       游文宏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以百万富翁的身份衣锦还乡了。

  一路上,他舍不得打长途电话,足足倒腾了5趟长途车,历经三天,才穿着沾满泥巴的皮鞋,站在了福建上杭县同康村村口。24年漂泊的异地打工生涯后,他仍是一位月入微薄,时刻担心死亡的矿区安全员,直到今年4月底一通来自家乡亲戚的电话,“紫金矿业原始股解禁了”。

  游文宏从不炒股,不了解什么叫解禁,“紫金矿业”倒是熟悉,那是一个曾经夺走他们土地的庞然大物。他简单“哦”了一声后,拿着铁锹继续下井敲打洞壁了。

  几天后,妻子打来电话,“家里账户要多好几百万了”,他才遏止不住呼呼的心跳:“不会吧?”

  不单游文宏,这个位于闽西南的客家村庄两百多户村民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了百万富翁。同康村也成了中国最幸运的失地农村。

  剧变缘起于4月,中国黄金第一股紫金矿业49.25亿限售股解禁上市。

  命运是如此吊诡。若不是9年前,紫金矿业夺走了他们脚下的土地,若不是又拿不出足够的现金实行征地移民补偿,若不是变相硬性摊派给每个村民一份原始股———这被称为“同康股”,这座失地村庄的命运几乎是可以想见:丢失族地、背井离乡,甚至举众抗争。

  当年极可能进了厕所擦屁股的一张废纸,如今竟飙升了约600倍,价值从1338元逼近80万元。游文宏家共有3份,即是约240万元,更有家庭一夜尽得500万。全村原价值143万元的限售股摇身一变成了唾手可得的8.6亿元。“这是一辈子都挣不完的钱啊。”游文宏感慨。

  现在,尽管生活轨迹里陡然增加了一夜暴富的神话,游文宏和他的故乡同康村却再次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是一群最幸福的失地农民,也是一群最烦恼的百万富翁。

失去土地的人

  两千多老幼站在离村庄不远的山坡上,眼睁睁看着汹泻而下的溪水吞噬着他们的家园和良田……

  同康村是一个游姓家族的村落,现在已是第31代族人。不过,前30代人所经历的变迁,加起来还不如这一代动荡和神奇。而这一代,又不及这几个月的跌宕。

  以前只跟土地打交道的村民开始关心陌生的股市、存款利息、黄金期货价格。从北京、厦门赶来的理财经理、保险推销员踏破了每家门槛,房产中介在村里到处散发制作精美的楼盘、店铺宣传单,汽车经销商索性把各色中高档轿车开到村委会大楼门口的泥土地上,上门推销。

  但新晋的百万富翁们,仍在抱怨在城市边缘找不到田地耕种了,尽管很多家庭一楼大厅都挂着紫金矿业赠送的巨幅年画,每天三餐的大米是紫金矿业送来的,但对于钱主紫金矿业,他们的愤懑还是大于感激。

  自1990年代,紫金矿业传奇人物陈景河开发紫金山伊始,山坡上的同康村的命运便和紫金矿业系在了一起。资本的力量逐渐侵蚀着他们的田地,村民们一退再退,靠着每年并不丰厚的原始股分红、田地补偿款生活。

  一直到2000年以前,同康村仍能栖居在紫金山的半坡上,沿着一道小溪蜿蜒而住,村民靠山吃山:种田、伐木、采菇,建些造纸小作坊。

  据老年人回忆,自一帮江西人背着小背篓、端着小木盆在溪水里淘金时,村民们也效仿起来,制作小木盆淘金。有头脑的村民甚至做上了贩金生意,“五六斤的金矿石用塑料袋一包,自己开车出去卖,再用小背篓把五六十万的钱装回来。”一名村民回忆说。2000年的溃坝事件彻底打断了同康村的山村历史,让村民们第一次真切领略到了资本无坚不催的力量。

  同康村的上游建有一座紫金矿业的拦砂坝,如同悬在村民头顶的定时炸弹。这年8月底,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导致了溃坝。

  溪水愈见湍急,冲下来许多木材。当时的游文宏不知利害,还跑去捡柴火。“水马上就高了起来,我吓得就跑。”逃到高处回头望去,河边的店铺、房屋全部被冲垮了。

  这场特大灾难写入了族谱:“同康村消失了!”族谱摘录了当时媒体的报道:“2000年8月25日是一个烙着惨烈和不幸的日子。那一天的下午3时30分,同康村两千多老幼站在离村庄不远的山坡上,眼睁睁看着溪水汹泻而下吞噬着他们的家园和良田……”

  灾难导致超过一半的农户房屋受损,泥沙覆盖了2/3的良田,村路全毁。当时的紫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报告后来总结称,矿区“环保设施在设计、管理上存在漏洞”。

