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话

 

前几天看段永平的博客,看到他对网友回复中的一段文字:

 

我总是觉得很多时候人们太注意所谓成功人士都干了啥,却就是不注意他们不干啥,而往往不干什么是决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然是在也干点什么的前提下);我想大概所有人都是很多年以后才明白的,能真正明白就是福气或者叫造化。

 

正好又读到彼得·海斯勒(何伟)在《寻路中国》村庄一章中描写魏子淇的一段话:

 

我们又走到了第二颗树根前,眨眼间,他(魏子淇)又爬到了树梢上。我突然意识到,一直以来,我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他显得十分外行的时候——在北京的医院里,在怀柔的商店里,在陌生汽车的驾驶室里。几年来,我见证了他从务农到经商的墨迹,从农村到城市的变迁,但我很少看过他在果园里劳动的情形。在这些核桃树上,他才真正如鱼得水。

 

还有读到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一段话:

我曾梦想漂移,梦想挪动,梦想到大的、现代化的城市里去。于是,我开始写作,开始把逃离土地当做我的人生目标。然而,在我写了30年的时候,在我差不多50岁的时候,我还没有最终逃离土地。我的写作还离不开乡村和生我养成的这块土地…我恍然大悟,如佛教中的顿悟一般,我明白了一个写作真理:我家乡的那个村落,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我们村的村长,就是我们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我们村头那条已经几近干沽的河流,就是中国的长江、黄河,或者说村长就是皇帝,百姓就是臣民…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遥远,我可以把小者说大,也就可以把大者化小,可以把世界浓缩成一个乡村,可以把国家的大人物转化成村里落花流水中的头头脑脑,可以把国家的机密转化成农民茶余饭后的神神秘秘…

 

不同领域的三个人,异曲同工的三段话。抄录至此。

芒种纪事

最近一周是奔波的一周。6月5日下午飞郑州,参加朋友次日的婚礼,6月6日晚上即飞回广州。6月7日至8日编辑本周的版面,6月9日晚上飞北京,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10日凌晨3点,白天开完部门会议后,晚上我又飞回广州,回到家中的时候已经是6月11日凌晨1点多钟。

“结婚是多好的事啊,”我在参加朋友的婚礼时发了这样一条微博。自己举行婚礼的时候,因为是局中人,脑子里想的都是婚礼统筹事宜、不要出差错等等,现在作为是旁观者,却被感动地差点落泪,才明白每一个细节之间饱含的幸福和责任。

因为5月开始转作了编辑,所以虽然到了郑州,但是不能回豫北农村老家一趟。很是遗憾。端午这天也是24节气中的芒种,古语道: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在我们老家,俗称为“过五月”,要忙着收麦子、种玉米和谷子了。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四亩地,按人头计,每人平均一亩地。种地是赔本生意,抛开交公粮和农业税不说,更重要的是在没有收割机的年月里,很多时候把我那要强的父母累个半死。上大学的时候,每到芒种前后,我一般会回家几天,帮父母收麦子、种玉米,国庆前后则回家几天帮着秋收。这些经历都弥足珍贵。

有一件好玩的事情,九年前,大四上学期时,我认识了河南省农科院的一位外国专家——剑桥大学女博士。当我得知她专门研究小麦种子时,便跑到她单位,向她索要了20斤的新麦种,然后我向学校请假,回老家种地去了。父母听说新种子可增产,舍不得全部用完,只用了十多斤在一亩多的一地块做了试验。

半个月后,乡亲们的麦子发芽了,我们家其它地块里的麦子也露头了,只有试验田里没有任何动静。父亲急了,打电话给我说,能不能问问那个洋专家是怎么回事。我一打听,才知道新品种是“早麦”,也就是说,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种晚了。父亲一听有些郁闷,但随即庆幸没有全部用完种子;不过后来试验田并非颗粒无收,只能说是事倍功半吧。

大学的时候做了许多事,赚了一些钱,读研的时候收入更多了。于是开始劝父母,扔掉几亩地,毕竟岁月不饶人,他们正在老去。可是他们舍不得,他们从没有把种地当生意,而是视之为老祖宗传下来的家业。我嚷嚷久了,他们就说,除非村里再一次分地——由于父亲由民办教师转为了公办教师,我和弟弟都读了大学,只有我娘一人始终是农业户口,这样的话,分地后家里只能有一亩地了。

