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到中国找份工作”——专访“魔鬼交易员”尼克·利森

■“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我开设非法账户,以及随后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诱因而已。”

■“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连线爱尔兰 发自广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475


“魔鬼交易员”尼克·利森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成为年轻人尼克·利森(NickLeeson,简称尼克)搞垮巴林银行的导火索;十六年后,有人开始担忧又一次大地震会不会让新的尼克.利森浮出水面。

而尼克,曾经的“魔鬼交易员”、著名的“金融流氓”,“剽悍”的人生因为那桩轰动全球的丑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果没有1995年的日本大地震,”尼克在电话那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南方周末记者描绘了一个想象中的场面———“现在的我应该是投资银行的高层,每天作出重大决策,尽量规避风险,并且严格自律。”

今年44岁的尼克在有些秃顶,他曾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焦点人物之一———他28岁时一手搞垮了有230多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商业投资银行巴林银行(BaringsBank)。他因此臭名昭著,被称为“金融流氓”,并锒铛入狱,先是在德国监狱服刑9个月(因为事件败露后他曾逃往德国),然后转到新加坡监狱继续服刑3年7个月。

尽管尼克出狱后完成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RogueTrader)一书被拍成电影《魔鬼交易员》后广为人知,但他在监狱服刑过程中曾尝试自杀、身患癌症、与妻子离婚等连环画式的个人遭遇,却鲜有人知晓。而他出狱之后,用他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甚至去攻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

尼克曾在爱尔兰一家足球俱乐部任CEO,今年1月辞任。他现在穿梭于世界各地,像“巴菲特午餐会”一样,参加一些商务晚宴并发表演讲,其主要谈论的话题是金融风险管理。这些活动也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2011年4月,他多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连线及邮件专访,深入谈及他被改变的人生。

“我不是麦道夫”

今年3月中旬,美国《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地震:新的尼克·利森正在潜伏?》。这位记者在文章中称,“虽然历史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上演,但是在灾难当中,总会诞生一批疯狂的金融赌徒。”

“任何巨大的市场波动中都有可能使一些非法交易员们浮出水面,”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对上述文章的看法时,他这样回答,“我当年隐瞒交易的第一天,就非常害怕会在24小时内被逮捕,可我的贪婪使我上瘾,我一边继续非法交易,一边生怕敲门声响起甚至幻觉中有人来敲门,奇怪的是你忍耐了几周后放松了警惕,逮捕令却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日期或事件中姗姗来迟。”尽管时间过去了16年,但尼克回想起1995年的经历时仍心有余悸。

他是一个英国泥瓦匠的儿子,母亲在他20岁时去世;他从没读过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他22岁进入巴林银行,25岁(1992年)即被巴林银行派往新加坡分支机构任总裁。“我感觉我站到了‘人生阶梯’的高处。”尼克说。新加坡国际货币期货交易所(SIMEX)之前的交易是每天两千多笔,而在巴林银行等几家巨头的到来之后,每天的成交量暴涨了近十倍。彼时的交易系统显然无法和如今相比,死机是家常便饭。

彼时尼克手下一位女交易员有一天在交易中出了个小错,他并没有向巴林银行总部汇报,而是私自新开了一个名为“88888”的非法账户用以掩盖事实———亚洲文化中“8”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尼克显然也受此影响。“我想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实际上查出来这个账户太容易了,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到,但前提是———有人来查。”到1993年5月的时候,这一账户除为他填掉2500万美元的损失外,还净赚25万英镑。

按说此时尼克完全有理由关掉它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由于彼时日本政府多次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甚至公开宣告日本经济已经“走出谷底”,尼克于1994年大量买进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同时又在对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期货市场进行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可是,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遇到了无法预料的事件———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爆发7.3级大地震,尼克手中的金融衍生品的价值走势与他之前的预计完全相反。2月27日,尼克“88888”账户上累计损失超过8.6亿英镑,巴林银行最终申请破产,后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荷兰国际集团(ING)。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我并没有像《华尔街日报》记者一样想起来当年自己的经历,”尼克说,“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我开设非法账户,以及随后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诱因而已。”

可尼克对金融业的迷恋仍是深入骨髓。在他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幻想过,如果巴林银行的“底子”厚一些的话,就算查出了他的非法账户和巨额亏损,也许还会给他一次机会,而不是申请破产。“我现在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人不能没有底线。”

尼克后来在读心理学学位时的2001年,英国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IvanTyrrell)对他说,“说不定再过十年,巴林银行的倒闭只会被看作是历史事件,而不是金融丑闻。”当时尼克驳斥了伊凡这一说法:“丑闻就是丑闻。但我必须改头换面,哪怕教科书上给我的标签可能永远是‘金融流氓’。”

