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多克与蔡衍明

周六没有去参加那个“国际文化产业论坛”。我只想在家里看书,或是陪家人去看个电影什么的。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放松太少了。好多时候,放松时都想着别的事情,不能真正的放松,哪怕这个放松指的是读书。

大前研一《OFF学》一书的封面副题就是“会玩,才会成功”。他在《在“浮华之日”,让身心彻底放松》一文开篇写道:“我与太太将每两三周一次的放松之日命名为‘浮华之日’,命名灵感来自英国作家萨克雷描写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小说《浮华世界》…事前的安排让我‘不得不’享受浮华之日,而且‘今天是浮华之日,所以要彻底放松’的想法,能让自己真正享受身心放松…”

一口气看了半本《梅铎(默多克)的中国大冒险》,这本书真好。作者布鲁斯·多佛不但以亲历者的身份,介绍了默多克的性格、生活(包括性生活,注,多佛是默多克和邓文迪的“媒人”),以及默多克如何与北京当局,尤其是江泽民,以及中宣部、广电总局等部委首脑周旋、接触、合作,如何经营管理一家跨国的媒体企业,中间的精明与拙劣等,所有的,都用细节和故事来呈现,非常之精彩。

看默多克的这些经历,我突然之间理解了蔡衍明,他在台湾收购了《中国时报》和台湾及香港的一些电视台,而由于主业米果的生意主要在大陆,所以必须与共/产/党保持好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被批评为“亲/共”等等。蔡衍明必须承受这些,正如当年默多克取消了手下本来与香港最后一名港督彭定康的出版合作事宜一样,招来的不仅是批评。我在台湾时,问了几位企业界和媒体界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多数骂蔡衍明的人,都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

周日下午专访日本知名学者滨下武志。到中大拿了他的新书《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不过学术著作,而且是写明清史(关于朝贡),看起来真是晦涩。然后到中大旁的学而优书店买了类型题材的两本书,帕拉格·卡纳的《第二世界》,史蒂芬·罗奇《未来的亚洲》,和日本学者宫崎勇的《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

台商回台上市前传

随着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的签署,越来越多的大陆台商正积极筹备回台上市的返乡之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东莞、台北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1126/ArticelD20002FM.htm

今年以来,东莞宏盛集团董事长邓宏达每次回台湾老家,见到老父亲,总是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就要落泪。

“父亲,我要回来了。”他说。

“回家好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不明白,他的这位马上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儿子口中的“回来”,是指回台湾挂牌上市。

在台商们如今所关注和津津乐道的议题中,“回台上市”的风头远超大陆创业板的开板。台湾一位业内人士今年9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预计3年内有200家台资企业回台上市,“目前已有27家,其中19家是大陆台商。”

“我们为荣誉而战。”邓宏达激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他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合影,还有那辆扎眼的台湾原装的捷安特自行车。

这一天是11月19日。3天前,在北京和台北,两岸同时签署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5天后,宏盛的上市保荐人——台湾凯基证券,则要来东莞,为他的团队做“上市总动员”。
20年大陆生涯
作为1988年前后最早一批来大陆掏金的台商,邓宏达20年间的戏剧性人生是一代人的缩影

邓宏达的几乎落泪,并非因为有可能在台湾资本市场一展身手的喜极而泣,而是对老父亲的“忏悔”。

在邓宏达身上,狮子座男人爱冒险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征显露无疑。1987年10月,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台湾外省人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年初,邓宏达——这位彼时并没有亲人在大陆的29岁小伙儿,只因放不下“三十而立”的中国古训,执意前往大陆捞世界。

不敢到香港签证,他选择绕道新加坡到广州。邓宏达迈出的这一步,比许多台湾知名企业家还早了半拍。

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2008年10月去世),第一次到大陆是1989年11月底,他被安排在了钓鱼台国宾馆,并得到了邓小平的盛情款待。不过他此番行程颇费周折,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然后从大连进入大陆。

