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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Store已上线电子书《#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只需6元,即可在iPhone或iPad上一一览中国富豪们隐秘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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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采访与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荷尔蒙经济学》前言:为什么中国少有盖茨式夫妇?

(一)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第一,他们是同龄人,均于1955年出生; 第二,他们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比尔·盖茨凭借微软曾长期“霸占”着“世界首富”之宝座,而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第三,他们都在不到60岁的时候退休了。

你瞧,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给忽略了,那就是——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来中国访问时,杨澜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

比尔·盖茨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两者都不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才是!”

盖茨不是在哄妻子梅琳达开心,这是真情流露,内心的声音。

对于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的结婚是他完成性格嬗变过程中的润滑剂。他创业的前十年,性格狂躁甚至有些暴戾,对创业伙伴的不仁不义,在对自己的亲人上亦如是——不接受自己的私生女,甚至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为幌子,和前女友划清界限。这种作法令人发指;而乔布斯也遭到了“报应”,被驱逐出了苹果公司。1991年,即乔布斯二次创业六年后,也是他重回苹果公司的六年前,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他终于明白,亲人是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家庭才是最朴实无华的心灵栖息地。

“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的力量显然不妥,但是可以说,从女性荷尔蒙中的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盖茨夫妇很早就常常出双入对,而一向“金屋藏娇”的乔布斯在几年前的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上,破天荒地把太太给带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巨富、全球知名的企业家了,我们推开他的家门,“惊讶”地发现拥有一位“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恰恰相反,他们和普罗大众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或者退一步来说,他们是生物族群中普通的一分子,雌雄之间的感应与吸引、帮助与促进是应有之义。

对中国企业家们更是如此。

(二)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甚至身边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文化”原本就举足轻重。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

当这些商人经过30年或20年,在中国商业舞台皆具有一席之地,成为明星企业家或经理人时,如果我们仅仅从商业本身去追溯其成功基因,而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家文化”,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断裂”。

刘永好兄弟当年从卖鹌鹑蛋开始创业时,妻子李巍的能力在他之上,如果把其家族企业成立时,夫人们被“劝退回家”理解为中国文化中男耕女织之传统观念使然的话,当李巍后来按捺不住自己创业的冲动,并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时,她这种脾性会让刘永好内心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刘永好的脾性,从而使得他在新希望的永续经营和金融投资上有条不紊,且不时以退为进?

再如,“学历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唐骏被人们重新认识——尽管他的能力甚佳,但其实从日本留学到美国创业,再到进入微软,不久后回到中国,直至加盟盛大,最后又转战新华都,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快,然而他习惯性把这些转身渲染的很是华丽。那么,他的这一自恋般的性格之源泉来自哪里呢?或与自小出身贫寒、时有自卑有关,但想一想,他的妻子孙春蓝也是很出众,且每一次都会给唐骏一些忠告,为什么唐骏无一听得进去呢?与他们结婚20年,但因“错位”分居两地就超过10年的情形有无关联呢?

听起来有些八卦?其实,刚开始酝酿《荷尔蒙经济学》这一选题时,我是这样定位的:虽然我在本书中会写到许多富豪夫妻之间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是独家披露,但我的初衷绝非仅仅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我想做的,是从女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诞生、生长和兴衰的生态当中的那些个规律——特别是足以颠覆我们先前观念与逻辑的规律。

 
(三)

我曾对 “婚姻经济学”这一概念有点厌恶,因为经济学上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即假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们怎能以如此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呢?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觉得“爱情至上”。直到后来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Cary Becker)《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开始改变看法。

贝克尔的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家庭经济学》或者《婚姻经济学》,他把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市场关系,运用经济学工具,对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等行为一一做出分析和解释。

他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而婚姻的本义,也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他同时还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家庭中男女分工、对孩子的不同需求甚至一夫多妻等话题。

我在2006年读完贝克尔这本书后就成了“贝粉”。老贝是个“大嘴巴”,在美国惹的争议不少。他放言“对石油企业征暴利税是愚蠢之举”,还曾说“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后又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言外之意是娶职业女性要当心!

但我喜欢贝克尔的特立独行,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分析方法,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无从反驳,甚至被他说服。当然,加速我认同贝克尔“婚姻经济家”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起来。我周围许多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和表情、模式与路线,几乎完全像贝克尔在《家庭论》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应该佩服老贝的“先见之明”,还是感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和变异的一些情愫。

现在我发现,5年来我那些结婚的朋友们,个个都成为了理财专家,而离婚的朋友们当中,有几个转行做了企业兼并和重组顾问的工作。

 
(四)

这几年我在《南方周末》任职,专注于财富现象研究和企业家报道。2009年打算写《荷尔蒙经济学》一书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采访中,面对眼前的企业家,我总会不失时机、不失礼貌地问一些关于其婚姻的问题:妻子的角色、性格,两个的相处之道,子女的教育方法等。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可以阳奉阴违,但在夫妻关系上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他的家庭破碎了,或遭遇过婚姻变故,同样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采访张茵时,她以强调与现任丈夫刘名中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黄金搭档”,来回答我对她第一次婚姻的好奇;采访曹德旺时,他直言因为感情出轨而觉得对妻子陈风英有所歉疚,于是一度将福耀玻璃的法人代表改为妻子;采访李东生时,他与现任妻子魏雪的恩爱就在眼前。。。。。。

当然,并不是每位企业家都愿意“打开窗户说亮话”,同样,并非我感兴趣的每个样本我都能采访到。所以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外围的采访,企业家的朋友、同学、下属,或是其妻子或丈夫的朋友等,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旅程”——是非常有趣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外围的朋友们,等于与我一道,在做企业家与其内人的样本研究:史玉柱为什么会与董春兰离婚?尹明善夫人外交有着怎样的故事?吴亚军为什么让蔡奎辞去龙湖地产副董事长一职?潘石屹与张欣的婚姻两度几近破裂分别事出何因?李兆会到底是如何认识车晓的?