可是,农村的田地是30年不变的,我印象中,我还是六七岁的时候,村里根据户口调整过一次地,到现在二十几年过去了,除了越来越多的田地被政府以宅基地的形式卖掉后盖起了楼房,土地再没有第二次调整。

有一次从广州回老家后我急了,威逼利诱,希望父母少种些地。我娘的身体年轻时严重透支,过了40岁就已经全身疼痛,我带她看了好多家医院,医生最主要的建议就是一条:少干农活,少些焦虑。父母于2008年开始终于同意了,荒掉了三亩地(之所以不租给别人种,是由于不少农村人到县里买房等原因,荒地供大于求),我长舒一口气,那个时候村里已经是收割机作业,至少芒种的时候他们不必用镰刀割麦,然后一小堆车一小推车地往家里送了。

可是,“好景”不长,今年麦收后,他们又开垦起那三亩荒地,分别住上了玉米、谷子、黄豆等。我又开始上火了,可是父母的理由让我难过到无法反驳,“看电视知道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吃的东西不安全,不健康,”娘说,“咱家的地不能荒,以后小米粥,豆浆、面粉,还是吃自己种出来的好。”她说这句话的前一天,父亲骑摩托车跑到镇上,用中国邮政刚给我们寄了20斤的小米,邮资超过了小米的市场价,但他觉得值得。

娘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九,也就是6月10号这天。弟弟刚从国外回来不久,还专门提醒了我一声。可是,我还是给忘记了。上午打电话回去,娘说她也忘记了自己生日,父亲也给忘记了。他们只顾着种地了。“湘梅身体好吧,”我娘倒是先问起儿媳的情形来,她说,想想以后自己的孙子也能吃到她种的粮食,就感觉不到累了。可父亲告诉我,娘现在下地回来后,都像虚脱了一样,麦收过后,她一般要在床上躺上十天半个月,甚至还要输液。

我心里很难过,娘倒里在电话那头继续爽朗地笑着。这两年接父母来广州过年,去医院看病时医生说最好呆在广州,好好疗养,可娘对爹的依赖感很重,她要回家,带了几副药,吃了两个月,效果还不错,但停了之后身体就继续疼痛,毫无疑问,那药里有安定剂的成份。我劝父亲带她再去看看医生,但娘拒绝了。

父亲说娘现在精神状态不错,经常用我送他那台老笔记本电脑,打开土豆网,看着视频,学跳健美操,人多的时候,她就换通俗曲目,教大家跳。我忽然想起来,今年春节在广州的时候,娘还专门让我给送她的MP3里下载了两首歌,一首叫《喜乐年华》,一首是《潇洒走一回》。

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从裁缝到服装首富,走过多少弯路?

  
  从浙江青田做裁缝起家,直至打造出美特斯邦威这个品牌,成为中国服装业首富,周成建始终处在不停纠错的过程中。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上海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172

2011年5月18日,美邦服饰(002269.SZ)股东大会上,46岁的董事长周成建说,公司上半年将实现600%的净利润增长。

不少股东听了这一“利好”消息,并没有特别兴奋。因为,600%固然吓人,但增长的基数并不高——2010年上半年是美邦的一块“洼地”:净利润仅为四千余万元,下降幅度超过八成。

美邦即美特斯邦威,这是一家像耐克一样以“轻资产模式”著称的中国民营服装企业,专注于品牌和营销,将生产外包,依托加盟商和直营店快速扩张,旗下有Meters/bonwe和Me&City等快时尚品牌。

周成建于2008年将美邦送到深交所上市,从而一举以170亿元的资产成为中国服装业首富并蝉联至今。在今年3月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全球富豪榜上,周的财富为40亿美元(约26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内地富豪中排在第13位。

但美邦近几年业绩大起大落就像坐上了“过山车”。而自1982年创业至今,30年间周成建始终是踉踉跄跄。“我过去犯过很多错误,”周成建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

失败的创业

周成建出生在浙江青田县黄垟乡石坑岭村,有六个兄弟姐妹,他在家里排行老四;有几个兄妹现在是美邦的代理商;他结过三次婚,现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即登上胡润女富豪榜的胡佳佳)。