知名的米果厂商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进入大陆,则是1992年的事了。

王永庆和蔡衍明进入大陆,皆出于“曲线投资”的目的(彼时台湾当局禁止岛内企业直接投资大陆)。而邓宏达来到陌生的广州,是从打工仔开始零起步。

离开台湾的时候,邓宏达告诉父亲,他想“认识整个中国”。

来到大陆的邓宏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幸运儿,1980年代新台币升值后,台湾劳动力短缺,加上台湾政府提倡产业升级,皮具等产业纷纷向大陆等地转移。

邓宏达在广州一家皮具公司做起了验货员。他的一生,从此与皮具、皮包结缘。他甚至在来到大陆的第二年,就“入乡随俗”,与他的同事、一位杭州姑娘结婚;1998年,他选择创业,创办了宏盛集团前身——“东莞展盛皮具厂”……

整个1990年代,邓宏达的父亲一直劝他回台湾发展,他都婉言相拒。“我向父亲说,对不起,父亲,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那么,从今这一代开始,咱们家族就移民大陆了……我可能对不起你,但对得起我们的祖先。”这使得邓父非常生气。

十年后,为国际一线运动品牌做女包代工的宏盛集团的营业额近6亿元人民币,两岸经济和金融合作趋暖,回台上市成为可能。邓宏达颇为感慨,也打开了与父亲有关的心结。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如今大陆的台资企业约8万家(台商数量超过150万人),仅广东一省就超过2万家,其中东莞占到6000家。在这6000家东莞台企当中,现在有二十多家与邓宏达的宏盛一样,欲回台上市,做第一批“吃螃蟹者”。
结伴返台上市
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备受欢迎,这与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期待密切相关

过去,大陆台商回台上市常常被“政治化”,有台湾政客拿“在台湾圈钱,再投资到大陆”的借口来说事。因此像旭品电子这样的东莞台商,在4年前筹备回台上市时形同做“地下工作”。但现在,随着两岸关系回暖,金融互动开始,台湾证交所也开始放低门槛,主动吸引全球各行业的台商回台。

现在,邓宏达有望成为台商回台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第一批吃螃蟹者,但并不是第一批回台募资者。

第一位回台募资的台商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蔡衍明比邓宏达大三岁,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福布斯》今年7月公布的“台湾前40大富豪”中,蔡衍明资产为36亿美元(约250亿元人民币),是台湾富豪榜上的“探花”。

蔡衍明被称为“米果之王”。他发迹于台湾,不过于1990年代北上,重心大转移,后来直接把总部移至上海。近年来他为投资界热议,一因旺旺上市“三城记”,二因拿下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控股权。

旺旺于1996年在新加坡上市,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国资本市场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蔡衍明回忆称。2007年,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从新加坡退市。

一年后,旺旺如变戏法般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分别的一退一进,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七成。可谓一箭双雕。

而2009年4月,蔡衍明又跑回台湾,成功发售旺旺TDR(存托凭证),融资32亿元新台币(近7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IPO的“第一上市”,TDR被称为“第二上市”,意即在两地上市的股票类型相同,通过国际托管银行和证券经纪商实现股份的跨市场流通。

旺旺回台“第二上市”受资金热捧,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的始作俑者,蔡衍明在酒会上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紧随旺旺之后,向TDR上市发起冲锋的还有巨腾、康师傅、达芙妮、85度C、富士康等大陆台资企业。市场青睐程度丝毫未减。

台湾被称为“科技岛”,巨腾和富士康回台上市似乎天经地义,而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湾同样备受欢迎,显然与台湾证交所放宽上市限制,和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前景甚为期待密切相关。

邓宏达回家心切丝毫不逊于蔡衍明。消息传出去后,群益、兆丰、凯基等五家券商纷纷前来接洽,欲从中分得一杯羹。最后凯基证券脱颖而出。

凯基证券总经理丁绍曾在台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称,在台湾上市不仅周转率优异,还可以获得较高的市盈率。“与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纳斯达克比较,台湾是‘划算’的选择——在台湾上市的成本大约只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1/3”。

今年5月,美国通信设备商Array Networks放弃纳斯达克,选择赴台上市,引起美国资本市场愕然;监管因素引发的高成本导致美国股市的竞争力下降(在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费用约为200万至300万美元),反倒给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契机。

