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不是一个好榜样

“12岁的时候你在干什么?”李永波问林丹。

“我……我在参加少儿羽毛球锦标赛,拿了全国冠军。”

“嗯,是的,当时少年羽毛球还没有世界比赛,要不然林丹也会是世界冠军。”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很自豪地说。

这是最近比较火的科学类真人秀节目《最强大脑》里的几句对话。李永波和林丹作为嘉宾,正在观看、点评一场非常让人唏嘘的对决——安德烈和李云龙,分别来自意大利和中国的两个12岁小男孩,进行超强记忆能力大对决。

他们PK的项目是“新郎新娘配”:现场51对新人打乱顺序排列,两位挑战者交错方向同时记忆,之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型摆放。李云龙一开始领先一步,但当主持人先核对安德烈的成果时,李云龙却大哭起来,嘴里反复念叨“我记对了,但摆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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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李云龙在《最强大脑》现场崩溃大哭,当时主持人正在核对其对手安德烈的记忆情况)

因为最终的结果富有戏剧性(李云龙原以为自己输了,但后来发现自己的摆放顺序同样正确),现场的各位嘉宾开始聊起孩子的童年话题。李云龙比赛前就称自己要不辱父亲之使命。正是基于此,12岁的他几乎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父母为了让他保持天才之大脑,不希望他“浪费”时间到玩乐上。

相比之下,安德烈说自己参加比赛首先是为了享受这一过程,然后才是希望赢得比赛。他每周都有两天的周末时光,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也会去踢球。他不理解的是,这是常识,是权利和自由,为何会成为讨论的话题。

安德烈虽然在记忆能力上输给了李云龙,但他赢得了观众们的尊重。特别是当李云龙大哭时,安德烈过去给他拥抱。他对主持人说:“我很担心李云龙,他看起来很难过。”

我不想就中外教育方式之差异评头论足。我想回到李永波对李云龙父亲“将童年还给孩子”的建议上。一方面,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孩子牺牲的东西太多了,一味的求胜欲和只能赢不能输的心态,只能让危险因子潜伏;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宣扬林丹12岁获得冠军的了不起,言外之意是:林丹乃孩子们的榜样。

可我们一想就知,林丹当初为了取得冠军,童年也是缺失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林丹的童年要比李云龙残酷得多,同样没有周末,没有自由。即使他12岁取得了少儿男单冠军,接下来几年的职业生涯更苦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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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林丹和李永波在《最强大脑》现场。)

人很多时候是分裂动物,一边批评别人,一边自己就是别人。李永波批评李云龙的父亲为了自己的使命,而让孩子童年没了色彩,但于李永波而言,林丹何尝不是因为首先完成了他——教练——的使命,而成为其现在不论任何场合频繁宣扬的“榜样”。

 

当自我使命被绑架

“使命”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若仿效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在去实现个人使命之前,要实现许多别的使命。

在西方的语境里,做任何事情,首先要遵从神的旨意,然后听从内心的声音。而在中国,这个过程当中还包括了父母使命、TA使命和复杂的社会使命等。仍拿李云龙为例,他还是个孩子,但他站在电视镜头前的那一刹那,他身上就同时被寄予了以上使命(生存使命自不必言)。

父母希望李云龙能“争口气”,这是父母使命。李父脸色和情绪波动将他培养孩子的方式和态度暴露无遗,当孩子用很短的时间记忆下面前102位新郎新娘的位置排列规律时,他的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当孩子大哭不止时,父亲一开始尴尬,而后大吼一句“儿子,可以了!”而当结果发生戏剧性变化,儿子“赢”了时,他又表现得非常欣慰。这里弥漫着父爱,但更多的是——控制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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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使命”其实可以称之为“典型性使命”。譬如李云龙会接受到许多“鼓励”——“你能行的,一定会赢意大利的安德烈的”,“林丹12岁的时候是少年冠军,你一定也会是少年最强大脑的!”诸如此类的“正面典型使命”,和“那个谁谁谁,他当年也很强,但因为松懈,只是昙花一现,你可不能学Ta!”式的“负面典型使命”。

