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比你更焦虑》前言:直面内心的恐惧

“自从148元的发行价确定之后,我们就再没睡过一个好觉。”单宇叹了口气对我说。

这是2010年6月2日下午,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海普瑞公司内——没错儿,就是那生产出“中国新首富”李锂、李坦夫妇的医药公司。5月6日上市当天,这对夫妇身价跃升至500亿元。单宇是李坦的哥哥、海普瑞董事总经理。

中国当下财富阶层的生态是“没有最富,只有更富”。不久前人们茶余饭后还在谈论《福布斯》2010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宗庆后(70亿美元,约480亿元人民币),很快就变成了多数人先前不甚了解的李锂。一个老牌富豪,一个财富新贵,这其中传递出来的,更是中国民间财富积累爆炸式增长的讯息;不过,钱多了,内心往往会更惶恐。

财富积累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1999年11月,胡润制作的首届榜单“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西方人开始相信,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非过过嘴瘾那么简单。

在这一届榜单上,由于数据搜集难度较大,胡润仅是将50人的财富分为ABCD四个等级,分别代表10亿元人民币及以上,5亿-10亿元,1亿-5亿元,5000万元-1亿元。

4年后,也就是民营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身份后的第一年的“2003胡润百富榜”中,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是中国上一年GDP总量的2%;又过了6年后的“2009胡润百富榜”上,前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是1.6万亿元,占到了上一年中国GDP总量的5%。

财富“大佬”涌现的近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7年,最新一波是2008年至今。

1999年至2002年间,大多数富豪身上的“计划经济”特征甚为明显;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企业家们财富积累的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当然掣肘也多出于此。譬如同时登上1999富豪榜的三位广东“乡镇企业家”——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他们后来走出的不同轨迹,至今令人唏嘘。

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尽管“孙大午事件”和李海仓等多位民营企业家被杀引发“原罪”和“仇富”话题大争论,但与世纪之交那种羞于露富的氛围相比,此时的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说2002年前“中国首富”在荣氏家族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之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2008年底“落马”)登顶富豪榜,暗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当然魑魅魍魉的出现和潜伏从未消停过。

2007年前后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段。我在与胡润合著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也提到这一点——它有意无意设了一个“博傻”的圈套。冷静者居安思危,思考商业模式变革,他们也会借助资本杠杆的力量,但不会太过沉溺;而盲目乐观者眼中只有盛世万象和遍地黄金,他们神情亢奋,大玩对赌,其中不乏赚得盆满钵满者,但不少人后来败在了后来资本熊途中。

2008年至今的财富现象更加复杂和吊诡。按说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历练之后,民营富豪们应当心存敬畏,三思后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企业家本身的诉求,还是因为券商和PE们的怂恿,“想尽一切办法上市”成为坊间的时髦口号,大有“本日狂欢”的景象。

有人会“申辩”说,当“国进民退”之趋势愈演愈烈,资本杠杆是仅有的可与国有资本博弈的工具之一了。此话理不糙,也是“狂欢”注脚之一。典型代表人物如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他借道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通过注入资产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以抗衡山东钢铁的并购——事实上开源控股董事会主席胡翼时的背景本身就具有威慑作用。

病夫治企

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于1970年代合作出版了一本名叫《病夫治国》的畅销书。人总是要生病的,他们正是从医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出发,观察病中的罗斯福、希特勒、赫鲁晓夫等各国元首们是如何执政的,以及对国家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为本书所选取的20多位人物(除第五章的人物群像),借用了“病夫治国”这一概念,即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将这些企业家当作“病夫”加以剖析。

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Fritz Riemann)将纠结中的人格分为四种类型:忧郁、分裂、强迫和歇斯底里。相对应的,本书第一章提到的吴亚军、张茵、陈发树、杜双华、李兆会、何鸿燊,以及本文伊始提到的李锂等“首富们”,他们皆是忧郁人格,用弗里兹的话来说,这一人格的共同特征是“害怕做自己”。他们的财富惊人,但是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大都谨小慎微,忍耐力极强,但是害怕被孤立和不受保护。

“要么担任另外一个人的护卫,要么让那个人担任自己的护卫”,弗里兹说。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上述每一位“首富”。吴亚军的“那个人”是几乎人人皆知的某权势家族,张茵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刘名中,陈发树的“那个人”是唐骏,杜双华的“那个人”是胡翼时,李兆会的那个人是鲁伟鼎、马云等带他一起玩转资本的人……

本书中第二章提到的黄宏生、牟其中、兰世立、汪远思、阚治东、张锴雍等“失意者”皆是分裂人格,这一人格的共同特征是“害怕把自己交出去”。他们都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家,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坚韧、敏感、好猜忌、特立独行,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给“藏”起来,于是四下搜寻保护措施。可惜,这几位大佬大都进了(过)监狱,最近一位进去的是有新加坡国籍的兰世立。当然,监狱对他们的分裂人格改变甚大,特别是黄宏生。

第三章中提到的曹德旺、罗红、陈启源、沈锦华、邹锡昌等“独行侠”,大都属强迫人格。这一人格的特征是“害怕改变”。他们是强势的管理者,令人信赖,但保守、传统、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弗里兹提到强迫人格者容易发怒,但表现形式不一,有的是强行克制,有的是“合理化愤怒”,有的则是声东击西、间接发泄;沈锦华、罗红和曹德旺分别属这三种类型。

第四章提到的刘添财、张小波、徐文荣、邵忠、郭信平等“幸运大佬”,都属歇斯底里人格。这一人格的特征是“害怕既定的规律”,欲望犹如骤然拉满的弓,装满需求,他们好奇心强烈,追求改变和自由,喜欢冒险,夸张、渴望被肯定,有时自吹自擂、不想后果。这些人是十足的幸运者,譬如刘添财,一位普通的台湾商人,却成为了中国大陆殡葬业第一例改制事件中的最大受益者;张小波是民营书商巨头,早些年出版过《中国可以说不》的话题书,2009年玩起“公私合营”,合资后第一本书就是《中国不高兴》;徐文荣是最后的“镇主”;邵忠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然而他们仍各有惆怅,有时甚至长吁短叹,歇斯底里。

无论是忧郁还是分裂、强迫抑或歇斯底里人格,归根结底,这些企业家内心,无一没有恐惧感——尽管有人深以为然,有人置若罔闻。

寻找边界

他们的恐惧感大都来自产权边界、法制边界和政商边界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演进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现象,问题在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了,很多时候,中国的法制和政商边界,不是变得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混沌了。