万事俱备,不欠东风,邓宏达踌躇满志,他看着宏盛集团大院中一座正在装修的两层小楼说:“我得把公司餐厅提前准备一番,接下来我要接触、招待各路人马呢。”
尴尬的一代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邓宏达如今独身,前妻和儿子都在美国。平时他的休闲方式是,种花养鱼、骑车健身,或是和东莞台商协会的老友们一起打打高尔夫。

从近半个世纪中大陆和台湾的商业史来看,包括邓宏达在内的最早一批来大陆掘金的台商们,显然是尴尬的一代——既没有享受到台湾经济腾飞的成果,又要跟随大陆的改革之路,摸索野蛮生长之道。

最为关键的是,由于两岸关系时晴时阴,无论是台湾的大陆政策,还是大陆的台湾政策,稍起波澜,都可能导致他们退回到原点——于是这一群体练就了上好的政治嗅觉。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出口导向型的大陆台商以沉重一击。在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看来,尽管台湾有过类似经历,但当年台湾的做法是采购团加强进口美国产品,并且让台币升值,让全民共同承担。

台商们显然不会坐以待毙,纷纷调整策略。邓宏达的朋友、东莞台升家具董事长郭山辉称:“如果台商不升级转型,未来的2到3年,会有近40%的台商被淘汰掉,未来4到5年,还会有近30%的台商出局。”

2007年底邓宏达即停掉了两条低档生产线,2008年年中又相继关闭两个车间。

事实上,邓宏达在江苏淮安还有一个占地800余亩、近2000人的工厂,是当年江苏地方政府到东莞招商时定下的“姻缘”。淮安工厂的土地为自购土地,同样做代工,但主要市场就是大陆。“去年(全公司)内需销售占到5%,今年会达到15%。”邓宏达说。

惹人关注的是东莞台商协会的做法——号召东莞台商抱团,以“集体品牌”的方式,共同出资,成立渠道商,为内销铺路架桥。

“未来会做自主品牌吗?”“不会。”邓宏达很肯定地说,“宏碁创办人施振荣把品牌和代工完全分家,防止掐架;郭台铭财大气粗,但他从不言自主品牌……在这一点上,大陆的企业主要浮躁得多。”

上市,意味着更为透明、深耕。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向来以“草莽英雄”和“藏富于民”闻名的城市,企业主们对上市几乎是完全抵触的。

即使以官方数字计,2008年东莞GDP也高达3700亿元人民币,但其上市公司却只有5家,且市值在200亿元左右(以2009年11月股价估算)。

其实邓宏达最中意的上市地是A股,但由于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他被卡住了。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赴A股上市给以2000万元重奖的政策因此与他无缘。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台湾岛热议“中国钱”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

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台北参加由《远见》杂志主办的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MOU和ECFA成为论坛上的高频词汇,台湾“金管会“副主委李纪珠和台湾证交所董事长薛琪是演讲嘉宾中的焦点人物。

李纪珠是台湾知名的“美女财经官员”,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两岸金融互通、深入的希冀情绪溢于言表;而薛琦则相对谨慎:“基于台湾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特征,大陆银行和券商来了台湾,必须从做谦虚的学生开始。”

薛琦的言论多是出于技术和操作层面,但台北一位投资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薛琪本质上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担心台商回台上市步子迈得太大太急、有害群之马入局,从而成为“政治污点”。

当台湾证交所作为“亚洲的纳斯达克”为论坛上的诸多嘉宾所津津乐道时,而在大陆资本市场,人们正在为所谓“十年磨一剑”的创业板姗姗来迟而疯狂。

台湾岛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MOU,关注未来大陆热钱大举进入台湾后,到底投资楼市还是股市更赚钱。《商业周刊》最近连续两期的封面专题,分别为《MOU:非懂不可》和《中国钱》。

对于MOU的签订,台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乐观和悲观两种情绪。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先前的通过灰色手段,进行资金汇入汇出的景象倒会减弱甚至消失;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担心大陆和香港资金将“掏空台湾”。

邓宏达切身体会到了“愈明朗,愈应小心”的商业理念。今年8月,东莞台商协会成立专职小组,规划东莞台商集体回台上市事宜。二十多位东莞台商前往台湾考察回台上市的可行性,并拜访了马英九。“他并没有做任何表态,显然他怕为政治所累。”邓宏达说。

