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让,但不必刻意——《荷尔蒙经济学》之潘石屹与张欣

 

  

2005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我一次到北京,新浪搞了个“第一届新浪博客大赛”,我是商业评论组的获奖者。潘石屹是颁奖嘉宾之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过,与之他在媒体上形象不同的是,面前的潘石屹有些憔悴,其它嘉宾开一些玩笑,他勉强挤出一丝笑来。

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是潘石屹一生中低谷时点之一——他被当年几个创业伙伴起诉的事情刚造一段落,和妻子张欣的感情又出现了危机(据称是有第三者插足),两人走到离婚边缘。他们共同执掌的SOHO中国的高管们,甚至开始权衡一旦潘张二人离婚后自己的去留和出路问题了。

婚姻对潘石屹来说就像一个魔咒,他需要它,但是又为它头疼。如果两人真离了,40岁出头的潘石屹第三次婚姻则宣告失败。

二人后来重归于好。不过,这次危机对他们的震动甚大。此后不久,潘石屹和张欣都皈依了巴哈伊教。巴哈伊教是从伊斯兰教分出来后形成的一个新宗教,在中国被称为“大同教”,后来更名为巴哈伊教。它呼唤教徒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并不排斥物质追求,它同时强调家庭的价值。

与其说SOHO中国的成功归功于精其准定位,不如说得益于潘石屹和张欣之间的相处方式;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多么天衣无缝,而是说他们一直以来寻求相处之道和角色搭配时的磕磕碰碰,常常“无心插柳柳成荫”般推动企业完成了一次次转型和蜕变——尽管有的时候局势看起来甚为不妙。

 

 

两次危机

“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成功,不够重视家庭,别让事业占据你太多的时间,别留给家人太多遗憾。每天的早餐,每天的晚饭,每一个周末都是属于家庭的。”

这是201159日,母亲节,张欣在微博上写下的一段话。

就像人和地产的戴秀丽嫁给英国丈夫后随夫姓,改名为秀丽·好肯一样,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张欣嫁给潘石屹后不久随夫姓,更名为潘张欣。你看SOHO中国的财报上,没有张欣,只有潘张欣。不过为了不拗口,咱们还是叫她张欣吧。

46岁的张欣和大她一岁的潘石屹是中国企业界一对明星夫妻,他们之间的婚姻,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中间,非常富有小说色彩:海归投行女嫁给其貌不扬农村男,闪婚,后者离过两次婚,与前者交往时有女朋友……

1994年,“三十而立”的潘屹刚和第二任妻子离异后不久后与张欣相遇,他们认识两周后即订婚,几个月后结为连理。第二年,他们创办红石实业公司,这是SOHO中国的前身。

1995年到2005年,10年的时间,SOHO中国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标杆企业之一。在2005年初的时候,张欣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年轻领袖”,也是这一年,潘石屹被《财富》(中文版)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之一。

盛名之下有着隐秘忧伤。一次即上述提到的,2005年两人差点离婚的故事。另一次则是1997年,即他们结婚不到三年时,也曾有过一次婚姻濒临破产的经历。

1997年潘张二人创业史上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国企改制正如火如荼进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他们认为中小企业将成为商业社会的主要群体,居住和工作空间混合的产品设计或许大有市场,这便是SOHO概念诞生的发端。

那么,亟需解决的是资金缺口。在这个问题上,张欣和潘石屹发生了重大分歧。投行出身的张欣说,我们可以需求外资巨头基金的支持,盖中国最好的房子,而潘石屹担心代价太大,建议采取一边卖房一边开发的模式。两人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张欣认为潘石屹目光短视,潘石屹则说张欣不了解中国国情。

潘石屹后来与张欣一起到国外转了一圈,接触了新加坡凯德置地集团,和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S)等。最后合作有了眉目,张欣很是开心,不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合作宣告流产。潘石屹大失所望,开始埋怨张欣,称如果采取他起初提出的分批招商的模式,工程早已完成而不是拖拉至今。

冲突越来越严重,“无法调解,我们两个人要分开,”潘石屹后来回忆称,“她(张欣)要回到她熟悉的英国,我开车送她去机场,箱子放在后备箱里,结果我们半路又吵起来了,她要我把车停下,停下后她提着箱子,搭一辆出租车就走了。”

潘石屹并没有追上去。他的脑子有些空白,开车在北京城转圈。他曾想打破“来得快的婚姻、走的也快”的宿命,没想到如今又走到这一步,“当时觉得生活可能又得重新开始了,干脆放一放吧,公司的事还得慢慢推进,我一个人说了算。”

张欣去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而潘石屹随即也给自己放了假,去了一趟日本。回到北京后不久,他接到张欣的电话,两人深聊良久,互相谅解。回到北京后,张欣觉得他们是时候要个孩子了,过一段相夫教子的生活,也算是调和一下一直以来往前冲且要求严苛的风格了。

从这次感情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人鲜明的个性。

潘石屹出生于甘肃天水市的一个村庄,自小贫寒,从底层摸爬滚打过来,有韧劲,认为勤奋加上善于变通,“小步加米枪”一定会变成飞机和大炮,这是大多数草根创业者的路径,其性格是倔强,不迷信权威;而张欣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在高盛工作过,视野较为开阔,有着国际化的理念,为人处事或制造一个产品,想到的往往是“标准”二字,有这种经历和特质的女人往往被人用“优雅”一词形容,但由于张欣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她不断换学校、换城市,还曾在香港做过女工,这种经历塑造了她不服输、对生活反抗式的性格,这其实也是一种倔强,但等到她事业上有所成就后,这一性格经意不经意间演变为一种强势。

 

 

喝着香槟,吃着包子

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呢?他们一次到北京电视台录节目(英达主持的《夫妻剧场》)录制节目,自曝情史。

“当时你们是谁追的谁?”英达问。

“我追的他。”张欣回答,“而且追的很艰难,他那时有女朋友,又有刚离开的前妻,简直是困难重重。”

“他的哪一点最吸引你呢?老潘这个人,貌不惊人!”英达有些调侃。

“我就喜欢没什么优点可提的人!”