  自祖上从河南搬迁至紫金山以来,同康村不得已开始了第二次迁移,移居到了上杭县城边上,他们也彻底成了失去土地的人。

交易故事

  “当时谁也不懂,要是紫金矿业破产了,这就只能拿来擦屁股了。”

  随后的补偿,上演了中国太多失地农村的普遍遭遇,紫金矿业拿不出足够的钱来。

  当时的紫金矿业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个濒临破产的小金矿,进行股份改制时,“到机关单位推销股票,1000万股只卖了100万股,没有人看好紫金矿业。”紫金矿业现任宣传部黄连池部长回忆。

  没有钱的赔偿者,只能抵押上自己的原始股票,这没有任何商量余地。2001年6月17日,村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把股票分摊到每人头上。这在村里掀起一场风波,谁都不愿意领一张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股权证,而少了1338元直观的补偿金。住在村部背后的一户村民天天缠住村支书,最后村支书没有办法,只能借了2600多元,把他们家两份股权买了下来。

  村民们面临着窘困的局面:补偿金不足以建新房。当时要在新址获得已建好地基的土地,再建一栋3层半高的楼房至少需要20万元。价值卑微的股权证被迫不及待地抛售。

  游金成在2001年搬迁下山,所有补偿加起来约6万多元。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他果断地把家里的8份股权卖了5份,“当时谁也不懂,要是紫金矿业破产了,这就只能拿来擦屁股了”。

  没有人能预期到将来,最初几年里,村民们想着法子求着有钱人来买股票,很多还找不到买家。一些消息灵通的村民成了“中介”,促成私下交易,并伺机抽取佣金。游天胜便是中介之一,经他手卖出去的股权,共有12份。

  出乎意料的是,紫金矿业却蒸蒸日上起来。2003年底、2008年分别在香港、上海上市。如今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控制金属矿产资源最多的企业。股价亦在节节攀升。

  私下的股权交易价格也在上升。2007年,64岁的游其万因为爱人生病动手术,他也患病住院,不得已卖了一份股票,价值已到了24.5万元,“年年价格都在涨,村里人开始知道,这东西值钱了”。

  在中介游天胜的印象中,2008年初是私下交易的巅峰期,一个春节就交易了6份,最高达65.2万元。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中国股市遭遇了罕见大跌,紫金矿业股价跌宕不定,买卖双方小心翼翼,已少有交易。村庄也暂时陷入了沉寂,那些高点交易的村民,暗自庆幸,中国也许找不到第二个村庄如此地随股市的涨跌而悲喜交集。

  

疯狂与谨慎

  不久的将来,“游家铺子”将成为上杭县商圈的一道风景。

  沉寂在今年3月份被打破,同康村里挂出“祝贺紫金矿业限售股解禁成功”的横幅,村民朴素地觉得当初的废纸终于可以折现了。

  整个村庄变成了露天的股票市场,村民见面问得最多的是:“今天股价多少钱”、“什么时候发下来”。

  解禁前几天,村委会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委托上杭县金山贸易有限公司———紫金矿业股东之一出售同康股。会场闹哄哄的,最后的投票却出奇一致,没有一个人投反对票。

  与外界的喧嚣、轰动相比,同康村不见大肆的庆祝、挥霍般的购物,没有人愿意炫富。村民游开金提醒上初中的儿子:“不要跟同学说村里的事。如果在附近有人问,你不要说是同康村的,只说在这里租房的。”他的担心来自一则未能证实的消息:从外地来了一批烂仔,听说同康村暴富,准备来抢劫,后来因为偷窃摩托车被捕,计划才夭折了。

  大部分村民选择将巨款存在银行收利息,有些人小心翼翼地购买了人身保险,以防意外。中国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召开专场讲演,鼓励村民理财。游开金放弃了,尽管能上网操作,但是他不会用电脑。他支持儿子购买汽车,“全村至少有150辆车了,最贵的有一百多万。”“一百多万的是什么车?”“奥……奥拓吧。”他大着嗓门回答。

  早已出嫁的姐姐闻讯赶来,讨要40万元。游开金觉得不可理喻:“我的下一代没有田了,你家有田,不用愁。”姐姐临走时说,至少要一个金手镯,游开金接受了:“等金价降到每克200块再来协商吧。”

  游文宏一口回绝了所有来借钱的亲戚、朋友,他隐隐感到快感:“来借钱的都是以前看不起我的,现在一个都不借。”

  这是一个非常质朴并仍有顾忌的农民新富样本。“这些钱花完就没有了,这是祖宗留给子孙的钱。”游开金兴奋中含着一丝矜持。更多的村民想着到县城买个铺子,做点生意,因为可以可持续。由于同康村村民几乎全部姓游,有人戏称,不久的将来,“游家铺子”将成为上杭县商圈的一道风景。

