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荷尔蒙经济学》:3月20日新浪微访谈答问

比尔-盖茨说,自己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马云说,婚姻就像企业一样。张茵说,家庭和睦是自己事业的引擎。史玉柱说,找到老婆就退休……著有“富豪三部曲”的财经作家@东方愚 ,3月20日16:00-17:00与大家分享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探寻婚姻对个人成长与性格塑造的影响。

微访谈地址:http://talk.weibo.com/ft/201203204693

访谈内容(共63个问题,15个回复):

张菁凌-Serena :向@东方愚 提问:写这本书的过程,了解了这么多夫妻背后的故事,是否也促使您反思自己的婚姻和人生呢,这些对您有启发吗?

东方愚: 那天在学而优书店跟读者分享时最后说到这一点。五年里采访和调研了数十位企业家,这是我的工作。真正影响我的,是在看到形形色色的迷惘、无奈、歇斯底里甚至大撤退后,觉家庭和婚姻是第一位的。下午和焦点科技董事长沈锦华电话,他也如此感慨

张桓 :向@东方愚 提问:你如何看待很多所谓成功企业家大都离婚再娶或者有小三的现象?

东方愚: 如果名存实亡,去突破一些宿命的东西是有勇气的表现吧。

黄慧子01 :对 @东方愚 提问:您好,我对择偶婚姻秘密这个话题还没有自己的思考。但是我想问您写作的灵感都来自于哪里?在写作中怎么才能体现出自己独特的感觉呢?

东方愚: 我写的是非虚构的东西。灵感谈不上,机缘是这几年在南方周末上写企业家财富史与商业技能,采访时总会发现其贤内助对一家企业经营和个人性格塑造的诸多影响,这些素材一直留存着,后来横向对比,发现了许多好玩现象,于是写下来,有了《荷尔蒙经济学》一书。

华夏视界 :对 @东方愚 提问:请谈谈对婚姻的持久性来说,是婚前选择重要,还是婚后的经营更重要?

东方愚: 两者不是非左即右的关系。《荷尔蒙经济学》一书有对这个问题的具体分析。不过许多东西是相通的,英国一位经济学家好像叫莱亚德写过本书,关于幸福的经济学。他提到七大因素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交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价值观。

荒城张剑锋 :向@东方愚 提问:为什么国内企业家夫妻很多都形同陌路了呢?目前那一对比较模范啊 呵呵

东方愚: 比行同陌路值得关注的是“假志同道合”。利益共同体有时很美,有时能让人得分裂症。“目前”模范夫妻,哈哈。柳传志和龚国兴,段永平和刘昕,李东生和魏雪,江南春和陈玉佳。

罗敏夏 :向@东方愚 提问:你下本书想写什么?

东方愚: “中国弃业家”们,实业的诅咒。已经在做调研和采访了。现在跟企业家们聊,高频词汇之一便是——逃离。

若兰宝儿 :对 @东方愚 提问:企业家的择偶标准与普通人一样,爱情当道。有人说企业家“见”明星就死,凡是有明星沾上点花边新闻,就完了。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东方愚: “山西首富”李兆会玩资本和娶车晓两不误。09年和他家人喝酒时,他六叔李文杰也夸其为人才。所以所谓“见光死”要么特指特定的光,要么夸大了光合作用,要么发生光合作用的本身就是草包。

雷祖波 :我在微访谈向 @东方愚 提问:当你在写作财经稿件进入一定阶段后,最大瓶颈是什么?

东方愚: 1、想了解真相却感觉每进一步真相后退两步的悲催。2、从无知者无畏到对哪怕一些细微事物敬畏的苦逼。3、写作风格模式化的危机。

米卡zZ :我在微访谈向 @东方愚 提问:荷尔蒙经济学里涉及到的夫妻,有多少婚姻是为了彼此事业的成长而成就的?所谓“挑对老公”“挑对妻子”,这个“对”字里更多的是不是彼此综合的考量的指数?其实不关爱情什么事?

东方愚: 爱情为什么不是综合考量的元素。“65后”的那批商人被八九事件和九二讲话改变命运和价值观,大都为事业上的提携而到一起。

克里桑斯朵朵 :我在微访谈向 @东方愚 提问:你最欣赏的企业家夫妻是段永平和刘昕,原因是?

东方愚: 能放得下很多东西。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且能殊途同归。

raydezio :向@东方愚 提问:请问婚姻可以用一种简单易懂的经济学现象来概括吗?这样或许我们能更好的理解,谢谢解答~

东方愚: 《荷尔蒙经济学》中用了七个经济学原理对七种类型的商人婚姻进行了解读:帕累托最优原则、风险偏好理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凡勃伦效应、比较优势论、蝴蝶效应、囚徒困境。当然多数人是一项或几项的混合体。

馨怡之菲 :我在微访谈向 @东方愚 提问:喜欢你的书,角度独特,内容丰富、风趣而不失厚重。婚姻问题向来属于隐私,面对记者很多企业家往往选择避而不谈,请问你是如何让这些采访对象放下防卫信任你愿意和你深度而细致地交谈?

东方愚: 我不是娱记。我只是想从贤内助在其创业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有时问这一话题是水到渠成,有时见缝插针,有时软磨硬泡,当然,吃闭门羹的也不少

NATeeco :对 @东方愚 提问:中国企业家对择偶有怎么样的标准呢?您是怎么看待以傍大款为毕生目标的女孩呢

东方愚: 从50后现在的80后,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特征分别是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代表人物分别是曹德旺、黄光裕和李兆会

胡瑞婷-magic :向@东方愚 提问:为什么您如此关注企业家的婚姻问题呢?

