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自残”,拯救中产

美国、俄罗斯、香港、台湾,国家总统或地区领导人竞选过程中,富豪群体主动要求“自残”,以帮政府抚慰中产阶级。这种削足适履是利益导向,还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新商业文明呢?

文/东方愚     2012年2月23日   

 

很多超级富豪们现在正关注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竞选大戏。

2012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顺应“巴非特规则”,提议向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施行至少30%的税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税率。

“巴菲特规则”又叫“巴菲特税”,源于巴菲特呼吁政府向富人增税。2011年他在《纽约时报》发文,标题赫然为《停止宠爱富豪们》,这位首富级的老头在文章中透露,他缴税的税率是17.4%,比他秘书甚至公司其他雇员的税率都要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投资所得在美国享有税收优惠,像巴菲特这种典型的玩转“钱生钱”游戏者,税率自然要比实业家或普通工薪阶层低得多。

巴菲持是奥巴马忠实的支持者,当年曾为其竞选总统筹款。在和另一位参选人——麦凯恩的一场辩论中,奥巴马声称考虑请巴菲特做财政部长,并直陈“要确保新财长懂得:光是帮助那些金字塔顶的人(指富豪群体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帮助中产阶级。”后来巴菲特没有当财长,富人群体利益也没有受到打压,相反享受到了一些减税政策。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参选下一届总统即争取连任时,才变得雷厉风行、表里如一。2011年12月,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那一小撮人,十年间收入平均增加了2.5倍,年收入达到1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下降了6%…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议题,也是中产阶级的存亡时刻。”

再来看俄罗斯。2012年3月初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向来骁勇的普京的竞选对手中有张新面孔——身价18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三大富豪普罗霍洛夫。这位“钻石王老五“的加入,使人想起当年普京执政向政权发出挑战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现在还蹲在监狱呢。值得关注的是,普京竞选纲领的关键词是“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纳普罗霍洛夫则称,如果自己当选了总统,将捐出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并将向富人开征“过度消费税”,他以他自己的情况举例称,如果人均住房面积100平方米是合理的,他家里5口人需要500平方米,而他的房子有2000平方米,超出部分就需要纳税。

接下来看香港。2月20日,唐英年正式参选香港特首。唐的提名者中包括李嘉诚、郭炳江、李兆基等香港富豪。历史上,亚洲富豪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割裂感相对严重一些,他们与当权者的关系甚至友谊也更为紧密。不过,唐英年在参选宣言中明确宣称将致力于实现“繁荣共享”,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深层次矛盾。一方面做过财政司长的他显然对中产阶级之痛(港人戏称为“中惨阶级”)了如指掌,另一方面这也是大势所趋——2011年11月的香港立法会议上,一位议员提出的减税等旨在减轻中产阶级经济负担的议案几乎得到了立法会全部到场议员的支持。

最后说过去不久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两个参选人当中,蔡英文在不同场合提到最多的词汇之一便是“中产阶级”,她说,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如果持续萎缩甚至消失,社会稳定就是海市蜃楼。她提出向富人增税、向中产阶级和穷人减税,以使台湾税负超向合理。马英九也表达了类似征收“富人税”的理念,却招致了微词——因为此前他曾表示“富人缴税已经够多了”。

郭台铭是马英九的拥护者,也常成为大陆各地官员的座上宾。 在马英九成功连任后,郭台铭说“政治为经济服务”;如果说这句话可解读郭台铭希望台湾当局及两岸形势对自己更有利的话,2012年2月初,包括他,还有张荣发、尹衍梁和戴胜益等台湾超级富豪宣布捐款共3000亿新台币(约640亿元人民币)的“豪捐”行为,则可以解读为他们在有意驳斥民进党“国民党代表大富豪利益,民进党代表普通百姓利益”之戏谑之语。不过要知道,早在2008年前郭台铭就曾宣布将捐出自己九成的财产做公益,戴胜益也于2011年宣布将捐出所持公司股票的八成。

郭台铭们学习的是比尔·盖茨。一样是四年前,盖茨将绝大部分财富捐给了慈善事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和巴菲特一起号召全世界的富豪们一起“裸捐”。他们并没有曲高和寡,新加入者有马克Ÿ扎克伯格等人。这种效应也“蔓延”到的别的方面,2011年,美国200多位超级富豪向奥巴马联名提议,希望政府增加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者的税率——这在十年前是小概率事件。