张欣和潘石屹的结合,其实符合了中国商人群体1990年代的婚姻观——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日子。他们认识的机缘是,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经济这家张维迎,当时将一篇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宣言式文章给张欣看后,张欣很受触动,想认识“宣言人”,即中国商业史上有名的“万通六君子”。

类似于“阿里巴巴十八罗汉”和“复星四剑客”,“万通六君子”是对1990年代初以江湖方式凑到海南一起开发房地产的六位商人的称呼,这六个人是王功权、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和潘石屹,他们成立的公司叫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1993年更名为万通,其中王功权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冯伦和刘军是副董事长,易小迪是总经理助理,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潘石屹主管财务。

这一文章既有他们对理想的表达,“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走的路(创办公司),是能够解决这一课题的道路,推动社会进步以报时代,创造财富以报人民,齐家敬业以报父母,利用所学知识在商品经济中锻炼自己”,又有着野心的流露和基于商业生态的近乎机会主义之思考:“由于体制转换中的错位造成的巨大空间,我们完全有可能大大改善资源条件,超乎寻常地募集资金,超常规发展——不是按算术级数,而是几何级增长,把大块资金投入新兴产业,形成利益,形成自己的资本……”

1994年,张欣经张维迎引见认识了冯仑,大伙儿一起见面,张欣为“六君子”的激情所感染,很快与30岁的“单身汉”潘石屹打得火热。就仿佛不在同一个星球生活的两种生物碰见,两个人均对对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成为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推力;有趣的是,潘石屹当时的女友,也是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来的。

“我们认识一个多星期后,”潘石屹说,“她(张欣)在香港,我在北京,我们通了个电话,我去了一次香港,然后就定下来,决定结婚。”

接下来是订婚。潘石屹前两次订婚结婚,都是西北老家传统方式,面对张欣这位海归,他一时有些犯愁,最后两人商定,在长江上订婚,以突出中国风。万通其他“五君子”听说小潘要在长江上订婚,一合计后决定:大伙可以一起去,一来热闹,二来也在长江上开次董事会也蛮有意思。

“我一上船就知道了,这哪儿是订婚啊,明明就是来开董事会了,还不让我参加!”张欣在上述电视节目中回忆起当时情愿,仍有些哭笑不得。

他们婚礼则在长城上举行——这是张欣的主意,她把国外的朋友叫来,在这一中国古代文明象征地开怀痛饮,“我们拿了一盆蒸包子,”她说,“大伙儿一人一瓶香槟酒,就上了长城,打开香槟,就着包子吃。”

婚后第二年,潘石屹脱离万通,与张欣一起创业。

“万通六君子”陆续各奔东西,最后只有冯仑留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六君子之首的王功权后来进了创投业,先在IDG,后来成为鼎晖创投合伙人,20115月中旬,他在网上声称和一位名叫王琴的女商人私奔,在中国企业界引发轩然大波。王功权虽然只结过两次婚,但婚史比潘石屹离奇得多。

王功权宣布私奔后,在美国出差的潘石屹马上给他电话,不通,潘随即发布微博,让王功权联系他,未果,潘再发微博:“家人都非常着急,为你(王功权)的安全担心,请速与她们联系。”王的做法甚至引发了公众热议,有人批评他不负责任,也有人夸其勇敢,“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品牌混淆

潘石屹和张欣的故事,和当当网创始夫妻——李国庆和俞渝的经历很是相似:李国庆和潘石屹一样是1964年出生,俞渝则和张欣一样是1965年出生,他们也是闪婚;俞渝也是海归,毕业后虽然不是进了投行,但创办的是并购顾问公司,常与投行抢猎物;夫妻双方自始至终都在企业任职。

两对夫妻的相处之道,特别是其中两位妻子的角色扮演,值得圈点。

俞渝和李国庆创办当当网后不设董事长一职,两人同为“联合总裁”,这种看似巧妙的作法,本身就有着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互不相让的隐喻。俞渝也承认自己的性格强势,时常和李国庆从公司吵到家里,当然吵架未必是坏事;张欣从企业成立后,至少在公开场合,有意为潘石屹留一点面子——尽管他们吵得或许并不比李国庆和俞渝少。

不过,俞渝和张欣的强势,在各家的企业创办两三年后不约而同有了变化。俞渝是因为被查出患有肾上肿瘤(详见本书第五章);而张欣则是由于1997年的婚姻危机。

危机过后,潘石屹和张欣各退一步:潘开始变得宽容和开放,不再是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而张也开始不再那么强势,她开始真正考虑潘石屹作为一个男人所需要的尊严也就是面子问题,就像她在电视上的表现一样,有时甚至刻意往潘石屹脸上贴金。