对于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A股上市即奖2000万元,如果做一假设:假设台湾政府抛开政治顾虑,对每家回台上市的大陆台商同样奖励2000万元(近1亿元新台币),台商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恐怕不敢接受,因为同样可能会被政治化,”邓宏达说,“如果殃及到企业的上市进程或是正常生产,就得不偿失了。”

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签署时的11月16日(预定60天后生效),邓宏达盯着墙上那张偌大的中国地图,在办公室呆到很晚。几天后的上市动员会上,由于大陆资金今后有望通过“台股QDII”投资台湾股市,他又一次说道: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回家了。

首富:城头变幻大王旗

东方愚   《东方企业家》专栏 2009年12月期

如果有人问你,2009年中国首富是谁?你一定会犯愁。

为什么?因为2009年先后出现了四位“首富”——沈文荣、刘忠田、王传福、许家印。

先是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5月初成为《新财富》杂志发布的500富人榜的首富(财富为200亿元),随即是忠旺集团在香港挂牌,刘忠田以220亿元的身价被誉为新首富。而分别于今年10月和11月发布的新一届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桂冠均归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分别为350亿元和390亿元);有趣的是,就在福布斯发布富豪榜的11月5日,恒大地产在香港挂牌,许家印以逾400亿元的账面财富,被捧为新首富。

真是眼花缭乱,也非常有趣。从1999年2008年,胡润制榜十年,荣智健家族和黄光裕分别登顶三次,就占去了六年的首富。就算福布斯与胡润的标准各有千秋,但过往几年,同一年出现的中国首富最多不过二人,而到了2009年,两个榜单的首富殊途同归(王传福),但人们却对“首富”这一名词倍感摸不着头脑!

尽管你可能会说,富豪榜是制榜者们的游戏。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恰恰首先说明了制榜者在游戏中逐渐处于相对弱势。而如果看一看年龄最多相差20岁的沈、刘、王、许四位首富的“制胜秘籍”和民间舆论,对解读当下中国社会的财富观或有一丝启发。

第一,股市仍是制造首富的永动机。忠旺集团在港募资近百亿元,创出彼时的全球最高募资额;王传福有巴菲特的“金手指”,市场预期高涨,比亚迪股价一年里涨了8倍;许家印的首富梦姗姗来迟,虽然自我打折,但最后在李嘉诚等香港大佬们的热捧下,稳当地坐上了首富宝座;四人当中,只有沈文荣为沙钢借壳ST张铜的蜗牛速度而神伤。

事实上人们担忧的不是首富们的资本游戏,而是公司业绩的稳健究竟能持续多久。尽管王传福成为新能源领域的佼佼者,但坊间对其“电池拖着汽车走”以及股价透支未来利润空间的始终存在;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受到的置疑更大,他的“围海造田”的真相和与国际资本对赌的代价,总让一些中小投资者心有余悸。

第二,首富们比之前更加注重公司治理,也开始变得低调或更加低调。或许走到他们前面的落马的英雄太多了,如今的首富们私底下或在公开场合开始不讳言自身的软肋,并试图做出或大或小的改变——上市后的许家印收敛了动辄称“他们(指许的手下)都不懂,是我亲自上的”的雷人之举,而刘忠田的家族企业得刘岩及路长青等能人贤者相助与辅佐,为业界所称赞。沙钢的核心管理团队更为稳定,近30年几乎雷打不动,当然也有人质疑其“不注入新鲜血液”的合理性。

第三,民众的仇富心态几乎没有丝毫减弱。富豪榜在中国诞生十年了,从懵懂时对“先富群体”的艳羡到置疑,再到习惯了富豪落马和达人辈出,按说普通民众的仇富心理应当比几年前有所减缓,事实并非如此。就连走“技术路线”而非“政商混搭”的王传福成为新晋首富时,新浪网一项调查显示,70%参与者 “感觉王传福会落马”——我们应责备问卷设计者“不怀好意”,还是感喟民众仇富心理的习惯成自然呢?