  失地农民的谨慎与持有原始股的紫金矿业员工们的疯狂形成鲜明对比———公司车队的司机,刚刚自购宝马者就有两位,耗资均为九十多万元。最近几个月,紫金矿业工会、人力资源部、审计检察室多部门多管齐下,“摸底调查”和“思想教育”成为两大主旋律。6月13日,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回上杭开了一整天的党委会,议题之一便是如何进一步防止人心浮动。

  而那些过早低价出让原始股的同康村民,也一夜之间沦为穷人,家里往往只是毛坯房,墙壁和屋顶裸露着水泥板和钢筋,几乎所有农户都因担心水污染问题置备有饮水机,他们家只有暖壶,苍蝇成堆。

  当年的先见被证明失算,他们顿生悔意,看到一个个手捧“600倍神话”的乡亲,有人开始从当初的协议中挑刺,以证明自己蒙受了不公。

  游百鸣便中其是之一,他甚至与老乡反目成仇,对簿公堂,可惜最后以败诉告终。最要命的是,他和妻子因为这件事常常大动干戈,关系降到了冰点。

  为了避免“游百鸣现象”,当年的买家们适当补偿原始股出让方一笔“损失费”,双方再签一份协议,新协议上的意思是,自此两清,均不可无事生非。

焉知祸福

  有钱了,就该做更文明的人,“就为这么一点点事情,就要闹情绪吗?”

  在村民眼里,这数百万元是他们“最后的晚餐”,是失去土地的最后补偿,他们小心翼翼地等待这笔钱分批次划入自家账户时,意外出现了,他们没有等到最后一笔。

  一些同康村村民感慨,股票就是天堂,十年能翻六百多倍,同样,股票也是地狱,拿不到应该拿到的钱,悲从中来。

  负责将“同康股”变现的金山贸易公司的说法是,因为当初“同康股”是通过同康村委会分配的,所以现在需交“企业所得税”。

  村民们认为这一说法很荒唐。“紫金矿业员工当初持股也通过了工会这一主体,为何他们却不用缴纳所谓的‘企业所得税’?”

  同康村开始弥漫着一种焦虑:如果征收所得税,村民将会减少约1/4的收入。村委会向上杭县委、政府和紫金矿业递交报告,直陈忧虑:“若按市值向我村征收高额的税收,我村将遭受巨大经济损失,村民无法理解,不利于社会安定和紫金的发展,造成恶劣影响。”

  5月31日,一场政府、企业和村民的协调会在紫金矿业会议室召开,一位副县长感慨,有钱了,就该做更文明的人,他反问:“就为这么一点点事情,就要闹情绪吗?”最后副县长口头承诺村民无须缴纳“企业所得税”。

  现场,有村民甚至“有备而来”,带来了笔记本电脑,打开关于大小非减持的规定,呈送到副县长面前纠他的“偏”,一时让后者很尴尬。在这座闽西的偏僻村庄里,“大小非”“减持”“套现”“大宗交易”“基金”等词汇就像锄头、二十四节气、庄稼收成,一样被熟稔提及。

  这则消息未能鼓舞村民,等待数日之后,村民依然未见有钱入账。6月4日上午,有人聚集到紫金大酒店———紫金矿业办公地点,表达不满。

  紫金矿业与同康村的之间的关系,也一下子陷入低谷。10年前溃坝而造成的纠葛,经多年的调和,矛盾本已缓和,气氛转良。紫金矿业董事长每年春节若不出差,必会到同康村给村民拜年,2009年春节更是称“紫金矿业和同康村是一家人”。现在,因为利益之争,再度陌路。

  村民强调这只是一次温和的聚集,只想妥善协商,没有堵门、闹事、打人,紫金矿业宣传部长黄连池事后无奈地说,这是村民过度焦虑导致的闹剧。

  经此风波,剩余款项终于陆续汇入了村民账户。但数名村民因为那场风波被拘留了,小胡收到的丈夫拘留通知书上写明,丈夫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她怎么也没有意料到,这笔意外之财竟会带来意外的牢狱之灾。

分离的族人

  惟一的联系只存在族谱上,保留着古老的祖训。

  尽管有着压抑、愤懑甚至不公,但在外人看来,暴富的同康村民仍旧“幸福得像花儿一样”。艳羡最甚的,当属上杭县城东村部分村民。他们本也是同康村人,1995年上杭县金山水电站建设时,他们成了第一批搬迁户,过早搬迁到了临城镇城东村,称为“金山移民小组(下称金山小组)”。虽然地理上分开了,但许多村民都是兄弟或是表亲。9年前的那场溃坝,迁入城东村的这些村民并没有分得紫金矿业的股权。他们当中自然没人预料到,缺了那一个紫色的股权证的小本子,日后的“损失”将是多么之大。“同康村说,你们是泼出去的水,不能再回来了。”金山小组组长游开富说。