超级富豪与参选人或当权者形成“拯救中产阶级”之罕见共识,并不是美国、俄罗斯、香港和台湾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这种现象。没有哪个政府不希望博取工商界巨头支持的同时能够获得庞大数量的普通工薪阶层之信任。关键是,更多的富豪主动要求自已的利益“受损”或“让渡”确系难能可贵。不排除一些人希望藉此赢得(准)当权者的好感以给未来事业带来一些便利,但更多的人或许正意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内外形势都不太乐观的情形下,与政府出台向低层人士及中产阶级减税等激励措施相比,富人积极通过多缴税或捐赠等形式“反哺”社会,对整体的拉动——至少是信心拉动的效应要更出色,因为它缓解了社会各阶层正在进行的割裂。

而从另一角度而言,在“共融”真正成为一种可能的社会里,富人阶层的产业和利益也才会更持久。退一步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新商业文明”或者说“新财富观”。我们期待中产阶级不但没有塌陷,反而有一天“中产富豪” (The Middle-Class Millionaire)蜂拥出现。

专栏链接:http://www.zhanghua.cn/?tag=旁观富人圈

假如茅台是民企……

文/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PK商业堂”专栏

   http://finance.qq.com/a/20120220/000283.htm 

胡润把茅台列为仅次于路易威登(LV)、爱马仕和宝马的第四大奢侈品牌,等于把它往火上烤。俗话说“枪打出头鸟”,茅台这只“鸟”因为被贴上了“政商关系承载物”式的标签,而显得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现在唯一敢公开、大声宣称“茅台很委屈”的,或许只有券商研究员,譬如瑞银证券称茅台“成长之路风雨无阻”。

所谓在商言商,券商研究员分析一家公司,会剔除掉舆论中一些情绪化的元素,而抓住最核心的部分,譬如茅台高层说,到“十三五”末(即2020年底),产能要达到6万吨,销售收入突破千亿元。也就是说,相比现在1万多吨的产能和200多亿元的营收,未来8年均增长5倍左右。可是茅台在市场上总是供不应求,有人计算过,要满足当下的需求,产能至少得3万吨。供不应求就得涨价吧,过去10年茅台酒的价格涨了将近10倍,未来8年就算再涨5倍,到2020年的价格,每瓶就超过了一万元。

一万元一瓶茅台。正常吗?没什么不正常。凭什么国外的一些奢华酒一瓶合人民币几万元、十几万元,中国酒就一定要廉价呢。凭什么LV也一直在提价,而茅台提价就为人诟病呢?茅台的老董事长季克良和现任董事长袁仁国应该都曾这样想过,但打死他们也不敢这要明说。不但不这样说,反而如季老先生一样,要装出一副“亲民”的模样,多次号称要做“中国人喝得起的茅台”。

哪怕被人取笑“口是心非”,也要继续和民众拉近距离; 哪怕因为申报奢侈品资格的事深陷舆论漩涡,也不做“危机公关”而选择把苦水咽下去。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之一很简单——茅台是国有企业,而季袁等人都是国家干部,现在国有企业和国家干部最忌讳的就是成为舆论焦点,如果一不小心焦上了,最好的应对策略或许是什么都不做。所谓明哲保身、以静制动,大抵如此。

假如茅台是家民营企业,它一定不会如此“胆小怕事”。拿下世界奢侈品协会颁发的资格证,相当于进入国际市场的名片上镀了一层金,这是许多民企喜闻乐见甚至梦寐以求的事情,先不说海外销量从此节节攀高的可能性有多大,至少纽约的茅台酒不能再像现在一样一瓶几百块(人民币)地“贱卖”。

至于国内市场,大可不必为它乃向官员送礼的首选而陷入的舆论漩涡太在意——民众矛头对准的是拿公款消费高价酱香型液体的官员或拿这种液体充当“寻租工具“的利益双方,而不是液体本身,就算没有茅台,也一定有别的价格也许更高的酒坐台,就算有人大代表建议出台或政府出台了“限茅令“,一样不能阻止官员们爱茅台的步伐。而当阳光下的喝茅台和送茅台变成地下行动,市场之红火可能不减反增——这和民间借贷的利率要远高于银行利率但供需两旺是一个道理。

