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鸟语花香,感觉整个世界都很亮堂

前些天罗振宇老师发了条娱乐圈的一则典故。说王刚等人写《天下无贼》剧本时,遇到一个天大难题,怎么才能把一个惯贼的从善解释得合理?不得已,只好请教王朔。“王朔沉吟半晌,如老吏断狱般地指出:‘让她怀孕!’果然,全局皆活。既然怀孕是从善的契机,窃以为,若遇恶人,则设法让他们怀孕。不仅无过,复且有功。”

这个段子很欢乐。但是却非常在理。在为人父为人母面前,“恶人”与常人几乎无异。一个受精卵从发育成胚胎到呱呱落地成为婴儿,再到踉踉跄跄学走路,从每一次胎动到每一次哭声再到每一次跌倒再爬起来,一个鲜活的生命教给我们的东西,要超过我们当初的想象。我一直认为没有孩子的人生是残缺的,但没想到有孩子的人生会收获这么多。

从1960年我爹的出生,到1982年我的出生,再到2011年小报的出生。半年多世纪,对一个家庭来说,最直观的变迁便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在古代是很容易的事,但1949年以后就没那么容易了。庆幸的是1960前后中国三年灾害期间父亲能够顺利出生,50年后小报妈怀孕期间吃的不是三聚氰胺牌奶粉,而我也从来没有坐过D301次动车(小报出生前一天晚上温州动车事故发生)。

你瞧,这三个男人是生猛而幸运的。虽然这个国家的性格由不得这三代人的情绪来决定,但文化传承的基因中,他们才是生产者——没了靠谱的螺丝钉和螺丝帽,再牛逼的通天机器也只是一堆璀璨的智能金属物。我不知道小报长大后会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事,但希望他能够自主自如地生活。一如我现在用婴儿车推着他在小区散步时的内心世界:一路鸟语花香,感觉整个世界都很亮堂。

现在自主自如对我们来说确实只是幻影,从而只能成为内心世界的戏剧性元素。到报社上班,听到最多的声音之一便是“稿子被毙了”,和朋友们讨论育儿话题,三句五句后便是食品安全和上学难。幸亏我有一定的自我隔离能力,避免了时常处在沮丧之中。但我没有那么悲观。尽管有时也会唉声叹气。

梁漱溟晚年接受艾恺采访,也提到“自主自如的生活”。他提欣赏孔子对其最得意的门生颜回的评价“不迁怒,不贰回”,意思即从来都不把自己的怒气迁移到别人的身上、同样的错误也不会犯两次。这是精神胜利法吗?不是。梁举了他受影响较深的伍庸伯先生为例。伍当年是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李济深的参谋,梁和两个朋友去拜访,伍说你们先聊聊天,我休息15分钟。然后就坐在一把椅子上马上睡着了,15分钟后自动醒来。这个细节让36岁的梁很受触动,他觉得这才是大家:拿得起、放得下。

 

为什么“骗子”欧阳坤、丁海森、卢俊卿们能够如鱼得水?

有两句话常被中国年轻人拿来鞭策自己。一句是“出名要趁早”,一句是“三十而立”。他也不例外。出生在河南原阳县一个普通家庭的他,18岁中学毕业后进入民营影视学校,并开始积极寻找演出机会,20岁时就曾志伟等香港明星一起演了一部戏;21岁即毕业当年在成立自己的影视公司,并开起一间影视培训基地——虽然办了两届就关张大吉了,但他的野心更大;25岁时摇身一变成为奢侈品行业的“专家”,而真正让他觉得找准方向的,是以“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代表处CEO”的身份在国内开疆拓土:制作榜单、会展、咨询,以及在全国各地发展“世奢会中国Club会所”,30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知名人物”,头衔多到自己都数不过来(当然大都是自封的)。

他是谁?毛坤、毛绍坤、欧阳坤、毛欧阳坤…没错儿,《南方周末》的封面报道告诉我们,这是同一个人。而他声称根据风水师的指点改叫“欧阳坤”,正是2008年30岁时。他希望自己飞得更高,可能骨子里又觉得改姓氏是对祖宗的不敬,所以虽然对外的名字是欧阳坤,身份证上的名字却是“毛欧阳坤”——一个多么性感又纠结的名字啊!