第四,“国进民退”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观陷入一种无序状态。尽管普通民众习惯了仇富,但在一种割裂的财富阵营中,富人群体和政府部门并不会有所顾忌和做出回应,因为不同群体的着眼点是“立而不交”的,“国进民退”显然加剧了民间富豪群体的危机感,于是“乱世出枭雄”的预言在中国这一片资本热土上频频上演。日照钢铁创始人、山东首富杜双华这一年来的沉浮和博弈堪称经典。

城头变幻大王旗,争看朋辈成新富。美国首富最多也就是在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之间踢皮球,而中国的首富一出现就是半打——财富世界里的中国逻辑着实另类。2009年引人深思的另一起财经事件是,福建首富陈发树捐出他所持“新华都系”股票的九成(市值近80亿元)成立慈善基金,引发了一场争议。褒扬者称“中国巴菲特”开始大步流星,而置疑者则担心,这是不是财富世界里的“钓鱼事件”呢?

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短短几年间,福建晋江市已有19家公司相继上市。资本市场的放大效应,使人们对于晋江这个仅有百万余人口却品牌林立的弹丸之地兴趣陡增。但走上资本市场,不仅仅意味着财务透明,还使企业不得不加速扩张步伐,对于富于赌性的晋江企业家来说,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豪赌。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泉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14


 
“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王良星夹起一块鱼肉,刚要放到嘴里,转身问司机:现在股价多少?“三块六毛五。”

在今年10月份,这种几乎程式化的一问一答,每天至少进行两到三次。一个多月前,利郎和同城的匹克先后登陆香港股市,加上此后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喜德龙,福建晋江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已增至19家,这个数字在中国几千个县及县级市中排名第二。隔着台湾海峡,晋江距离金门仅有5.6海里,是一个有百万余人口的县级市。

也许是因为利郎上市后股价即跌破了发行价,也许是对于资本市场的新鲜感,王良星近乎偏执地关心着自己公司的股价。以至于他“现在和朋友们打牌、喝茶的机会少多了”。

他是一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身材保持得不错的中年男人。草根出身,但总是一身时尚装扮。你若问他,将来如果有一天卖掉了家族企业,会不会移居像巴黎等时尚之都时,他会连忙摇头:“不可能的啦……充其量到香港或澳门!”

企业上市,这是王良星20年前所无法想象的事。1988年,26岁的小伙儿王良星到北京捞世界,在一家四合院遇到比他还要小8岁的同乡、后来的安踏董事长丁志忠。20年后,安踏和利郎的年销售额分别为46亿元和11亿元,前者俨然成为晋江运动品牌企业的一介标杆。

安踏于2007年7月在香港成功挂牌后,丁志忠鼓动王良星也加入到资本阵营中来,并把曾在安踏任CFO、后帮自己做财务顾问的倪忠森介绍给了王良星。

事实上,此前一年王良星已在酝酿上市,同时也聘请了一家机构做顾问,当丁志忠推荐倪忠森时,他不假思索地请原先的机构出局,然后把倪的恒润国际视为座上宾。“王、丁二人的关系密切和信任程度可见一斑。”倪忠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也是晋江富豪们圈子文化的一处注脚。事实上,除了王良星与丁志忠这种“故交”之外,一些在产品线上存有竞争的企业老板们,同样在私底下谈笑风生——譬如丁志忠发起,在晋江紫帽山圈下几十亩地建造的一座农场,股东就有特步、利郎、九牧王、七匹狼等企业的掌门人或少帅。

晋江企业家喜欢抱团的特点,早就体现在他们过去相互模仿营销手段、集体创牌的行动中,而现在,在企业上市的问题上,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热情。

安踏当初上市时,丁志忠就曾在内部高层会议上说,上市是“绿色工程”,谁阻碍上市谁下台!

在这种上市冲动的驱使下,晋江企业选择的上市地可谓五花八门,譬如今年除了361度、利郎和匹克在香港上市外,还有鸿星沃登卡在韩国挂牌,至和织造在新加坡挂牌,星泉鞋业甚至选择了马来西亚!