  当“同康股”被一炒冲天时,这些村民的心就像冰棍一样冻得发直,“不公平”几乎成为了他们的口头禅,5月底,当同康村一个个“600倍”的财富神话活生生摆在眼前时,他们的愤懑情绪到了极点。“我现在吃饭觉得没有味道,晚上也经常醒来。”

  很快,他们翻出八年前上杭县政府就同康村林地补偿费分配问题协调的会议纪要等文件,挑出了其中的“问题”。“问题”之一是,这部分村民当年所获得的林地补偿费应该为56万元,而他们实际收到的为22万元。“如果相差的34万元当时换成为紫金矿业的原始股,今天就是2个多亿啊。”有人忿忿不平。

  他们选出5名代表,专事维权,先后把同康村委会和紫金矿业告上县法院,要求讨回属于自己的20%同康股,均未被受理。

  同个宗族的人正变得陌生甚至敌对。不久前,同康村一户人家办婚宴,邀请金山小组十多名亲戚过去,结果只去了4个人,“他们说话很难听,不给我们股票”。

  同康村和金山小组相隔不远,却似乎已老死不相往来。唯一的联系只存在族谱上,保留着古老的祖训:“有客来相访,如何以治生。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

  只有谈到未来的愿望时,他们才保持一致:希望能给子子孙孙留下一块耕种的土地。

  

■记者手记

“同康现象”:夸张而未失真的底层标本

  □张华 何海宁

  福建上杭县的大街上,有时拖拉机与保时捷擦肩而过,让人印象深刻。紫金矿业是座庞大的造富机器,造出耀眼的GDP,和众多亿元、千万及百万富豪的同时,也带来了当地物价和消费水平的“棘轮效应”。

  这未必就是坏事。于是,两年前,当地有人讨论,同康村能不能复制华西村、大邱庄、横店镇当年的模式———企业办社会?

  尽管这种设想有几分盲人摸象之想当然的成分,但它至少是短时期内,社会生态健康、令人心生期待的一处注脚。

  没想到,两年后,人们财富的暴涨,却将这一生态打得近乎支离破碎。“同康现象”值得深思的部分正是,为什么财富的剧增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大幅增加,相反却是阴霾丛丛,危机四伏。村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之前融洽了,村民与紫金矿业之间的关系再度跌至冰点,村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信任感减弱……

  有人认为是契约精神的缺失使然,有人认为是人性的贪婪所致。一百个人眼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我们终究建造不起理想国。其实,“同康现象”在带给人惊讶之外,何尝没有一定的必然性。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讲了一个“黄金国的发现”的故事。瑞士小伙儿苏特尔170年前在一个名叫旧金山的小渔村上成为第一位邂逅黄金者之后,个人命运几度在最高点与最低点间“蹦极”,其极富戏剧性的经历令人频生感渭。

  来到福建上杭县,本来是想描述一个暴富群体的消费图景。后来改为重点记录一个山村被暴富改变后的生态。

  对于前者,我找到了当地一位很有故事的人物,持有市值高达1.5亿元的紫金矿业原始股东。他最近开了辆保时捷跑车,所有人都会将他的跑车与其套现紫金矿业联系起来,事实上车是他福州的朋友送的,而他并没有减持紫金矿业。

  他最近喜得贵子,在他看来,这远比股票翻了几百倍更实在,“人最终还是在跟自己比赛。”他说。

  而对于后者,对于那些集最幸运的失地农民与最烦恼的百万富翁于一身的同康村民而言,却已不再是自己与自己比赛的问题,暴得的财富或是偶然的,而因财富而生的诸多烦恼,分离、不信任却必然地反映了急剧变化的底层社会的一些持久命题,同康现象只是一个夸张而未失真的标本而已。

■记者观察

迳美村:同样的股权,不同的命运

□何海宁  张华

  同康村在紫金山西北边,迳美村在东南边,命运也在暴富神话降临后各分两端。“同样的山,同样的水,同样的地,差别太大了,我们都很心急。”7月11日,迳美村民林远站在紫金矿业工厂门口,远眺山坡上的村落。迳美村没有搬迁,一条盘山公路在半山腰蜿蜒,田地铺陈在较为平缓的山沟里。