2010年上半年有两件事给我触动很大,一是黄光裕案,一是力拓案。黄光裕一审判决了,力拓案也基本尘埃落定。值得关注的是,两宗事件中被曝涉案的民营企业家似乎都有惊无险。

先看卷入力拓案的两位民营钢铁富豪———杜双华和张祥青。杜双华称力拓前雇员王勇曾向他索贿900万美元,王勇则辩称是“借款”而非索贿;杜双华最终相安无事,4月25日还出现在北京和一家建设部原直属企业一期融资额就高达50亿元的“城市发展建设基金”发布会上。会场上杜双华表面的镇定自若,似乎在有意掩饰他内心的恐惧感。

相对于杜双华身上自始至终充斥的江湖气,因为“唐山地震孤儿+民营钢铁巨富+汶川地震豪捐(1亿元)者”等标签,张祥表一直以来有意无意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纯洁”的商界明星,直到被曝牵入力拓案;但这并没有对他造成丝毫影响——当一个群体沦陷时,大家明了都将相安无事。不过他在提起这件行贿一事时,仍心有余悸,甚至会哭。

再说黄光裕案。黄案牵出郭京毅案,而郭案的审理将新奥集团、苏泊尔等涉案企业也拖出水面。这两家企业的情形均可圈可点。新奥集团是民营燃气巨头,美国能源部门朱棣文2009年中来中国,还专程到新奥参观,它被曝涉入郭案后,第一时间就通过有关部门向传媒下发通知:不得对其行贿事件进行报道,能量之大可见一斑;而苏泊尔涉案更是值得揣摩:苏显泽当年所言“一口锅不涉及国家安全”,竟然是商务部官员郭京毅一手“策划”的。

民营企业现在遭遇的尴尬,国进民退是其一,但就算退,你也知道谁在挤兑自己的空间,那是一只有形之手。比国进民退导致民企伤筋动骨更可怕的,是有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之隐喻的行政部门权力的伸张,导致身处充分竞争行业的民企在举手投足间,优先想到的常常也是行贿。如此,很难说当下是民营企业家腐蚀了官员,还是官员用权力逼迫企业家出此下策。

对这两起事件思考过后,我在《南方传媒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写大人物还是写小人物》的业务文章,我认为对我而言,无论是在《南方周末》上做财经人物报道,还是出版财经图书,关注“大佬”更有价值,因为他们的更迭和沉浮折射的是中国政经体制急剧变迁的悲喜剧,和整个社会财富观蜕变的大时代。

十年间这中国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四种类型虽风格各异,但参与者无一不常如履薄冰、噤若寒蝉。

本书对四种政商关系类型者均有细节描述。有趣的是,他们亦分别能与弗里兹的四种人格类型“对号入座”;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大都愿作“乌龟”而非“鲶鱼”的原因吧。

 

精神归属

美国管理学家比尔·瓦格纳(Bill Wagner)写过一本叫作《隔壁企业家》的书,他对一千多名年营业额超过百万美元的企业家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八成以上优秀的商业领袖都具有七种特质——开拓者、实干家、管理者、激励者、权威者、合作者、权谋者,且这七种气质是相对均衡的。

如果比尔·瓦格纳来中国做类似的调研,情况会是怎样?七种特质或许同样存在,不同的是它们是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安全感是成反比的,规模越大,安全感越小。安全感缺失往往导致角色错位,这是一种中国特色。

譬如众所周知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他在和达能的马拉松式“抗争”中,主要的特质是“民族主义鼓吹者”,而非上述七种中的任何一种,掺杂其中的,是宗庆后的假亢奋、真忧郁。再如2010年6月,一位名叫苗连生的商人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坊间谈论的对象,原因是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那块“中国·英利(Yingli Solar)”的广告牌。苗连生是于纽交所上市、总部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英利绿色能源公司董事长。

英利支付近4000万美元(约2.7亿元人民币),主要为博得世界杯64场比赛中每场8分钟的注意力效应。这是一起营销事件,作为世界杯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有人都会说此时他身上颇具“开拓者”的特质,但事实上他是在推进作为一名“权谋者”的计划——苗连生如当年的杜双华豪捐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同样希望通过此举阻击国资的股权收购企图。

角色的错位常使得民营企业家们不堪重负,更别谈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或低碳经济了。最近两年,不少官员、学者和一些企业家在谈“新商业文明”。有人说,“新商业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能够平等竞争环境。我觉得很奇怪,好多年前人们就在说三资平等博弈了啊。又有人说,“新商业文明”就是要在价值观上先问是非,不损人利己。问题在于,商业社会中从“裁判”到“运动员”,经常是价值观紊乱和双重标准,是与非的边界又怎能厘清呢。

马云相对靠谱一些。他对新商业文明的定义是“让诚信的商人获得比没有诚信的商人更大的利益。”显而易见,他提到了文明之基本元素——诚信。不过他说的并不严谨。在我看来,由于诚信时常被忽略,我们现在要去做的,是去重构旧的商业文明,与“新”字无关。而重构商业文明的一项重要工程便是让企业家们告别忧郁症、分裂症、强迫症和歇斯底里,重拾应有的七种相对均衡的商业领袖特质。

重建工程步履维艰,民营企业家们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像携带流感病毒一样携带恐惧。我到《南方周末》工作前两年间采访到的30位商界大佬,逾半声称自己在找精神的归属和心灵的彼岸。本书中提到三位:曹德旺、王石和罗红。曹和罗都说自己在事业途中信了教(分别是佛教和基督教),但在中国,宗教成为商人真正的心灵栖息地,谈何容易。王石心里一直有一份政治情愫,但他能拿得起,放得下,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并非所有的商人都能够像他们一样洒脱,多数人很难找到精神归属。这并不可怕。如乔布斯所言“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一般,直面内心的恐惧,限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有时故意将企业做小而非做大,享受“潜伏”的乐趣,或许会柳暗花明。

伟大的企业家是走得更远而非在财富排行榜中位置靠前的人。20世纪的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