东方愚: “富豪三部曲”前两部分别关注的是红火的创业和灰暗的政商关系,现在回归生活本身。08年的金融危机和这一波国进民退,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萌生退意,至少开始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健康、家庭等。

陈家菜园 :对 @东方愚 提问:您最欣赏哪对企业家夫妻?

东方愚: 段永平和刘昕

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时代印记

文/东方愚

这些年我采访过数十位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很多次,聊到痛快处时,我都会问对方几句有关“后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处,事业与家庭平衡之道,诸如此类。我问这些一是为了调节气氛,二是我信奉“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有一次,我去采访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聊他在温州创业的经历,聊企业搬到上海滩后一些光怪陆离的事;终于,向往常一样,我看到其中一会儿他有些倦意,身体开始往椅背躺靠,我问道,周老板,你现在的太太是第三任吧,你和前两任太太离婚,分别是什么原因呢?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惊地看着我,“老弟…这个也要采访啊?!”我完全预料也能够理解他的反应,那个时候,当年的“钢铁首富”杜双华和妻子宋雅红离奇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土豆网CEO王微和妻子杨蕾分道扬镳后又对簿公堂,创投界名人王功权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我却问起周成建的三次婚姻,他自然会警惕起来。

我告诉他我是财经记者,不是娱乐记者;我还告诉他,我只是想从历任太太在其创业和登上“服装首富”宝座过程中分别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他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但我觉察到他有表达欲,并在酝酿中,于是我准备洗耳恭听。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这下轮到我吃惊了。如此恢宏的开场白来回答和前两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开始以为听错了, “…企业家们的生长和崛起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周成建接着说,“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中思维敏捷、勤奋能干的骨干成为第一代企业家的种子;第二阶段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199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企业家群体真正走到历史舞台中央并担当起重要角色。这三代人或三个阶段,中国商人们的婚姻特征各有千秋。”

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明白了周成建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婚姻。2002年他将企业从温州搬到上海时,就下决定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气。这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场合都会以一种非同往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听起来会有些刻意,但这正是他以及许多类似商人的可爱之处。就像这一次,他的“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确实很有见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联想集团前董事长柳传志以及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这是一帮“40后”,除了柳传志卸任又复出直到后来真正退休外,其余几位现在仍活跃在商业舞台上。他们大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陈红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沈文荣符合条件,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宗庆后与妻子施幼珍、柳传志和妻子龚国兴、曹德旺和妻子陈凤英的结合,一样带有契合那个年代的鲜明的印记。在一个政治语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时代里,人们的婚姻有时“快捷”到今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程度。但这样的婚姻却相对稳固。2009年11月,柳传志夫妇回到海南白藤农场,这是他们当年下放和结合的地方,两人忆起当年,百感交集。柳传志后来说当年的繁重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语中甚至偶尔会来一句国骂,来调侃一个特殊年代里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这样的一个场景令人感慨。

有人会说,这一代人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这确实是个值得讨论的命题。发生在曹德旺身上的一桩事能够抛砖引玉。曹德旺结婚时妻子陈巧凤家底还算殷实,他却是个穷小子,他在进入玻璃行业之前做过其它行当的小买卖,都是岳父岳母提供的本钱。后来曹德旺进入当地的玻璃厂(福耀集团前身),几年后,大约是198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干部”时,认识了一位小他十岁的甚为聪颖的姑娘,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有了感情,于是要不要与妻子离婚,成为摆在曹德旺面前的一个难题。

他最后的选择是回到妻子身边——尽管这中间有些基于“不能忘恩负义”之道义的成份(这也是那代人的宿命)。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的一项“壮举”——做问卷调查,调查了数十位当地包括工人、医生、公务员和农民,核心问题是:你的婚姻幸福吗?

问卷调查的结果令曹德旺既怅然又释然。怅然的是,收集来的超过半数的婚姻样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人的婚姻是百分百幸福的,男女双方要做的就是磨合、沟通甚至委曲求全;令他释然的则是,谁又能保证第二段婚姻就一定没有瑕疵呢?

2009年3月初,我到曹德旺家中采访他,当我看到陈凤英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令曹德旺纠结的那个她。我“冒昧”地问起曹德旺当年妻子知道他有外遇时的表现,“她很平静,”曹德旺说,“是走是留让我自己决定。”

和上述“40后”企业家们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等“50后”们大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结婚,他们的婚姻有沿袭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开始打破藩篱,寻找婚姻自由。从另一层面而言,他们的学识与个人经历,也为他们的行动奠定了基础。譬如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是他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东生也是他们的同学),刘永好是在四川机械工业学校当老师时,和校医李巍结婚的。

“50后”们在婚姻出现裂痕时,会比曹德旺们更有勇气去突破一些宿命的东西——尽管其新选择仍有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任志强的第二任妻子是位天主教徒,他说这样的伴侣让他的婚姻更稳固,也让他更心安。张茵20岁出头就结婚并生有一子,但她和丈夫间的摩擦不断,加上其生性要强,两人的矛盾愈加明显,婚姻随即宣告结束。在香港创业过程中张茵遇到她的第二任即现在的丈夫刘名中,巴西籍台湾人,是一位牙医。两人日久生情,后来走到一起并生有一子。刘名中虽然和张茵的性格也大不相同,前者内向沉稳,后者富有激情,但两人彼此宽容,找到了一个平衡点;2006年张茵成为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女首富”,作为玖久纸业副董事长的刘名中功不可没。我采访张茵时,她对2008年自己及企业遭遇系列危机时丈夫的帮助和抚慰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李东生和第二任即现在的太太魏雪之结合是2006年了。当年TCL业绩大俯冲,李氏新婚似乎是为冲喜而来。李东生套现TCL股票金额逾亿元,只为补偿前妻洪燕芬。婚后李魏二人的恩爱许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与他们一起午餐,彼时李东生刚陪国家领导人出访回来,魏东当着众人的面给李东生加菜,并再次叮嘱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坚持在酒店里游泳放松。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东生,这位事业大起大落的商业领袖,在找到自己称心如意另一半时的那种欣慰和满足感。