当样本积累的越来越多时(本书的样本共100对夫妇,见本书末的附表),我发现或许可以东施效颦一把,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做些分析了。

举两个不尽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位商人在事业小有所成后才考虑婚嫁,那么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大方的买家会影响“市场价格”,当然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找到最好的“产品”。

一位商人在多元化过程中投资兴建了一所民办高校,从此学校里有姿色的女学生就成为了这位商人和朋友们紧盯的猎物,那么,如果女学生们乐意,他的朋友们便是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者,因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

显然,与贝克尔不同的是,我采集这些的婚姻样本全是富人样本,而且是中国富人,所以它从一开始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的味道,同时在读者看来更具“功利”色彩。

 

(五)

根据企业家的不同类型,我把这些样本分为了七大类、明星企业家及妻子、特立独行的夫妇、青年才俊与佳丽、职业经理人与夫人、“女主外、男主内”型、危局时的夫妻档,以及离婚与再婚者们,然后我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

这七类样本,分别对应了七条经济学原理,它们构成了“荷尔蒙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1、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字命名,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这是摆在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严肃命题。有人不断尝试新生活,有的则善于修补旧时情。

2、风险偏好理论

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主动追求风险,收益率虽然时高时低,但认为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风险回避者在预期收益率相同时,喜欢低风险的资产,而对于具有同样风险的资产,则偏爱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中立者既不回避风险,也不主动追求,他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不管风险大小如何。

在承担不确定的风险时,风险偏好不同的特立独行者们,划出的曲线大相径庭——企业管理,婚姻经营亦如是。

3、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4、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5、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从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角度来说,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6、蝴蝶效应

蝴蝶在热带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异邦的一场飓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和“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患难使商业上的魑魅魍魉一一显形,也使夫妻间的真情得以最有力的表达。入牢狱是灾难,但它在你心里种下一只蝴蝶。

7、囚徒困境

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虽然彼此合作双双合作(说谎)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被分开和信息不明的情形下,他们往往彼此出卖,只选择自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法。

入围城,当囚徒,多少中国商人在婚姻舞台上百感交集。有多少婚姻从开始就是错误,又有多少婚姻原本可以挽回?

 

 

(六)

在日本企业里面,如果一个男人处理不好家庭问题的话,基本上难有升迁的机会。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对这一点就看重,他认为,“小家”搞不好的人,很难搞好“大家”。

在美国,十多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的社会学家在调研了1300多位富豪后,写成了名为《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他的研究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的人从没有离过婚,而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的,第二次婚姻也平均维持了十年以上。

对于本书研究过程中的100对中国样本,婚姻和事业正相关自然也是成立的。但是离过婚,或有私生子,或婚姻名存实亡的,占到了40%的比例。结过两次到三次婚的人亦大有人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来,如我在第一章写到的近“企业家婚姻三段论”一样,中国始终处在一个社会剧变期,每一次的社会运动,都会引起人们婚恋观的变化。二来,中国人虽然注重“家文化”,但是财富的骤增,使得整个社会在冲破传统伦理上越来越大胆,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但不要就此认为《荷尔蒙经济学》是中国企业家婚姻的“大败局”,毕竟我的样本数量有限,更多能够同时将婚姻和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规模并不够大——“小即是美”的中小企业被我们忽略了;另一方面,中国政经形势混沌和民间仇富现象的愈演愈烈,使得那些能够原本有着阳光化意愿的知名企业家们打消了主意,又将另一半给“藏”了起来。

更多的原因和花絮不能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探讨中国商人群体如何令事业和婚姻相得益彰的作品,一部回答为什么中国少有比尔·盖茨式夫妇的案例集,沏上一杯茶,且慢慢读,慢慢批评。

 

《荷尔蒙经济学》后记:“三部曲”只是开始

100对富豪夫妻的样本中,我直接或外围采访的超过60对。你猜哪位富豪给我的触动最大?

不是结过三次婚的潘石屹或周成建,不是和“小姨子兼妻子”并肩作战的牟其中,也不是“首富先生”黄光裕,亦非李兆会等二代企业家,而是陈晓!

没错,就是那位原来执掌永乐,后来成为国美总裁、董事局主席,最终与黄光裕家族交恶并被驱逐出局的陈晓。

2010年初的时候,他一次接受访谈,记者问他,这些年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陈晓回答道:最后悔的是当年爱人因病去世,自己无能为力,“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很难弥补,无法追悔了。”

记者又问,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希望什么事情可以重现?

“我希望我和妻子的那段情感能够出现,” 陈晓思考了几秒钟后说,“希望她仍然健在,我们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

这段视频我后来找到了,看了好几遍。每次看都很是感慨。我相信,陈晓绝不是为转移话题才说这些话,这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不管商业上的搏杀如何惨烈,一切终将化为资本符号或过烟云烟,而亲人间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可是,1993年的时候,陈晓的妻子就离世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的话,或许妻子不会走的那么仓促。

陈晓谨小慎微,精于算计,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或许,从小患小儿麻痹症、父亲早逝、自己高考过线却因身体原因被拒,然后中年丧妻等经历无论放在谁身上,都不一定能顺当地熬过来,更别说熬到在商业上有了一定建树;至少心理上会有阴霾,甚至有点变态。

有时想想,假若陈晓的妻子现在真的健在的话,他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在商业上的风格和现在又将有什么不同呢?这样一想,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可以理解陈晓了。

这些年我采访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企业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在和我聊地畅快时,都会感叹上一句,大意是在中国做生意,无论怎样都会缺乏安全感,谈什么“百年老店”全是扯淡,总有一天会成为“弃业家”,然后和家人在一起,要么移民,要么在一个小城市隐居。

我听到越来越多类似的话时,正在写《荷尔蒙经济学》。就像一部小说或连续剧一样,我一度想把它写成励志片,至少结局不那么悲切,可是我发现根本做不到,我写的是非虚构作品,而就正如马云所言一样,那些说自己能够平衡好事业和家庭的人是在睁着眼说瞎话!

可是,为什么在欧美,在日本,企业得以永续,婚姻得以和睦的家族比比皆是呢?

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竟然找到了答案没有,或者说是给否给读者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

从2008年6月到2011年7月,我只做了两件事:财经写作和结婚生子。三年中我完成了三本书,《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与胡润合作),《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和现在的这本《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和婚姻的秘密》,我把它们称之为“富豪三部曲”。而我发现,第三本书写完时,对于中国富豪,我才真正有了“触电”的感觉,因为这一次,我从他们的生活入手,进到了他们每个人家里的“后院”,看到了他们原生态的一面。

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要说我的收获的话,那就是我从一开始就持“婚姻和家庭第一”的价值观,现在我的这一选择或说习惯更为坚定。舒国治曾说,世道再难,也要呼吸顺畅;现在我们要说,世道再乱,也要和家人同呼共吸。有与自己共吸呼的人,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我们要做的只是加倍去爱,去珍惜。

儿子小报是7月底出生的,那个时候,我在最后修改书稿。我记得打电话给我的朋友、焦点科技董事长沈锦华时,继两年前他在饭桌上给我慨叹家人的重要性时,今次他又在电话里一边向我祝贺,一边说,“我作为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板,每天都要想股东回报这些事,就算业绩喜人,也缺乏兴奋劲儿,相比之下我们养一个孩子,无论成本多高,都不图任何回报,却永远很开心。”