《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目录

序言 大佬为何忧郁
前言 直面内心的恐惧

一, 首富们的忧郁
引子:“首富”产能过剩了
从女记者到女首富:吴亚军的冠军路
【采访手记】两个女记者和一个摩托男
张茵:女首富的独舞
【采访手记】小城大亨与透明化
“打工皇帝”唐骏的老板:福建首富陈发树前传
【采访手记】捐股为何如此缜密
企业家、老大、捐款大户:二号富豪杜双华的三张脸谱
【采访手记】帝王情怀的企业家
“山西首富”李兆会七年之痒
【采访手记】幸福和悲伤的轮回
赌王何鸿燊隐形之殇
【采访手记】香港豪门的抵抗力

二, 失意者的迷思
引子:“落马”的权力与权利
黄宏生的新革命
【采访手记】不甘寂寞的统领
牟其中狱中岁月
【采访手记】走出铁窗的企业家们
“民营航空狂人”兰世立折翅
【采访手记】谁的宿命
汪远思:中原大亨脱壳术
【采访手记】原来我们都只是草
阚治东的救赎
【采访手记】戏里戏外
中科智危局:张锴雍惊魂
【采访手记】手眼通天的危险

三, 独行侠的落寞
引子:“不是我不想合节拍”
曹德旺:桀骜、狷狂与幸运
【采访手记】大王与大善
顽商罗红:美洲豹和羚羊的逻辑
【采访手记】孤独也是绝对的
陈启源夫妇:霸王之惑
【采访手记】广州人只适合做小生意?
沈锦华:别叫我“小马云”
【采访手记】热水器的两种玩法
邹锡昌:玩大飞机的地产商
【采访手记】许家印向左,邹锡昌向右

四, 幸运儿的惆怅
引子:“幸运”有保质期吗
“殡葬业第一股”全解密:台商刘添财掘宝记
【采访手记】你对自己的葬礼满意吗
张小波:民营出版商的新财富游戏
【采访手记】公私搭配,赚钱不累
徐文荣:最后的“镇主”
【采访手记】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
邵忠:你用哪个牌子的新闻
【采访手记】民营媒体富豪的江湖
郭信平:站在姚明肩上的技术狂人
【采访手记】疯狂的赛车

五, 财富变迁与群体悲欢
引子:电影和猪的时代共鸣
刘永好、丁磊、郭广昌:首富为啥爱养猪
【采访手记】养猪业国进民退?
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采访手记】不抱怨的闽商
邓宏达和蔡衍明:台商回台上市前世今生
【采访手记】红色印记与双刃剑
富豪妻子们的江湖
【采访手记】江湖冷艳,重返原点

后记:写作的幸福与酸楚(链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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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你更焦虑》后记:写作的幸福与酸楚

最初萌生出版《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一书的想法是2009年10月底,我到台北出差。一天晚上突然问自己:你一直以来所坚持做财经人物报道,横向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

简单而言,这里面有热点人物的原因,有《南方周末》风格的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我关注的这些民营富豪,大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那便是焦虑(Anguish)二字——无论这种焦虑是生性使然,还是遭遇不幸,抑或乐极生悲。

虽然本书近半文章的前身是我在《南方周末》的财经人物报道,但这并非一本单薄的作品集。我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按照“焦虑”的主题筛选出来20多个人物和群像后,将他们分成为4个类型(忧郁、分裂、强迫和歇斯底里),每个类型前面以一个小故事开头,引申、延展及当章的主题。而在每篇文章之后,我附上了一篇千字左右的“马后炮”,里面多是采访前后的花絮,或与当事人共吃的一顿酒,或其豪华别墅一隅,或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的激烈反应。这些细节是凸现一个人性格的重要素材,我逐一写来,并有意无意向读者再“爆点新料”,以使本书更厚实也更有趣。

《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一点是精益求精。从2008年5月至今的两年间,我在《南方周末》写了几十位财经人物,收获甚大。当然呈现在纸上的文字只是一方面,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启发和思考最重要。

这种认真和坚持不是没有负作用,那便是有时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反而使思维和表达打了折扣。我想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一般而言,先做记者,再做编辑,然后至专栏作者,是一个媒体人比较正常的演进路线。但对我来说,这一路线正好是反过来的。我大学和研究生时所学专业都是财经,研二时有天写了一篇经济评论,向当时刚创刊、号称要“做中国第一新闻周报”的《新周报》投稿,没想到被用作了社论。这无异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发不可收拾,向更多的媒体投稿撰写经济评论,曾有一段时间每月稿费过万,我被同学们取绰号为“学生首富”;不过激情过后,我仅选择《上海证券报》等两三家媒体固定写专栏,因为我知道自己会从事媒体这一行当的工作,质比量重要,羽毛比收入重要。

毕业后我在《南方日报》做了两年的财经编辑,同时继续做着专栏作者。因为是一家之言,如果逻辑得体,文字又干净,文章整体还是有质感的,最关键的是下笔也是轻快的。我收获最大的便是在《上海证券报》上的“商业PK堂”专栏,记得《风光尤努斯,寂寞李允成》一文发表后,金融学界的不少朋友与我取得联系,社科院世经所的何帆博士一度以为我是一位“小老头”;而《徐文荣和吴英: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使得横店集团邀请我到横店一叙,我起初以为是鸿门宴;最有趣的是《悠哉贝克尔,痛乎吴敬琏》一文,吴敬琏老先生在飞机上看到后,向人打听到我的手机号,有天晚上我正在上班,电话那头传来听起来并不算老道的问好声,随即称“我是吴敬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以为是有朋友涮我,差点回一句“我是厉以宁”……

絮叨这些并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对逝去的那段轻快写作时光的怀念。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考和写作者。每天都在读书,看一些资料和报告,灵感来得很多很快,而我几乎悉数做了记录,并写下心得,有的成了日记,有的则发表出去。离开《南方日报》前后,我和胡润合作著写《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延续了写专栏的那种风格,下笔同样轻快、流畅,有时会天马行空,但整体不失严谨。

一切的改变从进入《南方周末》开始。之所以加盟《南方周末》,是有一天怀疑自己是在“闭门造车”——判断力和价值观固然重要,但你毕竟没到过现场,没与自己笔下的企业或人物接触过,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进入《南方周末》后,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完全改变,以前那种规律的写作被打断,要不断出差,不断采访,不断探究事实的真相和背后的故事。专栏也几乎要停下来了。我不是一个木讷之人,所以浸淫其中,积极出动,每次都是收获颇丰,不亦乐乎。但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了:财经事件大都是没有现场的,面对你眼前的人物和事件,你每向前一步,隐约觉得真相反而退后了两步,旧的疑团解开,新的疑团就出现了。这种探索过程对记者个人成长是非常有益的,但问题是,采访和调查完毕后,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却不知从何写起、如何表达,甚至提纲也列好了,逻辑也梳理清楚了,却还是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一宿。