作为民企的茅台,同样不必在意因提价而引起的争议。游戏规则不可违背,若行政之手干预过多,一个坏市场的形成只会造成多败俱伤。奢侈品从来就不是为普通大众而生,在全世界范围皆如此,很少听到欧美消费者因一个超出自己消费力之外的产品不断涨价而口诛笔伐甚至恶语相向,也很少有哪国的消费者像许多中国人一样对所谓代表权力、地位或身份的符号趋之若鹜并深以为然。

这并非是自嘲之语。一个国家的商业文明和民众的财富观是不断变化,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回想一下,缔造现在茅台之商业模式的功臣乔洪(2010年被判死缓),他从2000年至2006年任茅台总经理,6年间茅台营收增长6倍,可谓一飞冲天,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搭。乔洪任期的前几年里,茅台渐成人们津津乐道的明星公司,但之后几年,普通人再提起茅台,语气有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源泉之一,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大以及中国商人“原罪“讨论兴起,高档酒被识为权钱交易的一款见面礼。

具有奢侈品之实的茅台不敢提奢侈二字,而其它一些品牌譬如郎酒,高调宣布以奢侈品形式在全国范围运营高端连锁店品牌,而太阳谷冰酒以世界奢侈品协会“全球最具价值十大创新品牌“中唯一中国品牌与欧美众品牌站在了一起。前者的董事长汪俊林春风得意,后者的董事长吴延辉自称实至名归。顺便提一句,和茅台一样地处赤水河畔的郎酒,2011年郎酒营收超百亿元,同比增长近八成。10年前郎酒从国有改制为民营时,当地政府给汪俊林的协议之一是:当郎酒销售额达到30亿元之后,每增加10个亿,郎酒商标的甩的权就无偿出让10%给汪作为奖励。

假如茅台是家民营企业,它的规模和国际影响力可能大现在数倍。它早已成为奢侈品牌,2011年中国奢侈品年消费总额位居全球第一而非屈居第二; 赶在LV集团旗下的酒品牌轩尼诗买下中国的文君酒之前,轩尼诗早成为了茅台的囊中之物…当然也可能有另外几种命运:耽于平庸、分崩离析或被收购(被国有资本收购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很难想像一家毛利率超过90%、缺乏相应股权激励机制、派系斗争激烈的非家族式民营企业能够顺风顺水,且每一次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却总能够安然脱身;而就算它壮大如今天般年利税超过百亿元成为当地政府的掌门明珠,当乔洪一类的事件发生时,当地政府未必会像现在一样设身处地为企业及股东着想,在乔氏确定出事将之调离茅台。

说白了,比茅台酒更奢侈的,是其头上的那顶“红帽子”。

但是现在与其圈养这么一个拘谨的“国宝”,不如放手让它自由搏击。让权力的归权力,市场的归市场。否则当有一天茅台帝国因为某种不可预知的力量出现不可弥补的裂缝时,没有人会再听到券商研究员如“皇帝的新装”寓言中那个小男孩儿一样天真地帮茅台叫屈,因为人们坚定地选择了用脚投票。

PK商业堂:http://www.zhanghua.cn/?cat=12

为什么中国少有盖茨式夫妇——新书《荷尔蒙经济学》前言

《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

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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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第一,他们是同龄人,均于1955年出生; 第二,他们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比尔·盖茨凭借微软曾长期“霸占”着“世界首富”之宝座,而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第三,他们都在不到60岁的时候退休了。

你瞧,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给忽略了,那就是——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来中国访问时,杨澜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

比尔·盖茨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两者都不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才是!”

盖茨不是在哄妻子梅琳达开心,这是真情流露,内心的声音。

对于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的结婚是他完成性格嬗变过程中的润滑剂。他创业的前十年,性格狂躁甚至有些暴戾,对创业伙伴的不仁不义,在对自己的亲人上亦如是——不接受自己的私生女,甚至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为幌子,和前女友划清界限。这种作法令人发指;而乔布斯也遭到了“报应”,被驱逐出了苹果公司。1991年,即乔布斯二次创业六年后,也是他重回苹果公司的六年前,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他终于明白,亲人是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家庭才是最朴实无华的心灵栖息地。