 “三部曲”只是我写作计划的一个开始,今后我会继续关注中国富豪和新富群体,也会比过往更深入一些。从中国富豪群体的变化看中国商业变迁和社会演进,是一个上乘的视角。

对“三部曲”我有一种遗憾,就是在体例上仍是案例集,而非像我推崇的周博 (Joe Studwell)《亚洲教父》一书一样,从一个群体最显著的特征开始逐一写起;我想下一部作品我一定会弥补这一遗憾。

感谢我的出版人沈浩波,两年前和你的一次交淡,开启了我和磨铁合作之路。感谢刘杰辉、杨硕、宋美艳等磨铁的编辑们,你们容忍了我的拖沓,使我能够从容、认真地敲完每一个字。

感谢我的妻子小湘。你能够容忍我天天与富豪打交道却富不起来;感谢刚刚满月的儿子小报,你的降临使我内心更加充盈。没有什么比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更幸福的事了。(2011年8月27日深夜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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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你的名字你的故事

By   南方周末记者曾鸣张育群 周华蕾 朝格图 赵蕾 陈鸣
南方周末实习生谢雪 张博岚 童丽丽 孔令钰 梁建强 罗亦龙 林珊瑜 赵一

广渠门桥下
⑴丁志健(1980-2012.7.21)

32岁的幼儿杂志《阿阿熊》编辑部主任丁志健在网友3个多小时的微博直播中死去。7月21日19点40分,做完菜等丈夫回家吃饭的妻子邱艳接到他的求救电话,他说,在车里挣扎了很久,打不开车门,呼吸很困难了。20点,邱艳接到最后一个求救电话,挂掉电话后就拿着榔头往外跑。半个小时后,邱艳赶到已是一片汪洋的广渠门桥。她哀求消防员下水救人。22点后,一位带星带杠的官员到场下了指令。医院检验报告显示,丁志健为溺水而亡,手和头骨皆有挫伤。

十几天前,丁志健刚刚升任杂志社所在的龙门书局一分社社长。因为身材瘦小且性格北京市户口,活泼,他的朋友经常喊他为“丁丁”。16岁时,他就从江苏常州来到北京,上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这个外地的奋斗青年无疑是幸运的:2009年,他有了女儿秋秋;去年,他把60平米的一居室换了东四环外80平米的房子,今年又换了这辆北京现代途胜越野车。他拥有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市户口。
他的死引发了舆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救援的反思。许多人还拿起各种工具敲打车窗。不少人感慨生命等不起,而人们的自救常识却如此匮乏。

 

从没住过带厕所的房子
⑵骆金(1994.10.14-2012.7.21)

1994年出生的骆金本有个孪生兄弟,只活了7天就不幸夭折。父亲骆校富给剩下的这个孩子取名为“京”,以纪念他在首都出生。后来他觉得,“京”字太大,怕不好养,又改成了“金”。

7月5日,骆金随一位老乡踏上北上列车,站了15多个小时到达北京。骆金出生不久就被送回安徽农村老家。他一生中来过三次北京。“在家里面他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要我回家接他过来。”骆校富说,和父母在一起,孩子很开心。

在北京的大部分时候,骆金窝在朝阳区东风乡辛庄村12平米的出租平房里看电视,或者去附近的大排档打工,帮忙烤羊肉串。

7月21日晚上7点半,在家里看了一天电视的骆金撑伞去上厕所时,桥面已隐没在雨水中。晚上8点以后,骆校富炒好了一个小白菜和咸菜炒鸡蛋,遍寻儿子不着,打电话提示已关机。7月22日凌晨1点46分,他打了110,去派出所登记的时候,他还想着:儿子可能是去网吧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积水退去,邻居们先是在屋外的小桥上看见了骆金的拖鞋,接着在河沟里看见了毁坏的雨伞,和陷在一米深淤泥里的尸体。

骆校富想过要让儿子“在大城市见见世面”,他带儿子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离家900米的朝阳公园。他在这座城市走街串巷维修高压锅,打拼快27年了,从来没有住过带厕所的房子。他说,儿子可能就是在上厕所途中一脚踩空,跌入了河中。一位老乡叹息:要是这边有个护栏,就没事了。

骆金身后留下了一只从老家带来的挎包,一双耐克的高仿鞋。鞋是父亲花60块钱给他在地摊上买的,用来打工的时候穿。2011年,骆金曾利用暑假在北京打工一个半月,帮忙烤羊肉串,赚了一千五百块钱。他给自己买了一个一百多块钱的手机,给哥哥骆林买了副墨镜,剩下的钱都给了父亲。

骆林得知弟弟身亡后第二天就从合肥赶了过来。他右手捂着眼睛,眼泪从指缝中流下来。他说弟弟内向、懂事,平时会偷偷攒钱,在父母生日时,给他们送打火机和发卡之类的小礼物。

 

一口有节律的钟
⑶段宝林(41岁)

过去5年里,段宝林的人生是一口有节律的钟。总是深蓝色的工作服,总是每天走一段从大郊亭沃尔玛到观音堂村居民区的路,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主题:赚钱、养家。

这并不是一个表情生动的男人,他可以是沃尔玛员工人堆中任意的一个。共事多年,除了果蔬柜同事“工作认真、待人和气”这种可以扣在大多数善良百姓身上的评语,别人几乎想不起他。

在家里,他却是不可替代的顶梁柱。买不起房子,段宝林还和老去的爹妈同住,加一个上初中的女儿。他是举家唯一的壮年劳动力。段家住一条历史已逾半世纪的老式胡同里,据说屋前马路曾是能“跑130汽车”的,因为一再增筑,空间被反复倾轧,现在仅能容两人并肩通过。

7月21日夜,这口钟在原本驾轻就熟的回家路上意外停摆。已经离家不到一公里,华能铁路桥下那片低洼地带,距离水平线两米多。段宝林试图一个猛子冲过大水坑,却连人带车无可逆转地陷落,努力挣扎,失败。他的尸体在翌日清晨被迅速识别,因为那身深蓝色工作服。

离开段宝林的小家庭塌了,成为家族的附庸。家族在段宝林去世后迅速组成委员会,在媒体工作的岳培成为话事人,和沃尔玛展开了赔偿谈判;家族因为“老太太接受了北京某报纸的采访”吵得不可开交;在谈判遇到困难之前,家族不愿意让更多人还原生前的段宝林,惹出事端。

于是死去的段宝林以这样一种方式接着走完归家的钟摆轨迹。也许这最后猛的一叩响,是他仅剩的一次让家人过得更好的机会。

 

没有故事的人生
⑷张锦象(约60岁)
⑸张锦旺(约40岁)

