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体验深度X热情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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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家读了一本名叫《创意脑》的小书。作者是茂木健一郎,日本著名的脑科学家。我看了他涉足的领域,想起来一句中国俗语,“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茂木一边是索尼电脑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一边还从脑科学的角度分析宫崎骏等日本成功人士的致胜之道,甚至分析恋爱男女的心态与行为。他还曾是日本NHK电视一档名为《专业人士的工作风格》节目的主持人。

他写过一本《用脑,要用对方法》,很火。《创意脑》是他最新的作品。副标题是“用脑科学激发创造力”,因为我对儿童创造力培养的话题很感兴趣,所以一口气读完了它。想结合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写一篇书评,但因为思绪较乱,先敲击键盘,做一下书摘,等我沉淀一下,再来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1、  创造力=体验深度X热情强度。岁数越大经验越丰富,体验也越多,但热情却可能递减地厉害。决定热情的感情系统是怎样运作的呢?用现代脑科学的解释,感情就是“应对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的备战策略。”对不确定的挑战是让大脑变灵活的重要因素。

2、  储备知识和体验,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很有必要。以现在知识为基础进行创造才是正道。

3、  可以肯定的是,越是能在生活中找到感动的人,大脑的感情系统就越发达。这样的人才肥在记忆中储存大量有助于改变人生的信息。我儿子两岁的时候第一次看到焰火时大哭不止,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他不单是因为害怕才哭,而同时有着感动的因素在里面。

4、  保持童心体味每一个“第一次”。小时候我们期待挑战一切,长大后大脑误以为世界上已经没有新鲜事了,从而缺乏激情,变得低沉。能觉察出各种景色不同并为之心生感动的人,才是会生活的人。

5、  体验是创造力的源泉。对大脑而言,所有体验都是有意义的。接触实物会让你产生感动。感动越多,大脑额叶的功能就越强大,也就能产生更多的创造力。

6、  不确定的环境更能激发创意。大脑皮层就像电脑,负责逻辑性强的推理工作。尽管如此,它并不能代表人的本质。大脑边缘系统所掌握的感情,才是我们作出各种判断的主要依据。

7、  好学生只是把信息和体验存入颞叶,天才则能用颞叶提取颞叶中的体验,并用于创造。

8、  没有欲望就没有创造力。“欲望”其实也有积极的含义。欲望的方向决定一个人的人生方向,甚至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欲望层级高指的是视野开阔、有前瞻性、有志气的意思。

9、  决断力推动创造力。帮助我们下决定的神经存在于大脑中,可以通过训练变得发达。司机和乘客的记路能力完全不同,并不是记忆力的差别,而在于动脑程序的不同。人生之路一定要自己“驾车”。

10、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英国小说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最先用过一个叫作“serendipity”的词,译成中文的意思是“与幸运不期而遇的能力”,这个词目前备受脑科学研究者的关注。

11、要掌握“头脑转换”的开关。小孩子上一秒可能还因为挨骂而哭得伤心,下一秒就可能因为有好吃的而破涕为笑。不是小孩子没心没肺,他们其实也并没有忘掉那些不愉快,而是因为他们能够迅速将精力集中到下一个阶段的活动中去。

12、镜像神经元就像一面镜子,能将别人的表情和动作与自己过去的体验相对应,正因为此,我们才能体会别人的心情。

13、 抽象的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成正比。抽象思考能力强的人,学习能力越强,推知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也越强。可以说,人的读心能力和学习能力有很深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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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结盟”有感:圈子就是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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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杂志编辑约我,就他们2013年第8期上题为《二代结盟》的报道做一点评,我就随手写了几句:

圈子就是圈子

五年过去了,这帮年轻人玩的越来越起劲了。

当年江浙一帮企业二代少主们,来珠三角和这里的家族企业交流。那时正值金融海啸最严酷的时候。他们白天正襟危坐谈宏观经济和企业治理,晚上在酒吧High翻天。

“金融海啸延缓了富二代接班”。这是我在酒吧里得出的一个结论。彼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接班——父辈们认为这时候退位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他们真正掌舵了吗?也没有。这几年,国进民退趋势愈演愈烈,中国商人的信心在坍塌,而在政权交替时刻,老一代的企业家更想琢磨透一些东西后再归隐。时间就这样流逝。二代企业家们绝好的历练机会打了折,而他们却认为已然收获良多。