“我们有意识地要打造潘石屹的个人品牌,”俞渝说,“以他为代表,整个公司就更容易被人接受。” 有人可能会说,行业不一样——潘石屹和张欣所有在的地产业,本来就应当由男人来唱主角。这话说的有道理,但也不绝对——龙湖地产的吴亚军就是个例外。

张欣说她很少和别的地产商打交道,也很少参加类似的聚会,“我和潘石屹是有分工的,他一个人去就够了,两个人做同样的事容易造成‘品牌混淆’。”其实这句话暗含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夫妻档企业中的妻子,虽然不宜抢镜,但仍然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

20114月她到海南参加博鳌论坛时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绝对还没有达到男女权利平等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男女能够真正平等呢?那一天总会到来的。

与潘石屹是中国媒体追逐的对象不同的是,张欣更注重自己在外媒上的形象(这也算是“分工”内容之一),她做过 Bloomberg Market(《彭博市场》周刊)的封面人物,这期封面专题名为“作为建设者的中国亿万富豪们”,她还曾《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受尊敬十位女富豪,她把好多受访文章贴到自己博客上,不过她说“富豪”这个词“真难听”。

20115月,她接受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视频访谈,有人评论称,两个中国人面对面用英文交谈,然后翻译成中文字幕给中国人看,也许是因为这个节目还要给外国人看,或是会出现在FT英文网站,什么时候让两个英国说中文,再翻译成英文字幕给英国人看,就牛了。

在好莱坞电影《华尔街2》中,张欣客串了一把,出演一个中国企业集团的谈判代表。虽然只是一个场景,两句台词,很她在微博上先后预告过好几次。

SOHO中国,潘石屹负责拿地和政府关系,张欣负责设计和资本市场。豪无疑问,SOHO中国2007年在香港上市,张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庆功宴上,潘石屹说,上市一直是张欣的愿望,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按上市当天的股价计,他们夫妻所持股票的市值超过300亿元港币。

避免了2005年的离婚危机,潘石屹和张欣又找到了精神信仰,他们甚至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巴哈伊的儿童班,加上2007年成功上市,两人站在了人生的高峰。

不过,也正是从2005年前后开始,张欣似乎又重回强势,她有时在公司内部的发号施令与潘石屹的意思相左,高管们很是迷茫;后来因为因为上市需要,张欣在公司内部大刀阔斧地改革,导致人心不稳,加上此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员工出现流失潮,2008SOHO中国的净利润下降近8成。

虽然SOHO中国2009年净利润暴增逾7倍宣告走出旋涡,但是过去散卖模式的弊病越来越明显,SOHO中国的商业模式亟需转型,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是加大物业投资比重、逐步砍掉销售部门等等;转型一定是疼痛的,加上张欣所担心的夫妻二人“品牌混淆”的现象发生了,企业文化也需要重建,而没有什么比这更伤脑筋的了。

评价他们二人究竟是不是中国企业界的黄金夫妻档,这个时候算是进入了“下半场”。

外资证券行里昂每年都会发表“里昂风水指数”,非常娱乐的是,在2011年初的时候,一名里昂风水师说,属蛇的SOHO中国CEO张欣,兔年对她来说是个好年头,但免不了磕磕绊绊。“这些女强人似乎有点得意忘形”,风水师说,“张欣应当发挥她的冷静和睿智去面对竞争和谈判的波折。”

 

 

 

 

上文摘自《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样本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立体层面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我的秘诀是阴阳理论”——丹麦首富家族成长路径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哥本哈根、北京 
   
    小积木里蕴藏大生意,长出一个资产达数百亿元的丹麦首富家族。这一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是汲取东方智慧的“阴阳文化”,这一哲学浸透于家族对企业的收放之间,并曾使其度过倒闭危机。它现在正加紧在这一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进行布局。

2012年9月中旬,乐高乐园(LEGOLAND)在马来西亚开张。除了过山车等娱乐设施外,运营方用超过3000万块积木搭建了许多全球知名建筑的微缩模型,包括中国的万里长城等。

正在加快亚洲市场开拓力度的丹麦乐高集团是世界上第三大玩具制造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生产商。它催生出一个首富家族——克伊尔(Kjeld Kirk Kristiansen,企业内部员工习惯称他为“KKK”)于2008年成为丹麦新首富并蝉联至今,其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财富为60亿美元(约380亿元人民币)。

但在2004年的时候,乐高集团差点倒闭了。这是怎样的一间北欧家族企业,其成长路径和管理方式有何特色,又是怎样绝处逢生,并如何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跑马圈地的?

“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从乐高与乐高乐园扩张的步伐中均可看出克伊尔德不愠不火的风格。 (东方IC/图)

 

危机后退居幕后

“你们被解雇了。”克伊尔表情严肃,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对乐高公司“二把手”的首席运营官,以及产品开发部门的负责人说。

这是2004年1月的一天。按道理,圣诞刚过,欢乐应该尚留余温。但作为全球知名的玩具公司,乐高却笼罩在阴郁中——2003年,乐高出现第三次亏损,营收下降25%,全年亏损额达到史无前例的2.3亿美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

乐高怎么了?这家创办于1932年的丹麦公司,靠着小小积木,到1990年成为世界十大玩具制造商之一,1999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对人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纪玩具”,它到底得了什么顽疾?