整理本书的初稿时,我仿佛又看到一个又一个通宵达旦的星期二(《南方周末》最晚交稿时间是星期三早上),自己的困顿和落寞。当然,我极少放编辑的鸽子,而文章质量还比较稳定且不乏所谓的佳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报道满意过。受到较大好评的几篇,我始终认为是自己完全是幸运,采访到了核心的人物,说出了核心的过程,而我又恰好做出了核心的判断。

这种对自己的近乎苛求和对写作那种莫名的敬畏有时会被人视为一种造作,我也会嘲笑自己有些神经质。但是我还是很难释然。有人问我是不是《南方周末》这一平台的无形压力,我说不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我首先是在为自己而写作,只是最后把产品“卖”给了报纸而已,所以要爱惜自己的文字。

当然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比较糟糕,你去采访,发现所有的门都向你关上了。有时候,你知道里面有官商勾结,但苦于找不到证据;也有时候,你只想了解当事人的商业模式,而他恰对媒体心存戒备。这些情况都令人沮丧。不过尽管有时报道做不出来,但我仍会写不少心得在日记里。我喜欢写作并非因为我是记者。我喜欢杜拉斯的一句话“写作就是触知”,更欢斯蒂芬·金在其《论写作》一书结尾处的一句话:“有些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和反抗。”

有些跑题了,回到本书上来。现在呈现出来的每一篇东西我都花了很大的心血。但在读者看来,未必全是上乘的。庆幸我是一名记者,以后可以继续通过《南方周末》与读者交流,以改进和勉励自己。

再一次感谢《南方周末》给我的这一平台。感谢我曾经的同事、前《南方周末》经济新闻中心总监马克(现任《财经》副主编),正是当初与他一家快餐店相谈甚欢,使得我有机会加盟《南方周末》。也感谢我的两位编辑吴传震和顾策,他们是我在《南方周末》原始报道的第一读者和指正者,在采访过程中不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同时感谢我的部门同事肖华等人,一个不断碰撞和互相学习的团队对一位记者和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

感谢胡润。正是2008年和他合作出版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进一步催发出我对财经人物报道和写作的激情和兴趣,也使得我在《南方周末》的产品一脉相承。

感谢《上海证券报》《周末画报》《商界评论》等提供给我一亩三分的专栏,使得我敦促自己不断积极思考和写作。感谢这三家媒体的专栏编辑沈飞昊、朱曦、胡浩等老师和朋友。

感谢赵代波、周为筠、唐松风、陆新之、张红霞、洁尘、朱芳文、张桓、李浔阳、程涛、叶檀、廉洁等在写作路上给过我帮助和启发的朋友。一路蹒跚走来,有众多良师益友的指点,我的步子正变得轻快。

更要感谢我的出版人吴晓波和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编辑王留全。是他们当初对我的厚爱,使我的文字能够以图书的形式出版。王留全是我处女作《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的编辑,也是本书的编辑。他的严谨和务实令我钦佩。我做了记者后浮躁了不少,他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好友,鞭策我踏实一些,并畅快表达自己的观点,写出更好的文字。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湘湘。每一次出差采访,都是她为我打点好行囊;每一次深夜写作,她总忘不了沏上一杯茶放在我书桌旁;有几次因为太投入、我晚上说梦话都是笔下的财经人物,而她被惊醒后从未曾打断我的美梦。她的理解和体贴,鞭策和鼓励是我写作路上最大的财富与慰藉。

                                                  张华(东方愚)

                                            2010年5月9日于广州家中

2010盘点:今年富豪特别烦

2010年的企业界热闹非凡,既有年初谷歌撤出中国大陆时李彦宏的貌似形影单只,又有年中随着力拓案的深入所牵出的杜双华,张祥青等多只大鱼,更有9月份国美控股权之争进入白热化后的黄陈对决;既有新首富李锂的一骑绝尘,又有宗庆后的宝刀不老;既有马化腾的和周鸿袆的兵戎相见,又有蒙牛和伊利的暗箭频发;既有唐骏式寓言的贻笑大发,又有孙宏斌屡败屡战后的终成正果……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年中中国民营富豪的状态,那便是──焦虑。不管是正襟危坐者,还是打酱油的,其先前的隐秘忧伤,逐渐变成台面上的公共话题。这一群体的焦虑,映射的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就要逝去的这个特殊时点,原有的商业文明多病齐发而新商业文明的建立尚需时日的囧态,而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广州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1223/ArticelC19002FM.htm

 

首富们的忧郁

中国盛产首富。2009年先后登上首富宝座者就有沈文荣、刘忠田、王传福和许家印四人。2010年5月初,随着总部位于深圳的医药企业海普瑞的上市,一个平头、微胖、46岁的名叫李锂的四川人成为新首富,上市当天夫妇二人账面财富超过500亿元。而在此之前,医药业之外鲜有人听说过李锂的名字。

李锂坐上头把交椅几个月后,首富名号就被大他将近20岁的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夺得。宗庆后是2010年胡润百富和福布斯的“双料首富”,胡润给出娃哈哈约20倍的PE,估算出宗庆后的身家为800亿元,这比福布斯给出的500亿元的估值足足高了六成。

李锂和宗庆后财富的一冲飞天,除资本杠杆的发力外,亦是消费或内需概念受热捧的一处注脚。海普瑞产品的主要原料是猪小肠,如果你问李锂,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他兴许会脱口而出:猪;而娃哈哈成为快销品行业的巨无霸造就出宗庆后这一新首富,与优衣库老板柳井正成为日本新首富、ZARA老板安曼西奥•奥特加成为西班牙首富一脉相承;在台湾,康师傅、统一、旺旺三大食品巨头企业的掌门人,都名列台湾富豪榜前茅。

但首富先生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海普瑞从挂牌之前就饱受质疑,其148元的天价发行价实在太惹人眼了,同时业绩暴增、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证的唯一性亦为坊间所热议。曾亦骄亦谦称“在这个星球上,只有我才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在这个星球上,我也只能搞懂中国的肝素钠行业”的李锂第一次面对公开拷问,虽不太适应,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他请的公关公司的负责人的电话几乎每天都会被打暴。

