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帆上市拉开控股权之争大幕

文/东方愚 2010年10月28日 南方周末 

72岁的尹明善最近心情很舒畅。10月15日,中国证监会发审委通过了中国最大民营摩托车及发动机制造企业之一──力帆集团的IPO申请,这是其掌门人尹明善等待已久的一个时刻──登陆资本市场一直是尹家的一个梦想。

尹明善的经历颇富戏剧色彩。他于19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重庆一所中学读高三的他被清退,进入一间工厂劳动,三年后又被怀疑“反革命”,监禁十个月后到劳改农场劳动,直到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后才彻底获得自由。之后的十多年中,他的角色先后有英文翻译、电大老师、民营书商等,直到1992年他开始创业,进入摩托车行业。此时他已是54岁“高龄”,比现在的“中国首富”宗庆后创业年龄大整整一轮。

尹明善进入一个他完全陌生的新行业,是“夫人外交”在起作用──尹明善的妻子陈巧凤,和当时已在这个行业折腾十多年、如今亦是行业巨头的宗申集团创始人左宗申的妻子袁德秀是亲戚关系,两位夫人穿针引线,尹明善从此搭上左家的“便车”。今年3月我造访左宗申时,提起尹明善,他随口一句“力帆的老头还是我领进门的呢。”左对尹似乎那么一点点醋意──力帆和宗申最近几年的营收皆超过百亿元,有趣的是力帆总是要高出宗申一点点。

陈巧凤是尹明善的第二任妻子,比他小29岁(1967年生)。精明、能干,事业心强,是尹明善的搭档和贤内助。二人感情甚笃,加上力帆是家族企业,其财务大权自然而然掌握到了陈巧凤手中,她长期担任力帆集团的财务总监;6年前本田(日本本田技研株式会社)起诉中国大陆一些生产厂商侵权案中,陈巧凤的头衔甚至是力帆集团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

中国企业界在家族企业中任职的女性贤内助不少,但是代替丈夫出任家族企业董事长一职的,并不多见,除陈巧凤外,还有张云芹、陈金霞、陈凤英等代表人物。其中张云芹是太平洋建设集团创始人严介和的妻子,陈金霞是“涌金系”创始人魏东之妻,陈凤英是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的妻子。

尹明善的尴尬在于,他和前妻的儿子尹喜地,出生于1971年,仅比陈巧凤小4岁,均是大展鸿图的年龄段,或许为了“公平”其见,尹明善划分力帆各业务版图,使尹喜地和陈巧凤各领风骚。譬如陈金凤任法人代表的有力帆控股、力帆置业、力帆足球俱乐部、力帆威力电器、力帆奥体物业等公司;尹喜地任法人代表的公司有力帆销售及进出口公司、力帆汽车等、力帆汽车发动机公司及力帆资产管理公司等。

尹明善决心将力帆推到资本市场时,听从了券商关于整体上市的建议。在财富暴增的憧憬下,一切分歧都被暂时搁置,尹明善、陈巧凤、尹喜地,以及尹明善和陈巧凤的出生于1987年的女儿尹索微,成为了“一致行动人”。但股权比例各占多少,又成了一个难题,尹明善最终实施又是“一碗水端平”政策──在力帆集团大股东力帆控股的股权构成中,除尹明善持股26.5%外,妻子和两子女持股比例同为24.5%。

所以,尽管力帆集团上市后,尽管尹氏家族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持股比例近66%),账面财富也会超过百亿元,但丝毫掩盖不了不久的将来──特别是尹明善无法继续执掌力帆时──关于家族企业控股权之争的危机。这让人想起闹得满城风雨的香港最大房地产开发商新鸿基地产郭氏家族的豪门内斗。