尼克到现在仍持这一观点。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现在一些商务晚宴中会碰到巴林银行的前职员,他会坦诚地说当年自己犯下大错。“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不过,尼克并不乐意将他和3年前被查处的因操作“庞氏骗局”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的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相提并论。“麦道夫的金融诈骗案是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他说。

  

监狱是个“好老师”

电影《魔鬼交易员》中有一个场景,“尼克”被捕前在法兰克福机场,仍是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与手势。“这个情节纯属虚构,”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坚强。当年那个非法账户刚开始亏损时,我就害怕地撕咬自己的指甲了,更别提我被正式逮捕后。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脆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让我痛哭流涕:我在德国监狱的前6个月当中,几乎每天都会哭,有时为家人哭,有时为自己哭,有时纯粹为了哭而哭。”

事实上尼克在德国服刑时的条件还算不错:牢房中除了床之外,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报纸和图书,甚至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它物品亦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根据其紧要性程度决定是否准许提供。但是,由于欧美媒体彼时推测尼克的刑期有可能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八十多年,他一度感到万念俱灰,“我曾想过付点钱给我熟识的两个之前是黑手党成员的意大利狱友,让他们帮助我在浴室自杀。”当后来他被引渡到新加坡并最终被告知自己的总刑期为4年4个月时,他内心的恐惧感才减弱。

尽管新加坡监狱的条件远比德国监狱的条件艰苦得多,帮派斗争也很严重,但尼克几乎没有再哭过,除了他觉得刑期在可接受范围内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在亚洲文化中,爱哭的男人很丢脸、没面子”。不久后,自他来新加坡服刑不久后就越来越少联系的妻子,宣告他们之间6年的婚姻正式结束。更糟糕的是,他随即又被诊断出患上了直肠癌。

尼克说,不知道投资银行中别的经理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序,在他的心目中,同事和客户的位置,要次于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地位———尽管他和妻子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他也曾出过轨。所以他一开始有些绝望,但想想中国古话“己所不欲,毋施于人”,以及狱友中有患艾滋病者,有患严重肺结核者,家庭不幸者更是比比皆是的情景,他反倒“释然”了一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而立”后的他正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坚持每天读书和写作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读过好几本汤姆·克兰西(美国军事作家)的小说,”他说,“不管好看不好看,至少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我以为自己身在别处。”尼克得知手术将在两天后进行的1998年8月9日,正好是新加坡国庆日。这厢是新加坡举国欢庆摆脱英国统治赢得独立,那厢是一个英国的著名金融罪犯在新加坡监狱医院中等着癌症手术的进行。“很多时候,我自己通过阅读以了解更多关于癌症的知识,之前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个白痴,”尼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这就像投资一样,你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事情的趋势就越明白。”

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化疗后,尼克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他打趣称当年自己是新加坡监狱中“职位最高的‘白领’”。1999年7月3日,他获准出狱。一般来说,囚犯一大早就会急不可待地逃离大牢,而尼克一直到中午才离开,原因是他被要求销毁他在狱中写下的所有日记。

回到英国后的尼克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我可能是知道英国‘波霸乔丹’凯蒂·普莱斯(KatiePrice)是谁的最后一人,”他说,“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出租车司机问我要去哪儿,除了监狱,去哪儿都行啊。”在解决了一下压抑已久的性需求后,尼克说他必须重新开始新生活了,“一个人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或许我应该到中国找份工作”

尼克刚入狱和刚出狱时,英国媒体都曾掀起过混战。英国媒体曾在新加坡媒体上刊登广告,只为寻找知道更多关于这一“金融赌徒”故事的人。而尼克回国时的航班上,同样坐了不少媒体记者,以便能提早从他口中挖出一些“内幕”。尼克对此既悲愤又感激。悲愤在于,个别记者给他“制造了麻烦”,譬如有记者声称尼克的一个秘密银行账户里还有数百万英镑的资金;感激则在于,他回到英国后的“第一桶金”是《每日邮报》为一篇独家专访支付给其的“6位数的酬金”(几十万英镑)。

尼克出狱后所写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曾畅销一时,版权被卖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他这部分的总收入时,他仍然有些闪烁其词,“总计是7位数吧(几百万英镑),可扣除了我当年案件的诉讼费用等支出外,就所剩无几了。”