“乐高最大的问题是其产品,它必须想出新办法吸引孩子们玩积木,或者利用这个强有力的品牌来开发新游戏。”当时的丹麦《商报》这样评论称。

是乐高变得老气,在科技时代有点不适应了吗?显然不是。2002年乐高还和好莱坞电影公司合作,以《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为基础开发游戏,吸引孩子们用积木建造“酷角色”。

“乐高偏离了它的根基,耗费过多精力到销售哈利·波特公仔之类的文化衍生商品上。”出生于1948年的克伊尔这样解释乐高“败走麦城”的原因,他是家族企业的第三代掌门人。

一家玩具公司生产销售一些衍生商品就算偏离了主业?听起来有些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罗森维(Phil Rosenzweig)反驳道,“乐高又不是进入了银行业!通用电气在20世纪80年代出售了小家电等传统生意并大举进军金融服务业,结果它的业绩很好,今天通用电气40%以上的利润来自于此,可是没有人说它偏离了主业!”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2012年9月13日,乐高集团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一来,此前乐高在美国、德国和英国建造了规模宏大的主题公园,耗资大、收益低;二是,乐高全球扩张的速度很快,而克伊尔在“统一他们的步调,不让他们向不同方向自由发展”等方面的掌控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不尽如人意。

扬曾在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做高管,2001年被克伊尔“挖”到乐高任职;2004年10月,克伊尔向乐高补充了1亿美元的个人资金,并向管理层力荐扬接替他任CEO,他自己则从此退居幕后。

北欧家族企业的传承大都选择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家族只拥有所有权。而克伊尔在CEO的位置上干了25年。这样来看,对玩具这一祖传产业有着浓厚兴趣的克伊尔有些“另类”,他把生产玩具的乐高作为自己钟爱的玩具,不愿让“别人”过早“插手”,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这样做;回头来看,此次危难亦是契机,克伊尔得以让乐高进入一个全新时代,而自己有机会体验另一种角色的人生。

在乐高集团现在的架构中,监事会成员有7人,其中只有两人是克伊尔的家族成员。理事会以CEO扬为核心,他有绝对的话事权,与CMO、CFO、COO等一起负责企业日常运转。

一下子从一线退居幕后,克伊尔有些难以适应,一开始,他频繁和工人、设计师以及其他中高层聊天,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太爱乐高了,“现在他仍然会来,只是不那么经常。”乐高总部的一名设计师站在白色的创意屋(Idea House)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而作为老板和职业经理人,克伊尔和扬之间的关系也颇有意思。

“克伊尔对现任管理团队很放心。我们俩的性格不太一样,但我们相处得很好,经常一起出差,把对方看作朋友或家人。”扬向南方周末记者如此描述。他讲述了他们之间一次记忆深刻的冲突——那是在扬加入乐高不久时,在对乐高主题公园的处理事宜上,扬认为应果断“断臂”以偿还债务,且主张将之完全出售,而克伊尔主张自己一定要成为管理乐园的新公司的股东。最后,乐高在主题公园的新公司中占有36%的股份,处于控股地位。“现在看来老板是对的。要知道主题公园是消费者可以尽情享受我们产品的地方,如果完全失去控制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扬说。

现在,克伊尔和扬的见面频率仍不算低,一周一次,只是聊天气氛比较轻松,就像朋友一样。有时扬要出差到一些“充满憧憬的市场”,譬如中国,克伊尔也跟着一起去。

扬没有辜负克伊尔的信赖。2005年乐高即扭亏为盈。2012年上半年的营收为91亿丹麦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相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4%,净利润为20亿丹麦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

代际传承

丹麦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乐高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用积木搭建各种童话世界。事实上,当克伊尔做木匠的爷爷——乐高集团的创始人奥勒(Ole Kirk Kristiansen)——于1932在丹麦比德隆小镇的一间杂货铺做出第一件木制玩具时,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正开始缔造一个家族的商业传奇。

彼时欧洲经济不景气,奥勒的铺子接不到订单,只好辞掉工人。也是这一年,奥勒的妻子去世,留下四个孩子。但是他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一次得到行业协会的建议,决定将未来的方向定位为生产孩子们玩的玩具。两年后,他给自己的公司起名“LEGO”,取自丹麦语“Leg-Godt”,意思是“玩得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丹麦被德军占领。丹麦政府禁止进口玩具,也禁止在玩具中使用金属和塑胶,这对乐高的木制玩具而言皆为利好。正当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时,一场火灾使工厂付之一炬。但奥勒在家人和雇员的帮助下,决定从头再来。

直到今天,奥勒的这股韧劲,依然充斥在乐高的企业文化当中。克伊尔对产品质量近乎苛刻的管控,也来自上两代人的言传身教。奥勒在乱世当中发战争财,有人建议他赚钱第一,但奥勒拒绝这样做。一个至今在乐高集团内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当年奥勒的儿子兼帮手哥弗德(Godfred Kirk Kristiansen,即克伊尔的父亲)有次在给一批木鸭子玩具喷漆的时候,原本应该喷涂三次,他只涂了两次。事后他向父亲“表功”称节约了成本,未料到当场遭到呵斥,“赶紧去取回那只鸭子,涂上第三次漆后再给客户送过去。”

在乐高在丹麦比隆德总部的工厂里,南方周末记者从一台机器的机身上看到一张关于制造工序及规格的示意图,上面标明颜色要经过四次喷涂,而尺寸的误差容忍范围是“±0.2毫米”。