“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的力量显然不妥,但是可以说,从女性荷尔蒙中的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盖茨夫妇很早就常常出双入对,而一向“金屋藏娇”的乔布斯在几年前的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上,破天荒地把太太给带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巨富、全球知名的企业家了,我们推开他的家门,“惊讶”地发现拥有一位“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恰恰相反,他们和普罗大众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或者退一步来说,他们是生物族群中普通的一分子,雌雄之间的感应与吸引、帮助与促进是应有之义。

对中国企业家们更是如此。

(二)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甚至身边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文化”原本就举足轻重。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

当这些商人经过30年或20年,在中国商业舞台皆具有一席之地,成为明星企业家或经理人时,如果我们仅仅从商业本身去追溯其成功基因,而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家文化”,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断裂”。

刘永好兄弟当年从卖鹌鹑蛋开始创业时,妻子李巍的能力在他之上,如果把其家族企业成立时,夫人们被“劝退回家”理解为中国文化中男耕女织之传统观念使然的话,当李巍后来按捺不住自己创业的冲动,并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时,她这种脾性会让刘永好内心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刘永好的脾性,从而使得他在新希望的永续经营和金融投资上有条不紊,且不时以退为进?

再如,“学历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唐骏被人们重新认识——尽管他的能力甚佳,但其实从日本留学到美国创业,再到进入微软,不久后回到中国,直至加盟盛大,最后又转战新华都,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快,然而他习惯性把这些转身渲染的很是华丽。那么,他的这一自恋般的性格之源泉来自哪里呢?或与自小出身贫寒、时有自卑有关,但想一想,他的妻子孙春蓝也是很出众,且每一次都会给唐骏一些忠告,为什么唐骏无一听得进去呢?与他们结婚20年,但因“错位”分居两地就超过10年的情形有无关联呢?

听起来有些八卦?其实,刚开始酝酿《荷尔蒙经济学》这一选题时,我是这样定位的:虽然我在本书中会写到许多富豪夫妻之间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是独家披露,但我的初衷绝非仅仅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我想做的,是从女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诞生、生长和兴衰的生态当中的那些个规律——特别是足以颠覆我们先前观念与逻辑的规律。
(三)

我曾对 “婚姻经济学”这一概念有点厌恶,因为经济学上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即假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们怎能以如此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呢?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觉得“爱情至上”。直到后来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Cary Becker)《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开始改变看法。

贝克尔的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家庭经济学》或者《婚姻经济学》,他把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市场关系,运用经济学工具,对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等行为一一做出分析和解释。

他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而婚姻的本义,也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他同时还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家庭中男女分工、对孩子的不同需求甚至一夫多妻等话题。

我在2006年读完贝克尔这本书后就成了“贝粉”。老贝是个“大嘴巴”,在美国惹的争议不少。他放言“对石油企业征暴利税是愚蠢之举”,还曾说“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后又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言外之意是娶职业女性要当心!

但我喜欢贝克尔的特立独行,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分析方法,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无从反驳,甚至被他说服。当然,加速我认同贝克尔“婚姻经济家”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起来。我周围许多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和表情、模式与路线,几乎完全像贝克尔在《家庭论》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应该佩服老贝的“先见之明”,还是感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和变异的一些情愫。

现在我发现,5年来我那些结婚的朋友们,个个都成为了理财专家,而离婚的朋友们当中,有几个转行做了企业兼并和重组顾问的工作。
(四)

这几年我在《南方周末》任职,专注于财富现象研究和企业家报道。2009年打算写《荷尔蒙经济学》一书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采访中,面对眼前的企业家,我总会不失时机、不失礼貌地问一些关于其婚姻的问题:妻子的角色、性格,两个的相处之道,子女的教育方法等。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可以阳奉阴违,但在夫妻关系上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他的家庭破碎了,或遭遇过婚姻变故,同样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采访张茵时,她以强调与现任丈夫刘名中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黄金搭档”,来回答我对她第一次婚姻的好奇;采访曹德旺时,他直言因为感情出轨而觉得对妻子陈风英有所歉疚,于是一度将福耀玻璃的法人代表改为妻子;采访李东生时,他与现任妻子魏雪的恩爱就在眼前。。。。。。

当然,并不是每位企业家都愿意“打开窗户说亮话”,同样,并非我感兴趣的每个样本我都能采访到。所以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外围的采访,企业家的朋友、同学、下属,或是其妻子或丈夫的朋友等,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旅程”——是非常有趣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外围的朋友们,等于与我一道,在做企业家与其内人的样本研究:史玉柱为什么会与董春兰离婚?尹明善夫人外交有着怎样的故事?吴亚军为什么让蔡奎辞去龙湖地产副董事长一职?潘石屹与张欣的婚姻两度几近破裂分别事出何因?李兆会到底是如何认识车晓的?