“要么当领头羊,要么做乞丐”

当蜂拥上市与“绿色工程”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量,这个隐喻似乎都不失精辟。

“上市可以使企业运转更规范、更透明,也算兑现了对高管的激励。”王良星说。

前半句是“普适句式”,而后半句就未必可嫁接到所有的上市公司了。王良星的戏剧性风格再一次显现——他的太太经常抱怨他给的“零花钱”太少,而对利郎高管却分外慷慨。比如利郎副总裁潘荣彬,当年是一家年利润二十多万元的利郎专卖店老板,如今持有3%的公司股份,市值约1.4亿元。

“我在一个类似‘移民城市’的组织里,尝到了‘高薪养人’的甜头。”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不过,拼命三郎的代价是不菲的。在潘接受亿元市值的股票之前,他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其不分日夜的工作方式,一怒之下选择了离婚。

而“绿色工程”同样也可隐喻为,在合适的时机上市,不但可以在资本市场圈钱,还可以获得政府的“红包”,更重要的是,可将自己过去不太拿得出手的历史“洗白”。

“这其实涉及到晋江民企的原罪话题,”倪忠森说,“这一群体要么是遇到资金困难后试图豪赌解困,要么希望结束过去游走在混沌的游戏规则边缘的日子。”

豪赌几乎是晋江商人的天性。不但是上市,惯常的商业决策也无处不见豪赌的影子。丁志忠当年请孔令辉做代言人,“机”从“危”中来,最后赌了个咸鱼翻生。

王良星同样曾是一位“赌徒”。创业14年后,王良星于2002年遇到了一道几乎迈不过去的坎儿,几乎弹尽粮绝,刚提出不久、日后成为其立足之本的“商务休闲男装”概念就要成镜花水月。王良星决定孤注一掷,到这一年3月28日的北京服装展会上做最后一搏。

这一天,利郎企业史上“最真实的荒诞”一幕出现了,在北京昆仑饭店百平方米的豪华展位,代言人陈道明走秀轰动全场。“整个服装界的感觉是一匹黑马出现了,我们的加盟商一下子从8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利郎副总裁胡诚初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彼时利郎欠债已超过3000万元。展位又要耗费近200万元,签下陈道明数百万元。钱从何来呢?

“请陈道明的钱是我到上海借的。”胡诚初说。其他的资金渠道,则是王良星向朋友举债,甚至通过地下钱庄融资。

“要么做领头羊,要么做乞丐。”这些细节如今王良星已能坦然面对。但于当时命悬一线时,他亦是一度灰心到极点的。只是最后他成了赢家。

有趣的是,当年王良星并不寂寞,兄弟企业劲霸也同时遭遇危机,最后通过柒牌向银行担保借贷6000万元,才躲过一劫。

2004年,利郎销售额突破亿元。一年后,王良星的腰板硬朗多了,他也不再忌讳告诉陈道明当初“六个锅盖十个锅”的有惊无险。彼时陈道明买了辆奔驰车,后又不太喜欢,对王良星开玩笑说,我把车卖给你吧。王良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他把这辆车送给了父亲,自己又买了一辆。

事后的侥幸成功掩盖了豪赌的风险,人们后来只看到那些幸存的公司,却忽略了晋江也有大批企业倒闭的现实。当地一位投资界人士表示,晋江老板远没有外界传说中那么光鲜。“许多晋江企业的现金流非常糟糕,又不懂得变通,有的就通过借高利贷发工资”。

上市又何尝不是一次豪赌?不过,从商业史上看,豪赌上市比赌一场秀摔跤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了。

“红包”的哲学

站在被称为世界第一座“开”字形斜拉桥晋江大桥上,你可以看见桥头两侧的“风景”——一边是桥侧宽阔的草地上低头吃草的牛群,一边是名为“易建联”运动品牌的巨幅广告。 而在晋江市区,“香港姚明有限责任公司”就在贵人鸟隔壁。20分钟路程,你还可以去到“奥巴马餐厅”……

如果将桥头的老黄牛视为晋江或整个泉州企业主们埋头苦干的写照的话,“易建联”“姚明”“奥巴马”尽管有山寨之嫌,但从一定程度上亦可视为民间智慧的缩影了。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时常感到自卑,觉得我们的地理位置不好,学历和见识不如别人,所以只好加倍努力去创造。”王良星说。他去读EMBA,除了吸收知识和结交朋友,他还把自己最欣赏的老师,请到自己旗下做独立董事。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领域,民间力量的自由选择,一直是闽粤、江浙和重庆一带制造财富奇迹的永动机。不过,近几年,包括晋江在内的许多地方政府更希冀“有形之手”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利郎、匹克等企业今年均获得了超过300万元的资金奖励,民间称之为“红包”。这源于晋江市政府于2007年制定的“对企业上市的扶持措施”,即对当地上市企业奖励330万元。