乐高玩具从1948年进入塑料时代,十年后乐高颗粒诞生,即不再生产现成玩具,而是提供无限拼砌可能。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划时代的产品,孩子的想象力得以释放。也是在这一年,奥勒去世,哥德弗接班。

奥勒时代的乐高玩具主要是鸭子、小猫、小鸡、猴子,以及拖拉机、卡车等“农耕特色”风格的造型;而到了第二代,各种奇特的跑车玩具成为主要产品,这是由于彼时欧美汽车工业飞速发展,而哥弗德本人也是“爱车一族”;到了克伊尔这一代,乐高积木已经非常成熟,玩具种类、造型完全由想象力主导。

一些成年人甚至也成为乐高迷。BBC(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詹姆斯·梅(James May)曾按照1:1的比例,用330万块乐高积木搭建起一个高6米的两层小楼,里面有客厅、卧室、卫生间和浴室,且皆可正常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已有80年历史的乐高,从未进军过主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即使乐高与好莱坞众公司合作密切,华纳兄弟甚至在拍一部以积木为主题的电影,但乐高至今也无意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对于未来是否会进军影视娱乐业,南方周末记者向乐高集团几位高管发问,得到的答复都是“NO(不会)”。

乐高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即为乐高玩具,另一条为乐高教育。乐高教育是一个独立的子公司,以积木为依托,在全球开展一系列关于想象力建构的培训和活动。乐高教育董事长雅克布(Jacob)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乐高机器人大赛”如今同样让中国的无数青少年着迷;乐高教育中国负责人陈志庆称其还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启动了“技术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这些业务皆由乐高教育中国总代理北京西觅亚科技有限公司操盘。

“中国是建功立业之地”

2004年上半年,当乐高上下都在自我检讨时,其“生化战士”系列玩具刚刚进入中国,总代理商是广州智乐商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代理儿童品牌的贸易公司,1994年即开始代理乐高玩具。

“生化战士”玩具在中国的大卖,使得中国玩具协会向其颁发了“2004年度‘玩具之星’大众奖”,但忙着给管理层换血和大裁员的克伊尔不可能有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市场——乐高的全球前两大市场分别是美国和德国,三大生产基地分别设在丹麦、奥地利和墨西哥,2004年中国市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直到2009年,乐高才在中国内地设立了办事处。一方面是由于乐高业绩重回高点,管理层得以继续推进全球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罗斯成为了乐高的第三大市场,给克伊尔以及扬等人以不小的刺激。“这使人们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市场。”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乐高中国区负责人姚思鹏(Esben Stark Jorgensen),他是丹麦人,被派到中国后入乡随俗起了这个中文名字。其位于北京三元桥一间写字楼里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乐高中国办事处刚成立时代理商送的字画“一帆风顺”。2012年10月15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断提及“中产阶级”“80后家长们”等字眼。如果现在再有人送他字画,或许“鹏程万里”更合适些——过去三年乐高中国的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50%,在乐高集团内部备受瞩目。

“中国是建功立业的地方。”乐高集团一位熟悉中国业务的华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他透露,中国内地市场在乐高整个棋局中所占份额相对而言非常之小,但“由于增速很大,未来不可小觑”。乐高集团不愿透露在华的具体销售收入数字。

当然乐高在中国不是没有挑战。其产品全为进口,价格相对较高;此外在本土化策略、消费者认知度和营销渠道的创新力等方面皆有待加强。

目前,乐高正在讨论未来5-10年里在亚洲设立生产基地,但是否设在中国,并不确定。不过,有趣的是,由于市场盛传乐高确定将在中国设厂,他们每周都接到许多电话:“一些中国的地方政府竞相邀请,问是否可考虑到他们省市投资。”

如果在中国设厂,扬将信用问题视为他们在中国将会遭遇的挑战。“生意伙伴、政府部门必须和我们一同信守承诺。每个国家都有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的丑闻,我们绝不沾染,这是前提,也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行业准则。”

但无论如何,中国对乐高来说都是极为迷人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乐高最大的市场。”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就整体而言,中国市场现在还不足够大,真正的井喷“还在后头”。

十年后这一目标会实现吗?“可能需要二十年,我们做好了奋斗三十年的准备。”他说。

显然,这也是老板克伊尔的理念。如果说他的祖父辈和父辈在产品质量管控和创新等商业原生性层面经历丰富、建树颇丰的话,他这一代的成绩则同时集中在企业管理理念等“软实力”的夯实上。

克伊尔的秘诀是什么?他画出一张太极图,称自己做管理靠的是“阴阳理论”,而乐高的发展由一种“阴阳文化”支配。

这一理论一共有11条原则,分别是:和员工亲近,也要保持适当距离;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向员工展示信心,同时让他们感受到存在感;有容忍心,但要牢记处理事情的方法;对自己负责,同时忠于企业愿景;工作要精细,计划须灵活;勇于自我表达,但要注意策略;要有远见,同时脚踏实地;关注舆论,但不为其所累;要有活力,但要三思后行;自信而谦逊。

克伊尔最近一次来中国时,除了与扬一起与商业伙伴会面,还跑到大中城市的百货商场研究入驻的玩具品牌,他们甚至花时间专门到市场上研究山寨乐高的产品。事实上早在2001年,乐高就曾在中国和仿冒者打过官司。

这一丹麦首富家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长。几年前,克伊尔获丹麦公主颁发的“安徒生大使”称号时,他说,他以乐高积木像安徒生童话一样“说着一种全世界人都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而骄傲。