  也在2000年,迳美村与紫金矿业签订协议,同意将征、租地补偿款转化为股权,共100万股,折合143万元。与同康村不同的是,因为没有溃坝的灾害,迳美村没有将股权分配到户,而是由村委会统一管理。这为现在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当同康村每户都成了百万富翁时,林远统计了一下这几年他们从紫金矿业所获得的补偿款,才8000元整,与同康村天壤之别。

  在解禁前一天,村委会召开会议。据林远介绍,参会的是村民组长、村民代表、党员共七八十人,决议在紫金矿业解禁之后,每个村民发10万元,其他套现的资金留作迳美村的发展经费。

  在同一天,林远和一批村民也在村部大楼开会。“全村大约425户,有317户代表到场,要求把钱分掉。”同意签名表共9张,密密麻麻签满了姓名,每个姓名都有一个红指印。林远把倡议书递给了在二楼开会的村干部,毫不起作用。

  随后,林远和几个经常联系的村民自发成了维权小组,要求将紫金矿业股份要分配到户。

  他们把倡议书贴到村部大楼,当地派出所民警告诉林远,维权小组不合法,被迫解散了。

  5月20日,9个村民又去找村委会协商,要求召开村民大会表决:“分还是不分,由我们自己决定。”村干部解释要留作发展费用。“我们要求公开发展什么项目,投资多大,期限、收益到底怎么样。”但没有得到答复。“凡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都要召开村民大会,现在的分配方案不合法,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林远说。

  记者致电村委会主任林灿盛,他认为这只是部分村民的想法,并非所有村民,以在外地为由拒绝了采访。

  事态在不断升级。5月31日,林远聘请律师打官司,1040个村民参加诉讼。他们每个人掏了1000元作为维权经费。等了约一个月,林远得知县法院没有受理,他们又将县政府告上法院,要求县政府责令村委会履行村务。

  事情远未结束。

首富为啥爱养猪

□南方周末记者张华  发自深圳 http://www.infzm.com/content/31825

 

扎堆养猪

  郭广昌、刘永好、丁磊等“首富级”民营企业家加入猪倌行列,“穷不丢猪,富不丢书”的中国古话正在被改写:猪和书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郭广昌率领的“复星系”是中国最大民企集团之一,好奇的人们追溯他的个人成长史时,大都会发出“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中国式感慨。很少人能想到,当他在钢铁、地产、矿业、医药等行业越战越勇时,他对养猪业萌生出浓厚的兴趣。

      2009年6月16日,具有20年养猪史的江西国鸿集团迎来两名贵宾,一位是郭广昌,另一位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公司的董事长陈玮。他们分别与国鸿集团董事长曹国鸿签下了一纸合约,合约的投资总额为1.1亿元。

  郭广昌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投资,更重要的是,复星半年多来的“找猪行动”总算有了战果,他长舒了一口气。

  陈玮的兴奋之情与郭广昌不无二致。“国鸿两三年内上市没有悬念。我们接下来的另一个项目是养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其实投资养牛也不错的。”

  没有人说牛年养牛就一定能赚钱,但投资界的大佬们如今纷纷关注养殖业,无疑挑起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属猪的养猪”也让人疯狂。今年2月,网易CEO、38岁的丁磊养猪的消息被炒破了天,网易北迁鲜有人加以关注,IT达人养猪一万头的猪倌梦倒是闹得满城风雨,而丁磊一边是“我们目前首先的是日本鹿儿岛的黑毛猪”式的旁征博引,一边是“心急吃不了好猪肉”式的欲擒故纵。

      UCWEB董事长雷军用戏谑的口气推测丁磊的商业狂想:“可以考虑给每头猪编号啊,然后在养猪场各个角度装上摄像头,养猪细节在网易直播,然后招募一万个网友认养,可以办养猪大赛;‘网易牌’猪肉模式复制到养鸭、养牛等领域,现代农业有可能成为网易的另一增长极……”

  相对于这种狂想,新希望集团掌门人刘永好的养猪风格可谓稳扎稳打。两年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正与各地金融机构广泛勾兑养猪事宜的他兴高采烈:“未来几年,养猪是我的第一要务。”在他的布局中,将掷出数十亿元,打造一条集育种、养殖、饲料、屠宰、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

      “现在盖房子不如种水果,种水果不如养猪。”刘永好说。在不久前的央视《青年创业中国强》节目中,他给一位立志成为“养梨大王”的名叫杨大可的青年当“创业导师”时,对养猪的感情溢于言表,他甚至对杨大可说:“我们来一个联合,搞一个循环经济,你也来搞一个养猪合作社吧。”