故事如果只讲到这里。欧阳坤或许也可以视为一个典型的有着“中国梦”的普通中国年轻人的标本,当年的“屌丝男”现在专门在富人圈里做生意,多么励志。可是,4年后的2012年,他的真实面目被揭开了,即所谓的“世界奢侈品协会”其实是“廉价”的,只是他牟利的外衣和工具,他为了使这一切看起来逼真,一开始就用心良苦注册离岸公司等。

一时间,他被贴上了“骗子”等标签,成为人们嘲讽和对象。

没错儿,他虚假的教育经历是在骗人,自己炮制出来的各式头衔也让人不齿,打着NGO名义却干着“收钱就让你上榜单”的勾当让人愤愤不平。可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他为什么能够“成功”,以至于他在奢侈品行业那吹起的大泡泡直到第十个年头的现在才被戳穿?

值得玩味的是一些媒体,当年把欧阳坤视为行业明星,对他发布的榜单甚至做过长篇累牍的解读,但现在又义正词严怒斥其所作所为。更好玩的是一些企业,明明知道所谓的“世奢会”名不副实但却选择沉默甚至交钱上榜。

说白了,在现阶段的中国,世奢会有着诞生和野蛮生长的肥沃土壤。就算没有欧阳坤,也会有慕容坤、司马坤出现。

这让我想起来两个人,一个是卢俊卿,一个是丁海森。前者是因女儿“卢美美”炫富而被挖出来的一名政商掮客,,其执掌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一家在香港花1万港币注册的皮包公司,在内地搞“论坛经济”到风生水起;后者的头衔也是让人目不暇接:《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中文版总编辑、《世界经理人周刊》和《世界企业家》总编辑,他甚至还自己注册了听起来很酷的《华尔街邮报》,而所有这些名号都是为他的敛财工程“世界品牌实验室”开路和服务的,这是一家借经济学家蒙代尔,同样以搞论坛和如“亚洲500强品牌排行榜”一类排名为主的商业机构。

卢俊卿的致富路径被曝光后,他觉得自己很委屈。而丁海森呢,15年前媒体开始揭露其骗局,但直到今天,他仍然活得很滋润,值得关注的的仍然是莫过于一些媒体,明明知道丁氏排行榜真相,有时却还是会去领奖,作为在传媒行业品牌实力的一项荣誉。丁海森一边经营着自己的“品牌”,一边偷着乐,现在他旗下“杂志”的数目更多,不久前还搞了一个“中国10大超级豪宅排行榜”。

很明显,不是我们的智商不够高,不是我们的甄别能力有限。在消费主义盛行,和“重名号、轻内在”的商业文化中,排行榜上的虚拟名次,和以“最XX”为噱头的各式奖顶,有时像伟哥、有时则像大麻一样为从下至上的市场主体所尊崇;而当有政府官员来为这些排名捧场或有意无意“正名”时,整个国家就呈现出一种“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半癫狂半魔幻色彩的特征。

这种癫狂和魔幻吹出的色彩斑斓的泡泡,就像股市里的游戏。交钱上榜者好比上市公司,欧阳坤、卢俊卿和丁海森们便是“股市红嘴”(相对于黑嘴),收人钱财,帮人吹牛。但股市是个零和游戏,靠炒作而喷发的股价终有一天掉头向下甚至一泻千里,那时真正的埋单者便是中小散户,它们对应的是市场上的普通消费者。当然上述三人当中,卢俊卿要比欧阳坤和丁海森更甚。前者玩转政商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在侵占公共利益。而后两者只不过是商海中的“深度钻营者”,有的时候游戏的特征便是“愿者上钩”。