一阵电闪雷鸣过后,天空瞬间拉黑,瓦片、树枝、彩钢板碎片漫天飞舞。2012年7月21日下午1点40分,通州张家湾枣林庄村,十几秒时间,龙卷风扫平了几十间房子。

张锦象、张锦旺兄弟被压死在枣林庄北口一间在建的彩钢板房屋内。今年6月麦收之后,俩兄弟刚从山东菏泽老家赶来。今年春节过后,他们第一次来到这个村子打工,修房子。

一位工友说,黑风掠过,还没回过神来,仓库已经全部坍塌,张家两兄弟被压在一扇门门下,当时就一动不动了。他们的妻子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村里,除了这些,厂里的工友什么也说不上来什么了,他们都对这两兄弟的家庭一无所知。

 

唯一的遗产
⑹郭瑞海(1967?-2012.7.21)

熟人最后一次看到老光棍郭瑞海,是在2012年7月19日上午10点。他自己看守的荒废的建筑工地,步行200米到通州枣林庄村口的超市,买了8块钱菜和6块钱馒头,离开的时候他跟老板娘说,继续挂我账上。

50多个小时后,郭海瑞被发现死在了建筑工地的铁门内侧,这是当天枣林庄村因龙卷风死去的第三个人。对于他的死因,旁边洗车房的人认为他是被龙卷风甩到铁门上砸中头部而死。村干部的“官方说法”是,老郭是因为龙卷风到来时想去关门,被雷电击中而死。

这名45岁的河北廊坊农民,四年前投靠嫁到枣林庄村的姐姐,在其姐夫承包的工地上看大门。去年姐姐一家搬去镇上,于是这个老实巴交的光棍更过着不与人往来、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这个异乡人留下的唯一遗产,是赊欠小卖部的2000块钱。

 

忌讳提“死”字
⑺王静(1979.12.6-2012.7.21)

王静忌讳提“死”字,一定是去年那场暴雨把她困在办公室,实在恼了,才会一反内向温和的常态,在QQ空间上写道,“这下完蛋了”;今年这场更大的暴雨里,她如愿按时到了家,却真的淹死家中——一处租来的地下室中。

她前半生的家在山东省聊城王架村。1979年父母诞下第二个女婴,给了她这么个毫无识别特征的名字,而后接着生,直到第四胎终于是男孩。后半生她来到北京南城丰台区五里店小区,大多数时间,她陪丈夫滕长峰开一个饮用水店。即便后来她生完小孩,改行卖刀削面、再去一个影印公司当了搞宣传的合同工,小区人仍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只管她叫“水店那女的”。

王静没下过地,不愿回到农村,她总想北京机会更多。据说她大眼睛,爱穿裙子,看上去年轻漂亮。她在缓慢由农村向城市进化,唯一没有发生质变的是生活,2006年儿子滕天宇出生,为了省钱,一家人搬进地下室。他们想攒点钱就搬出去,但一住就是六年。王静一直纠结的是,也许地下室的瘴气让孩子患上一种浑身小红点的皮肤病,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丈夫后来搬去了别处的单位宿舍。她继续地下室生涯,每天下班回家把两道门关死,鲜与人来往。

所以2012年7月21日这场暴雨中,她没有听到门外嘈杂的逃命声。原本不以为意的雨水竟然灌进屋里,直到过人高。王静不会水,扶着墙想要回到地面。尚不能确定,究竟是长达3个小时污水的浸泡,还是过道上那个漏电的电表箱,成为杀死她的罪魁祸首。最终她像一片树叶漂浮起来,命断自家门前的过道上。

 

庆生
⑻王娇娇(1990.7.23-2012.7.21)

朋友把王娇娇23岁的庆生安排在7月21日。那天他们一起去朝阳区蓝调庄园看薰衣草。王娇娇爱笑,喜欢看美好的东西。原本她的生日是7月20日,但这一天她太忙了。

这个山西闻喜县农村出来的职高生一直都很忙。6年前夏天穿着一双拖鞋来到北京,一开始不适应大城市,给妈妈打电话的时候一直哭。她自学过计算机,换过很多份工,直到来到现在她喜欢的朝阳区这个餐馆。从服务员干起,一直干到她比较喜欢的财务,工资从600涨到了4000多。

老板眼里的王娇娇是一个踏实的孩子:“在店里人缘好,一个好朋友还给她买过一张回老家的机票”。

王娇娇极少买衣服。上次离开老家之前,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动,她拣最便宜的地方去买了一个T恤和一个裤子。她对小姨宋文秀抱怨说,北京的衣服太贵了。
而当表妹来北京时,王娇娇带着她去逛故宫长城颐和园。她送手机给自己的哥哥。回老家的时候,给父亲王景全做了个狮子球,上面写着“家和万事兴”。她自己酝酿的最大开销是,攒钱做一个近视眼手术。

那个吞噬了她的抽水沟,连同周边的道路已经被挖得面目全非。从老家赶来的亲人们只能听人描述:朝阳区金盏乡,暴雨,三岔路口,没有防护栏的水沟。王娇娇的朋友走在她的斜前方。王娇娇叫了一声,扯住朋友的手,旁边有个小女孩,也突然拽着这个朋友的手——三人一起滑入污水,只有王娇娇没有生还。她在朋友的面前离开人世。她的遗物是一个沾满了泥污的随身包。

不久前她给妈妈打电话,兴奋地说自己的会计证已经考下来了,但证儿还没有发下来。王娇娇一直想让父母来北京转一转。

 

我抱着树呢,你别过来
⑼王建生(30岁)

做饲料生意的村民王建生是家人和乡亲们刨出来的。尸体被找到那一刻,他的弟弟王建学锤地长泣——房山区韩村河镇的东南章村的寻亲视频,成为灾后最震撼人心的画面。

7月21日晚上十点,王建生开车回到村口时受困。

最初到达现场的是王建学和他的父亲。夜里十点半,洪水肆虐之际,两人大声嘶喊他的名字。一个声音在子夜时分传过来,“我抱着树呢!你千万别过来!”再次一片沉寂。

几十个乡亲们在午夜后赶到。手电光沿着河道两岸摸索,不放过每一株草木。王建学嘶吼整夜,赤手刨石不止。

12个小时之后,河北的三位会水的亲戚赶到,跳入水中。岸上,乡亲们持续搜寻。接近两天的时间里发现了几具尸体,但不是王建生。

40个小时之后,王建学他对着树林水泽嘶吼:“王建生,你出来!妈和嫂子在等着你呢……”他的嗓子再次嘶哑。

又一个半小时,仿佛所有的嘶吼都被听到了,在王建学地头点烟的时刻,他看到水面上漂浮着一个人。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王建生,回家啦!”众人随之高声重复。——这真的是王建生。(据京华时报)

 

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走了
⑽侯万林(1963.2.25-2012.7.21)