与其说人们不相信李氏家族,不如说是投资者对超级暴富神话不降反升的质疑和民间仇富情绪愈演愈烈的表现。根据万点资讯公司的数据,截至12月上旬,2010年沪深两市挂牌企业共327家,融资额将近4700亿元,创下历史之最。与A股市场融资额创历史之最相呼应的是,截至12月上旬,201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企业达到39家,占美国市场IPO数量的25%。

宗庆后的忧郁来自娃哈哈接班人问题上的纠结。娃哈哈终于在和达能马拉松式的战争中胜出,后者去年已从合资公司中完全撤出。宗庆后打“民族牌”得心应手,但打家族牌往往谈虎色变──女儿宗馥莉是否接手娃哈哈整个棋局,始终是困扰他的一大命题──宗庆后没有左宗申(宗申集团董事长)洒脱,可以任由女儿左颖游走世界,他也没有杨国强(碧桂园董事局主席)狠心,不给杨惠妍辩驳的机会,他同样没有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幸运,修得像刘畅一样和自己默契有加的女儿。

内需大兴虽显曙光,然而地产致富仍是主流。2010年全国主要城市房价保持了上涨的态势,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称全年住宅价格涨幅在15%左右。地王频出,政策组合拳被指“越调越空”,地产富豪仍是富豪榜上最靓丽的风景。地产女首富吴亚军现在正磨刀霍霍,向旅游和养老地产进军。她有时仍会担心民间对她的背景,或是传言中的“代言人”身份揪着不住,但在地产江湖中,这种传言也恰恰对她起到了保护作用。

大喜大悲者

李书福和王传福是2010年两颗耀眼的同行业富豪。8月初,吉利收购沃尔沃完成资产交割仪式,李书福“汽车疯子”的称号再镀金。不过,李书福要遭受的考验还在后头,不过能够获得多少银行贷款,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扯皮和沃尔沃高管之间的博弈,会让他发下的“让沃尔沃重回往日荣耀,超越奔驰、宝马”的誓言大打折扣,也会使他写诗的欲望大大降低。

9月底,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中国行,除了最后一天的慈善晚宴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贡献给了比亚迪,王传福成为他们的“中国领路人”,最具黑色幽默的是,巴菲特参加慈善晚宴,坐比亚迪的哪款车,下车前后说什么话、做什么手势,都事先策划好了,而且策划案事先流传了出来。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了那么多股票,这些公司掌门人当中,巴菲特关系最密切的,则数王传福了。有投资者说,他们的这种亲密代言行为值得商榷,也有人说,巴菲特这种卖命做宣传,是为下一步减持比亚迪做准备。无论如何,暂时看起来似乎是皆大欢喜,多米诺骨牌不会倒,但未来的情形无人可知。

这一年当中,悲情的富豪要数兰世立、李途纯、陈启源和万玉华夫妇等。这三位(对)富豪的情形各不相同。兰世立和李途纯都是一幅好赌、偏执的性格,结局都是进了铁窗,不过,兰世立的情形更富戏剧性。东星航空于2009年3月份崩塌后,他的新加坡国籍和政商的背景使得其去向成谜。然而,就在坊间传称兰世立2009年底已经结束监视居住,重获自由后不久的2010年4月,武汉市委党报发布了一则消息,称兰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至此,东星航空,以及奥凯航空、鹰联航空的变故,意味着“非公36条”发布后的5年里,民营航空如昙花一样,迅速凋零。最有意思的是5月份,“新非公36条”发布,又一次提及民营航空业的开放的话题。

洗发水行业的首富、陈启源和万玉华夫妇在年中遭遇的霸王洗发水致癌风波,尽管最后被证实为一场闹剧,但消费者和投资者仍然心存芥蒂,中国的消费者经受到以三聚氰胺为代表的百毒之侵后,正养成对所有的坏信息都“宁有信其有”的习惯,这种习惯一旦被操纵,则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恶性竞争。

寻找安全感

王中军在谈到华谊兄弟于去年底登陆创业板时说,上市使他更有安全感。这句话如果用在孙宏斌和尹明善身上,则再合适不过了。孙宏斌,曾被柳传志送进监狱、曾公开叫板王石的地产猛人,最近几年甚是低调,从顺驰到融创,孙宏斌曾三次尝试将自己的公司推到资本市场上,结果屡战屡败,直到今年10月,他第四次的试水终于成行,融创中国在香港成功上市,庆功宴上,他大醉酩酊;尹明善,这位年轻时曾有过多年的铁窗生涯,54岁才开始创业,如今72岁高龄的老人执掌的家族企业力帆股份终于11月底挂牌上市,和由于妻儿关系微妙,力帆将来可能引起控股权之争的危险相比,上市本身让尹明善更有安全感。至于12月21日,尹氏家族的帐面财富为95亿元。

同样是寻找安全感。福建首富、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选择的是一种“减持套现-财务投资-捐出股份”的形式,这种“三步走”成立信托基金的形式,显示出陈发树的策划团队精湛的资本腾挪之道。他的老乡、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也曾在去年出宣称巨额捐股,但最后通路不畅,最后选择于今年4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形式套现福耀玻璃约9亿元,然后与福建慈善总会签约了一纸同额度的捐赠协议。

孙宏斌和尹明善式的上市筹资,曹德旺般因儿子不愿接班而捐股做起慈善,以及像陈发树一样做起“风险慈善家”,是民营富豪动用资本杠杆为自己现实或内心的不安全感寻找栖息地的三种典型类型。

与上述情形有所不同的是,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选择以“散财”的形式声东击西、寻求安全感,他于今年6月甩出逾2亿元的巨额广告费,买下64场世界杯足球赛每场8分钟的注意力效应,媒体轮番报道和热议,他算是打了一场漂亮的营销仗。事实上,他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造势,达到抵抗与自己有渊源、但现在已是仇敌的同城国有企业天威保变的排挤的目的,这与两年前杜双华为抵制山东钢铁的并购而在汶川地震时高调捐出1个亿的作法异曲同工。

马云也有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他也知道什么该争什么不该争,以及如何去争。对于支付宝,他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如果国家有需要,我准备(将支付宝)随时献给国家。”

政商关系“拐点”