不过,就算将来尹明善将自己持有的力帆控股的股权全部转给尹喜地,51%对陈巧凤母女的49%,也很难保证尹喜地的控股地位,因为谁也不知道力帆集团的其它股东,如上海冠通等会届时如何表态。这在形式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国美控股权之争。当然走到这一步的先决条件是,尹喜地愿意接父亲的班,执掌力帆之大局。而问题恰恰在于,尹喜地向来对专注企业经营兴趣不大,而是对豪华跑车情有独钟。这也是尹明善一直以来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所以,好戏还在后头,“国美+新鸿基”式的控股权之争或在力帆身上重现。

距离

 (一)

9月20号从美国出差回来,一周后的27号早上,又开始出发,沿着京珠高速,开车一路向北,穿越大半个中国。一天的时间到长沙,在岳父岳母家呆了四天后,再出发,一天的时间到达郑州,第二天继续赶路,下午到达豫北农村我的老家;陪父母四天后,10月8日开始返程,当天晚上到达武汉,第二天到达长沙。10月10日晚上6点,终于回到广州家中。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旅程。之前我不曾体验过,以后我也不会再尝试──因为不够安全。在高速公路上看到好几起车祸,回到广州后两天的时间里,就接连听说《创业家》杂志一位朋友和江苏一位朋友的朋友假期在高速公路途中的事故,前者安然无恙,后者不幸身亡。

好在我们不到4000公里的行程,从一开始就预留出了充足的时间──5天,没有焦急的成份,比如天黑之后绝不赶路,到吃饭时间就进服务区。而湘湘在路上也是不断和我说话,提防我犯困,我们就像两个旅客,甚至对途径的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几省的地名进行“评分”,评出来的最好听的两个地名,一是“嘉鱼”,一是“大悟”,都在湖北省。而高速公路的湖北路段,也是最好走、最通畅的。

(二)

4000公里行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郑州到豫北老家这一段路。我大学是在郑州读的。这么些年过去了,郑州离我家到底有多少公里,我竟然不知道。300公里?250公里?我不知道,现在导航了一下,才知道只有180公里。走省道,也就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但在当年,因为要经过陡峭的盘山公路,如果碰上雨雪天气,更是难熬。于是,在我心目中,郑州就是离老家最远的距离,直到毕业那年去青岛读研究生,我才第一次出省。

这些年中我念叨过好几次的一件事,就是读大四那年暑假,我到郑州不久,姥姥去世了,姥姥有七个女儿,没有儿子,我是她最喜欢的一个外甥。当年我父母最困难的时候,老人家三寸金莲一路走来雪中送炭。现在,我当然应该马上回家参加姥姥的葬礼,但被父母劝住了,他们说不必了,因为刚到郑州,再回去的话,“那么远的路,太折腾。”事实上,因为那时家庭仍不算宽裕,父母主要为的是省钱二字。我最后确实没回去。几年后,当一切都慢慢好起来时,这件事成为我一块心病,春节回家,总要去给姥姥上坟。这次国庆回家途中,又一边开车一边对湘湘说起这件事,回到家中,又给父母讲:180公里,多近的距离啊。

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我们空间的坐标,和观念的触角,就那么狭窄和短小,在没有自我拓宽之前,许多事情我们甚至预料到多年后会遗憾、会后悔、会骂自己,但当时在纠结之中,还是会做出当时 “理性”的选择。现在,诸如此类的理性试错再也不能发生了,否则永难原谅自己。

这样说来,关于距离的概念,还有我读高中时从县城到家里的35公里的距离,和读初中时从镇上到家中6公里的距离。读高中的时候,我们一个月才放一天假(准确来说是半天,因为第二天下午就要回学校,晚上要上晚自习),在对时间的漫长等待中,空间上的距离随之也被放大了。同样,读初中的时候,因为年龄太小(上初一的时候不满10周岁),不会骑自行车,穿过6个村,步行6公里,也是彼时心目中最远的距离──特别是进村前,要经过有村民非正常死亡后时常摆放棺材的一条山间小路时,我习惯摒住呼吸,目不斜视,加快步伐,狠狠跑过去……

(三)