和“50后”们相比, “60后”企业家们大都在1990年代结婚,他们择偶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寻找事业上的伴侣。杜鹃和黄光裕结婚了,一个是银行的放贷员,一个是创业男,业务合作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共同缔造出一个“国美帝国”;张瑛和杭州师范学院的马老师——马云结婚了,她后来亦成为阿里巴巴最初创业团队“十八罗汉”的成员,谈剑和复旦大学的师兄郭广昌结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样成为了复星初创“四剑客”成员,海归的俞渝和李国庆结婚了,他们一起创办了当当网并做起“联合总裁”;海归的张欣和潘石屹结婚了,尽管小潘已经离过两次婚,“万通六君子”的创业宣言使她“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个后来创业了SOHO中国……
事业伙伴型的婚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的创业愿景和改变人生的决心之驱动下,雪球容易越滚越大。杜鹃的机智和善于待人接物,弥补了黄光裕温吞与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黄光裕锒铛入狱后,杜鹃在之后国美控股权之战的每一人会合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属黄氏之幸。

“60后”们通常希望事业和婚姻双丰收,在做出权衡时也更果敢、犀利。马云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令让妻子张瑛退居幕后;郭广昌与谈剑离异后,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不过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

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能像马云和郭广昌一样“洒脱”。“利益共同体”的夫妻间一旦产生裂痕,但又必须继续“共同”着,尴尬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李国庆和俞渝、潘石屹和张欣,均属这种类型。为了当当网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国庆和俞渝只能假装如当年志同道合一般;SOHO中国内部都在谈论企业“姓潘”还是“姓张”(当然,英国回来的张欣随夫姓,法律文件上名为潘张欣)以及站队事宜了,潘石屹和张欣对外只能假装若无其事,潘石屹按捺不住,发出“新秩序的建立需要磋商文化”的感慨,了解他们夫妻者知道话中有话。

作为商业舞台上主角的“60后”们正在老去,现在“70后”正在成为主力,“80后”企业家们也在冉冉升起。这两个群体大都在2000年之后结婚。其择偶特征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托。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陈玉佳(凤凰卫视主持人)便是此种类型。

当然。江陈二人走在一起时,也恰逢分众传媒业绩一泄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业疯狂并购的举措导致了这一切。不过新婚之后,先前那个江南春不见了,“新的”江南春沉稳、老道、幽默、享受生活,他开始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终于找到了原点。”他也曾想把分众卖给新浪,自己彻底“歇一歇”,结果未能如愿,只好从新赶路。

50后的李东生和郭台铭,在寻找新的伴侣时,何尝不是持上述标准呢。李东生和魏雪现在他们二人经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东生说。而郭台铭和身为舞蹈老师的娇妻曾馨莹,一样各得其所,恩爱有加。

“80后”企业家们的婚姻似乎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一来现今仍单身者众多,二来能够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80后”还是一个小群体。那些个富二代们,虽然羽翼正丰满起来,但在他们父辈们真正退居幕后之前,他们能否自成体系并具有驾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个未知数。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钢铁董事长李兆会,十年前他父亲李海仓被人枪杀,在澳洲留学的他回国,被迫挑起这家山西最大民营企业的重担,虽有爷爷指点迷津和叔辈帮助,但海鑫能够几年内业绩翻番,李兆会的成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像。三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过一次酒,李兆会的六叔、海鑫钢铁总经理李文杰对李兆会的能力赞不绝口,特别提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李兆会仍然在证券市场斩获颇丰。李兆会的太太是演员车晓,即电影《非诚勿扰》里扮演“一年一次”的那个性冷淡女。

言归正传。周成建用大时代下企业家择偶和婚姻的变迁,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的三次婚姻分别对应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他说这句话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够坦诚, 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现在自己很幸福。”

 

注:上文刊发于《看天下》杂志。详细内容见《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一个文青的资本之旅:卖掉土豆是解脱,王微总是很幸运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荷尔蒙经济学”专栏

“他是典型的金牛,很多个金牛。”杨蕾说,“他的朋友对他的评价也是‘顽固分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种。”

杨蕾是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她口中的“他”是其前夫、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我听到她的这段话时,正值两人的官司打得酣畅,并因此影响到土豆网赴美上市进程。杨蕾聊起他们相处的经历,提到她常根据自己浸淫媒体多年的经验,给王微的商业决策提供一些建议——特别是对敏感话题或项目的拿捏。王微常常表现得不耐烦,尽管最后听取了建议,抵触心也挂在脸上或溢于言表。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画面,两个个性明显,且皆已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围着一个小圆桌。女人有些喋喋不休,而男人有些不以为然。我对王微的了解是,他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情怀,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改变周遭世界的秩序。他需要女人,但不需要在他看来对自己的征途“指手画脚”的女人。他和杨蕾的的罅隙很快恶化并不可弥补,最后走向离婚。杨蕾后来也曾反省,“我以前有个毛病,喜欢责怪别人,‘你怎么…’”