当“世奢会”成为众矢之的时,欧阳坤曾拿胡润说事:“胡润给中国企业家排名,因为他是洋人,大家相信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给世界奢侈品牌排名,大家就说我是骗子。”这个逻辑乍听起来有一定合理之处,胡润也曾说过在他受到威胁时,他的外国人的身份无形中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如果把胡润制榜的商业密码归结于他是个外国人,要么是高估了外国人身份的能量,要么就是在偷梁换柱。

胡润当年从和《福布斯》合作发榜,到单独制榜,到同样包含有民营企业品牌价值榜在内的一系列胡氏榜单的现在,13年过去了,他榜单这一块业务的商业化程度其实还是蛮低的。4年前我和胡润合作出版一本图书时,曾有两三家机构找到我,希望我帮其咨询一下胡润是否可以把其中一个或几个榜单“外包”给他们。

我没有去帮着打听,因为我了解胡润是典型的欧洲人的价值观,视工作为一种乐趣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的实现财富积累的工具。但到中国人这里,一切都变了,中国人做事非常有目的性,热衷于“技术路径”上的“创新”和“突破”,如果像欧阳坤一样找到实现通达路径之前的人生几多崎岖,就更加注重“投入产出比”,希望短时间内赚个盆满钵满以弥补当年吃过的苦,所以就算再给欧阳坤以机会,他一样学不来也不会学胡润那一套。

(本文系周末画报专栏。上文三张插图均来自网络,自上而下分别为欧阳坤、卢俊卿、丁海森。)

饥饿游戏VS大逃杀,前者的主角是反抗暴政追逐自由的年轻人,后者的主角才是人性善恶

   

 如果看过日本电影《大逃杀》,再进影院看《饥饿游戏》,就会感觉很“平常”。

同样是杀人游戏,《大逃杀》在人物刻画上下了很大功夫,而《饥饿游戏》就像走过场一样,除了男女主角,其它游戏参与者鲜有给我们印象深刻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

我个人觉得,一个原因是,《饥饿游戏》拍得不太成功——如果看了《饥饿游戏》的书的话,或许会有同感。书上的细节和心理描写比较多,每个人的纠结,无论笔墨多寡,都有呈现。但到了电影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匆忙,匆匆忙忙地战斗,匆匆忙忙地死去。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最主要的,就是在东方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权谋,或者通俗来说就是算计。而在西方,反对暴政、追逐自由是第一位的,勇敢和坚毅的品格最让人敬佩。

所以苏珊·柯林斯把《饥饿游戏》的背景,设置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一共有13个区,其中12个区曾反抗统治者但遭到镇压。参加残酷杀人游戏的,就是从每个区选出2位、总共24位青少年。每个区的2位参与者,与其它区的人都是素昧平生、无怨无仇。他们后来剑拔弩张,也皆与求生的本能和能力胜过自己的“对手”的警惕有关。但无论如何,他们真正的隐形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极权的“国王”。

而深作欣二和深作健太父子,把《大逃杀》的场景,设置成一个小学班级。40多位小学生,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身世都不相同,但他们彼此熟悉,甚至亲密无间,他们一开始知道要自相残杀时觉得很荒谬并同仇敌忾。但很快,游戏开始,那个叫作人性的“暗物质”出场,人性里所有关于恶的东西,一幕幕展开。对中国观众来说,至此一定很受感染甚至感同身受。特别是深作父子让一个女学生死的时候,通过她身世的回顾,呈现出“我自小被母亲卖掉,险遭杯人蹂躏,我坚强地活着,活到现在已属不易”的一种姿态,悲壮至极。

所以看《饥饿游戏》,我脑海中闪现过的一个电影是《勇敢的心》;而看《大逃杀》时,我想到了另一部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我有些吹毛求疵。但这并非在讨论孰优孰劣,而是比较一下东西文化的差异。好比中国人喜欢《甄嬛传》,而美国人爱的是《末代皇帝》,道理是一样的。