探访丹麦首富家族(乐高集团)照片分享

 迄今已有80年历史的乐高,从未进军过主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即使乐高与好莱坞众公司合作密切,华纳兄弟甚至在拍一部以积木为主题的电影,但乐高至今也无意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对于未来是否会进军影视娱乐业,当我向乐高集团几位高管发问时,得到的答复都是“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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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透明的钱能透明地捐——有感于裘国根向人民大学捐款2亿元

裘国根在刻意回避被曝光。 (受访者 供图)

如此一来,不但2亿元的捐赠额可以真正做到细水长流,“自己捐款,自己打理”这一乍听起来有些怪异的模式就不会再招非议。当然,裘国根提出“保证至少5%的年收益率,不足5%通过自有资金来补窟窿”的想法,是否可行且可持续,我们静观事情的发展。

文/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201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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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3日是中国人民大学75周年校庆。此前几天,校友、“私募大佬”裘国根宣布向母校捐款2个亿。不过,你很难在聚光灯下找到他,你甚至会发现他在刻意回避曝光。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他纠结了好几天。

不过,受访过程中他倒是不愠不火。他首先提及两点,一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力量越大,责任越大”:既然都知道你在投资圈混得还不错,向母校捐点钱似乎在情理之中;二是国外大学的校友捐赠率很高。

有资料显示,美国许多名校校友捐赠率为30%至40%,普林斯顿大学校友捐赠率甚至超过60%,哈佛大学的校友捐赠率为48%。相比之下,在中国高校中,清华大学校友捐赠率在2010年超过30%,然而中国大学的校友捐赠率平均水平不及5%。

当然国情不同,单纯比较这一数字未必妥当。但有一点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信任基础不够牢固。任何一件“善举”都可能引来质疑或非议。裘国根的纠结也正在于此。当然这也不能单纯抱怨外界的不够理解甚至“小人之心”——慈善界以往被曝光过的一些丑闻事件令大家心有余悸。

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作“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说坏东西充斥市场,有价值的好东西反而可能被挤兑出去了。“良币”如何使自己回归本原位置?一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透明。

实业家捐赠尚且可能受到质疑,在“赌场”式的股市中搏击的私募大佬捐赠时被拷问似乎也是“应有之义”了。裘国根要做的一件事,甚至是唯一的事情,就是透明、透明、再透明。

一方面,捐了出去却又交由自己代为理财的教育基金,必须每年甚至每半年发布财报,将投资组合和收益大小一目了然地公布于众。另一方面,重阳投资作为阳光私募的代表之一,未来可以尽其所能更阳光、更透明,从一家“很会赚钱”的公司向深受尊重的公司过渡。

如此一来,不但2亿元的捐赠额可以真正做到细水长流,“自己捐款,自己打理”这一乍听起来有些怪异的模式就不会再招非议。当然,裘国根提出“保证至少5%的年收益率,不足5%通过自有资金来补窟窿”的想法,是否可行且可持续,我们静观事情的发展。

对近些年其它备受瞩目的捐赠校友们来说,透明一样是对其最基本的要求,捐赠数目越高,越需透明。我们看到段永平夫妇在人民大学设立的基金会的管理委员会,每期等配比基金的“配比统计表”都向外界公布,这值得赞许。

事实上于欧美基金会而言,透明乃常识而已。

只要透明,钱生钱任何人都喜闻乐见。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专门为基金会提供理财服务的非营利组织Commonfund调查了823家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从2010年7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总计4081亿美元捐赠基金的运营,结果显示一年中其平均收益率为19.2%,相比上一年11.9%的收益率继续攀升(2008年和2009年则均为负增长)。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财力最雄厚的大学捐赠基金表现最佳,平均回报率达20.1%。

在捐赠基金的投资方向中,美国国内及国际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为历年最高,分别达到30.1%和27.2%。包括私募、房地产、大宗商品和自然资源在内的另类投资也达到14.2%。

一些面临财务赤字的美国大学因为校友捐赠而度过危机,成为了“救命钱”,自然以后对募集捐赠很积极,对基金投资也更上心。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是行政拨款的,理论上是不缺钱的,是不是真的把校友捐赠当成一项事业来干,不免让人产生疑问。

于是,就像社会的贫富分化一样,中国大学的校友捐赠近些年来也呈分化之势,北大、清华、浙江大学和人民大学等名校的教育基金会规模越来越大,但是多数普通大学的校友捐赠总额增长缓慢,有的甚至几年内颗粒无收,这样一种情形下,校方提不起精神,最后整个捐赠系统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当然无论是出真金白银还是像地产商黄怒波一样捐地皮,且无论数目多寡,都是一种姿态,都值得期许。黄在向北大捐赠时直言“官方慈善不可信”,当然他说这话的潜台词是“希望北大去官僚化”。

校友捐赠与社会捐赠形成一个互动机制则更佳。香港新鸿基地产郭氏家族向西南交通大学捐赠并成立“郭氏基金”,虽然出资并不多,但可圈可点的是,西南交通大学于2010年成立了“郭氏基金同学会”,这一同学会有章程并分为几个部门,开展系列活动,且每半年向郭氏基金西南交通大学奖学金管理委员会提交一份活动总结报告。