不过偏执狂之于王微,可圈可点的一点是就算跑了场马拉松,土豆网最终上市成功。虽然比他更迫不及待的是投资机构——据说视频网站的许多投资人就自己投的项目找算命先生占过卦,结果大都是“上上签”。而对王微而言也算是攻下了一重要堡垒,江湖地位没有太过逊色,股票套现补偿杨蕾也显得风度翩翩——尽管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

上市意味着新战斗的开始,你要有一个牛叉的战略,一个靠谱的团队,来布一个更大的局。这些对王微来说都不太成问题,问题在于,他不愿意投身于太多的琐屑当中,他觉得那些鸡毛蒜皮之事不够优雅、不够文艺。他更愿意花多些时间看部美剧、看场演出、喝杯红酒。这似乎是一类创业者,特别是具有所谓的“文艺范儿”的创业者的通病兼可爱之处。他们有极强的征服欲,他们要证明自己能够到达“彼岸”,但总是灵魂先行、脚步蹒跚。

土豆网2011年净亏了5亿多人民币,比上一年3.5亿的亏损额又多了四成。最关键的是,其毛利率下降得厉害。作为“舵手”,王微很头疼——一个持股不到9%的文青,得天天想着如何为股东们赚钱,他会觉得这有点“不人道”,尽管大伙儿是利益共同体。说白了,王微们适合做第一阶段的创业者,而不适合做带领企业从优秀到卓越的管理者,更不适合做守业者。他最好的归宿是卖掉企业,一边做些小投资,一边继续自己的文青生活,并寻找自己的第三个甚至第四五六个恋爱与结婚对象。

杨蕾和王微当初坠入爱河就源于文艺男女间的惺惺相惜。一个曾出版过一本情感随笔《幸福只差一点点》,一个在多年前写过本以个人经历为基线的小说《等待夏天》。“总会有那么些创伤是不能愈合的,这是发生在冬天的故事,所以平山(男主人公)在等待夏天。”王微在小说末尾写道。这部小说在杨蕾的帮助下终获出版。巧合的是他们后来正是在一个夏天(七夕)结婚。婚后王微即向杨蕾推荐看奥威尔的乌托邦小说《1984》并展开讨论。可是十个月后他们就分居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他们从相识到闪婚再到离婚的这段时间,土豆网完成了第二三四轮融资。

所以如今优酷和土豆网合并(其实是前者并购后者),对王微来说是一种解脱。土豆网上市的时候,王微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了,他对土豆网的“边际兴趣”开始下降。虽然差七天才满七个月的纳斯达克之旅让土豆网成为一个“短命鬼”,但此鬼乃“福鬼”——上市本身已经给了土豆网一个高估值,现在并又获利了一个高溢价,土豆网原始股东和投资人们,估计夜里会笑醒。王微“顺便”再次成为一个幸运儿。尽管他“精神上”对被并购是抵触的,内心一样是十二分地不情愿,古永锵也入不了他老人家的法眼,但他只能半推半就,好在得了便宜没卖乖。

“优酷吃土豆”让我想起来另两起并购案——国美并购永乐与分众并购聚众。永乐和聚众的创始人分别是陈晓和虞锋。被收购之后,陈晓想在商业上走得更远,虞锋选择的是激流永退。虞锋后来进入PE(私募股权投资)界,他还投资了华谊兄弟,与马云和鲁伟鼎等人玩得不亦乐乎;陈晓的故事因黄光裕入狱和贝恩资本的玩转而几多离奇,其最后的结局是出局。“70后”的王微应该不会走陈晓的弯路,而会向“60后”的虞锋学习,不再像一只囚鸟一样受到那么多约束并被赋予那么多使命,而选择逍遥地甚至随心所欲地做一个中产中的文青或文青中的中产。

如果不小心又创了业,恰巧那个时候又有了一段爱情和婚姻,虞锋一样值得研究一下——当年虞锋的妻子陆永青任聚众传媒副总裁,两人搭配地甚好。当然按照王微的性格,妻子没必要进入公司,除非再创业的公司是被他妻子的公司并购的。而他一样可以研究一下陈晓,2010年初即国美控制权之争白热化前夕,陈晓一次接受访谈,记者问他,这些年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陈晓回答:最后悔的是当年爱人因病去世,自己无能为力,“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很难弥补,无法追悔了。”记者又问,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希望什么事情可以重现。“我希望我和妻子的那段情感能够出现,” 陈晓思考了几秒钟后说,“希望她仍然健在,我们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陈晓这些话令人唏嘘,不管商业上的搏杀如何惨烈,一切终将化为资本符号或过烟云烟,而亲人间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可是,1993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离世了。

杨蕾对王微的评价是“爱一切美的东西,不过在征服之后,会继续寻找…”他在和杨蕾分手前后为一个芭蕾舞演员的气质所吸引,但最后对方没能成为自己的盘中餐。现在土豆并入优酷后,他另一个盘子也空了。未来的“寻找计划”更宏大。但首先要琢磨下纪伯伦的一句名言:我们走得太远,而常忘记了为何而出发。

 

链接:《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已于2012年2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心中无枷锁,写作不拧巴

这几天感触最深的关于写作的一件事。事情的起因是,最近我在周末画报上的专栏重启,仍然写荷尔蒙经济学。第一篇的选题找到了,写GOOGLE前执行董事长施密特套现巨额股票补偿前妻的。选题找到了,也思考良多,但迟迟没动笔,拖,一天两天三四天,还是写不出。就这样拧巴着,心理压力大到最后只好说放弃——给赖尹茹(Sunny)和廉洁发了邮件。一个小时后Sunny就回复了。

 

发件人:张华(东方愚)