而“社会使命”不言自喻,孩子不管大小,都有社会属性。一个普通人会受到许多期许和约束,孩子亦然;如果“不幸”有了名气,背负的社会使命会更重——当然如果你不在乎的话,那些都是浮云,但是又有成年人能做到,何况孩子。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说,《最强大脑》这种“中外PK赛”的形式欠妥。“科学也流行”本是挺好的愿景,融入娱乐元素和挑战色彩也很好,但毕竟有孩子参加,如果大打并大肆渲染民族牌——谁的记忆力更强,谁就是“为国争光”的标志——就太意识形态了。

中国的孩子真的不容易。因为大都要在很晚的时候,才能做自己、做回自己。

 

《再袭面包店》的灰色哲学

自我使命被其它使命“绑架”的症结在哪里?在于人对于自己无法实现之愿望的耿耿于怀和寄托心理。

村上春树在《再袭面包店》讲的故事很简单,一对夫妻本来是去抢劫面包店的,但和面包店老板一勾兑,抢劫变成了“交换”。这听起来不赖,但毕竟没抢成啊,“我”没证明自己的能力啊,不行,我们终究还得再去真正抢一次——幸亏小说中没提到他们的孩子,否则这对夫妻会鼓励孩子去完成抢劫面包店的夙愿。

2013年前的十年,我是一名专注报道和评论中国富豪群体的财经记者与专栏作家,看到、听见、接触过太多富人“绑架”子女使命的案例——因为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困,一年到头只吃一次肉,所以现在给孩子最好的食物和生活环境;因为自己是草莽出生,没上过几年学,当听说美国的教育好,就把还不会打酱油的孩子送出去;再到后来,因为太有钱太安逸了,孩子出现了不良嗜好,于是规定从现在开始孩子每年必须去农村呆上一个半个月……

凡此种种,不是拔苗助长,就是矫枉过正。童年之于孩子并非童年,仍是被控制的梦魇。

我采访过一个企业家,他从小就给孩子制定好了成长路线,且让孩子将比尔盖茨视为人生偶像。不久前,他的12岁的儿子(对,很巧,也是12岁)离家出走了,原因是儿子觉得他请的私塾老师“太烦人了”。这位企业家说起来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时气不打一处来:“比尔盖茨小时候多听话!”

我真想告诉他,比尔盖茨12岁的时候是个捣蛋虫,不但不听话,而且总是让老妈暴跳如雷,盖茨的老爸带儿子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的建议是,“如果你们继续和孩子斗争,孩子一定是胜利者;如果你们减少对他的干涉,你们将都是胜利者。”

如何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控制欲?如何像少年商学院提倡的一样,让孩子真正成为具有独立、好奇、未来公民品质的孩子,拥有原本就属于自己的童年?

很简单,就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回到童年,让孩子遇见我们,或我们去遇见孩子——这里的“童年”更多是指一种童年心境。

 

回到童年,和孩子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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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有过一个想法,包括我在内的这一代生于70后、80后的家长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些游戏,走过的一些路,做过的一些梦都挺好玩的,少年商学院是否可以发起创立一个“童年博物馆”——哪怕先从一个网上虚拟的童年博物馆开始,每个人将带有自己童年印记的物件或场景拍照或视频发给我们,与此同时,记录孩子看到、玩转这物件时自主的感想和好奇心。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微信给我们留言。

而比上述让孩子穿越到我们的童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年龄减去二三十岁,在当下,遇见孩子的童年。树上春树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造成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什么也不选择的立场。”我们去感受孩子的世界,我们去理解孩子的想法,这就够了。让家长制暂时退场,让寄托心理从此遁形。

我无意对中国的父母心存偏见。英国一家育儿网站做过一项调查,结果称英国孩子的童年在12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现代生活步调太快,夺走了宝贵的童年时光。”

我想说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背负了太多“暗使命”。所谓“暗使命”,就是你看不见它,但它如影随形,甚至日渐沉重。尽管大人们越来越开明,也难以撼动中国孩子金字塔式的使命体系。

但我们不能悲观,因为事情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通过自我的提升,来减少孩子童年消逝的速度和埋下的隐患。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的本质首先是为了大人,然后才是为了孩子。