侯万林生前每天都会去钓鱼。在父亲尸体获寻后,女儿侯帅在微博上撰写讣闻称:“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走了,可我还没让他过上好日子。”

49岁的侯万林是原石景山林业局退休职工。7月21日晚在驾车回家途中遇难。

 

在上班的第一天
⑾贾晓涵(1993-2012.7.21

洪水袭来的那一刻,19岁的女孩贾晓涵大声提醒着妹妹:“抱紧树!”7月21日下午5点多,贾晓涵和妹妹琪琪乘坐继母李玉杰开的菲亚特汽车回家。行至房山区石楼镇下坡子村时,洪水奔涌而来。急流中,李玉杰慌忙放下车窗,努力将后门推开了一个窄缝,将两个女儿托送到了车顶。贾晓涵见车尾有一棵树,忙攀住,然后高声提醒妹妹也抱紧树。下一个浊浪打来时,她被打落。

她的父亲贾东辉记得,女儿曾说过自己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遇难前,贾晓涵是北京市高级经贸技术学校幼儿师范专业的学生,即将读大二。她喜爱音乐和舞蹈,暑假前还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比赛中获得二等奖。

一天前,贾晓涵找到了一份暑期兼职。工作是接线员,商定的每月基本工资为1800元。当时她还笑着对继母李玉杰说,等领工资了给她钱用来买菜。7月21日,是她上班首日。

 

梦想上电视
⑿王永惠(1989.9.25-2012.7.21)

在发小徐菲的记忆中,13岁的永惠站在教室门口,还只是个小姑娘,“真是好看”。那时王永惠开始学习舞蹈,念过山东莱阳爱华艺校、烟台艺校,18岁时,独自一人来到北京闯荡。

一个人在北京打拼的永惠时常责备自己不够争气不够好。她和朋友住在石景山八角游乐园地铁站附近,一间18平米左右的小平房里。2009年王永惠成为石景山奥德国际健身俱乐部的一个教练,教爵士舞、肚皮舞和街舞。

她始终没有放弃梦想。大部分业余时间,她还在跟一个老师练歌舞,录视频。那个老师说很看好1米65、外形靓丽的她,承诺想办法让她上回电视。而王永惠最大的愿望,是登上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的舞台。

王永惠的父母在莱阳老家经营着一家很有名的饭店,但“从来不因家庭条件好而耍脾气”。徐菲说,她有些孩子气,总是开心,时常问出类似“姐姐你今年24岁属兔的,你明年25岁属什么?”的傻问题。看到周围的人不高兴,皱眉头,她会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回事。

7月19日,王永惠去影楼拍了一组写真照。第二天她把当天自拍的照片发给了徐菲。两人彼此约定有空再拍。

7月21日晚上9点。饭后回家的路上,王永惠经过石景山区古城大街憨豆面馆门口一个施工处。围栏很矮,内有深坑。同行的朋友先被绳子绊住摔了下去,接着王永惠也掉了进去。爱美的王永惠那天穿着徐菲送给她的黑白条纹连衣裙,眼睛半睁着,还带着黑色的美瞳。她再也没有醒来。

 

班长
⒀郑冬洁(1984?-2012.7.21)

7月24号,郑冬洁的孩子将过满岁生日。她性格温婉,尤其顾家,与丈夫结婚不足两年,生活和睦。

同事记忆中里这位新华人寿保险客服电话中心的班长,稳重,严于律己。作为客服的班长,她有时候更像是在管理自己,而不是在管理他人。

她重情义。一次旧同事回原单位探访,郑冬洁为了叙旧,下班后特意在单位等候近两小时。而郑冬洁平常回家单程,就需要两个小时。

她喜欢看书,尤其喜欢看名人传记和励志读物,比如李开复。这或许是她一贯积极进取的动力所在。

21日晚上,郑冬洁跟所有人失去了联系:22日,遇难消息传来。至今,同事们仍不知道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发生了些什么。

 

从没看过天气预报
⒁张恩(5岁)

张恩的父亲张晓东(音)和母亲张艳艳(音)在北京娄子水村一个石板厂打工。他还有两个妹妹,三个孩子平常都留在河南老家。这一次是因为父母过于想念,把儿子接来北京玩。他们平常住的地方就在石板厂里,没有电视机,从没看过天气预报。

据张晓东的工友朱先贺说,石板厂所在的地方地势低洼,一下大雨就会淹水。事发当天,石板厂老板在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来过一趟石板厂,当时雨势还不是很大,所以老板并没有让他们转移。等到后来洪水冲开了厂房的大门,眼瞅着水位就往上涨的时候,他们才慌了。

大人们背着孩子,手挽手自发往外转移。母亲张艳艳无法站立,被卷入水中,张恩也摔入浊流。这一次跌倒成了母子的诀别。

 

结婚七年,浪漫了一回
⒂石珊珊(1982.6.30-2012.7.21)

石珊珊初中毕业后,在一家屠宰加工厂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认识了从中技毕业的同事刘小松。相识五年,结婚七年,十二年里,这对韩村河镇西南章村的夫妇从未一起去过电影院,只是在2003年下雪天时在陶然亭公园雪中漫步,“浪漫了一回”。但她很知足。她喜欢购物,玩连连看、钻石迷情三和偷菜,喜欢吃京酱肉丝、糖醋里脊、炸臭豆腐、麻辣烫,还有丈夫烤的鸡翅中。每逢节假日,丈夫就会亲自下厨,他说,“她每次都能吃20个,还不算其他的”。夫妇俩最大的快乐是带着孩子逛街。夫妻俩本商量好了,等闺女再大点再照一次婚纱照。这不可能再实现。7月21日晚,从药厂下班的路上,石珊珊被水流冲走。

 

在母亲的怀中
⒃曹付香(38岁)
⒄夏婧雅(8个月)

38岁的河南人曹付香几年前和家人一道来京,在房山区青龙湖镇常乐寺村租住,和姐姐一起在村里的家具厂打工。7月21日的暴雨引发了山洪,冲垮了村子东面河岸小院的围墙。8个月大的夏婧雅正在妈妈曹付香的怀中。母女被湍急的洪水吞噬,消失在了牤牛河一条支流中。夏婧雅有一个双胞胎姐姐,当时在其大姨怀中,幸免于难,只是有些发烧。

 

生意好起来了
⒅田立娟(1971.7.25-2012.7.21)
⒆刘晓卫(1971?-2012.7.21)

田立娟开的雅芳专卖店有两三年了。资金有限,她选择石景山赵山小区一个简易的房子当店面,后面靠着山,一下雨就漏水。这个店凝聚了她所有的心血,最先开始生意不好,因为小区里中年人居多,这两年比较好了。