利郎们所获奖金来自于2009年约3000万元的政策资金预算,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超过7500万元。晋江市政府的“扶持措施”于今年年初修改后,对股改、筹备上市都有从30万元到150万元的奖励。

这些激励政策并非晋江市政府独创。泉州市也有相关的红利政策,不过力度逊于晋江。而在浙江温州市,当地政府也有类似举措,比如对于上市企业给予100万元奖励,甚至包括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家可享受温州永强机场贵宾待遇等。

但除了激励政策之外,晋江市政府为了协助企业上市,还聘请了经济学家吴晓求及国家发改委官员等人设立晋江企业上市专家顾问组,甚至请来深交所驻福建首席代表兰邦华来挂职市长助理10个月,可谓用心良苦。

“在闽南人本来就非常注重‘面子文化’的情形下,这一政策容易导致企业主的浮躁心态。”晋江一位闲暇时写诗的企业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力陈一些晋江企业“为上市而上市”的陋习,和上市后“大企业做小”、“小企业做大”等造假行为。

激励之下,晋江上市公司难免良莠不齐。当地一位财务人士透露说,在他经手上市的当地企业中,财务报表需要推倒重来的公司大约占四到六成。

而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上市成本较低的证券交易所,对中国地方政府奖励企业上市的举措向来喜闻乐见,并通过各种渠道眉目传情。

事实上这些交易所时有尴尬,如新加坡证交所,一方面对中国概念夹道相迎,另一方面又为挂牌的中国企业频繁闹出丑闻懊恼不已。

王良星信心满怀。不过他有时也会流露出对资本市场基本游戏规则的陌生。11月9日,利郎发出的一纸澄清公告称:“近期投资会议中,管理层对利郎业务表现的评价及对未来的展望,不代表公司对有关截至2009年12月底业绩的估计或预测。”

分化进行时

当九牧王等龙头企业上市受挫时,利郎“后发先至”,给晋江企业带来了不少的震动。而当更多的服装企业急于上市融资时,先行者们则希望走得更快。

“我们接下来要大力打造新品牌。”王良星为自己斟上了一杯茶。利郎招股书显示,上市所募集资金主要用途之一即用以推出L2系列。他的计划是,2010年利郎销售额突破20亿元,新品牌销售过亿元。

两年翻一番,显然是一个艰巨的超越。这意味着,王良星以后到紫帽山的农场里和大伙儿切磋茶道、体验养猪养牛之田园乐趣的时间要更少了。

一位泉州投资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称,由丁志忠、七匹狼董事长周少雄、九牧王董事长林聪颖等十几家企业于2008年发起成立的“闽商投资公司”一年来,上马项目屈指可数,“他们每家现在考虑最多的是自我纠错和变革。”

做女裤的威兰西做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开始有意在网络营销上“烧钱”。

“泉州的商业文化,草根气息太过浓重,不少企业主要么是对网络营销不甚了解,要么始终有着可能会对普通销售渠道产生冲击的偏见,这块蛋糕于是被冷落了,以后八成又会蜂拥而上。”威兰西总裁范道远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蜂拥而上”,正是泉州特别是晋江企业一直以来的惯性思维——你做批发,我也批发;你转变渠道,我也跟着改变;你请形象代言人,我比你请得身价更高;你要将总部迁至厦门,我过去做你邻居;你要上市,我紧随其后……

而以利郎推出L2系列,和威兰西大力尝鲜网络营销通道为代表的当下生态,正是以变革为驱动力的“新泉州逻辑”。

管理层面的变革趋势其实更为明显。林聪颖开始反思九牧王高管流动频繁的真正原因,丁志忠与王良星常互相调侃:到底是“先集中,后民主”,还是“先民主,后集中”更适合高效做出正确的决策?

“结论呢?”

“讨论本身的意义大过结论。”

“那你和丁志忠谁更强势?”