中国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四种类型虽风格各不相同,但因为政界关系边界不好拿捏,参与者无不常如履薄冰、噤若寒蝉。可是到了2010年,一种奇怪的现象发生了,那便是有的“沦陷者”不但安然无恙,反可能愈挫愈勇。譬如今年被曝涉入黄光裕案和力拓案的一些企业与企业家。

涉入力拓案的两位民营钢铁富豪——日照钢铁创始人杜双华和荣程钢铁董事长张祥青,前者称力拓前雇员王勇曾向他索贿900万美元,力拓前职员则坚称是“借款”而非索贿,杜双华最终相安无事;后者亦然。当一个行业几乎要集体沦陷时,有罪会被定义为原罪,进而等同于无罪。张祥青今年9月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里称“中国钢铁业没有真正的领军者”,这句话可以从多个层面去理解。

黄光裕案牵出郭京毅案,而郭案的审理将新奥集团、苏泊尔等涉案企业也拖出水面。新奥集团是民营燃气巨头,创始人为王玉锁,美国能源部门朱棣文2009年中来中国,还专程到新奥参观,它的被曝涉入郭案并未对其产任务影响,反在资本市场上更加顺风顺水──新奥燃气更名为新奥能源后,股价不断攀升,机构增持,最近又拿地扩张;苏泊尔及其董事长苏显泽亦如是,几乎没有受到案情的任何影响。

不管是民营企业家腐蚀了官员,还是官员用权力的过分伸张逼迫企业家出此下策,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情势,可以说到了一个“拐点”,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市场经济的秩序和企业家精神有遭颠覆之势,这并非危言耸听。

 

恶性对决何时休

如果说这一年中最令人感触的,则属许多行业龙头企业内部或之间恶性竞争的手段全部摆到台面上,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则是早已按捺不住,而个中的奇招怪招则一一现出原形。代表企业有国美电器、土豆网、谢瑞麟珠宝,以及腾讯与360(奇虎)、伊利与蒙牛、盛大与百度、京东商城与当当网等对决案例。

国美电器控股权之争中黄光裕与陈晓的争斗,土豆网上市前诉讼中王微与前妻杨蕾的纠纷,以及谢瑞麟10亿港元的股权争夺战中谢氏父子的反目成仇,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容易跌倒的三块“沼泽地”,其中以国美控股权之争为最,如果说娃哈哈和达能之争是近十年来最具典型意义的内外资联姻企业的火线对抗,那么黄陈之争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民企创业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最激烈交锋。庆幸的是,在9月底国美命悬一线的临时股东大会上,两者并没走向决裂,而是选择各退一步,于是贝恩资本成为最大赢家。问题在于,这场战争并没结束,硝烟可能会在未来一个不确定的时刻再起,而一旦有政治元素掺杂其中,结局将更难预料。

2010年可圈可点的几起兄弟企业恩怨案例,则是上述四对对决者。腾讯和360之间的战争闹得满城风雨,最后工信部出来调停并让两家企业分别写了“检查”。比两家企业掌门人马化腾和周鸿袆双输结果更重要是,人们看到了这场战斗当中几乎所有的污秽与攻击,两人特别是平时极为低调的马化腾的应战战略、战术、气场和姿态,悉数上了台面,人们的探讨于是开始超出对抗本身,而是“互联网一哥应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参战最为得体”诸如此类。

伊利和蒙牛对决是这一年秋天,令整个乳制品行业蒙羞的一起事件。这一事件当中,有极端恶性的行业混战,有行政力量的保驾护航,更有贼喊抓贼的滑稽之戏。三聚氰胺后刚刚恢复的行业元气,几乎就被这场对决消耗贻尽。这事件当中最令人唏嘘的是,蒙牛恶性竞争遗风来自牛根生时代,而如今的蒙牛的东家是央企中粮,且就在伊利蒙牛齐被诟病时,牛根生控股的另一家公司现代牧业赴满上市计划,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相比之下,盛大文学CEO侯小强与百度死磕,京东商城CEO刘强东与当当网总裁李国庆大搞价格战的辐射面要小得多,但它们争执的话题同样不可小瞧。一个事关版权,一个事关生死(“封杀”),终归是事关生死。尽管京东和当当的征战,消费者得了实惠,但是一切利用“影响力权力”施暴的行为都不是理性行为,因为它改变潜规则的同时形成了新的潜规则。

不过,换过角度来看,当所有明的暗的善的恶的内部或外部的竞争与对抗都成为公共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时,或许意味着蜕变的时机成熟了,这种蜕变的名字叫“破坏性开采”,尽管暂时乌烟瘴气,但如果能够引起所有人的关注,且大多数人或决定性的人物没有用脚投票,那么这烟气总会消散,新的商业文明会显露头角。马云对新商业文明的定义是“让诚信的商人获得比没有诚信的商人更大的利益。”

(本文部分内容来自作者出版的新书《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

“中国纳斯达克”大清盘

一个在中部省份河南崛起国家级试点式的新兴资本市场,最终仍未能逃脱清盘的命运,宣告了一次产权证券化试验的失败。交易所、投资人、挂牌企业、保荐机构等等,都陷入了一地鸡毛的焦虑之中。谁导演了这场没有赢家的游戏?

仅仅六个交易日,一个新兴而红火的资本市场就宣告夭折。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郑州、广州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1223/ArticelC17002FM.htm

12月22日,暂停交易一个月的“中国纳斯达克”──国家区域性(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以下简称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终于恢复运作(这一市场诞生前后的详情见本报12月9日版《“中国纳斯达克”六日之夭》)。

然而,所谓的“恢复运作”,基本上在做“清盘”的工作。因为游戏规则大变:市场交易形式总体上从股权交易回到产权交易模式上,不再是连续竞价,不再允许自然人进场交易,并开始对自然投资人持有的股权进行回购……

这意味着,一切重返原点,一个国家级的产权交易试点,就此名存实亡。

这是一个“多输”的局面,不少投资人声称“受骗了”,要维权;挂牌企业亦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有的甚至就此迈向破产边缘;众保荐机构面对购来的大批就要成为废铜烂铁的交易设备,一筹莫展……

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的主体──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董事长陈有亭于12月21日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他所控股的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正被“国有化”──由河南省国资委旗下的河南投资集团增资控股。