中国内地高校的教育基金会和捐赠文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现在一谈“校友”,几乎指的全是公立大学,民办高校从一开始就被冷落了,这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再如几年前一位发迹的中国留学生向母校耶鲁大学捐赠888.8888万美元后被一些网友谩骂,显露出我们社会中的一丝戾气和对捐赠认识的偏狭。校友捐赠从来都是无国界的,与捐赠者的透明行为相匹配的,是公众的透彻理解。反哺教育的文化是经济社会和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附:向母校豪捐,代母校理财 

—“私募大佬”裘国根详解2亿元捐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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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捐赠,我们出钱,同时代为管理。我们承诺,保证(基金投资)年收益率不低于5%;如果不足5%,则由我们的自有资金补上。”

南方周末记者 袁名富 发自上海  2012-10-04

2012年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民大学)毕业校友、“私募大佬”裘国根向母校捐赠2亿元人民币。

前不久的9月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召开机构投资者闭门会议,国内三家阳光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第一次被邀请参加,裘国根创办的重阳投资就是其中一家。

在更早之前,裘国根的师弟,也是重阳投资当初的合伙人李旭利因就职交银施罗德基金时涉“老鼠仓”案被正式逮捕,但在2012年6月开庭审理时当庭翻供。此案依然悬在半空,尚未有定论。

现年43岁的裘国根,出生在浙江绍兴。198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投资经济专业,1993年从该校研究生毕业。

毕业后,拿着求学期间赚来的1万元和借来的5万元,裘闯荡深圳资本市场。1996年自己成立投资公司专业炒股,替人理财,2001年转战上海,2006年大举杀入招商证券法人股,裘国根事后大赚二十多亿元。

目前,其掌控的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资产超过100亿元,而他自己在2011胡润百富榜上的财富为20亿元。他自称在过去二十年的股市投资中“从未犯过大错”。

向母校豪捐使裘国根成为话题人物,有人赞赏,但也有人评价为“赎罪之举”。

裘国根为什么会进行豪捐?这些捐赠究竟将怎样使用?面对种种质疑,他如何进行自辩?2012年9月28日,南方周末记者在上海专访了裘国根。

“刻意做点事”

南方周末: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筹划捐款事宜的?捐款的出发点是什么?

裘国根:我和人民大学现任的领导班子如校长陈雨露、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等都比较熟,2011年底我们开始谈论此事,一直到2012年5月才敲定捐赠的具体数字和用途。一开始谈过捐1亿,后来提高到2亿。

之所以提高捐赠额,是因为原来只是想推动人才培养,但这是一个长期见效的事情,短期内(人民大学)需要的还有校园改造等。现在的分配是9000万元用于前者,7000万元用于后者,还有4000万用于提升人民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捐款的出发点,就是在水池里丢一颗石子,最后捐款的效应是一层一层扩散的。一个人如果有能力了,首先应该关心你最为亲近的人,我把它比喻成由近到外的“波纹效应”。

在国外,校友捐赠是很普遍的,美国高校的校友捐赠率达到40%左右。校友捐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所学校的实力和学生的面貌。如果你在财经界,不给学校捐钱,说明这个学生爱心不够;如果是在企业界,就说明你运营的企业并不成功。

我曾经给人民大学捐过两次100万,但这样的捐,还是属于一种“群众性参与”;给500万、1000万的,也基本上不痛不痒;但给1亿或更多的钱,那就得刻意做点事了。

南方周末:捐赠仪式是9月20日举办的,现在资金划拨到人民大学基金账户上了吗?

裘国根:2个亿的捐款,是分两次捐的,8000万已经打到人大基金会账户上了,剩余的1.2个亿我们会在3个月内划过去。

我的钱捐了之后,其所有权就归属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教育基金会下面会专门成立一个子基金,子基金会再成立一个理事会,这个理事会的构成是,校方出三个人,我们重阳投资公司派两个人,此外还计划请两位社会贤达,共七人组成,每年的预算开支由理事会决定。

南方周末:七人名单分别是谁?和你眼中的中外校友捐赠基金相比,主要区别是什么?

裘国根:人民大学校方三人分别是校长陈雨露、基金会理事长程天权、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郭庆旺;重阳投资公司这边是我以及合伙人、总裁莫泰山;社会贤达人士还没有最终确定,如果说我们捐赠方与校方有点像甲方乙方的话,社会贤达进来就好比像董事会里的独立董事。所谓“角度决定观点”,当甲乙两方意见产生分歧时,独立人士的意见就很重要了。

我没有直接接触过国外大学的基金会,但我女儿在国外读书,所以有一些感受。与跟国内相比,国外的校友会或者基金会前端积极吸引新的捐款,在举办活动、扩大影响力方面非常主动,在后端运营和管理上非常专业、有秩序。哈佛大学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投资损失挺大,此后他们在一些活动中就缩减经费开支,现在盘子依然比较大。

 

“我们出钱,同时代为管理”

南方周末:理财是你的专业,这次如此巨额的捐赠额如何管理?