他的父亲当年在人民公社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基层政府。尽管是计划经济年代,但一个村有一个开商店(代销)的指标,石坑岭村的指标最后落到了周成建家中。如果说这也算是商业启蒙的话,这一杂货店便是周成建最早的商业意识“发动机”。

周成建谈起自己的身世,对父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当被问及最欣赏的国内外的企业家是谁时,他犹豫了一会儿,有些纠结地说:“我最欣赏我父亲,另外我也欣赏毛泽东。”

感激之外更有愧疚。周成建16岁即1981年,因参与倒卖银元赚了3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一笔巨资。不过,事情很快有变,30万元悉数被没收,周家更是被认定犯了投机倒把罪,周父因此替儿子坐牢一年。

1982年,周成建跑到温州学裁缝手艺,他的一位舅舅给他提供了一定的资源便利。在此之前,周成建曾尝试学过泥瓦匠、木匠等,但最后选择进入服装业而非建筑业。

不久后,周成建从温州回到青田,贷款30万元,创办青田服装钮扣厂,这是美邦的前身。他把方圆几十里所有口碑不错的裁缝集中到一起,当温州有客户下单时,他便组织这些并未受过专业训练的“乡土裁缝”们加班加点赶工。

令人沮丧的是,他满心期待的第一个大单,又以失败告终——客户以产品质量欠佳为由,拒绝支付货款。此时的周成建,30万元的创业资本金耗费殆尽,付完众裁缝们的工资后,剩下不足万元。

这个时候的他有两种选择,一是申请破产,二是从头再来。他走的是第二条路。离开青田县,再上温州,重新扎到服装业的人堆儿里,寻找新的突围机会。

但他在温州商场的二十多年中,始终不善于和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我内心拒绝对外交流,”周成建说,“加上我是个自由主义者,不想勉强自己跟不同的人套近乎。”

一位当年跟随周成建创业、现在美邦任职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周成建只有跟消费者交流时才变得真正积极,而对和同行或是行业协会诸如此类的交流多是半推半就。

周成建说,当年在温州,很多服装企业拥有驰名商标,以及各种名目的名牌产品等荣誉,“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荣誉,我的部门去沟通过,他们(评委会)说叫你们老板过去,我不肯去。不去就不给,不给我就不要。”

“战略专家忽悠了我”

周成建于1993年在温州成立美特斯制衣公司,3年后开始决定将生产外包。这源于他一次到广东服装市场做调研,看到不少做外贸代工的服装加工企业,设备精良,工人技术熟悉,但机器闲置率却很高。

也就是说,后来为业界热议的美邦“轻资产模式”,源于周成建当时的“误打误撞”。2001年美邦在上海设立分公司时,全国的销售收入已经由1995年的1000万元提高到了逾8亿元,等于6年增长了80倍。

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是周成建自己的主意,一位前美邦高层说,美邦的核心团队当中,当时反对的声音占上风,大家都认为在温州做不了老大,到上海滩就是去送死。“可是周成建坚持己见,”这位人士说,“他虽然不断变得开放,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强势、专断之人。”

在中国企业界,总部迁移一直是个敏感话题,特别是对地产及资源类等行业属性中政商关系特殊的一些地方明星企业而言,更是一个比较忌讳的话题。服装属于快销品,加上美邦一直以来在温州的性格温吞,所以他的离开并没在温州服装业引起什么动静。

“如果说初来上海的我有什么诀窍打开局面的话,”周成建说,“那就是因为成了‘芝麻绿豆’(意思指企业引不起太多人关注),我也不用去跟政府部门沟通或寒暄,可以彻底将心思放在开拓市场和打造品牌上了。”

事实上,2005年美邦总部迁至上海前后,周成建经历了他创立美邦以来的第一次大阵痛。代表性事件有二。一是温州总部和上海分公司之间的管辖权之争导致一些业务骨干和高管离职,二是2003年他把一年前新创立的“祺格”品牌给关了。

现在来看这两起事件,对于前者,周成建认为尽管当时有些懊恼,但并不觉得损失有多大,“我认为我的部下因为不认同我的价值观而离开是正常的,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只能适应少数人,不可能满足全部的人。”