当样本积累的越来越多时(本书的样本共100对夫妇,见本书末的附表),我发现或许可以东施效颦一把,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做些分析了。

举两个不尽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位商人在事业小有所成后才考虑婚嫁,那么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大方的买家会影响“市场价格”,当然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找到最好的“产品”。

一位商人在多元化过程中投资兴建了一所民办高校,从此学校里有姿色的女学生就成为了这位商人和朋友们紧盯的猎物,那么,如果女学生们乐意,他的朋友们便是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者,因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

显然,与贝克尔不同的是,我采集这些的婚姻样本全是富人样本,而且是中国富人,所以它从一开始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的味道,同时在读者看来更具“功利”色彩。

(五)

根据企业家的不同类型,我把这些样本分为了七大类、明星企业家及妻子、特立独行的夫妇、青年才俊与佳丽、职业经理人与夫人、“女主外、男主内”型、危局时的夫妻档,以及离婚与再婚者们,然后我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

这七类样本,分别对应了七条经济学原理,它们构成了“荷尔蒙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1、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字命名,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这是摆在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严肃命题。有人不断尝试新生活,有的则善于修补旧时情。

 

2、风险偏好理论

 

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主动追求风险,收益率虽然时高时低,但认为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风险回避者在预期收益率相同时,喜欢低风险的资产,而对于具有同样风险的资产,则偏爱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中立者既不回避风险,也不主动追求,他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不管风险大小如何。

 

在承担不确定的风险时,风险偏好不同的特立独行者们,划出的曲线大相径庭——企业管理,婚姻经营亦如是。

 

 3、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4、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5、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从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角度来说,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6、蝴蝶效应

 

蝴蝶在热带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异邦的一场飓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和“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患难使商业上的魑魅魍魉一一显形,也使夫妻间的真情得以最有力的表达。入牢狱是灾难,但它在你心里种下一只蝴蝶。

 

 7、囚徒困境

 

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虽然彼此合作双双合作(说谎)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被分开和信息不明的情形下,他们往往彼此出卖,只选择自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法。

 

入围城,当囚徒,多少中国商人在婚姻舞台上百感交集。有多少婚姻从开始就是错误,又有多少婚姻原本可以挽回?


(六)

在日本企业里面,如果一个男人处理不好家庭问题的话,基本上难有升迁的机会。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对这一点就看重,他认为,“小家”搞不好的人,很难搞好“大家”。

在美国,十多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的社会学家在调研了1300多位富豪后,写成了名为《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他的研究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的人从没有离过婚,而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的,第二次婚姻也平均维持了十年以上。

对于本书研究过程中的100对中国样本,婚姻和事业正相关自然也是成立的。但是离过婚,或有私生子,或婚姻名存实亡的,占到了40%的比例。结过两次到三次婚的人亦大有人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来,如我在第一章写到的近“企业家婚姻三段论”一样,中国始终处在一个社会剧变期,每一次的社会运动,都会引起人们婚恋观的变化。二来,中国人虽然注重“家文化”,但是财富的骤增,使得整个社会在冲破传统伦理上越来越大胆,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但不要就此认为《荷尔蒙经济学》是中国企业家婚姻的“大败局”,毕竟我的样本数量有限,更多能够同时将婚姻和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规模并不够大——“小即是美”的中小企业被我们忽略了;另一方面,中国政经形势混沌和民间仇富现象的愈演愈烈,使得那些能够原本有着阳光化意愿的知名企业家们打消了主意,又将另一半给“藏”了起来。

更多的原因和花絮不能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探讨中国商人群体如何令事业和婚姻相得益彰的作品,一部回答为什么中国少有比尔·盖茨式夫妇的案例集,沏上一杯茶,且慢慢读,慢慢批评。

 

《荷尔蒙经济学》后记:

 

旁观富人圈:赶在发家前离婚

南方周末“旁观富人圈”专栏  2012年2月2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8263

最近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和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起诉,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她心急如焚,通过各种途径“揭露”丈夫的面目。