裘国根:任何投资都没有那种高收益、零风险的,否则是瞎扯。但是一个专业的资产管理团队可用相对低的风险去匹配相对高的收益。当然有些钱是可以承受高风险的,大学基金肯定承受风险的能力要低一些,但肯定比社保基金承受风险的能力又要高一些。

这次的捐赠,我们出钱,同时代为管理。这是一种全新模式的开创。我们(重阳投资)想结合自己的优势,用基金会的名义开一个基金账户,就这笔资金代为理财,做一些相对而言风险收益率比较好的投资。

与此同时,我们做了一些承诺,保证(基金投资)年收益率不低于5%(编者注:现在商业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3%左右)。也就是说,如果1亿元作为基数,我保证每年的第一年的收益率不少于500万元,第二年依照复合增长率类推。赚到的,全归人民大学,如果收益率没达到5%,则由我们自己垫钱补足。

但这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的尝试,我们与人民大学反复商讨后决定这样干,但现在还只一个思路,没有最后敲定。

南方周末:两年前,同样是人民大学校友的投资家段永平(步步高电子创始人,后移居美国)与妻子刘昕向母校捐赠3000万美元(以当时汇率计,约合2.05亿元人民币),你对段熟悉吗?他从斯坦福大学得到启发,部分捐赠额采用了“等配比基金”(编者注:即人民大学每接受到一笔外界捐赠时,不管什么用途,等额捐赠基金中就会抽出相同数量的钱以供使用)的操作模式,你当初没考虑采用这一国际流行做法?

裘国根:段永平将中西思想结合得非常好,崇尚独立思考,先做实业,后搞投资,都很成功,且特别懂得生活。他向浙江大学捐了3000万美元,给人大也捐3000万美元(编者注:段永平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人民大学)。他设立等配比基金的目的就是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去共同进行教育捐赠。但同时规定单笔配比金额的上限是100万美元。这次我们的捐赠,段氏夫妇的等配比基金也一样会配出100万美元。

我没有考虑这一方式,是因为我们这个钱已经有明确的用途了。等配比基金就不一定了,配比好比跟投,别人做什么事情你就跟着做什么,而且可能会加入校方的意愿。

 

“我赎什么罪?!”

南方周末:有传言称,你在帮权势人士理财,而现在的捐赠有“赎罪”的成分,你怎么看?你们在选择投资对象时,如何看待一家公司背后的“关系”?

裘国根:我投一家公司会考虑公司治理、考虑这个行业、考虑这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他是靠关系赚钱的,那太危险了,我不敢投。在成熟市场里面对于那种靠非公司核心竞争力,比如靠行政关系获取的市场垄断权所赚的钱都要折价的。

说我在“赎罪”,我不同意,我赎什么罪?!说重阳投资有“靠山”,哈哈,我们能有什么背景,完全是一手打造出来的,这完全是瞎猜。

南方周末:你的财富积累过程是怎样的?

裘国根:1995年出来,自己赚了200多万元,另外从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筹集了1000万,帮他们打理,赚了钱后一起分。后来在1996年到1997年的投资中,我的财富增长了20倍,1997年到2006年增加了8倍,2006年、2007年两年又赚了12倍,2008年亏了20%多,2009年赚了1倍以上。

投资胜败是由两方面决定的。一是你的性格,一个优秀的投资者必须“反人性”,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在别人难受的时候你要扛得住,别人狂热的时候你要冷静。二是要贴近市场,你说现在市场不好我们就离开,市场好了再回来,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市场好呢?我们老家有一句话叫“瘸子赶到,好戏散场”,瘸子就是腿不太好使的,旁边的村子里面在演戏,这个戏很好,传开了,瘸子也赶过去了,但是到了的时候已经散场了,这和投资的原理其实差不多。

南方周末:你的师弟、重阳投资当初的合伙人李旭利2011年因就职交银施罗德基金时涉“老鼠仓”案被正式逮捕,但在2012年6月开庭审理时当庭翻供,不承认直接通过下指令买卖股票,而表示仅仅只是建议买金融股来完成交易量。对此你怎么看?

裘国根:李旭利比我小四届,是我在人民大学的师弟。他从2009年6月到2010年10月在重阳投资待了一年多,其实之前我们联系不多,后来到上海以后交往多起来。关于他的案件,我不方便说任何话。

南方周末:前不久,重阳投资作为私募代表之一被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请到北京参加“闭门会议”,为什么会选择你们,主要讨论了些什么?

裘国根:是中国证监会基金部通知我们的,可能我们相对规模大、团队上比较成熟。主要谈的还是投资者教育。中国是一个散户投资者为主的市场,散户交易额占到85%;而机构投资者力量太弱,整个股票的市值中,机构只占到15%左右,而散户占到近28%左右,产业资本(大小非)占到57%。这是中国股市暴涨暴跌的关键因素。

郭树清主席上台后提出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逐步降低散户比例的政策。他其实说了很多实话,譬如“股票市场看似门槛很低,其实水是很深的”等。

另外,最近新基金法很快将会把阳光私募股权基金纳入一个合法管理的范畴。

南方周末:你如何看待体制改革与资本市场浮沉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提出“股市如赌场”,现又提中国股市是权贵阶层兑现财富的“屠场”。

裘国根:我觉得体制改革是很长远的事情,我们这个层面的人谈这个话题欠高度;对于资本市场制度改革,我们提了很多意见,但总基调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不改,但肯定不能搞激进式的改革。

对于“赌场论”“屠场论”,我认为以前称之为“赌场”或许更贴近些,但说权贵化我觉得有些夸大。关键是你怎么样去看待你说的这个现象在这里面的比重。其实不排除这种现象,以及利用制度缺陷赚取高收益,但还是有很多人靠专业投资的眼光来获取财富。再说,过去赚钱的那些人现在还在做PE(私募股权投资),还在搞上市,搞不好就全还回去了。PE投的公司还未上市的有七八千家,排队的就有七百多家,现在一样如坐针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