各种有形与无形的剧烈反应正在河南这片土地上酝酿、上演。

“按照买入成本价回购”
    假设当初你2块钱一股买进了挂牌公司的股权并且仍持有,不管暂停交易前其收盘价是3块、4块,还是10块,如果现在你愿意出售手中股权,价格仍是2块钱,保你不赔,当然也不赚。

12月22日上午9时,位于郑州商务内环路的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楼下停放着几辆警车。大楼16楼里人头攒动,其中大都是市场暂停交易一个月之前,进入这一游戏中的2.2万自然人投资者队伍中的一分子。一个月后,他们没料到等来的却是“退场通知”。

此前一天,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的网站上,挂出了四条公告。只有800多字的《关于市场各主体的处置公告》,宣告这一此前备受瞩目的国家级产权交易试点试验失败,进入处置流程。

公告称,从22日起,产权交易市场,从股权挂牌交易回归到产权交易模式,只允许合格的法人及其他组织进场投资,不允许自然人进场交易。自然人投资者可以选择继续持有所购公司的股权,也可以按照买入成本价由股权收购方对其股权实施收购,且“股权收购方已安排足够资金,确保每位自然人投资者的股权能按时按标准足额收购”,而机构投资者不在回购行列。

简单来说,假设当初你2块钱一股买进了挂牌公司的股权并且仍持有,不管暂停交易前其收盘价是3块、4块,还是10块,如果现在你愿意出售手中股权,价格仍是2块钱,保你不赔,当然也不赚。如果你不卖,则要登记办理股东证,但由于缺乏退出机制,不能自行转让,除非将来公司上市,拿在手里的股东证则形同废纸。

“现在要回购我们手中的股权,并称这是‘切实维护自然人投资者合法利益’之举,”投资人单澈真(化名)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问题是,凭什么按照买入成本价收购呢?”她曾在交易市场开盘当天以4.5元/股的价格,买入了50手(5000股)苏秦置业(代码960033)的股权,市场暂停交易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为9.6元/股,她没有卖出。

很多投资者称这是一场“资本玩笑”,处置公告有“霸王条款”之嫌。

那么,究竟是谁来收购自然人投资者手中的股权?按照投资者买入成本价收购,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河南省政府一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一个月的暂停交易期内,民营控股的河南省技术产权交易所,已经被达成了“国有化”的意向,由河南省国资委旗下的河南投资集团增资,后者变身为大股东。即将出面收购投资者手中股权的,正是河南投资集团。这是一家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金120亿元,是河南省政府的投融资主体。

2002年成立,2004年被民资(陈有亭旗下的郑州利隆物贸为大股东)控股,2010年底“根据形势”再回到国有化,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的股权变化令人唏嘘。有人说坊间对陈有亭“官商”身份的非议使得河南省政府感到巨大压力,也有人说,此时将交易所国有化是河南省政府在帮助陈有亭并与其一起“收拾残局”。

陈有亭,这位命运充满戏剧性的河南商人,在12月21日晚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电话采访时情绪极为低落,几度沉默。他称自己正在郑州一家医院输液。第二天早上,他必须打起精神,来面对交易市场大变局的第一天,以及接下来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22日一大早,陈有亭位于11楼的办公室前已围满了人。陈有亭表情复杂,略微躬身,不停地和来往的人握手。面对鼎沸的质疑声,陈有亭的回应是:“哎,没法说。”上述河南省政府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河南投资集团以自然人投资者的买入成本价收购所持挂牌公司股权,显然也是希望自己的成本降到最低,它很难接受按照暂停交易前的收盘价作为收购价,而就算按照投资者的买入成本价计算,面对譬如灵宝金业(代码960003)这种挂牌首日股权价格暴涨1149%、换手率极高的公司,河南投资集团都有些难以接受──毕竟,这是在拿全体纳税人的钱,来为这一产权交易试点的善后工作埋单。

“花的买汽车的钱,结果推出辆摩托车”
    41家挂牌企业当中的个别中小企业,之前的资产流动性就很差,为了“响应当地政府部门的号召”以及自身的融资诉求,从当地银行贷款,来交付挂牌所需的数百万元的费用,现在遭遇滑铁卢后,他们可能可能面临破产的可能。

“喊冤”的不仅仅只是自然人投资者。41家挂牌企业的命运同样是180度大转变。22日上午10点,在交易所一楼大厅,象征牛气冲天的铜牛还未来得及揭掉红布,交易信息显示屏上,没有买手、卖手,显示的依然是各家企业停牌。

根据公告,已挂牌企业按照“新规则”开展产权交易。而拟挂牌企业可以选择进场,也可以选择不再进场交易,“除已发生的中介费用外,其余费用由产权交易所退还”。

事实上,所谓“新规则”,其实是产权交易试点开张前的老规则,也是全国各地市普通施行的法人投资机构竞价转让的旧方法、老路子。

河南省选择退回这种方式,显然是为了规避触碰公司法并于股份公司股东人数关于“2人以上,200人以下”的规定,以及打消中国证监会内部对河南这一试点有“非法证券交易”之嫌疑的讨论。

但是普通竞价方式的弊端显而易见,成交量极低、市场萎靡,不少省市都尝试新形式和新办法时,郑州却一下子回到原点。河南商丘一家挂牌企业的负责人对南方周末记者称,退回到老市场后,41家挂牌企业当中的多数,极有可能申请“退市”,因为很难融到资,而且还要支付各种成本与费用,挂牌实无必要。

“问题是,我们为了挂牌,花出去的几百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了。”这位负责人感慨。据悉,首批企业在挂牌前,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曾就系列费用出过一份指导意见,即以企业总资产为参照物所对应的挂牌总费用区间,总资产在1亿元以内的企业,挂牌费用在300万到600万元之间。

尴尬的还有,挂牌企业或拟挂牌企业,为了进入这一资本市场所聘请的一些高级人才,现在也面临被“闲置”或主动离职的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陈有亭最为尴尬,他招兵买马,引进的“博士、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占到九成以上”的一批人才,暂时很难再有用武之地。

更危险的情况是,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得知,41家挂牌企业当中的个别中小企业,之前的资产流动性就很差,为了“响应当地政府部门的号召”以及自身的融资诉求,从当地银行贷款(此时的银行乐意贷款),来交付挂牌所需的数百万元的费用,因为他们深信,在这一“中国纳斯达克”市场挂牌后,前面是光明的资本坦途。然而现在遭遇滑铁卢后,银行态度也会急转,将之列入“催债名单”当中。“不排除个别企业就此面临破产的可能。”一位保荐人士称。