离婚自然涉及分财产,陆娟说,我们具体有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粗略估计,我们共同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市值应该有二十来亿。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 “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因为他是巴菲特的信徒,在资本运作上也有一定建树。他提起巴菲特就口若悬河,4年前还曾组团到巴菲特的老巢奥马哈“朝圣”。

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的业,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这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成为了一对仇敌。

所谓“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在许多中国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被更新。

有一次去拜访“服装首富”周成建,他说了一套理论,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听起来有些玄乎,其实琢磨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商人们,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或媒人牵线,只求门当户对或是看着顺眼;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商人们,大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彼时“下海”是时髦词汇,“志同道合”成为婚姻的一个关键诉求;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70后”或“80后”们,则更多地注重双方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分享。

周成建结过三次婚。我没有细问他是否正好跨越了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听他说,现在的妻子虽是财经女,但很懂得生活,言外之意是一位上乘的“心灵伴侣”。

不是每一对糟糠夫妻在大富之后离婚都要掀一场风暴。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周成建的第一位太太在周成建成为“服装首富”之后与其离婚,情形会是怎样?

这种假设显然有些“不怀好意”,就好比拿同样结过三次婚的潘石屹为例,如果在SOHO中国上市前后和第一任或第二任太太离婚,然后与张欣结合,他在财产分割上一定也会大伤脑筋。

管理你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这是一门学问,可以称之为“荷尔蒙经济学”。商人也是人,他们的婚变与其他人一样,人心变了,感情没了,婚姻宣告死亡,至于彼时钱多钱少,虽不是婚变的决定性力量,但时常充当着诱发因子,并成为争夺战的主要筹码之一。年轻的单身创业者们常感慨现在物欲横流,艳羡二三十年前那种简洁的、具有乡土气息的婚姻,但赵丙贤们却以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当初最好的结婚对象,现在还不是成了最坏的离婚冤家!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与妻子杨蕾分道扬镳,赶集网总裁杨浩然与妻子王宏艳反目成仇等是最近一年来的典型案例。

但硬币都有两面,也有不少事业上有所成就后婚姻出现危机的商人和企业家们,能够把一切都处理得相对妥帖。第一类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他通过股票套现补偿前妻洪燕芬,快刀斩乱麻,遵守契约精神,辞旧迎新,成为和平分手的一个经典案例,如今他和第二任妻子魏雪常公开秀恩爱。第二类像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其原配夫人是师妹谈剑、复星五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二人离异后,郭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而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第三类如潘石屹和张欣,离不起,也不能躲,他们处理婚姻危机的做法是:坐下来磋商,建立一种“新秩序”。

“发家”前离婚的两种商人最为扎眼。一种如网游与金融达人史玉柱。他30岁离婚时,妻子董春兰尽管深知他正处在“发家”的前夜——开发的一款软件当年利润即超过3000万元,但仍然由于受不了二人的性格差异和分居两地,而提出离婚。史玉柱至今单身,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开玩笑称“找到老婆就退休”。

第二种如钢铁业巨富杜双华,其离婚手法堪称离奇。他的妻子宋雅红向法院起诉离婚时,吃惊地发现法院已经在2001年就判决他们离婚了,而她却浑然不知。杜双华真是“未雨绸缪”——他是2003年创建日照钢铁集团,5年后成为中国钢铁业首富的。而对于其陷入的离婚风波,有些人批其蹩脚,也有人赞其高明:大方向没错,只是技术路径欠佳罢了!

链接: “旁观富人圈”专栏   
         《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豆瓣  卓越网 当当网

“兰桂坊之父”盛智文的生意经

转载自台湾《今周刊》,2012年2月期 ,原文标题是《犹太孤儿白手拼出300亿身家——“兰桂坊之父”盛智文闯荡亚洲的生意学》 作者:乾隆来

•亚洲夜店第一街兰桂坊,背后推手就是原籍加拿大的盛智文,四十年前,不到二十岁的他远赴香港,从纺织业到娱乐业,以拚命三郎哲学拚出三百亿元身家,如今,更是香港政坛的明日之星。

 

一九六九年,只有十九岁的加拿大犹太人盛智文(Allan Zeman),只身来到陌生的香港。

严格说来,他是一个孤儿,两岁时父亲去世,妈妈带着他从德国远渡重洋到加拿大讨生活,盛智文高中毕业就出来混饭吃,但是,这个犹太孤儿很幸运地进了一个成长行业——亚洲的纺织业,打工不过两年,盛智文就捞到他的第一桶金,高达一百万加拿大币,他嗅到了亚洲的机会,自己搭了飞机到人生地不熟的香港,之后,就回不去了。