收件人:Sunny,lianjie

主题:林中有两条路——抱歉

    真的很抱歉。本来说好继续合作专栏的。新一期选题的人物已经确定,但文章最后没有完成。而且,我也不打算写下去了。

   说实话两年前我们刚开始合作时,我饶有兴趣,从女性的角度解构商业史和企业家精神,好玩。专栏一共坚持写了28期,最后我又扩充,于今年出版成书。按理说,这也算是一个独特角度的研究,应该继续将专栏写下去,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但最近一周,我突然觉得丧失了兴趣,并不是因为这个选题写了那么多文章生了厌,而是觉得:我这样写着别人的生活、人生,于我的意义在哪里。

    听起来有些造作。但确实如此。每个人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哪怕是一个小的决策,都可能有一些大的玄机在里头,而我现在拿别人的婚姻来激扬文字,有时真是觉得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希望30岁以后的积累,能够对自己的转型有益。我的文字并不是那么性感,但我喜欢写,可是,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朝向商业的方向转型,而不是在舞弄文字和观点本身。

    弗罗斯特说,林中有两条路,你只能走其中 一条,然后怀念另一条。我有时太贪心,既想写专栏,又想写书,还在做一些商业策划,而我的宝宝还那么小。有时我对自己说,年轻就是资本,但后来——特别是当了爹后发现,我必须集中精力干一件事。

   我有时也想,是不是自己的写作态度太“正经”太严肃了。其实看一些文化和时政方面的一些评论和专栏,他们嬉笑怒骂,半小时就是洋洋洒洒一大片。其实我也有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就是2007年前后,两小时甚至一小时内必完成一篇文章。只要角度不错,逻辑清楚,一家之言嘛,写就是了。但现在真是复制不了那时的模式了,特别是在南方周末做了几年记者之后,每每写文章,首先想的是如何让自己知道的事情“真相”更多一些、更近一步。现在希望每写一篇文章,都能对自己真正有提升。这其实挺奢侈的。

    扯了这么多。我还是说声抱歉。我就不再写专栏了。有心无力。谢谢过去两年来你们看得起我的那些个文字。我内心其实很想写,但我现在觉得必须说放弃。我想有一天我还会写,不管是写商业类的文字,或是其它,一定能写得更好。

    祝好,春安

                                                                                                         张华

发件人:sunny

收件人:“张华(东方愚)”

主题:林中有两条路——抱歉

张华,

    看见你的信让我想起我们即将出的一篇文章《35岁的焦虑症》,我明白你现在正处于焦虑、想突破瓶颈、寻找自己未来发展方向的阶段。

    你不再给我们写专栏,我是觉得非常遗憾的,因为一直很喜欢你的文字。你最新报的施密特的婚姻问题,我一直饶有兴趣拜读,而且真的非常符合商业八卦的特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商业八卦有它存在的意义,如果从人生意义的角度去思考,那你就给它加上过于沉重的枷锁。我尊重你的选择,但实际上,心里非常惋惜。

                                               2012-03-09

一天后,也就是3月10日晚上。我应橘子会邀请,到学而优书店和大家分享《荷尔蒙经济学》一书中的精彩内容和最近五年写“富豪三部曲”的感受。我对演讲一直不太自信。其实想一想,7年前自己还当过一年半老师,3年半报社在成都论坛,我做视频访谈主持人还访了30多位企业家呢,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表现拙劣,过后不敢看视频。这一次一个多小时下来,我一样感觉有些不尽如人意。但大伙觉得整体还不错(一定有安慰我的成份)。我也不想那么多,总结一下就是。

1、  多点自信。不就是个讲座吗,肚子里有干货,讲就是了。

2、  逻辑要清楚,要简练,要细节,要讲故事,但不能跑题而收不回来 .

3、  多些幽默感。多些总结性的性感短句——特别是自创的好玩的句子。当时有读者提问,感觉这书的副标“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应该是主书名,“荷尔蒙经济学”似乎有些不太合适。我的回答是,你的问题很好,我承认有不太妥貼之处,应该像《超爆经济学》《魔鬼经济学》等那样的体例的,也应该是本“把妹指南”的,但现在是本中国企业家的婚姻吐槽集。

     第三天,也就是3月11日,现在在《看天下》负责财经版块的田毅兄弟,约我写篇与书主题有关的文章放财经版块头条。他是看了《商界》杂志节选的我书内容的一篇文章后找我的(商界杂志给我取的标题挺抓眼球:《中国富豪婚恋报告》)。按理说,《看天下》是个以文摘为主的杂志,我组合编辑一些书的内容发他就是。但我觉得,我昨天跟读分享时讲的段子要比书上写的精彩,那么我重新写吧,昨天怎么讲的现在就怎么写。于是,两个多小时,一气呵成,写了4000多字。顺了一遍,觉得还不错,给了田毅,但也觉得很流畅。我当时就感慨,心中没枷锁,写作就不拧巴。

晚上睡觉前,我又翻看布鲁格《南方纪事》一书。又读到倒数第二页那段话,一下子觉得醍醐灌顶:“不要一再拖延生活中的好事,不要等到已经充分证明自己价值、已经离自己的过去足够远才考虑那些事,因为那个时刻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不要找一个明确的终点线,也许你早已冲过那条线,但自己却没觉察到,就像黑暗中的栅栏。”