 等我和弟弟都长大了,特别是我成家了,弟弟也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了,每次回家,或是给父母通电话,我们都会说,如果家里有什么事,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物理上的距离不是距离”。而在今年春节,我成功“逼着”父母坐飞机到广州过年后,他们也感慨,“当年去山西推煤(我们县与山西交界),要走个几天几夜,现在从北方飞到南方,两个多小时就到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机票也远不像他们想像的贵。

但很快,他们又会感伤,关于距离的感伤。其实“物理上的距离不是距离”更像是个善意的谎言,对他们来说,只要子女不在自己身边,再短的距离也是遥远的距离。毕竟,他们老了。但是,他们同时又更为孩子们在外面的闯荡和所取得一点一滴的成绩感到高兴。

他们是很偏执的一对农村老夫妻,当年农村重男轻女严重,好多人家生下来女孩后送人,有一回有一女婴送上门,说,有个女孩儿好,将来如果你们的两个儿子不在身边,有个女儿在身边也好有人照顾。那个时候我在读中学,我的父母想了一下拒绝了,原因是,“抱养了就得当亲养,不能有意偏心,供儿子上大学而让女儿早早辍学……”

他们就是这么倔强。现在如果再问他们,是不是后悔当年没有抱养个女儿,他们还是很坚定的说,没什么后悔的。但他们如今确实是孤独的。

顺便说一句,当年还有一女婴被抱到我们家门口,有人说,这家人家的男人是老师,以后兴许可以让这女孩儿有出息。而女婴的主人拒绝了,原因是我们家太穷了,最后女婴被送到我家隔壁──男主人当时在乡里一所中学当会计,女主人自己开了间小诊所小药铺,家里同样是两个儿子,缺女儿。

可惜,这女婴后来成为了我所见过的最可怜的孩子之一。从小就受虐待,家里所有脏乱差的累活都由她干,而在吃饭穿衣上,不能享受和两位哥哥一样的待遇。她只是个孩子啊。我们亲眼看见到她的头被女主人按到墙上使劲碰,也亲眼见到她身体上的伤痕。最终,10岁的时候,他被虐待至死,去了我们都不知道的最遥远的地方。而女主人对外宣称,女儿喝毒药自杀了。鬼知道小女孩儿认识不认识什么是毒药。

(四)

我现在最庆幸的,是和湘湘之间的零距离。两个人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之间感情的浓度,丝毫不逊色于三年前我们结婚时。她就像法国记者、思想家安德烈·高兹让我深受触动的《致D》一书中对他妻子D的描述一样,和她在一起,“就像生活在别处”,就像在纷乱世界中的一处庇护所,让人很安心,很有安全感。

高兹与妻子D间的爱情实在太伟大了,妻子身陷绝症,无药可治的2007年,他们二人打开煤气,双双自杀。《致D》是他们自杀前一年写的,高兹在篇写道:“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

湘湘和D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很有主见,很干练很果敢。不久前有两家单位几乎同时向我发出加盟邀请,一家在广州,到一杂志做主笔,一家在北京,到一杂志做执行主编。他们开出的价码均超过我我现在单位的两倍;湘湘的判断与我的判断非常相似,先拒绝掉前者,理由是“如果同样需要不断写字的话,更自主的写作与表达要重于一个虚的头衔和一份表面上具有诱惑力的薪酬。”对于北京的机会,湘湘的建议是可以考虑,因为“你需要一个实现平常经常涌现出来的创意的机会和平台”,但“应当对方深入碰撞、谈判,将未来的规划和游戏规则提前落实后再做定夺”,这让我很感慨:对于在一座城市刚扎根下来的年轻夫妻当中,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勇气尝试更换城市的。

“如果到北京的话,离你家的距离更近,回去看父母更方便啊。”她接着说。


长沙,浏阳河边。


豫北农村,金秋时节。


    这次回豫北农村老家,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各村路口的这些标语。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距离,也是逐年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