“圈子就是圈子。”这是我现在的结论。原先一个紧凑的——无论地域、年龄段还是价值观相近的团体,现在像摊煎饼一样在全国展开,这是成也是败。所谓成,是这代人心态更开放,学习能力也更强,他们之间的资源共享能为中国商业添加新动力;所谓败,是五湖四海参差不齐的人群很难找到“最大公约数”,制度建设和运转机制要么浮于表面,要么事倍功半,要么干脆失灵。

这不是对他们能力的不认可,相反,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接力中国”成员都很Nice,我只是想说,中国人抱团,总是会陷入一个怪圈——抱着抱着发现自己的臂膀不见了。(财经作家 东方愚)

乐高不再纠结?真正的纠结才刚刚开始!

东方愚

乐高(LEGO)终于决定在中国投资建厂了。据媒体报道,这家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制造商,将在中国浙江的嘉兴建立625437398268829269亚洲分销中心;总投资将达到逾十亿元人民币,2014年开工,3年后预计雇员超过2000名。

这一消息距我2012年9月到丹麦拜访乐高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等高层,只有半年的时间。彼时我抛给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很快要在中国设厂了吧!这位出身麦肯锡、九年前挽濒临破产的这家跨国公司于狂澜的职业经理人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还在讨论中呢。“亚洲是必争之地,至于生产基地设在中国还是马来西亚等地,还没最后确定。”

我相信扬的话。那时亚洲的第一座乐高乐园(LEGOLAND)刚在马来西亚开张。占地30多公顷,投资额合人民币超过15亿元。在这里再建工厂,无可厚非,这样同样实现“东西合璧”——与丹麦、匈牙利和墨西哥的三大既有生产基地相呼应。

有人会说:傻瓜!当然是在中国设厂,这里市场之大超乎想象)最近几年乐高的销售增长率年均超过50%),还等什么?!没错儿,十个新马泰以及港台市场加起来,可能也敌不过一个中国。再说,中国对招商引资从来都那么热衷,会给出许多优惠政策——扬也对我坦承他们每周会接到许多电话,“一些中国的地方政府竞相邀请。”

可是,乐高的控股人、丹麦首富克伊尔(Kjeld)家族以及扬等管理层,真的一直对在中国设厂有着颇多疑虑。是因为像许多奢侈品一样对“保证原装进口”的品质承诺吗?不尽然。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契约意识会否成为镜花水月,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政商关系能否处理得当并走得更远?

“每个国家都有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的丑闻,我们绝不沾染,这是前提,也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行业准则,否则我们只好将工厂搬离。”扬对我这样说。可后来我离开丹麦后,乐高的公关经理对我说,你如果写文章的话,最后不要提后半句——即“否则我们只好将工厂搬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扬的的授意,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猜到了他们一定会在中国设厂,尽管他们内心是那么地忐忑。6597515068865586473

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都怀揣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有的河里没有石头只有浑水,而有的河里的石头则呈悬浮态——随着着水密度的变化而游弋。北欧的企业向来小心谨慎,我开玩笑对乐高的朋友们说,你们以后会在中国公司及工厂内部建立一个ICAC(廉政公署)吧。

国际权威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多年发布“世界清廉国家”的排名,丹麦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时常并列第一。丹麦孵化出乐高、马士基、嘉士伯,瑞典孵化宜家、爱立信、萨博、沃乐沃,芬兰孵化出诺基亚……这里的每个弹丸之地都盛产世界领先企业,与干净的政商环境息息相关。这样的一个氛围也孵化出“不愠不火”为主要特征的北欧企业家精神。

“信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乐高最大的市场。”扬对我说。我听后觉得他这是在讲“正确的废话”。可接下来我让他给一个期限时,他的回答令我大惊失色:“十年不够,可能需要二十年,我们做好了奋斗三十年的准备。”想象一下,如果一位中国企业的掌门人或CEO说自己计划二三十年拿下一个市场,要么你觉得他脑子进水了,要么他脑子真的进水了——习惯了“短平快”的中国人,做三十年规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乐高参观时,给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场景,是其企业文化馆的墙壁上一张偌大的太极八卦图,6597900997446760170他们用写着“阴阳(yin-yang)”。乐高第三代掌门即现在的控股人克伊尔称自己的管理理念就是“阴阳理论”,企业文化亦即“阴阳文化”,这一文化有11条原则组成,其中一条赫然写道:“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