这段话我以前读过的。但远没现在感受深刻。这一两年,我感觉自己写作遇到了瓶颈。觉得自己写的不好了。最好的文字在2006年的专栏。越这样想,越对自己现在的文字不满。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结果导致自己的情绪差,写作激情下降,效率低,拖拉严重。其实根本没有想像的那么严重。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时间久了,谁都会有疲惫感,如我一般这么多年写同一题材的,瓶颈自然生长。我们要做的,不是将其放大,而是通过少写一点、写点别的,或是调整阅读与写作的时间比例,来转移注意力,来舒缓那种焦虑。

好莱坞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去年9月接受我一个同事的专访,有一段话这样说:“哪怕是天才写的东西,有90%都很差,只有不到10%是很好的作品。如果你想每个作品都写得很完美,你会发疯的。你得意识到,这90%的所谓垃圾是为了让你写出那10%的惊世骇俗的作品,越是天才的作家越能明白这个道理。你得清楚,最好的永远是下一件作品。所有的艺术作品都需要时间的检验,不要太过急于求成。另一方面,故事的魔法是人物的品质、潜在内心的情感,是那些能够感动你,能够抓住你的想象的东西。”

第四天.就是3月12日,星期一。我给Sunny说我这个周末经历的奇妙的心理旅程。我说,最近一两年确实给写作截上了枷锁,现在想来,有时说写作瓶颈是真的,但说多了就是个伪命题了。很简单:写就是了。她听了之后说,是的,不要老想着写出一些怎么惊世的作品,或者你认为有价值的作品,各人的看法太不一样了,这里面充满了太多偶然因素了。

我上周看到许知远和另一个记者晏礼忠的对话”,她说,许知远说‘我近几年一直非常苦闷,我想写出一、两本真正牛逼的作品。’晏说:‘你就别再纠结了,看着你就难受,你认为再牛逼的作品,读者也就是翻两翻就放在一边了。‘”

我哈哈大笑。那一刻,我觉得我解放了,不纠结了,不作茧自缚了。就像韩寒一次给读者的赠语“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样。对了,那天在学而优讲座完后,我在他们的留言簿上写的一行字是: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接下来,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对Sunny说,那我还是继续写专栏吧。她说好啊。当天的一大事件是优酷并购土豆 .我说我来写下王微吧,他总是个幸运儿。第二天上午,像上一篇文章一样,我一气呵成,写完《一个文青的资本之旅》一文。Sunny收到后觉得挺好。其实我自己感觉也不错。我是了解王微和土豆的。更重要的在于,跟着自己内心的情感畅所欲言,没有什么比这更痛快的事了。

#荷尔蒙经济学#史玉柱与董春兰:短暂的“史氏婚姻”

“请问你什么时候退休?”

“找到老婆就退休!”

这是2011年4月7日,史玉柱在新浪微博上进入“微访谈”时,和一位网友的答问。

史玉柱一如既往一副幽默口吻。不过提问者是有理有据的。巨人网络于2010年完成了研发改革,即巨人集团研发技术平台,《征途》《征途2》都成为独立的子公司,集团出资占51%股份,研发人员全员出资占49%。这是一种股权激励方案。这一年11月底,史玉柱说,如果《征途2》研发成功,他就会辞去CEO,“下台后就安心玩游戏。”

婚姻是史玉柱心头的一处隐痛。他在网上晒自己的工资和半祼照片,更是频繁发布自己和其他企业家交往中一些好玩的段子与照片,但他从不主动谈及自己的婚姻和女儿史静。任何一个坚毅的硬汉,内心都有一块柔软地,史玉柱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在上述微访谈中,史玉柱的同行、暴雨娱乐CEO朱威廉在线问史玉柱:“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史总同意这个观点吗?”

我当时看到朱威廉抛出这一微妙问题时,心想这哥们“够损的”,朱威廉当然知道史玉柱目前单身,但没有人说上述“伟大的女人”不可以是夫人之外的其他女人,他这一严肃和调侃色彩混搭的带刺提问,显然想难倒史玉柱。

插一句,朱和史之前有个段子。2007年朱威廉成立刚成立暴雨娱乐、决心进军网游业时,恰遇史玉柱抛出一个论调——没有一亿元别碰网游。这令朱威廉很是不快,他很快写文章反驳称其扯蛋,“(史玉柱)这些还算不上先行者的人们正在试图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不是亿万富翁或者弄不来上亿的投资就别碰互联网……是不是钱这东西在中国比外国更有价值,还是我们的CEO们都是有了亿万身家后才去创业的?”

言归正传。面对朱威廉的“刁难”,史玉柱回答称:“大多数男人是这样(背后有个伟大的女人),但我例外。”

在中国企业史上,有这么一撮群体:他们都是事业型的创业者,他们都曾有过短暂的像风一样的婚姻,之后,他们无一再提起往事,无论是继续单身还是有新的归宿。单身者如史玉柱,有新的归宿者如“女首富”张茵等人。

拿史玉柱来说,他和前妻董春兰的婚姻维持时间甚短。20世纪90年代初,史玉柱还处在创业阶段,离巨人大厦的兴建和倒塌还有几年时间时,两人就离婚了。他们之间是如何结合,又是为何分开的呢?