  刘永好、丁磊、郭广昌无一不是中国首富行列的民营企业家(前两者分别于2001年与2003年登顶福布斯富豪榜,后者居2007胡润百富榜第10位)。他们先后扎堆养猪业,成为2009年中国商业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007年肉价狂长,全国上演‘猪疯狂’,2008年遭遇寒冬,大家试着‘猪坚强’,2009年上半年甲型H1N1流感催生出了‘猪恐慌’。”2009年7月8日,刘永好在一场民营经济论坛上诙谐地说。

  他的这一番言论无疑为丁磊、郭广昌“后起之秀”的养猪行为找到了注脚———尽管他们的运作方式各不相同,但“抄底”开始成为外界贴于他们身上的标签。看来,“猪恐慌”孕育出了“猪嗅觉”———据说猪的嗅觉非常灵敏,美国已有“警猪”出现在侦察现场。

      “现在猪肉价格已开始触底反弹。”刘永好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而就在7月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我国生猪市场调控初见成效,生猪价格已连续3周回升,用来衡量养猪利润的猪粮比价在连续7周低于盈亏平衡点后,重回盈亏平衡点以上。

  抄底大军中不仅仅只有首富们的身影,高盛、德意志银行等投行及国际机构继续通过曲线途径跑马圈地,本土的大中型养殖企业亦无一不想借机实现咸鱼翻身。福州富强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好希普公司)甚至在厦门产权交易网上挂出融资公告,公告中赫然称“力争成为中国养猪业海外上市第一股”。

筹码与算盘

  “猪贱伤农”给了大企业和大资本规模化养猪的良机,而生产效率的提升、成本的降低和“品牌至上”理念的渐入人心,猪肉一直以来刚性需求的现状或将成为明日黄花

  郭广昌看到富强畜牧公司的融资公告后曾与之接洽过,但后来两者并没联姻,主要原因之一是后者的规模(年出栏约5万头生猪)与郭广昌所想仍有一定距离。最后他将绣球抛给了江西国鸿。国鸿拿到逾亿元真金白银后,并非用于上马新项目,而是用于并购江西省内及邻省的养猪企业,增加屠宰加工能力。

      如果说中国农村人口不断涌向城市,规模化养猪的增长速度比不上原本的散户模式导致猪肉暴涨让人记忆犹新的话,不断刺激着人们神经的瘦肉精事件,则使得猪肉的规模生产和安全生产的全民诉求到2009年达到一个顶峰。

  实际上,当下我国的生猪产能是过剩的。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今年5月存栏生猪4.53亿头,仍比正常水平高出10%左右,属于较严重的产能过剩水平。

  猪呆在圈中不出栏,显然是因为卖不出好价钱。今年上半年,生猪价格在春节前上涨到13.4元/公斤后,便开始一路下行,2月份为13.2元/公斤,5月份跌到了9.7元/公斤。4个月跌去近30%,正如经济学中“谷贱伤农”的道理一样,“猪贱伤农”让普通养猪人体会得淋漓尽致,养猪界一片怨声载道。

  而在美国纳斯达克实现借壳上市的饲料和养殖企业艾格菲集团却自鸣得意,并对股东声称“我们是领先的价格指标”,其底气来自于资本驱动和规模化效应。一边是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多轮融资共约1亿美元使得企业规模2年内增长逾7倍,一边是通过大规模地原料采购使得成本下降了约5%。

      “上海和广东两地是我们的主要养殖和销售市场,因为这里的消费水平较高,我们每天可以在生猪批发买家中选择出价最高者。”艾格菲总裁熊俊宏称。

  事实上,生猪价格在扎了几个月的猛子后,最近开始慢慢回升。这主要得益于6月13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对猪肉市场的联合调控行为;今年1月初发改委颁布实施《防止生猪价格过度下跌调控预案》后生猪价格不升反跌的尴尬情形这次没有重演。

  3天后郭广昌即投资了江西国鸿。有人说他抄了行业的大底———君不见去年抄底中国养猪业的一些国际机构被套了个正着。但也有人分析称生猪价格下半年仍可能再次下探。

  没有人能恰如其分驾驭市场,就像没有哪位股民料事如神般于1664点那天抄A股的大底一样———就算有,也可能是歪打正着。比投资养猪业早或晚几个月更重要是投资本身。

      “这一轮经济调整,消费业会崛起。”郭广昌对记者说,“增加一些周期性弱、轻资产、在经济下行时仍具有相当防御性的行业,正是今年我们的一项重要计划。”

      “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刘永好说。在新希望集团高层和中层会议上,除了不断强调规模化和成本观之外,他更是苦口婆心给大伙儿灌输品牌理念———从“国雄”饲料到“荣昌”“海波尔”种猪,再到屠宰及供应环节的“千喜鹤”,用“名牌链”来提升附加值。

  同样,尽管丁磊只打算养1万头猪,尽管他自始至终也没告诉大家这1万头猪是生猪还是种猪,但如果他的养猪模式果真如雷军所畅想的一样,打“在线直播”和“全民监督”牌,无异于要彻底革“黑心肉”的命。

      “猪肉市场将来品牌化和细分化的趋势在所难免。”搜猪网首席顾问冯永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如此一来,再提‘猪肉均价’就不太合适了,肉价自然会上升,甚至一些品牌肉要比普通猪肉贵上两三倍,但这种高价是多赢的、合理的,和2007年的情形截然不同。”

“炒猪团”还会远吗?