四十年后的今天,盛智文欢喜庆祝六十大寿,而且名利双收。当初的一百万加币已经滚出超过十亿美元身家,他被称为「兰桂坊之父」,拥有香港兰桂坊近二十间餐厅与酒吧;他也是香港海洋公园董事长,连续六年打败香港迪斯尼;他在泰国普吉岛拥有安达拉(ANDARA)顶级度假村、外加两艘豪华游艇,被泰国官方网站尊称为「普吉岛第三大富豪」;他在上海开了迷你兰桂坊,在成都沿河十九栋商场打造成都兰桂坊,在广州承包全中国最大的地下商场花汇城,还到海南岛与观澜湖集团一同打造拥有十个十八洞球场的超级高尔夫度假中心。

二○○八年,盛智文放弃加拿大国籍,拿到香港特区护照与中国回乡证,成为彻底认同中国的鬼佬,他被封为「香港太平绅士」,还获颁大紫荆勋章与金紫荆星章,老家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则帮他戴上法学博士的方帽,他同时担任旅游事务署、市区重建局的委员,参加香港政党活动,被媒体视为香港政局不可忽视的明日之星。

一一年十二月中,盛智文向香港记者透露,兰桂坊控股公司准备在香港股票挂牌上市,初期预计筹资七至八亿美元(约二一○至二四○亿新台币),目的是要将「兰桂坊」打造成世界级的娱乐商业品牌,除了已经在海南岛海口的观澜湖大案之外,还要在大陆主要城市复制兰桂坊的成功经验,这位刚刚庆祝六十大寿的光头鬼佬,要再拚二十年,成为中国商场上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家!

直捣黄龙 挖到中国纺织业金矿

一开始,盛智文是挖到中国纺织制造业的金矿,从十七岁在加拿大打工,他就完全体会到中国成衣厂低成本、劳工勤奋、质量不断提升的优势,他计算,光是在加拿大,以他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拚个两年就可以分到一百万加币的巨额利润,如果他直捣黄龙到中国,利润将无法想象。

他没有来过中国,也只有两年短暂的生意经验,但是他自己搭了飞机跑到香港,而且没多久,就直接进入中国的核心、毛泽东的故乡湖南省,开始他的纺织生意。

他说,一九七九年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连广东都还充满了浓浓的老革命味道,不过他从一批一批的订单中,感受到中国劳工寻求突破的强烈意愿。

才二十出头岁的他,什么也不怕,就在湖南设办公室,从中国内陆城市找成衣厂下单专攻中高档时装,出口到北美与欧洲(当时称此种买办公司为Sourcing)。货物从长沙搭火车到香港,中间要停十个站,他自己坐飞机,广州到长沙一个礼拜才三班,有时搭不到飞机,得大排长龙挤火车,车程长达十六个小时,盛智文却被窗外的风光迷住:「到处都在建设、人人充满动力、都在发愤图强,我当时就爱上中国了。」

做纺织生意需要配额,盛智文也曾经在台湾、韩国、菲律宾设过公司,八○年代台湾的纺织业成本已经逐渐上扬,而大陆低廉的成本让台湾纺织品配额有很好的市场价格,盛智文的纺织品贸易公司COLBY在台港两地是业内极为知名的大公司,后来到二○○○年,盛智文将COLBY卖给香港上市大贸易商利丰(Li & Fung),一口气套现二十亿港币,以当年的币值换算,将近一百亿新台币!

说起利丰,读者们应该记得去年全亚洲最奢华的一场婚礼,女主角是台湾歌手李玟,而新郎正是利丰的总裁乐裕民(Bruce Rockowitz),婚礼花费号称高达二千万美元(约六亿新台币)。乐裕民与盛智文都是犹太人,年纪大的盛智文先来香港,算是师兄,两人拍档在香港闯天下,如今都是身价超过十亿美元以上(约三百亿新台币)的超级富豪。