7月21日,夫妇冒雨到店里,因为好多产品和衣服在那边。他们正在里屋扫水,一下子泥石流冲破墙,一面墙就塌了,把他们埋在下面。

夫妇都是北京石景山本地人。上周,因为拆迁,他们刚刚搬到回迁的新居。新房没下来的时候,夫妻俩还会带孩子住在店里,万幸地是那天没带孩子去。独生女今年6岁, 7月份刚上学前班,一直在学舞蹈。田立娟盼着她明年上小学的时候能上一个心仪的学校。

一个育儿妈妈的论坛里,田立娟的朋友们无法接受她的死讯。大家一起团购东西,都放她店里,她从未不耐烦过。

 

本想和孩子们同住
⒇李玉书(88岁)
7月21日晚,家住房山区霞云岭乡庄户台村鱼骨寺的李玉书和老伴郑修彬一道被泥石流卷向了河沟,李老太太不幸遇难,其遗体于22日凌晨4时在乱石堆下被找到,郑老汉则于21日23时被众人从石堆中救出。老太太本来和孩子们约定,中秋之后就和老伴儿“出山”,去和孩子们同住。(据新京报)

 

“最大的收获是知足”
李方洪(45岁)

2012年7月21日19时20分许,北京市公安局燕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所长李方洪在参加保卫、抢救被暴雨和山洪威胁的燕山向阳凤凰亭村居民的生命财产时,被一根带电电线杆斜拉钢索击倒,年仅45岁。

当日在李方洪组织疏散救援之下,63名被困村民获救,全村百余村民无一伤亡。
李方洪1984年参加公安工作,一直在燕山地区刑侦、巡察、派出所等基层一线岗位工作,因成绩突出,他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个人嘉奖8次。

在去年第一党支部会议上,他说:“27年的工作生活经历可以说是酸甜苦辣,但总的感觉是过的充实、自信,最大的收获是知足。”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王安顺、吉林通过市公安局,在第一时间对李方洪家属表示慰问,公安部政治部发来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李方洪的儿子去年刚考入山西医科大学就读,李方洪牺牲后,他在人人网上的状态栏写道:“老爸,一路走好,我为你骄傲,家里您放心,儿子扛得住。”

 

未能迎来的40岁生日
高大辉(1972.8.15-2012.7.21)

1992年,高大辉在苏州城建环保学院读大二,认识了当时的师妹孙爱华。四年后,两人携手走入婚姻。当时家庭拮据,连婚礼都没有操办,“那时觉得形式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恩爱一生”孙爱华说。

毕业后两个人的都进入房山区政府工作,高大辉在去年8月当上了韩河村镇的副镇长,孙爱华则在区环保局工作。

高大辉的身体不是很好,血压高,孙爱华需要每天早上催他吃药。每天回到家里,高大辉总会说“很累”,有很多次孙爱华饭后洗碗回来,发现高大辉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高大辉的儿子今年11岁,即将读小学六年级,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平日寄宿在学校。孙爱华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日子,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7月21日,在赶往房山区七贤村指挥抢险的路上,高大辉被洪水围困在车中。21时15分,他在车中向韩村河镇防汛指挥部拨通最后一个电话,此时车中已严重进水。此后,他的电话再也没有拨通过,直到7月22日14时被发现躺在车上。

当日,在东周各庄村,高大辉指挥了众多村民撤离。村民张桂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13名村民踩着高大辉的肩膀,翻过围墙转移到高处。

高大辉遇难时,孙爱华正在新疆出差。夫妇二人所在的两个单位商量后,以工作理由让孙爱华提前回京,下飞机后才得知高大辉死讯。

高大辉喜欢旅游,但很少能有时间去。一年前去云南的工作考察是高大辉最后一次出远门。当时高大辉给自己买里一个链子,很是喜欢,就在孙爱华前往新疆出差前不久,高大辉还嘱咐帮他找出来。如今,链子找到了,他却再也没法戴了。

即将来临的八月,对高大辉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月份。去年八月,他升任副镇长;今年8月15日,是他未能迎来的40岁生日。

 

与死神的两次交道
李建民(46岁)

到大城子镇当镇长不到两年,李建民就与死神打过两次交道。

2011年,7月24日,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李建民下村察看转移情况,经过一座小桥时,差点就让洪水要了命。2012年7月21日,又是一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晚上8点左右,密云县雨量增大,李建民向县里汇报完情况,走出会议室时突然晕倒。11点26分,李建民在县医院急诊室去世。医生确认的死因是,心肌梗塞,猝死。

终年46岁的李建民生于密云,曾在县棉纱厂、富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过职,当过县发改委的副主任。他一生中大多时候的工作,都不需要直接面对暴雨、冰雹、地震这类来自大自然的危险。生命的最后两年,上天把他安排到山区里,把这些都尝了个遍。

大城子镇,人口一万七,在伟大首都北京的边上,车子一溜烟就会错过,晃过神来已经是河北的地界。它所在的密云县,是北京这个特大缺水城市的生命线。密云的两大河流洪门川河和清水河流经全镇,清水河直接流入密云水库。雨大的时候,河水会溢出河堤冲上街道,没及岸边的民宅。

去年受灾最重的梁峪村,水从村口的排水渠中涌入,来势汹涌,村中很快变成了一片海。当时,大量雨水汇集在村边的高速路上,从排水管道内直接流入排水渠中,排水渠因涵洞过小,被杂物堵形成“堰塞湖”。加之排水渠地势高于村庄,堰塞湖水直接从高处冲入村内。

大城子镇党委副书记刘继雄说,这些问题都已经解决好。今年降雨量比去年多了十几毫米,但初步统计的损失还是小得多。

有报道记录了抢救李建民时面临的艰难:“大雨阻挡了一切,卫生所距离镇政府仅仅500米,但路面积了快1米的水,营救人员带着医疗器械,只能绕山路;县医院的救护车在布满雨水的山路只能缓慢行进。”

7月21日下午4点,李建民来到南沟村交代工作时,村民韩淑凤觉出了一点异样:“那天他说话语气很沉,好像特别不放心。”

李建民爱好书法、唱歌。刚到镇上时,他请书法协会的朋友写了牌匾“中国红肖梨第一镇”,挂在镇机关的食堂。镇宣传委员秦秀芳两次听过他唱歌,唱的是同一首歌《国家》。

亲友的追忆中,刘继雄的一番话最令人心酸:“环境治理、防汛建设,李镇长从来没含糊,每次都说先解决隐患,钱的事他来想办法。”

 

喜欢“拔尖儿”
郭云峰(1983.11.27-2012.7.22)

年仅29岁的长阳供水厂抢险队队长郭云峰,是在暴雨过后的第二天遇难的。在7月21日的暴雨中,为了阻止雨水渗漏造成电器、设备短路,影响正常供水,郭云峰在水厂已值守了一夜。