动荡中的结合与分手

2008年5月12日,一家名叫科大讯飞的安徽公司在深圳中小板挂牌上市。科大讯飞是中国最大的智能语音技术提供商,当天收盘价超过30元,涨幅达1228%。

科大讯飞上市过程中聘请了一家名叫安徽正信会计师事件所的机构,位于合肥永红路38号,旗下有25名左右注册会计师,法人代表是董春兰。

董春兰是史玉柱的前妻。

史玉柱1962年出生于安徽北部的怀远县,1980年以全县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浙江大学数学系,期间对计算数字尤为热爱。198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他常沉浸在调查队机房,在编写程序中寻找乐趣。

他很快获得了一次到西安统计学院(现为西安财经学院统计学院)进修的机会,这是一所1953年由国家统计局投资兴建的专业统计学校。史玉柱在这里收获良多,目光前瞻,进修后说服安徽统计局领导购得一台IBM PC。

史玉柱并未意识到,当时正是美国计算机行业剧变的一个尖峰时刻。2000年前后,美国计算机界为“谁第一次提出了笔记本电脑概念”急诊不休,日本人说此殊荣属于东芝,而IBM则坚称,它在1985年开发的PC Convertible的膝上电脑是笔记本电脑的开山鼻祖。

史玉柱编写的农村收入与消费的统计软件,受到了安徽省统计局的极大重视,加上他同时发表了一些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和分析文章,甚至引起了国家统计局的关注。1986年,经人推荐,他进入深圳大学深造,攻读软件学专业研究生。

就在史玉柱南下深圳之前不久,他和安徽统计局的同事董春兰刚刚结为连理。史玉柱从来都是一个力争上游和不安分的人。年轻时候的他,并不知家庭责任究竟为何物。他以事业为重,虽没有视婚姻为附属品,却坚信婚姻不能成为人生的累赘。他不相信宿命,却在有意无意中天真地以为男耕女织的传统婚姻是牢固的。

深圳大学是史玉柱事业起飞的重要一站。说来奇怪,深圳大学,这一创办于1983年,中国第三梯队中的高等院校,倒是培养出了许多IT业巨富。史玉柱是1989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他毕业后3个月,18岁的马化腾成为深圳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位新生。

深圳大学一直以此为荣,2008年25周年校庆时,特别邀请史马二人回校传经解惑。2009年12月,巨人和腾讯宣布,将合作运营巨人此前开发的网络游戏《绿色征途》。这是他们第一次联手。

董春兰后来为史玉柱生下一女,取名史静。史玉柱从深大毕业后没有回到安徽,而是选择创业,1989年即推出大名鼎鼎的桌面中文电脑软件M-6401,赚取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关就是逾百天”而写下50万行软件代码的故事后来为不少创业者津津乐道。直到2011初史玉柱提起这一段子,还感慨那时候关键模块都是使用的极枯燥的汇编语言!“勤奋可以让人变得更聪明。”他说。

殊不知,就是这个时候,史玉柱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

1991年,董春兰从安徽统计局辞职,赴深圳驰援史玉柱,一边到其公司做会计,一边做起贤内助。

然而,一年后,两人就离婚了。要知道,这一年,史玉柱的M-6403利润超过3000万元,名噪一时、号称要建“中国第一高楼”的巨人大厦设计方案新鲜出炉。第二年,巨人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成为位居四通之后的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

就是这样一个上升期,董春兰选择与史玉柱分道扬镳,到底有什么样的隔阂,使这对夫妻不能共富贵呢?

 

法人代表董春兰

原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队长、安徽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抽样调查队队长金玉言,即史玉柱当年在安徽时的老领导,对史玉柱的印象是“不懂生活”、“结婚后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加上两人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分居两地,婚姻出现裂痕,对软件的极度沉迷的史玉柱并没有弥补的意识。

2007年的一期《三联生活周刊》中讲到一个关于董春兰的细节——董春兰来到深圳搭帮史玉柱期间,有次生病住进医院,要摘掉一个肾,史玉柱并没有给予她应有的呵护和关心,董春兰甚为灰心,遂写信向金玉言“投拆”。

仅仅因为事业与婚姻不能兼顾或无意识而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史玉柱和董春兰演绎的这一曲婚姻大戏令人遗憾。

2001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对一群颇具规模的民企掌门做了一项关于婚姻状况的问卷调查,对“自己能否在事业和婚姻上都取得成功”一项,723%的受访者选择“很有可能”,选择“有一点可能性”的比例为255%,另有约21%的被调查者表示“不太可能”。

与史玉柱离婚后,董春兰回到了安徽。1995年,她组建了安徽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任法人代表。

非常有意思的是,史玉柱创业时,金玉言曾前往深圳为其巨人公司出谋划策,董春兰创办正信会计事务所前夕,他又回到合肥帮忙,“我跟他们二人关系都很好,但我更同情弱者”,金玉言说。

就在董春兰创办正信会计所一年后,史玉柱的从人生的巅峰跌至谷底。没有人知道,此时的董春兰是怎样一副心境。而对史玉柱来说,他也许是他所必须要蹚的河流。多年后他东山再起时,虽然激情不减当年,但理性成分更浓。

事实上,董春兰也有着女强人的秉性。史玉柱婚后无暇家务,而董春兰亦不习惯独自下厨,两人经常在单位食堂解决就餐事宜。她自己创业后,陆续取得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土地估价师、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等执业资格。她还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成员(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建有民进安徽省下支部),安徽民进企业界会员联谊会副会长,积极参政议政。

她的正信会计事务所这些年在市场上斩获颇丰,先后为淮北矿业、淮南矿业、铜陵有色、巢东水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市审计局和财政局等政府和高校及几千家中小企业提供各类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工程造价审核等业务。2008年5月上市的科大讯飞,资产评估机构之一也是正信。

从这些业务可以看出,她在安徽省的人脉资源极其丰富。2010初,她和搭档袁林还在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

史玉柱与董春兰离异后没有再娶,近些年,他所到网游、金融、酒类等行业,无不掀起一股旋风,在资本市场上亦技不输人;巨人网络的两位高管——程晨(常务副总裁)和刘伟(总裁),为史玉柱的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亦被坊间戏称为史的两位“红颜知己”。