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写到北欧企业成功基因时,列了四点,一是对不懈创新的追求;二是以长远视野来平衡创新的激情——这正是 “阴阳文化”之通俗诠释;三是以共识为基础的管理方法;四以机器替代劳动者的热情。上述所列的北欧企业无一不是典型的践行者。但是中国太特别了,你要面临的,是多方利益的博弈,内部共识或许容易达成,但外部诱惑与压力可能无法阻挡,所以一向洁身自好的爱立信也会在此身陷商业贿赂案。

乐高向来强调长远利益,先不说中国的政商环境容不容得你慢条斯理,在可预见的将来日益井喷的市场需求下,你的经销商会不会倒戈,你会不会被山寨包围,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棘手命题。我和乐高中国CEO姚思鹏(Esben)等人聊起这一点时,他们说那是一个品牌走向成熟必经的阵痛。这可是视为他们的自信,但也可理解为他们的掉以轻心。在我看来,乐高不再为在哪里设厂而纠结,但真正的纠结才刚刚开始。不过好在他们卖的是益智玩具,不像遭遇意识形态战争的谷歌一样,撤离中国真的成为最好也是最体面的一种生存方式。

【新财商 之1】参与性,等比配,授儿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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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财经的,后来做了财经记者,所以看到国内外对孩子的财商教育理念和方法时就会关注多一些。花旗银行有个前高管,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MBA毕业的,做赤美国国际教育基金会会长。他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介绍称美国父母对孩子财商的基本要求是:

  3岁时能够辨认硬币和纸币;

4岁时认识到我们无法把商品买光,必须在购买时作出选择;

5岁时知道钱币的等价物,例如:25美分可以打一次投币电话等。知道钱是怎么来的;

6岁时能够找零;

7岁时能够看懂价格标签;

8岁时知道自已可以通过做做额外工作赚钱,学会把钱存到储蓄账户里;

9岁时能够简单制定一周的开销计划,购物时知道比较价格;

10岁时懂得每周节省一点钱,以备有大笔开销时使用;

11岁时知道从电视广告中发现有关花钱的事实;

12岁时能够制定并执行两周的开支计划,懂得正确使用银行业务中的术语。

OK,这样一份list,中国的家长和美国的家长看到后,就算都去践行,作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习惯了填鸭式的教育,虽然知道其毒害深重,但很多时候不经意间又让悲剧在孩子身上重演。譬如让孩子认识硬币和纸币,相信不少中国家长是“霸王硬上弓”,要么直接拿着钱教孩子认数,要么就是每次买东西的时候给孩子说,乖,这是一块,五块,十块…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你所进行的财商教育,是站在你自己的角度进行的。

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看问题,尤其是要让孩子多参与。记得看到过一个网名叫“魔女”的年轻妈妈,移民到美国了,有一个女儿。她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让孩子从生活中的细节学习经济学,学习财商。女儿看到家里某个角落有硬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她故意放的),就会被引导着存起来,这就是储蓄;然后,到一些特别的时刻,再让她明白什么是支出,什么是合理支出、有意义的支出。

譬如,美国的学校为鼓励阅读,常为中小学生举办“书展”。书展上的童书都是学校精心挑选的,干货多,价值便宜。“魔女”的作法,一是告诉女儿阅读的意义,二是建议她拿自己的储蓄外加爸爸妈妈给的钱,来买书。这就好比和大家一起“入股”干件事,或者有“等比配”的意思——你每拿存的三块钱买书,妈妈另外再奖励你三块钱,这样就有六块钱了(上图为“魔女”女儿的可爱小钱包以及书单)。

我们家小报同学现在不到两岁。我倒不着急对他进行什么财商教育。但看久了中外父母作法之别,有的时候仍禁不住感叹。一句话,授儿以鱼,不如授儿以渔。

李嘉诚被“绑架”:段子时代的狐假虎威

东方愚 For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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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被“绑架”了。不久前网上一篇题为《李嘉诚教你五年内买房买车秘诀》的文章传播越来越广、越来越火,让他很郁闷。他按捺不住,随即通过发言人澄清说,喂,这不是我说的,与我没关系啊。“网上流传很多关于我(李嘉诚)的论点,都并非真确。”