7月22日上午,暴雨后的房山良乡地区供水告急,30万人面临断水。北京市水务局的文章说,救援人员个个自告奋勇,但郭云峰说,“我是队长,我来!”郭云峰挽起裤管下到阀门井内,再也没能上来。因缺氧而昏迷的他送医不治。

2008年2月郭云峰就职于长阳第二供水厂任供水技术员,至今已四年有余,是水厂的主要技术骨干。

郭云峰喜欢踢足球。他的发小田野,5岁时就与他相识,他回忆说无论体育还是学习,郭云峰从小就爱争第一,“用北京话来说,就是喜欢‘拔尖儿’”。

今年9月,郭云峰的女儿就将满三岁了。郭云峰的父亲也在供水厂工作,母亲是一名司机。田野致电其父,其父无语凝噎,最后吐出来三个字:“人没了”。

 

推完最后一铲土
冷永成(?-2012.7.21)

冷永成所在的周口店镇新街村,降雨达400毫米。他惦记着村东头还有100来户居民。这位村委会干部一直没有撤离。他想用铲车垒起一座临时堤坝,挡住冲向村东头的水,为群众转移争取时间。当晚8点40分左右,他打来电话,“水太大了,坝刚垒到一半,可能要塌了”。干部们人轮番回拨,再也没打通。当晚9点,铲车司机带回确切的消息:冷永成指挥堆完最后一铲土后,准备爬出洪流登上高地上车撤离,结果被一股洪峰卷走。(据北京日报)

儿子张小报这一年教给我的十件事

 时间飞快,2012年7月24日,儿子小报周岁。一年前他刚出生、护士推他出产房时的场景历历在目。那个时候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一年后的现在,儿子俨然一个大孩子了。他成长,我也成长,多了一份担当,更多了几份从容。孩子也是我们的老师,深夜里我回想这一年他教给我的事和道理,记录于此。

 

1、专注。婴儿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他会盯着马路上的一位靓姐姐,或是她开的跑车车看上十分钟,但姐姐是姐姐,车车是车车,他绝不会一心二用,同时打量姐姐包包的款式和车车的型号。同样,你给婴儿一个玩具,他要么不爱、不接,要么接过来的同时迅速扔掉先前拿在手上的玩具。专注是成大事的基石,婴儿正是因为专注才能在短时间内有了各种能力,其实于他而言件件何尝不是大事。

2、求知欲和模仿力。婴儿想知道他面前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先是用牙咬,感受它的软硬和味道,再往后是摔,把任何东西都摔到地上摔出声响,听它的声音和成色。他能够轻而易举学会成人的各种运作和表情,并发现我们容易忽略的微小事物和场景。今天儿子一岁生日,他玩我的钱包,取出来一张银行卡后,用左手举到头上然后嘴里发出叫声。我想了半天,茅塞顿开:他是在模仿我开车进出小区或停车场时打卡的场景。

3、精力充沛,自我驱动。从学会翻身到会爬、会坐,一直到一岁的现在会扶着沙发走路,或是爱上爬楼梯,儿子在每长一项新本领时,都抑制不住原生态的激动,且每一次尝试都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我有时看儿子爬楼梯,从一楼爬到三楼,他就要筋疲力尽,两只小胳膊发软,却依然兴奋不已,还想再爬。我称他是一位令我汗颜的“战斗型”宝宝。

4、爱憎分明。婴儿从不吝啬自己的情感,更不在情感立场上左右摇摆。他喜欢吃母乳,半夜里闻到妈妈的味道便会将小嘴探过来;他不喜欢脏东西,如果在车上拉了臭臭后大哭,而你觉得反正有尿不湿包着而且快到家了,他一定会提高分贝抗议。要知道,我们谁也不知道这种不经意间情感交流上的冷处理式的作法,是不是会潜移默化影响你和他的情感基础。我们不能娇生惯养下一代,但不能不去体会他们的“边际感受”。我们要学习他们,爱憎分明而不是阳奉阴违。

5、规律和习惯的培养。从儿子满月开始,他妈就开始培养他规律的饮食和作息习惯,譬如每3个小时一次牛奶,不管中间怎么叫唤,一概不理会。不到半个月后,儿子就成了一个小机器人、小闹钟,他嗷嗷一叫唤,我们一看表,哦,上次喝完奶粉到现在是2个小时55分钟了。也是这个时候,儿子开始每天晚上一觉睡到天亮。对我们来说,能告别月子期间晚上起来N次的苦日子,是莫大的欣慰和奖赏。这种培养方式我们同样用到了其它方面。譬如固定时间带他出去玩,洗澡,或是看卡片等。虽然成人不可能这般机械,但如果能够养成一到两项规律性的好习惯,譬如每天读书半小时,从长远来绝对是受益匪浅的。

6、 碎片时间的利用。儿子出生前我觉得小孩子就像皮球,拍着拍着就长大长高了。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养一个娃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压力也要更大。我的工作规划全被打乱,新写作计划悉数完蛋,生活的重心永远是小报、小报、小报。我知道有一种作法叫做“授权”,就是把孩子扔给父母或是保姆,自己仍然按部就班做事。但无论沧海桑田,时光倒流,我也不会选择这种授权:即使我是一个男人,是孩儿他爸,在他三岁之前,我一定会选择多陪他。从最坏的角度来说,我停止写作三年,将来未必不会写出好作品,但儿子永远不会再来一遍0到3岁。当然凡事不能走极端,并不是说要完全和孩子溺在一起。这个时候,碎片时间的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做事切忌有“仪式感”,应当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琐屑时间,DO IT NOW。

7、协调关系的艺术。儿子是我们的儿子,但也是我父母的孙,我岳父母的外孙。就好比大家常说婚姻很多时候不单是两个人的事,更是两个家庭的事一样。在谁来带孩子、怎么样带孩子等诸多问题上,难免有分歧,有时沟通起来会很困难,甚至产生误会和摩擦。如何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就变成了一问学问。家家情形各不同,但这门学问的核心技能大同小异:耐心、不同时上场(即不要让双方父母都派代表不照顾宝宝)。我们的情形是请一位亲戚带,开工资。这样皆大欢喜,而且有话直说。

8、 心境从容。即使身在喧嚣的城市里,尽管工作在“负能量”如滔滔江水的媒体业,做了父亲母亲,心境也会马上改变。你会为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和成长感到神奇,你会这之前自己在处世上的一些纠结或愤懑而付之一笑。倒不仅仅是“有子万事足”,而是说宝宝的到来让你对生命和生活更珍惜。你会在许多事情上豁然开朗而不再散落一地鸡毛,你在面对许多挑战时会更理性更勇敢更坚毅更从容。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取与舍的权衡。