2009年胡润百富榜上,他以145亿元财富居第46位。引人注目的是,在2009年女富豪榜上,杨惠研(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女儿)、刘畅(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女儿)、胡佳佳(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女儿)、史静(史玉柱女儿)四位女子的财富分别为310亿元、81亿元、23亿元和15亿元。史静于是被坊间称之为“网游业第一千金小姐”。

 

忌讳旧事的富豪们

史玉柱现在偶尔接受媒体采访,即使和熟识的记者谈得酣畅,也绝不公提及自己年轻时失败的婚姻(尽管他当时并不认为失败)。他看起来大大咧咧,内心却对任何事物的边界都分得一清二楚。他是处女座,一个完美主义者,而完美主义者对事物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史玉柱最近一些年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他想研修佛学,但有时他又有些游离,“人为什么要信佛,说白了还是迷信,”史玉柱说,“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掌握的时候,特别容易信教。”

对现在尚且单身的史玉柱都不愿再提婚姻旧事,那些后来又找到适合自己另一半的中国富豪及企业家们,他们更加绝口不谈之前的婚姻——除了像郭台铭这种妻子早逝类型者。

周成建在2010年胡润百富榜上位居第25位,家族财富为230亿元,连续三年被称为“中国内地服装业首富”。他在温州发家,后来将总部搬至上海,现在其品牌美特斯邦威在年轻人中无人不晓。周成建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和他生下一个女儿(胡佳佳)和一个儿子,第二任生下一儿子,第三任是2003年和周走到一起的,之前在证券公司任职。

2011年4月中旬,我到上海采访周成建时,直言不讳地问他,前两次婚姻为什么没有持续下去?“这是适合不合适的问题,而没有对错之分,”周成建也很直率,“从20来岁时不懂得婚姻时草草结婚,到有意识寻找适合自己的,到找到最匹配自己的,这是一个过程。”

周成建是个工作狂,他手下的人告诉我,他如果不出差,每天早上很早就来了办公室。在很多一段时间里,他周六周日也来公司,于是公司员工们也必须加班。“现在我不敢也不能这么做了。”他笑着说。

“是不是你的太太也浸于工作的原因呢?”

“没有啦,尽管她在生意上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但她同时是一个非常会生活的人。”

“胡佳佳持有美邦的股份,是代你持的,还是你为补偿佳佳的妈妈的考虑呢?”我不依不饶。

“是代我持的,跟我前妻没有关系的。”周成建说完,端正了坐姿,猜疑地看着我说,“你怎么对我的婚姻这么感兴趣?”我哈哈大笑。

再说几位女性企业家吧。众所周知的一位——曾执掌阳光卫视的杨澜年轻时也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1994年她离开央视、赴美留学之前,就已结婚嫁人,丈夫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友。但这一婚姻维持了只有一年多时间,1995年,杨澜还没有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就和现在的丈夫吴征结婚。个性原本要强的杨澜,和吴征之资源的嫁接,使得她的事业上升的加速度明显加快。

吴征思维很是西化,外刚内柔,而杨澜虽亦不乏国际视野,但是骨子里是传统思维,外柔内刚。她对自己的孩子倾注了太多心血,主持《天下女人》的一些妙语实乃亲自经历后的感触。吴征和杨澜生活及理念难免产生冲突,但他们均丝毫不会把这种情绪和状态进到工作当中或挂在脸上。

2003年年底,吴征夫妇让出生不逢时、接连亏损的阳光卫视控股权后,一重庆媒体称吴杨二人离婚,这使得他们怒不可遏,将其告上法庭,要求赔礼道歉,同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费人民币1元整。这便是2004年初热闹一时的所谓中国内地“首例名人名誉侵权案”。

再来说“女首富”张茵不太为外人知的一面吧。我在本书第6章提到她和丈夫刘名中在玖龙纸业“女主外、男主内”的风格和彼此的默契。在遇到刘名中之前,张茵也曾有过一次婚姻,与史玉柱、周成建一样,是20岁出头就结了婚,她于1982年和前夫生下一个儿子。1985年张茵赴香港创业,做起废纸生意,后来与自己的台湾牙医刘名中结合,并于1992年生下一子,大儿子也改姓刘,名晋嵩。刘晋嵩于2009年8月任玖龙纸业执行董事,张茵显然有意培养其为接班人。

非常有趣的是,2007年8月,一份《“十五”时期广东妇女发展报告》发布,这一报告对女性离婚人口的现状进行调查后发现,女性离婚率连年培增,其中女官员和女企业家离婚率最高,是男性同类职业离婚率的近4倍。

我采访张茵的时候,一向非常健谈的她,对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守口如瓶。个中心境不难理解。

类似的中国企业家还有不少,他们对现在的婚姻状况甚为满意,对曾经的婚姻经历颇为忌讳。这其实已经足够。婚姻,对大多数人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生的创业者来说,是比他们后来经营的实体企业起步更早的一项事业,所谓不谙世事,遭遇变故也在情理之中。所幸他们后来都找到了新的港湾,并视婚姻和事业为自己的左右手。

美国有位社会调查研究专家和家叫托马斯·J斯坦利,他从1973年开始致力于美国富人生态的研究,他在著写《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时,对美国1300多位百万富翁进行调研,得出的成功秘诀是良好的信用、自我约束力、善于交际、勤勉、有贤内助的支持;调研结果同时也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成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和永续的人一生没有离婚,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的人,第二次婚姻也会维持在十年到二十年以上。

斯坦利的研究成果,同样适用于中国企业界吗?

 

链接:《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

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