而对于后者,周成建至今仍然后悔不已,“是所谓的战略专家忽悠了我,”之前躺在椅子上的周成建突然坐正,很严肃地说,“那帮专家说什么不能同时做两个品牌。要知道我当时为‘祺格’已经投入了五千多万元,开了两百多家店了。”他说他最近已经重新启动了这一品牌。

养个新品牌,学费6个亿

周成建到上海后不久,开始对“轻资产模式”进行变革,即降低加盟商的比重,加大直营店的开店速度。国际上知名的休闲服饰零售商中,超过一半的品牌选择了直营店形式,譬如H&M和优衣库(UNIQLO);ZARA是90%的直营店加10%的加盟店或合资经营形式。

2005年至2008年间,美邦直营店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5%,快于加盟店30%的年复合增长率;营收从9亿元增至45亿元,翻了六倍,净利润从734万增至5.88亿元,暴增了80倍。

周成建一时间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美邦上市更让他成为了中国商界明星。不过,即便在美邦IPO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通过的前一刻,周成建还非常彷徨,原因是美邦的商业模式在A股已上市公司中找不到先例。

“我直接被叫到证监会沟通不下五次,”周成建说,“我要现场答问,可我解释之后,又不知道他们(发审委委员们)是否真的懂了,所以心里仍然很忐忑。”

上市对于周成建来说还是一场“面子工程”。他的一位下属称,如果上市夭折,融不到资或许并不要紧,当时美邦其实并不差钱,要紧的是周成建担心美邦士气受到影响,他本人在圈子内也会感觉“丢面子”。

美邦上市募资额超过13亿元。周成建有了更多的资本后,开始打造一个新品牌——ME&CITY,他想改变美邦在有意无意中给外界留下的“学生装”印象的局面。

可是,他走得太急,步子迈得太大了,从一开始就把两个品牌——ME&CITY和美特斯邦威——分成两个事业部,完全独立运作,甚至在营销上也各自为阵。在代言人的选择上,ME&CITY首次出手,就是重金签下《越狱》男主角温特沃什·米勒和名模布鲁娜·特诺里奥。

但后来证明,周成建为此付出的代价非常高。美邦公司2009年的销售费用率较上一年上升了6.7个百分点,达到27.8%,这个数字几乎是另一家服装企业——七匹狼销售费用率的两倍。而由于ME&CITY的门店面积动辄数千平米,使得美邦公司在2009年的租金和装修费用暴增79%和69%。令投资者最为惊讶的两个数字,是2010年第一季度美邦的净利润同比下滑90%,上半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83%,ME&CITY的拖累效果这个时候暴露无遗。

直到今天,提起ME&CITY,周成建都是一副懊恼不已的样子。他说,最近十年关于走单一品牌还是多元化的路子,他走了两次弯路,第一次即上文提到的听从专家建议将发展态势良好的祺格品牌匆匆给关了。第二次则是没有听从专家意见,也不进行调研和论证,自己匆匆之间决定上马ME&CITY品牌。

“做ME&CITY是非常有价值的,时机也还好,可惜我们的方法错了,”美邦品牌营销总监周龙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我们为此交的学费高达六个亿。”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浙江服装企业负责人说,周成建从来都是一个内心有些自卑的人,正是这种自卑促使他不断超越自己,并造就了一个“服装首富”,但有的时候,这种自卑又会使他急于冒进以证明自己,这等于害了他。

“新国货”,一个新错误?

2011年4月26日,美邦发布的2010年财报显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5亿元,净利润7.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4%和25%。这意味着,尽管上半年的业绩大幅下滑让股东瞠目结舌,但下半年的爆发式的恢复增长,宣告美邦正走出旋涡;4天后,周成建46岁生日。

周成建再一次令业界吃惊的举措是,他在不久前提出“我是新国货”的口号和推广活动,“虽然是全球性品牌,但ZARA收入的六成来自于西班牙本土,优衣库收入的八成也来自日本本土,”他说,“基于这一考虑,我想回源于‘国货’这一概念上,它不关乎具体的品牌,而更多的是对国民意识的唤醒,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真正了解和适合中国人的本土品牌。”

周成建和他的团队选择了8位在不同领域的知名人士成为“新国货”标杆,“带头大哥”是周成建自己,其余7人为“流行天王”周杰伦、知名出版人邵忠、艺评人陆蓉之、创意设计师包益民、造型师陈星如、跨界艺术家邓卓越、新锐摄影师陈曼等。

但问题是,消费者看到这一口号时,不可能不与品牌及产品产生联想:Meters/bonwe和ME&CITY走的都是给人以“洋品牌”感觉的路线,现在突然提“我是新国货”,这是否会显得突兀甚至适得其反呢?