回到文章伊始《最强大脑》节目现场。李云龙和安德烈这俩名字,前者跟电视剧《亮剑》的主角同名,后者跟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的儿子同名,龙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孩子你慢慢走》。那天李永波为鼓励李云龙,说,“希望你拿出亮剑精神。”实际上,他最好的忠告应当是“孩子,你慢慢走。”

乐高CEO让我带给中国家长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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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丹麦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乐高集团——这家靠小小积木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着迷的公司——其掌门人及CEO到底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虽然我做了不少功课,看过一些视频,但我仍然对通过和真人打交道,来感受其特质饶有兴趣。​

       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小国,总人口是560多万,GDP是3100亿美元。北京人口2000万,GDP为2800亿美元。北京“钱多人多”,丹麦“钱多人少”,加上各种社会福利,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里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

        “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握完手后,乐高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把一个“小人”递给我,这是用积木制作而成的他的卡通形象,很逼真。他是丹麦人,曾在一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做高管,2001年的时候,被乐高家族第三代传人即现在的掌门人克伊尔“挖”了过来。顺便说一句,克伊尔的全名是Kjeld Kirk Kristiansen,乐高内部的员工们私底下都喊他“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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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乐高集团CEO和乐高教育董事长的名片。)​

       乐高是1932年由KKK的爷爷创建的,当时主要是做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以及拖拉机、卡车等有着“农耕特色”的玩具,小作坊一开始很受欢迎,但因为整个欧洲的经济不景气,玩具卖不动,KKK的爷爷只好关门。后因割舍不下,形势稍有好转时重新开门,没过几年,二战爆发了,玩具店被大火烧掉了。真是多灾多难。​

       可以说若非KKK的爷爷太过热爱这个行当,屡败屡战,现在也没有LEGO这一世界五百强了。KKK的爸爸接手后,因为当时欧美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最爱香车美女,所以各种奇特的跑车玩具成为乐高主产品。到了KKK这一代,产品种类丰富多样,完全由想象力主导。​

       但乐高在2003年时差点倒闭。没错。因为搞主题公园,导致连年亏损。KKK当时是掌门人兼CEO,他几乎干不下去了,找根救命稻草,觉得Jorgen最有潜力,就把CEO的位子让他坐。好在Jorgen不负他望,有几把刷子,把乐高拉出了泥潭。​

       我们先是聊了许多关于乐高的公司战略和管理方面的话题。然后我把我此行最想问他的三个问题抛了过去。第一,乐高受欢迎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第二,工程师和设计师如何通过考试进入乐高?第三,同样是玩乐高,中国孩子和欧美孩子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让我很是吃惊。“是东西合璧的文化,” Jorgen说。他让人给我看了张太极图。没错,中国古代道家论述世界本原和万物变化时用到的概念,《周易》首先提到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今在一家欧洲企业里被奉为法宝!

       要知道,虽然产品比较早通过贸易代理进入了中国,但直到2009年的时候,乐高才在立北京开了一间办事处。但Jorgen说,乐高的文化就是“阴阳文化”!我顿时觉得KKK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尽管没有一统江湖,但他在一个深山老林,把江湖上各宗派武功的核心都兼容并蓄了。对一个真正牛逼的武林高手来说,功夫首先是用来让内心通达,而不是威慑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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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受到了乐高的启发,我现在经营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时,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东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没有优劣之分,我们做的是将两者融合,然后按照一套方法论,让中国的家长和孩子分享、体验。​

       对于第二个问题,Jorgen让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很大、很空、很白,我站在屋子中央,仿佛看见白雪皑皑,又仿佛穿越,之后有些眩晕。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时候一位设计师过来了,“这是Idea House(创意屋),前来乐高应聘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天分。”​

       我明白了。当人的意识回到初元状态时,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不是总惊叹于两三岁的孩子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吗?我还想到了黑客。因为黑客也需要这样的能力和能量,我猜每个黑客都一定是乐高迷。​

       对于我的第三个问题, Jorgen说,乐高积木好玩,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系统学习的工具、了解世界的工具。“但非常多的中国家长仅把它当成玩具本身,孩子拼得热火朝天就满意了;更别说有时候插手孩子们的‘工作’。”​