雷士吴长江远没娃哈哈宗庆后幸运,施耐德是猛兽而达能越来越衰

文/东方愚

吴长江和宗庆后,分别是中国照明行业龙头企业雷士和食品饮料行业龙头企业娃哈哈的创始人。这两位民营企业家都正在或曾经与外资激情交锋,且对手都是法国企业。两场“战争”中他们路数的异同与命运值得关注。

最近资本市场上一件热闹事,是吴长江突然辞任雷士董事长兼CEO、执行董事等一切职务,从自家企业里“出局”。接任其董事长一职的是软银赛富的阎炎。本应该闷头赚大钱的风投走到前台是很尴尬的事,阎焱哭笑不得,但又很无奈。

还有人也哭笑不得——雷士的外资股东、法国的施耐德。这是一家被业界形容为“极具侵略性”的世界五百强企业,这些年在中国疯狂地跑马圈地,且毫不讳言自己的战略:收购、再收购。他曾想拿下中国最大低压电器生产商之一的正泰集团被拒,转而将手伸向正泰的同乡兼劲敌德力西。当在产业链上游布局成功,施耐德把下一个目标盯向雷士。

2011年7月,施耐德从软银赛富等雷士的其它股东手里买来9.2%的股份,成为雷士第三大股东。前两大股东分别是软银赛富(持股18.48%)和吴长江(持股18.41%)。

成为第三大股东是其第一役,随后主动出击,迅速在雷士内部进行包括人事、市场等资源上的布局和渗入;它的第二役则是“以静制动”:因为吴长江引入投资的代价是退居第二大股东,但他和软银赛富所持股份相差无几,一定有增持意愿。如果要实现“短平快”的高效率,八成会通过杠杆式交易,但如果失利,吴长江会很被动。但他每退一步,施耐德就等于前进一步。这样的事情没想到果然发生。这便是施耐德现在为什么要“笑”的主要缘由。

吴长江为增持股票“左右开弓”,“左”是和汇丰银行进行期权对赌,“右”是在券商那里开设孖展账户,以小博大。没想到左右都输了。前者赔个3000多万港元就了事,但后者事大——本来通过数十次增持雷士,到2012年5月中旬时吴长江持股比例达19.97%,已经超过软银赛富成为雷士第一大股东了。但5月25日的突然辞职,导致股价大跌,券商强行平仓,吴长江当天甩出近5000万股,持股比例降至18.45%,重回“老二”位置。

那么事情的关键仍然是:什么样的激情交锋导致吴长江辞掉一切职务,并引发股价大跌,使得“走钢丝”赢来的第一大股东位置又在顷刻间拱手让出?最大的一种可能是,施耐德希望从软银赛富手里买更多甚至其所持有全部的雷士股份(两者所持股份总和超过27.5%),以取代其后者大股东之位。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吴长江虽早有预料,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于是决定撂挑子,实施“破坏性开采”战略。

这便到了施耐德收起笑容,转为皱眉甚至想哭的时候了。雷士是一个地道的民企样本,野蛮生长而来,吴长江和他的供应商及经销商们,更像江湖兄弟而不是合作伙伴。他此时“归隐“,势必引起经销商们情绪反弹。更重要的是,雷士的36个经销商运营中心和近3000家专卖店,还没纳入上市公司。要知道在吴氏眼中,渠道才是雷士的命脉和法宝。

2011年12月我在吴长江办公室和他有过一次长聊。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对创业者来说,比启动资金多寡重要的,是人脉资源的强弱“,二是“如果雷士照明被超越了,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离开了”。

雷士将来会不会被吴长江自己给超越?也就是说他另立门户,最后打造出一个体量更大的“新雷士”。这种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但是难度要大得多。尽管根据财报,由吴氏家族成员掌控的雷士关联企业2011年通过雷士渠道的销售额占到了其总营收的近两成,但他们皆是租赁的雷士的商标,且到2013年5月就要到期。