跨足餐饮 打造亚洲夜店第一街

一九八○年,盛智文在靠近香港中环云咸街与德己立街之间一条用鹅卵石铺成的巷子,开了他的第一家餐厅,初期还兼卖成衣,这蘭桂坊之父盛智文闖蕩亞洲的生意學条称为「兰桂坊」的巷子,又短、又陡、狭窄,而且呈L形,在西方人眼中并不具备好的开店条件,盛智文一开始只是因为自己的需要,三十年前到香港的外国人只能在大饭店的餐厅打混,他觉得如果有一个西方式的酒吧,可以不必穿西装打领带,而且可以像在纽约、蒙特娄那样喝酒鬼扯,对自己的纺织生意应该会有帮助,因此他就跨足餐饮,在那里开了一家称为「加里福尼亚」的酒吧餐馆。

一如盛智文的纺织生意,兰桂坊成为西方商人与观光客的必访地,盛智文也以惊人的手笔不断搜购兰桂坊巷子内的公寓,以他自己在纺织业赚的利润,投入开发这个不像商场的商场,三十年下来,兰桂坊已经有高达八十家的餐厅、酒吧与夜店,盛智文自己就拥有将近二十家,而影视巨星、社会名流不断在兰桂坊制造新闻,更让兰桂坊成为媒体不断报导的焦点,一手打造兰桂坊传奇的盛智文,则被冠上「兰桂坊之父」的头衔,成了经常登上媒体的名人。

现在,桂坊几乎成为所有到香港观光客的必游景点,每逢周末假期都挤得无立锥之地,大家在那里彻夜狂欢,尽情解放。盛智文则延续他拚命三郎的生意哲学,在一一年将他买下的大楼全部重新改造,兰桂坊两年后将以全新面貌与全世界的名流及观光客见面,确保兰桂坊作为「亚洲夜店第一街」的宝座。

妙的是,每天让几万人醉不归营的盛智文,本身却滴酒不沾,还有,搞了四十年成衣的他,除了在少数正式场合,从来不穿袜子。搞夜店却不喝酒,卖成衣却不穿袜子,令人莞尔。

扮丑宣传 让海洋公园起死回生

二○○三年,盛智文接到当时香港特首董建华电话,香港政府巨资打造迪斯尼乐园,但是已经有三十年历史的海洋公园则显得老态龙钟,董建华希望盛智文替香港政府评估,海洋公园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要如何起死回生,或者干脆关门歇业。

已经在香港商场打滚超过三十年的盛智文,早就体会出「刘备三顾茅庐」的个中三昧,他让董建华打了五次电话,才同意接下海洋公园董事长的职位,而且言明自己一毛薪水都不领,纯粹为海洋公园打工,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从香港政府得到高达五十五亿港币的贷款,作为重建海洋公园的基金。

接掌海洋公园六年,盛智文每年都打败迪斯尼乐园,被媒体称为「Mouse Killer」(米老鼠杀手)。他不仅找来专业的国际团队,不断更新海洋公园的设施,游乐设备从三十五项倍增到七十项,而且自己亲上第一线,「水母馆」开幕时,他打扮成水母开记者会宣传;中国鬼节的时候,他穿上殭尸装画着红红的两颊,上电视扮鬼;○七年香港回归十年,他更套上猫熊装,还像小丑那样把鼻头画黑,逗趣的画面不仅轰动香港,连北京中南海的官员都赞不绝口。

如今,盛智文绝对是华人商界不可忽视的企业大亨,他的兰桂坊控股公司,包括兰桂坊二十家餐厅与酒吧,以及泰国普吉岛的顶级度假别墅安达拉,这个度假村每晚要价一一○○美元起跳,还有顶级豪宅出售,以及两艘分别是二十八公尺与三十五公尺长的奢华游艇,资产惊人。

这几年他积极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各城市到处仿冒他的兰桂坊不以为意,他先是在上海弄了个小兰桂坊,两年前标下广州地标电视塔、珠江新城超大型地下商场的招商,结果被当地的政府企业以具争议的手法瓜分,广州媒体替他喊冤,说兰桂坊招商被「分包、本土化」,但是这个光头鬼佬却摆出不以为意的姿态,说这只是「小的调整,大格局不会变化」。

看来,盛智文已经彻底「本土化」了,他知道如何从政府手中拿到案子,也深谙有饼大家分的中国潜规则,他安排兰桂坊控股公司上市的目的,除了推广兰桂坊成为中国商场知名品牌,也让他在大陆的新案子如虎添翼。这位加拿大鬼佬,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

(本文作者为纽约大学金融硕士、曾任金控公司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