  尽管“威胁论”曾甚嚣尘上,但更多的人意识到这是一场恢弘的现代农业盛宴;用不了多久,或许“炒猪团”也会来争着分杯羹

  福州富强畜牧公司的融资公告中“养猪业海外上市第一股”的豪言是其财务总监林文胜写下的。林文胜也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此前在加拿大的一间证券公司做投资业务,几年前回国后仍是从事投行工作,后来却投身养猪业。

      “令我未曾预料的是,除郭广昌外,湖南养殖业上市公司新五丰也找过我们,而美国有名的证券咨询公司贝尔蒙(Belmont)亦一直在与我们接洽,7月19日又找我们谈了一次。贝尔蒙背后站的是凯雷等国际投资巨头。”林文胜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

  找风投就像谈恋爱,单相思终究难有结果。郭广昌转身离开让林文胜有些失望,而新五丰满心期待,却由于林文胜不想“寄人篱下”被其全资收购加以了拒绝,也只能悻悻离开。

  与贝尔蒙的接触尽管有一定进展,但林文胜同样不无疑虑。因为贝尔蒙为富强畜牧设计的路径是先通过柜台交易(OTCBB)借壳上市然后再转板至纳斯达克或纽交所,他担心受美国并未从金融危机的泥潭中完全抽身的影响,上市后受到冷落并导致融资计划事倍功半。

      “不过我吃惊于凯雷等国际投资机构如今热衷在中国的传统农业领域跑马圈地。”林文胜说。

  事实上,早在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高盛养猪”事件之前,众国际资本看好中国农业产业的前景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跑马圈地,已成为行业内或投资界一个公开的秘密。艾格菲的前身———江西百世腾畜牧集团便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德意志银行、高盛等数十家机构曾共持有艾格菲约20%的股份。

      “与郭广昌和陈玮等内地投资者看好龙头企业有所区别的是,国际投资基金首先看好从饲料到养猪、屠宰、深加工和销售等产业链完善的企业。”林文胜说,“这也是艾格菲上市后加大马力向中游和下游扩张的原因之一。”

  而早在2007年,德意志银行就乐此不疲地向其中高端客户推荐一种名叫“德银DWS环球神农基金”的结构性投资产品,这一产品挂钩的投资标的彼时即选择了整个食物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尽管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低潮,但德银的分析师们似乎从没放弃对看好中国农业的鼓吹。

  高盛投资的两家中国肉制品行业龙头企业———双汇和雨润,去年双双逆势扩张,前者更是逐步加大在养殖领域的扩张,意欲覆盖整个产业链。令人瞩目的是,两家企业去年的业绩均告不菲———年报净利增幅分别超过20%和30%。

  高盛、德意志银行、凯雷之外,美国的猪肉生产和加工巨头史密斯菲尔德和肉类生产商泰森食品也已纷纷曲线进入中国———前者通过出售股份于中粮集团,后者选择与江苏京海及山东新昌等公司合资,他们无不希望能在中国的产业市场走得更远。

      “外资偷袭中国农业”、“须保安全底线”等声音去年曾一度甚嚣尘上。以至于惊动了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中国畜牧业协会专门组团到湖南、福建一带调研,以“查明真相”。不过不久后,坊间传出“国内某家大型饲料集团主动向国资委反映,以防话语权为外资掠得”的消息,让业界唏嘘。而中国畜牧业协会猪业协会随后一份通告称:“外资进入我国养猪业可以影响未来生猪价格的定价权、甚至对市场产生垄断等看法是不准确的,也高估了外资的作用。”

  如今这种“威胁论”已大大降温。更多的民间资本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中。“中国的市场太大了,”东方证券分析师任美江说,“雨润等国内前三大生猪屠宰企业现在每年的屠宰量为3000万头左右,只占全国生猪出栏头数5%的份额,市场集中度远不能和欧美诸国相比———世界上头号猪肉出口国丹麦,最大猪肉加工企业在丹麦本国的市场份额为80%。”

      “未来几年,中国的民间资本很有可能掀起抢食养猪业的热潮。”林文胜说,“民间金融发达地区,怎会甘愿错失掘金的良机呢?”一场争夺现代农业高附加值的大规模“养猪战争”呼之欲出,包括技术、资本、人才等元素在内的行业大洗牌拉开帷幕。当更多的企业搭上资本市场的快车,特别当中国的生猪期货市场建立和完善时,继之前人们热议的“炒房团”、“炒煤团”、“炒车团”之后,不久的将来,“炒猪团”是否会成为另一道风景呢?