“当然是他啦,我与他一起出差住同一间房里,电视遥控器始终握在丁志忠手上。”

王良星甚至开始有意无意培养自己从武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毕业不久、24岁的大儿子,“他到处去实习,从在专卖店做营业员开始,有时也会来利郎旁听董事会”。

“分化同时,晋江企业大整合已拉开帷幕。”倪忠森说,“如何提高晋江样本的上市品质,或许更为重要。”他认为未来晋江运动品牌企业恐怕要有一轮大洗牌,活下来的运动品牌上市公司将不超过4家。

荷尔蒙

1、研究台塑。惊讶于王永庆要求台塑从1998年开始,每月第一天的上午,结算出上一月业绩,并发布财报。“变不可能为可能”,一开始台塑的紧张和慌乱甚至错误百出,可想而知。但是两年后,台塑做到了无任何误差,遂以台湾企业财报结算最快的公司被广为称赞、模仿。台湾企业在这一方面折煞大陆企业—–想想最近一个案例——福记食品,财报一拖二拖三四拖,拖了半年后,发布的竟是清盘的消息。

2、我习惯了每天晚上去接湘湘。站在十字路口,昏暗的路灯,和杂乱的空气中,我的心情反倒是非常愉悦的。有等待的人,或者被人等待的感觉,是幸福的。什么是幸福,想起龙应台在《目送》中那段话,生活就是一些细节的重复。

今天我将昨天日记中的一句话贴上了微博:“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每天读书、思考、写字,每月出差两趟,到各地走走看看。其实,任何年代,都值得去珍惜,哪怕战乱。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改变我们所不愿接受的,用平和心态,高效做事,足矣”。听起来像无病呻吟。实际上仔细琢磨,生活真的是如此啊,在出世和入世间懂得平衡。

看完这段话后,陆斌兄弟的留言是:“你刚读了海子的诗了吧?”我哈哈大笑。

3、台湾话题,真的非常有趣。今天再次研读台湾《商业周刊》《天下》《远见》等杂志以及《台商进化论》,感到未来两岸的合作,一定会开启民智,引发一股前所未有的潮流。我应当也有理由对这一进程密切关注,起码这是我感兴趣的领域。

4、普利策传》收到了。1989年4月新华出版社出的。那时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书的第一页“译者的话”,第一句就是:“普利策是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家和报业巨匠…”
书的内容非常不错。随手读了几页。普利策年轻时,是个流浪汉,当他对报纸产生兴趣时,周围的人都嘲笑他,笑他不自量力,笑他异想天开。但是,最后他做到了:

“‘普利策先生最大愿望,’一位普利策(此时他刚加入《西部邮报》不久)的同行写道,‘…看起来是根除社会弊病和揭露坏人。’这个乳臭未干、瘦骨嶙峋的小子竟有胆量过问立法程序和改革活动,他引起了人们的忿怒,遭遇讥讽挖苦,这种遭遇已构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不过,也有人承认他的才华,其中就有令人尊敬的亨利·布罗克迈耶,他说,‘他们认为他没有教养,因为他总是挖弄自己的大圆鼻孔…还有他那双牛蛙眼睛,但是我告诉你们,他的辩证能力比他们所有人的加起来还要大…请注意听,现在他正在成为一位比…普雷托里斯主编,甚至比舒尔茨(德文报《西部邮报》Westliche Post出版人)更伟大的人。”

这一年是1869年,普利策22岁。9年后,他买下了《电讯报》,并把其与当地《邮报》合并为《圣路易斯邮讯报》。又过了5年,他买下了《纽约世界报》…最为难难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他办报不为政党服务的方针,被美国学者认为是美国新闻事业上理想的、前所未有的、最好的表述。

睡觉前正好翻读了一本《新闻与正义:14项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全译本》,扫了一眼特稿《我们的超级航空母舰高超之处何在》,作者写的像小说一样,其实细细读来,除了强大的逻辑外,他把场景和逻辑勾连起来,是主要手法之一。要知道,作者在航母上不过呆了两天而已。

5、《周末画报》上我的系列专栏名称是“商海贤内助”,我对他们说,太土啦,叫“荷尔蒙经济学”或“荷尔蒙管理学”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