       是的,乐高好比通过积木建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主角是孩子们自己。而不是家长;如果孩子因为拼出一个新造型而受到家长的表扬,可能导致他浅尝辄止,放缓对这个充满各种可能之新世界的探索欲望。若家长非但不是一个启发者,而是一个裁判或老师,这个探索过程注定是噩梦一场。​

        “应当把一切的权利还给孩子。” Jorgen说。他的这句话,是说给所有中国家长们的,不是吗? 话题已不拘泥于乐高本身。​

       对中国家长来说,“让孩子说了算”,太难了,似乎至少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有的时候大人也很纠结。譬如我不喜欢丹麦的另一特产——安徒生童话,因为好多故事太暴力、太血腥、太说教。我觉得这类童话压根就不必讲给孩子听,但是不是因此就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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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童年,试着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我想起美国著名插画师Edward Gorey(爱德华•戈里)The Gashlycrumb Tinies一书,描写的是一场儿童大屠杀。在台湾出版时,中译名直截了当叫作《死小孩》。这本书每一页皆是一幅图配段话,讲一个个小孩分别是怎么死的,小孩的名字从A到Z排列。这样的书,我自己都不想看,更没考虑过买了讲给孩子。可是,听说此书在美国很受欢迎。是因为文化的不同,还是儿童和成人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我不知道,如果你有答案,请告诉我。​

       和Jorgen聊完后,我又去拜访了乐高教育董事长Jacob。他同样聊到类似“有为有不为”和“孩子至上”的理念。当我离开乐高,坐火车从比隆德回哥本哈根,甚至回国的飞机上,我觉得我一定会再来丹麦看KKK的太极图,深入研究小小积木背后的大哲学以及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而现在马上能做的,就是重回十岁——试着以孩子的视角看世界。

他们是企业家,但自称本职工作是丈夫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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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至少360天回家吃晚饭”

我不时会想起那年的圣诞节午餐,S,坐在我对面的企业家,还没吃几口就已经汗流浃背。屋里有暖气,但也不至于此。他说自己的身体不太好。我们随后聊他的企业(刚刚上市),但他却有些心不在焉。

我们开始聊生活。这其实很有意思。研究企业家,财报上的数字是冰冷的,但人是有热度的,且每一件琐事折射的是从决策者到参与者的气质和性格。面对生活,谈及妻儿,再江湖的商人都会露出真性情,区别只是显露程度的多寡。

S彼时40出头,却是第一次当超级奶爸,孩子不到一岁。原来,他结婚十多年,太太意外流产过一次之后,就一直怀不上。于是,他们开始了求医之旅,从省里的医院到全国的知名医院,跑了无数趟,吃了许多苦。好在结局是圆满的,他们如愿以偿。

也就是说,十年间,外界看到的是一家公司的成长和如今的登陆资本市场,而于这位掌舵者来说,他的“主业”其实是求子。这便解释了为何谈到企业经营时他的有点心不在焉。

“过去五年里,我每年不在家里吃晚饭的次数不超过5天。”他说。这是那天我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句话。这怎么可能呢?但他的下属告诉我这是事实。

婚姻、家庭和事业之间到底能不能取得平衡?十个人中可能有八个说不可能,但S是个例外。在商业上,他没有太大野心,或许正是这种心境让他的企业发展的还算不错。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企业做大了,命运就不是自己所能真正掌握的,但家人永远也必须是自己的。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和S有着类似心境的,是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段永平。15年前,和现在的太太兼校友刘昕几乎一见钟情,因后者在美国摄影界发展,他选择跟着去,要知道他创办的“步步高”当时在国内正如日中天。他初到美国,无所事事,索性干起股票投资,一样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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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引用《一个人的朝圣》中的一句话称:“走到最后,你终于成为了.你本该成为的那个人。”)

提起段永平,有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抄底GE(通用电气)股票,单笔盈利超过1亿美金;有人会提起他在掷62万元美金拍下与巴菲特共进晚餐的机会;有人会想起他分别向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000万美金的“壮举”……