9、对自由和安全的向往。儿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国内最大的新闻是温州动车事故,官方发布的死亡人数是40人。儿子一岁的前两天,最大的新闻是北京暴雨成灾,官方发布的死亡人数都有37人。小新闻则是南山奶粉含强致癌物被召回。一年间中国关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灾难性事件层出不穷,没有人能够充耳不闻。你会觉得挺可悲的,你甚至会为这种不安定的环境可能给自己孩子带来的灾难几率而提前自责。但没有办法,我们能做的太有限了,抑或可以自我安慰说,道德底线无限度的沦陷是在对一个政党和政权的瓦解与崩塌进行“破坏性开采”,但你又会为这个时间段长短的不确定性而沮丧。这样的恶性循环来过几次后,越来越多力所能及的人想到的是:逃离,起码是暂时性逃离。

10、为他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儿子每天早上和傍晚都会到小区里花园里玩。尽管他现在只有一岁,尽管我们每周末都陪他,但能感觉出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在见到别的小朋友时常常开心地尖叫,他渴望与同龄人玩耍或战斗,举手投足间的那种吸引不是我们大人搞搞怪样子就能做到的。所以,如果有能力、有条件、有机会,一定要生两个孩子,不为养儿防老,只为不再让他们孤单。

同样提议征收“富人税”,郭台铭为何没巴菲特有耐心

郭台铭最近有点烦。6月13日,又一名富士康(成都)员工再跳楼自杀;5天后鸿海(富士康母公司)的股东会上,郭台铭谈及台日关系时一句“愿意出资买下钓鱼岛,与日本一起开发”在民间特别是在中国内地引起争议,郭台铭很快成为众矢之的。

真可谓“祸从口出”。暂且不论郭台铭所言钓鱼岛话题的真伪,如果他是内地的企业家,早就被口水淹死了(当然大陆企业家绝不会在股东会上谈政治)。幸亏他代工的是苹果公司的产品,骂他们的众网友们不可能也舍不得抵制iPhone或iPad。事实上他说这句话是顺着鸿海参股日本夏普的话题一时兴起说的,而他再谈夏普,则是通过描述未来图景以给鸿海的投资者们打气,要知道鸿海第一季度毛利率只有6.64%,创下历史新低。

但这些都不会太过影响郭首富的心情。他最为记挂或说最在乎的,是以马英九为首的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自己当年投票时的预许,而这也是鸿海这艘大船能否顺利航行并走得更远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实是令人沮丧的。6月中旬,据台湾智库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69%的台湾民众认为马英九已经“失去民心”,连任才一个月的马英九因为在美国瘦肉精牛肉、油价和电价上涨、证券所得税(证所税)等民生问题上的拙劣表现而导致这一结果。

郭台铭此前一直是马英九的忠实支持者,尤其在台湾超级富豪们因担心被外界贴标签及政治献金等话题而对“站队”问题很是避讳时,郭台铭最早公开支持马英九,且称“选情绝对不会有变数”,令马英九小小感动了一把。当然郭氏也有自己的算盘,即一如既往深信“稳定压倒一切”。关键是他赌对了。

现在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降到冰点,郭台铭应该怎么做?当年他的前辈、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在遇到此类问题时的作法是:沉默。另一个大佬、香港首富李嘉诚在今年香港特首选举伊始即支持唐英年,当唐大势已去时李仍然声援。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来这样做彰显气节,二来马上就要隐退,儿子们以后和新特首梁振英相处融洽就行了。

郭台铭最后选择的是批评马英九。所谓“哀其不兴,怒其不争“,在鸿海股东大会上,郭称“学者没有实务经验,学者治国一定误国,现在(台湾)是律师治国,做事思维没有弹性。“说完后他回头看了一下身边的律师,说“你不姓马”,继而称,“台湾面临内忧外患,大家都知道‘笨蛋,问题在经济’,但是‘问题也得要笨蛋听得懂。”这种非常直接地嘲讽和揶揄马英九的事无巨细与死板,于郭台铭而言是第一次,这令台湾各界投来赞许目光,兴许一些先前看不惯他和马英九“走得近”的其它富豪这会儿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便不难理解6月初的时候郭台铭提出“富人税”(又称“分配正义税”)的初衷和含义。 他的意思是,别征什么证所税了,对我们这些超级富豪开刀好了,而据其方案,对全台湾前300名富人征税,依比例每年即可征得180亿元新台币的所得税。

台湾前“财政部长”刘忆如指责当年郭氏套现鸿海股票10个亿才缴了348万元的税。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认为郭氏提议“富人税”是“良心发现”。要说良心发现,早在2008年他宣布将捐出自己九成的财产做公益时就开始了,今年2月他又联合张荣发、尹衍梁和戴胜益等台湾超级富豪宣布捐款共3000亿新台币的高调豪捐,行为。

一切与政治有关。彼时3000亿新台币的豪捐决定更像是在驳斥民进党“国民党代表大富豪利益”之戏谑之辞,而如今的“富人税”从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来看像是在“救马”——“立法院”有三个证所税的版本,讨论到最后成为一锅浆糊,甚至刘忆如因此而辞职,马英九事倍功半、一筹莫展。

但仔细想一下,简单粗暴的“富人税”压根不具有可行性,暂且不论富豪标准的厘定和其它一些富豪“被代表”后的情绪,而如果当局就此采纳,可能会被认为是接受“施舍”而更为凸显出自己的无能。

如果真的是在“救马”,那么郭台铭应该学习下巴菲特在美国呼吁和推进“富人税”(又称“巴菲特税”)的策略和有条不紊的风格。巴菲特甚至在《纽约时报》发文,标题赫然为《停止宠爱富豪们》,并透露他缴税的税率是17.4%,比他秘书甚至公司其他雇员的税率都要低。2012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顺应“巴非特规则”,提议向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施行至少30%的税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税率。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郭台铭等不了那么久了,他急冲冲地想把跌入谷底的马英九一把拽上来,同时使鸿海投资者们不必为证所税所惊慌。但没想到拽上来的只是一件衣裳。而“证所税”从提出至今不足一月,台股市值已蒸发超数万亿元。现在证所税没有开征,人们却担心更大的惊慌还在后头。

而郭氏的行为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号是,他现在对马政府的信心几乎全失。未来四年,鸿海或会未雨绸缪,无论在海外还在中国大陆,频有大动作,以便早日完成全球化产业布局。

而就提议“富人税”事件本身而言,也不必斥责其“帮了倒忙”,一个国家或地区拯救中产阶级,富豪“自残”虽说治标不治本,但如果整个富豪群体都“选择性沉默”,更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态。从这一点来说,郭台铭的高调和急躁有其可爱和可敬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