占卜

7月22日的太阳搞的半个世界的人都闹心,以至于看不到日全食或日偏食的地方的一些人们,不时会吐出一个“日”字。没关系,没有人会意识到你这是在秀国骂。

多数人在娱乐,有点信仰的人这时候就很认真。听说印度视日全食为凶兆,极为凶险的那种。于是大家会聚到庙里祈祷,更有人会在日食来到的时候,把头扎进水盆里,说这样可辟邪。我的天,这得扎多长时间啊。

 

中国人大都没什么信仰。所以这一天是绝对的全民娱乐日—-不过我真是怀疑究竟是我们在娱乐日,还是日在娱乐我们。不过也有有信仰的人,今天无意间看到一个消息,说一个罪犯,相信日食天是灾难日,于是跑回了家,俗话说“有难同当”啊。没想到却被逮个正着。尽职尽责的的警察同志啊,舍太阳为小偷。

有人说日全食这天股市凶多吉少,要清仓!可惜我们疯狂的A股市场给他开了个玩笑,大涨83点。那些赚了钱的满仓的股民们,切慢不屑一顾地对鼓吹清仓者说“日”啊,要知道风水轮流转,人家清仓可能会因祸得福啊。看来要对太阳保持一份敬畏心呀。

没人不喜欢对自己有利的传说。譬如说俺。看到南方都市报一则报道,标题是《日全食:12星座个个受益》,俺就迫不及待地看找天蝎,终于找到了:“天蝎座:带来活跃的创造力和非凡的灵感,出版和广播事业的机会尤其突出。 ”

如果要找人为关于天蝎座的这一传说找个证人的话,俺找总理同志。7月22日这天,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就像当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他一口气提到文化产业的八项改革重点,第一项就是:“加快发展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等重点产业……”

“M型社会”消亡下的文化强省梦

7月中旬,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首次提出要“建设文化强省”。

如果说6年前广东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后来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我感觉这一次的口号应该仔细琢磨一下了—-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譬如广东财政厅接下来三年每年要拿出2亿元设立“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诸如此类。尽管在资源争夺过程中中小型文化企业处于劣势,但它至少说明广东政府动了真格,想把这个蛋糕做强做大。

今晚正好在看CCTV2最近一期的《对话》,以大连软件园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的路线图为样本谈“世界是平的”。嘉宾是大前研一,还有刘积仁等人。我突然想起了大前研一的一本书《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我觉得拿这本书来审视广东省文化产业的一些作法和机会非常合适。

各地政府习惯给“文化”贴上一个高品位的标签,多少是有偏差的。如果在广东省的文化产业也打高雅牌,则偏得离谱了。大前研一在《M型社会》中观点其实很简单,经济危机(他所著这本书是2006年,那里全球金融危机还没露头)对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的实际影响并不大,最直接的影响是中产阶级在逐渐消亡。广东省的这一现象其实表现特别明显。不能对现在文化产业市场的供销两旺而盲目乐观,因为那可能是多数原来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还在贪恋以前的消费方式和意识,当有一天他们不得不放下面子时,这个产业可能面临着市场下沉和定位偏高的矛盾。调整不是没有可能,但成本会非常高,关键是你可能很难扭转已经在终端消费者脑海中刻下的“和自己无关”的第一印象。

5月份做民营书商掘金的选题时,朋友告诉我,现在全国有超过1万家民营图书工作室,仅北京就超过5000家,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我问他,广东的机会果真如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么少吗?有没有可能将来某一天,东莞和深圳工厂的女工,下班后赶快跑回宿舍、人手一本读书呢?我想起了今年4月在香港买的一本书《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华尔街日报撰稿人Leslie T. Chang蹲点东莞,在这座人口近千万的城市里捕捉着城市女工的每一个细节。

 女工常站在大众话题的正中央,这里同样可能潜伏着一片消费市场的蓝海,当然这个模式怎么玩转,则要多动大脑了,只盯着收入微薄的女工们的口袋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光短浅的。

中产阶级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消亡。针对这一部分潜在客户,一般来说应当打“新奢华”的牌,即“价格中低阶层,感觉中上阶层”。大前研一也在书中提到这一观点,这个名词来自波士顿咨询公司,大前的解释是:“以中低阶层为主流,再加入一点奢华主义的购买冲动。”不过,广东省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可能就不太吃这一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