你看,这些都和钱有关。而段永平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平常之人,随遇而安,随性行事。他同样没什么野心,但却成为许多人觉得不可企及的明星;他“因妻之名”,放下了中国一角,却收获了整个世界。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还记得《本杰明·巴顿奇事》的一句经典台词吗:“一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对于我来说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老段和太太在国内注册了心平公益基金会,“心平”是他们夫妻俩名字尾字的谐音。而加上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的名字,组合起来是“开心平安”。他们是外界眼中功成名就的国际范儿,但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践行者。《老子》写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带家人度假,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把段永平的案例,写进了我第三本书《荷尔蒙经济学》一书中。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方周末做财经记者与编辑。为什么一直以来关注中国企业家创富、资本运作和管理的我,突然之间写了一本研究他们“后院”的书?原因是我接触的中国富豪越多,越觉得他们大都很悲壮。在政商关系上的纠结不言自喻,在事业和家庭上的失衡比比皆是,他们平均的幸福指数并不比普通人高。

与这些人打交道,并没有让我在财经界越走越远,而是相反。不管是什么人,在纷扰的世界里,一个共同命题是——如何努力做好一个普通人,真实、敢爱敢恨,不造作、不装逼、走自己的路、爱自己的家人并为家人所爱。三年前我做了父亲,这种感受更深。要寻找这一命题的答案,儿童教育是个好的切口,于是我选择转行,在2013年创业,创办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MBA的含义是Make the Big Awake,我们希望能够嫁接和融合国际教育理念,并通过儿童实地的角色体验和思维训练,提高中国孩子的公民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孩子的改变很多时候更能影响大人。

说到当年的财经创作,想起6年前和“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合作出版《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后,一些人和我聊起胡润,大体有两种声音。一种人说,胡润混的好像不怎么样啊,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靠这份榜单早就赚翻天了;另一种声音是,能不能让他把某个子榜单外包给我,放心,我每年交一笔可观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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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的普通话说的很流利,而且风趣、幽默,是位十足的中国通。)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做商业,一定要很有钱,超级有钱,才叫成功;一定要不断突破,并找到一剑封喉的商业模式,才叫创新。但在胡润的英式思维里,他给自己的角色有二,一是他名片上印的“首席调研员”,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从研究中国的一个阶层看中国社会变迁;二是,他是他太太的丈夫,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家庭是第一位的,如果所谓的事业绑架了自己,那便是失败。他告诉我他每年都会多次带家人去度假,“这比什么都重要。”

“未来公民”,未来镜鉴

最近和国际知名的社会企业MeToWe中国区总裁张婕老师聊天,提到新浪董事长兼CEO曹国伟。外界看来,他先是位顶级的职业经理人,新浪MBO(管理层收购)后,他的角色变为企业家,并依靠新浪微博,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标杆人物之一。最近新浪微博谋划上市,他再次成为话题人物。但在曹国伟自己来说,他最庆幸的是自己有一位贤内助,最骄傲的则是自己有一名成熟大气、颇具公民意识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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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伟女儿在肯尼亚,一位90后姑娘的“寻找自我”之旅。)

曹国伟女儿还是美国菲利普斯安多福高中生的时候,就是多个公益组织中的一员。旅行和公益组合起来才叫酷,就位90后小姑娘,干练、有主见,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从此乐在其中。2013年她参加MeToWe青少年国际志愿者肯尼亚项目,到非洲卷起袖子、搬砖木,和马赛族人一起亲手建造校舍,被晒得黝黑,但觉得内心丰盈——因为对非洲的认识,从贫穷和救助这种概念性的词汇,变成真切的感受以及一砖一瓦的行动。她现在已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提前录取。

没错,不管是S、段永平、胡润还是曹国伟,他们都算是商界成功人士。但他们最值得被称赞和学习的,其实是被忽视的另一面,那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们用质朴的情感选择生活的路径,然后向事业输送养分和能量。这何尝不是一种“投资”。孩子亦是我们的老师,不是吗?段永平从孩子身上学到了“童真2.0”,而曹国伟正在从女儿的世界公民意识和实践中,玩味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