而美邦现在虽然一季度净利润暴涨,但仍然如履薄冰。一季度其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303%,达到4400多万元;库存继续攀升,一季度末的存货超过30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加了6亿元;现金流依然不容乐观。2009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是8.56亿元,到了2010年底则急速恶化至-10.53亿元,截至今年一季度末虽然有很大改善,但这一数字仍为负值(-718万元);另一方面,ME&CITY仍然没有走出亏损的局面。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美邦在3月发行规模为5亿元的2011年第一期短期融资融券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发行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再次募资5亿元。

在5月18日的股东大会上,周成建称,存货较多主要是因为气候反常造成的,而ME&CITY今年预计减亏至5000万元,明年开始实现盈利。但是这些解释显然不能消除所有股东们的担心。

远离暴戾之气

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一些血腥事件,比如因为生二胎,男主人比派出所的打手们打得满身是血,满地找牙,还比如因为生二胎,主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新,被开过来的“吊车”直接掀翻了,女主人自杀了。

当时我不到10岁。看到这些,有些惊恐。父亲告诉我说,你小孩子家的,一边玩去。

没过几天,村支书家里起火了。据说是半夜里有人把柴禾堆到他们家大门周围,然后占了一把火。又过了几天,村长腿瘸了,据说是骑摩托车去喝酒,半路上撞到了树上,村长的四个小孩儿,哭得很伤心。

后来我听到的类似消息少了。因为我离开了村庄,在乡中学住校了,之后是在县城读高中,出来读大学。但消息还是有的,大都是关于教育系统腐败的,譬如,中学时,有人举报校长,上面过来调查,无果,举报者后来就惨了;再如,大学时的校长,后来进了监狱(我知道这一消息很滞后,几年后南方周末我一同事写了一篇官员狱中生活的文章时,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位校长的名字)。

后来我在青岛读研究生,离开青岛,来广州工作后没多久,就听到了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落马的消息。

现在,我不管是看到百性的非正常死亡,还是官员的正常落马时,说实话,都有些“麻木”,既不会为前一种情形感到出离愤怒,也不会为后一种情形而拍手称快。我只知道,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这种事情从没有间断过。只是如今愈演愈烈了。

我是一名记者,没学过新闻,也没有新闻理想,我只对商业世界感兴趣,尽管这里头同样充斥着魑魅魍魉,但最多是刀光剑影,而不是常常看到鲜血满地。

我很敬重那些跑在一线做时政新闻报道的同行们。敬重他们的勇气和坚毅。可是,最近一年,我听到好几年优秀的政法记者说,我想写小说,我应该去写小说。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当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越来去写小说,或说只能在小说里痛快淋漓时,我不知道应该批评他们是坏孩子,还是感慨我们所处的是坏时代。

整个中国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夸张。声援药家鑫;批斗茅于轼;小学生高举毛泽东头像喊着口号;教授们呼吁抵制《功夫熊猫2》赚中国钱…如果不看看日历,你会恍如穿梭到了四十年前。

最近我让我们的记者做一个题目:幽默笑话网站的商业模式。为什么美国的几个笑话网站发展那么好,而中国这方面则乏善可陈。并不仅仅是原创性内容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那么简单。在我看来,在一个荒诞的语境下,普通中国人的娱乐细胞已经越少,这就好比白血病,受到污染的恶性白细胞,正在吃掉我们身上的血细胞。

远离暴戾之气,对我来说并不难。我现在所有的重心,是迎接7月将要出生的张小报(小名)同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多么神奇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呢?有时我就想,当孩子四五六七八九岁,已经开始懂事的时候,如果看到发生在他出生的这片土地上一些血腥的事件,我难道还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呵斥一句“你小孩子家的,一边玩去”就算完事吗?


《走向共和》最后一集中“孙中山”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