一篇既非指责他人,也无关家族隐私或企业运营的小文章,惹得香港首富“挺身而出”消解误会,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但李嘉诚不这样认为。就好比我们常说“一流的企业定标准,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三流的企业卖产品”,对成熟的商人或商业文化而言,诚信和信任是行为准则,口碑与利益则是应然之事。即使假他之名的段子或文章饱含所谓的“正能量”,性质上和无中生有的中伤是一样的,有必要做出回应。

但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内地企业家身上,他们或许大都一笑了之、懒得理会,当然也有一小撮人为张冠李戴可能提升自己在年轻人心目中的正面形象而偷着乐。

内地的段子文化伴随着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近几年十分流行,甚至如火如荼。拿企业界来说,严介和和冯仑,两位风格迥异的中国企业家,皆为“段子红人”。严介和自称是“中小企业教父”,又是办“华佗论箭”,又是搞“郑和舰队”,即使许多人说他太能吹牛、言过其实,但丝毫不能阻挡他的大受欢迎。一站上讲坛,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激情四射,段子如梭。可如果你跟他吃过饭、深聊过,就会发现他内心很孤独,常有如履薄冰之感。他只是享受那种被簇拥的感觉,恰巧又找准了定位,用段子这一利器迎合了市场需求。

冯仑读过博士,但他一样爱讲段子,甚至热衷讲荤段子。他讲过的与“小姐”有关的段子就有许多个,“民企和国企打官司就像夜总会小姐告妇联干部”等,诸如此类。因为通俗形象,所以被竞相传播。其实冯同学自己很不喜欢“段子”这个词的。他说如果把自己的精彩言论简单称之为段子,“那等于贬低了它们的价值”。但他仍然乐此不疲,“其实大家本质上都是喜欢庸俗的――关起门来做的事都是庸俗的,吃喝拉撒睡,做爱,发火,每天能离开吗?你用这些东西说事儿,全世界的人都懂,但你往高说,很多人就不懂。” 

仔细想一下,段子的刚性需求,大众信仰迷失其实也是推力之一。好段子本身没有错,高考作文常考“名言警句”,那何尝不是段子。问题在于,段子越来越成为人们困顿时的一味解药。好多中小企业主去听严介和唾沫横飞讲段子,内心深知“知易行难”,但亲临其境感受集体亢奋的情绪,是他们愿意埋单的原因。而“九二派”野蛮生长后从事地产行业的冯仑,是中国最懂政商之道的人士之一,在金融危机和国进民退的时候,雅俗共赏的段子戳中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部位。

久而久之,“狐假虎威”式的段子文化被催生。一个普通人讲一百条段子,或者预言中一百件事,也不及一位名人一条段子和一个预言更受关注。新科技使世界变平,变成一个群岛社会,话语霸权被打破——譬如微博和微信公众平台至少在形式上呈现出来的是人人平等。但人们内心的世界没有变平,人们期待改变,期待自我救赎,但首先喜欢榜样的力量。

李嘉诚发言人说,网络上打着李氏名号的段子很多,“相信网友们有分辨的能力”。可是很多时候,人们其实是不想去分辨,这是最有趣的。又好比一个批评新闻管制的段子署名白岩松,只要形似,大家就会纷纷转发,这些个时候,李嘉诚也好,白岩松也好,就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压抑而不失动力、紧张又心怀希望的草根阶层借以形成“虚拟联盟”的工具或杠杆。

所以说,中国特色的段子文化,如果首先拿专业主义如侵害名誉权或造假等来定性,就有些简单粗暴了。如果你身边恰巧有一位朋友在写个励志的段子,并告诉你可能将它署上比尔盖茨或奥巴马的名字,如果他不是有意恶搞,相反是有情怀的人,请你首先不要斥责他“狐假虎威”,而是体谅他。你或许可以把他先当成一位编剧,就像写《乔布斯秘密日记》的丹尼尔·莱昂斯一样。

英国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曾这样写道:“在一个知识生产完全受实用主义驱动的世界里,我们已经失去了共同决定如何重视知识和肯定知识的能力。知识更多是学者和专家的财产,而不是公众财产。”他想说的其实是大众知识分子的消失。非常有趣的是,在现在的中国内地,公众财产借学者和专业的名义传播,这是一种逆袭的大众知识运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