而从吴长江离职后发布但随即删除的一条声称“我依然会回来的”的微博来看。他应该暂时并无另创立新品牌的打算,且似乎有信心在“下半场”让自己柳暗花明,重掌雷士帅印。他最近的举措之一是推荐他弟弟任雷士董事。但施耐德不是省油的灯,更激烈的博弈和交锋还在后头。

和吴长江相比,宗庆后当年要幸运的多了。第一,娃哈哈至今都没上市,达能当年不是参股娃哈哈,而只是和其成立了五家合资公司。当然这一点吴长江没有后悔药可吃,雷士在六年前极度缺钱进曾以“地板价”出让过股权给一些自然人融资,后来有软银赛富这样的“大机构”进来已属万幸;后面施耐德进来时,吴长江即使有担心,也只能自己给自己壮胆了。

第二,宗庆后当年可以大打“民族感情”牌,吴长江却不能这么干。资本角力不讲感情,且雷士的体量远无法和娃哈哈相比,吴长江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知名度和身上的标签也远不能比拟宗庆后,两者唯一可相提并论的是,对各自的渠道商之“忠诚”有相当把握。事实上我对宗庆后当年不讲规则、不守合约的招数是反感的,但它确实凑了效,或者说为他最后的获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惹得中国的商务部“高度关注”。他最终如愿以偿,用很少的钱买下达能在合资企业所持的全部股份,从此“永绝后患”。

第三,达能恰巧在中国越来越衰,而施耐德正愈战愈勇。达能这些年在中国食品饮料行业可谓节节败退,先是和光明乳业“分手”,后与娃哈哈的争斗跑起马拉松,之后又陆续退出分别和蒙牛、汇源果汗和正广和的合资公司。这家前身是玻璃制造企业的巨头企业,现在几乎只能隔着一扇玻璃窗,来看本土势力之疯狂掘金和扩张。软银赛富在这个行业的一桩交易,是两年前从达能手里受让了汇源果汁近23%的股份。

当然,每个企业家和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命数。不宜轻易从吴长江事件中得出诸如“民营企业引入风投或外资需谨慎”之类“警示”,因为很难说当初雷士没有软银赛富那一两个亿的救命钱,今天会更好或更坏。但吴长江确实太过自信了些,当初股权被严重稀释,他信誓旦旦说自己很能为投资机构赚钱,以表明自己举足轻重。当然,吴长江就算未来不能杀个回马枪,他也应该庆幸,自己至少没有像因和投行对赌、发行高额可转债的魏东一样,导致自己一手创办、后在港上市的的福记食品被清盘。说白了,做没做赌徒不重要,怎么个赌法最关键。

(本文刊发于上海证券报「愚者一虑」专栏
 http://news.chinaventure.com.cn/47/20120615/89199.shtml )

 

附:6月19日就雷士照明事件接受第一财经电视连线采访: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和《拆弹专家》都在延展财经话题的表达方式

郭凯专栏结集的《王二的经济学故事》一书和潘石屹等人主演的《拆弹专家》系列微电影,都在延展财经话题的表达方式。在一个领域混,专业、深入是根本,接下来我们常会说角度的重要性。但是日光之下无新事,经济兴衰一个轮回,所有的角度都会被用个两轮。这个时候,如果有智趣,想一想可不可以在表现手法上做一些创新吧。

我这几年做财富人物和财富现象的报道和评论,最近一年遇到表达疲劳,而读者也有审富疲劳。应当怎么样尽快重拾热情,是我一直思考的一个命题。郭凯和潘石屹是给我一些启发。让我想起去年我和几个朋友搞过一段时间的“财经影像联盟”博客,方向其实异曲同工,那就是崇尚混搭为王。

 

链接:郭凯博客 http://www.kaieconblo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