河南省政府为了安抚挂牌企业,在公告称“选取优质企业支持其到(A股)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其余企业进入省政府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或省百户重点中小企业名单;推荐部分企业,给予发行集合债券等方面的资金与政策支持”,事实上,多数企业几年内很难达到赴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的条件。

一些企业在暂停交易期间,曾焦急地向河南省工信厅询问12月22日后的变局,但得到的回复大都是“正在修改方案,请耐心等待”,直到12月21日,他们见到了河南省工信厅、河南投资集团、河南技术产权交易所组成的“工作组”。工作组每一支“小分队”为2-3人,这一天分别赶往挂牌企业所在地,名为“征询建议”,实为“传达命令”;一些企业负责人乐观地认为郑州作为“国家试点”,可能会提高门槛,增加限制性及严格监管,而交易模式不变,未料到最终结果却是打回原形。

“我们花了买汽车的钱,最后推走的是辆摩托车。”挂牌企业之一的统发科技(代码960016)的高管郝正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哭笑不得。

12月22日上午,一位11月19日刚缴纳了280万元费用的拟挂牌企业负责人,在现场不停地叹气,他是当天从商丘赶过来,打听自己的钱怎么退。和他一样,还有不少已挂牌的企业负责人也守候在交易所。不过,按陈有亭的说法,交易所将先以退还自然人的交易金为主,“先维稳,之后再说大家(企业)的事”。

和挂牌企业一样尴尬的,是交易所的40多家综合会员(保荐机构)。他们经河南省政府审批,刚刚拿到“中小企业产权交易有限公司”这一此前未曾有过、特别类型的执照,设置营业部且购买了大批的交易设备,现在也要束之高阁了。公告称,综合会员及其营业部从22日起转为产权交易所经纪会员,所缴纳的席位费和购置硬件设备余款、做市商保证金、保荐人保证金及营业部所缴纳的会费,由产权交易所退还。

“请注意,要退还的是购置设备的余款,”上述保荐人士称,“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处置这些废铜烂铁,以及之前租赁的价格昂贵的营业部场所。好在其它费用有望得到退还。”据悉,每家综合会员缴纳的各种席位费和保证金等,都在200万元以上。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问题的关键是,谁导演了这场国际玩笑?

河南省工信厅一位负责人坦称。作为工信部五个试点之一,河南的步子迈得大了一些,“但现在的情形同样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迫不得已”。

11月22日河南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宣布暂停交易后,国务院派出的联合调查组即赴郑州展开调查。南方周末记者12月初在郑州采访时得知,调查组主要由中国证监会牵头。

证监会手里的筹码是,河南的做法触及了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等法律法规红线,事实上,在一些市场人士看来,证监会更是向工信部叫板、示威,以达到争夺非上市公众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但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标准制定和监管权的目的。

129,李毅中被免去工信部党组书记一职,由工信部副部长苗圩接任。李毅中虽然暂时仍任工信部部长,但是1945年出生的他,已达到正部级干部65岁退休年龄之限。这种人事变动,使得工信部与证券会之间未来的利益博弈变得更加微妙。

一些挂牌企业的负责人则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几年前“非公36条”颁布时,不就曾专门提及要对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不合理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如此反复,让企业和股民受伤,政府公信力也一下全没了。”一位挂牌企业的负责人说。

“按规定来,有政府在。”陈有亭在现场不断重复着这句简短的劝告。

相关报道:
《“中国纳斯达克”六日之夭》
《“中国纳斯达克”前传》
《“中国纳斯达克”五种可能命运》

斐济时间

9日从香港飞斐济,会在这里呆一周。这周的工作是电话和邮件采访的,所以偷偷溜了出来。一边旅行一边工作。

第一次来斐济。同为南太平洋群岛国家,和去年到过的大溪地是两种感觉。大溪地是奢华,斐济则有亲近感。斐济总人口不到百万。

10个小时后,于10日凌晨到达斐济NADI机场。这里比北京时间早5个小时。没有在主岛停留,直接坐船两个多小时,到另外一个名叫YASAAWA的小岛。这个小岛只有一个村庄和一间酒店。在这里呆了两天的时间。酒店房间即海边的茅草屋,白天是没有电的,里面也无电视电话和网络。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能做的,就是睡觉、发呆和看书。看了一个来之前下载的电影《影子写手》,这电影可以改名叫《优秀的传记作者是如何炼成的》,好看。

晚上的时候,住在酒店的客人们,主要是英国、法国、美国和澳大利亚人,一起过来感受当地人的欢迎仪式,他们的好客和无忧无虑。我还是没能憋得住,花了10斐济元(约合40块人民币),买了一小时的上网时间。

一上MSN,一群人说话,主要是说工作,本周写的“中国纳斯达克”稿子的反应,还有被告知新书已经出了印厂等事情。用SKYPE打了几个电话。一小时很快过去。回到现实中,这个名叫斐济的世界。音乐不错,客人们和当地人一起跳起舞来,我则端起残冷的晚餐,暂且在一边当起看客来。不久加入了其中。

11日晚回到主岛酒店,12日的时候,去到斐济一座最古老的山洞,也是4000年前斐济最古老村庄所在地。以为是乘车即到,后来才发现大错特错,爬山花了至少半个多小时。山洞空灵,许多旧时痕迹依稀还能看见,好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对一种神奇力量的敬畏。

中午在山下的村庄TAU VILLAGE当地人家里吃饭,聊天。他们的语言是斐济语,但因为斐济曾是英殖民地,所以他们的英语都很棒,至少比我的强。和当地人融到一起,哪怕只有半天,才有真正了解一个族群文化的机会。他们准备的午餐非常丰盛,唯一不习惯的,就是饭菜全部用手抓。

晚上到了另外一家海边的酒店,CRUSOE’S RETREAT RESORT。游了个泳,看看晚霞,吃晚餐,然后与酒店其它国家来的客人们一起玩游戏,很有趣。

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11日从YASAWA岛回来的时候,戒指失而复得。我真是个幸运的家伙。无论如何,戒指不能丢,这不仅关乎马虎,更因为不太吉利,再说戒指上写有老婆的绰号。

有时候,把脚步放慢一些,反倒可能是好事。想起段永平的网名:slowisf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