“至于电影《魔鬼交易员》,我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的报酬。”尼克接着说。而对于有媒体曾报道称,尼克当年的顶头上司———巴林银行彼得·诺里斯在银行破产后在伦敦开了一家电影院,且《魔鬼交易员》正是在他的电影院里首映,尼克给予了否认,“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彼得先在一家葡萄酒庄干过一阵,然后又运营约翰·布朗出版公司一段时间,最近他好像要开办一间私人银行。”他说,“当年电影的私人放映会,我邀请了包括彼得在内的三十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但据我所知彼得很早就离场了。”

尼克后来到英国米德尔斯堡大学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他和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便是在这里认识的,伊凡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帮助尼克重新发现自我,并称尼克传奇经历和蜕变是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尼克也是在大学认识自己现任太太奥娜的,他们婚后生有一子,加上奥娜和前夫的两个孩子,尼克一家五口现在生活在爱尔兰。“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他表示自己现在不关注个股,只是密切关注大宗商品如黄金和原油等投资品种。

2005年尼克开始担任爱尔兰一家名为戈尔韦联(GalwayUnited)的足球俱乐部的总裁,直到2011年1月他卸任这一职务。他说他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东西”,希望能够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并合适他的方向做事。他现在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参加一些商务宴会并发表演讲,他没有具体加盟哪一家企业,不过他的活动均由英国一家名为NMPLive的顶级演讲机构安排。

“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叫作‘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一种很严肃、真诚的心态参加每一次宴会的,基本上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和大家探讨风险防御和金融监管。金融丑闻不断发生,我绝非故意拿搞垮巴林银行这一事实作噱头或炫耀,我只是希望人们重视我做错的地方,无论是个人的失误还是从一个组织的角度反思巴林银行的倒闭。”但他也遗憾地表示,他在所有的课本和报道中都会成为反面的例子。

不过,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的一个好友的儿子在课堂上听到巴林银行倒闭的细节、老师称尼克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时,他竟然站起来反驳老师说:你说的未必完全正确,我认识他,没你说的那么坏。

如果让尼克给年轻人一些忠告的话,他说他会说“不要不懂装懂”。“在面对自己不能应付的局面时试着虚心地询问别人的建议,那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我当年可以勇敢一些”。

当谈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尼克称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激动地谈论爱尔兰:“爱尔兰的情况太糟糕了,某些杠杆融资租赁的做法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违法的、可耻的。”巧合的是,就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尼克的4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降爱尔兰多家金融机构信用评级。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衍生品交易亏损事件同样频繁且规模巨大。值得关注的是,东方航空、中国远洋等一些央企发生金融丑闻时,几乎没有人受到牵连,更别说入狱,它们甚至还能继续巨额的财政补贴。“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尼克说。

不过并非没有例外。2006年3月,因擅自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导致5.5亿美元巨亏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入狱,陈成为第一个因触犯新加坡法律而被捕的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总裁。“我知道陈久霖事件。新加坡的监管尚且不够完善,全世界别的地方的监管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不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而是中国国内公司,结局是不是又是另一种情形呢?”尼克把皮球踢了回来。

得知陈久霖出狱一年后,于2010年出任一家中国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后,尼克有些吃惊,他以半严肃半调侃的口吻说,“看来我应该去中国找份工作!”

殡葬业的两种资本面孔

中国生命与福寿园如今的业绩形成了鲜明对比。去年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公告称“保证被收购资产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综合净利润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生命去年净利润只有111万元,同比下跌91%。

 文/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PK商业堂”专栏 2011年4月6日

清明节前后如果你去到重庆,会发现这个城市的殡葬业有多发达。殡仪馆也好,殡仪服务公司也好,都会开展专题宣传甚至“促销”活动。葬礼要连搞三天两夜,这是重庆独特的丧葬习俗;三天当中,所有亲朋好友住宿大都住在附近酒店,殡仪馆里食堂、麻将等餐饮和娱乐设施齐全。说白了,生者与死者一齐消费,构成了重庆殡葬业发达的根基。

 重庆殡葬业中有两家公司很值得关注。一家是中国生命集团,一家是上海福寿园集团。前者是台资企业,后者是国企,两者在重庆市场的竞争和在资本上市场上的布局,是中国殡葬业两张对比鲜明的面孔。

中国生命集团老板刘添财是台湾人,但超过七成业务在内地,其中重庆占到半壁江山。它曾被坊间称为“殡葬第一股”,2009年9月9日在香港甫一上市就遭到游资热炒,当天涨了44.44%。刘添财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台湾经营一间名为叫宝山生命的公司,做的就是墓园和殡仪策划,生意不好不坏,2005年左右的时候年营业额大约2000万人民币。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随后会在中国内地发现一个“聚宝盆”。

这源于刘添财2005年到长沙一所设置殡葬专业的职业技术学校参观时,结识了时任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会的张宏昌。张宏昌告诉他,内地殡葬业虽有“禁入令”,但不同城市情况又有所不同。刘添财最后选择了重庆。

如今重庆安福堂、天福堂、江南殡仪馆等都为中国生命集团所托管。所谓托管,可以理解为承包,地皮和房产的产权归属不变,只是在合同期内每年提取一笔固定比例的管理费用给原所有人或主管单位。重庆殡仪服务市场本来就是对民资开放的,所以托管安福堂和天福堂的难度并不大。引人瞩目的是重庆市属两家殡仪馆之一的江南殡仪馆也有刘添财所托管,并打破了殡仪馆原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这应当是中国内地殡仪馆改制的第一例。

一位台商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笔者一次在重庆遇到刘添财的台湾老乡兼得力助手、中国生命集团重庆业务负责人王顺郎,于是向他一问究竟。原来,刘当时亦是遭遇强大阻力,最后如愿以偿的法宝有二,一是江南殡仪馆所在地重庆南岸区民政局局长始终站在刘添财一边,支持改制,二是刘添财给出的托管筹码足够高,譬如愿意留任的殡仪馆原“干部”可以领到双份工资——原事业编制的工资不变,刘添财另外再发一份企业工资。、

在刘托管江南殡仪馆之后,这家殡仪馆凭借着提供包括追思、餐饮、住宿、运送、冷藏遗体、化妆、火化、骨灰寄存和殓葬等“一条龙服务”,在2009年一年的营收就达到2000万元。其中营运费用为120万元,而上缴的“管理费”则高达680万元。这或许就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吧。

再看上海福寿园集团。福寿园中国中福实业公司投资亿元建造,以经营墓园为主,中福实业的“娘家”便是殡葬业的“管家”——民政部。中福实业的摊子铺得很开,它还是海卢浦大桥的第二大股东。福寿园集团是其实是中美合资公司,但它对其中的美国资本始终含混晦涩。

2002年,福寿园重庆分公司——安乐堂成立,提供除火化外的其它殡仪服务。因为理念还算先进,安乐堂颇受当地政府欢迎,而2006年刘添财进入重庆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布局特别是托管江南殡仪馆后,当地民政部门更多的人才意识到,原来还有另一种玩法——公私合营、“有钱一起赚”才是硬道理。

现在回头来看,上海福寿园集团彼时并没有善罢甘休。或者说中国生命成功上市,刺激了上海方的神经。2010年3月,电子及贸易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金科数码宣布,和上海福寿园的母公司中福实业签订备忘录,在中国内地合作开发殡仪服务。而在此之前,金科数码曾宣布以20亿元收购上海一殡仪项目55%的股权;金科数码随后更名为“中福控股”。

令人吃惊的是,2010年10月,另一家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卫生控股,宣布以33.6亿港元收购上海福寿园集团、中福安合及其它资产,其中4400万元为现金,33.16亿元为可换股票据。这意味着福寿园集团成功借壳上市。也就是说,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中福实业以及上海福寿园集团,都完成了资本飞跃。

中国生命与福寿园如今的业绩形成了鲜明对比。去年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公告称“保证被收购资产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综合净利润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而今年3月23日,中国生命集团发布的业绩公告称,截至2010年底的营收为6760万元,增长42%,但净利润只有111万元,同比下跌91%。

显然,做为民间资本的刘添财,尽管发现了一座金山并又上了资本快车,但它仍然不能与背靠民政部的福寿园集团相媲美。就算刘添财在江南殡仪馆改制中打了漂亮一战,但这种模式在很难复制,甚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中国殡葬业国有资本把持绝对话语权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有所改观,如果同时也搭上了上市的顺风车,那将更加不可一世。

值得注意的是,中福实业与福寿园集团,和香港两家上市公司中福控股与中国卫生控股之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研究。去年初中福实业与金科数码签定备忘录,以至于上市公司名称都改为“中福控股”,蹊跷的是详细的合作内容并没有任何披露。后来福寿园借壳上市时,中国卫生控股是与中福实业及上海众福等之间完成的交易。而中福实业、福寿园、上海众福的法人代表都是白晓江。

刘添财的沮丧还在继续,而白晓江的开心却刚刚开始。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沮丧和开心分别能持续多久,唯一知道的是,他们的悲喜是中国殡葬业向左还是向右的晴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