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是,我考砸了

“向北大清华进军”

上周参加在线教育CEO创业营,最后一个节目在清华,晚上则住在北大的一间酒店。我的思绪有那么一会儿,回到了15年前。高考前半年,我们就宣誓,“向北大清华进军”。那誓言掷地有声,有点上甘岭战役的味道。

如果不是初中复读了一年,我进入家乡那间所谓省重点高中时,会是不满13岁。我的童年里有滚铁环、弹珠枪,但最多的还是学习和考试。我的小伙伴们有早恋的,我那时虽懵懂,也曾跃跃欲试,直到明白同班的姑娘让我围她那条白围巾,只是为了让我帮她到锅炉房打开水时,我那小心灵颤抖了几下,但很快又被学习的压力给淹没了。

噩梦是从入校不久后的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开始的。我不小心考了个全校第1名。作为状元,我的照片被放的大大的,贴在布告栏里。每天去食堂吃饭,同学们挤过狭长走廊,都会瞻仰到我的玉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投以艳羡目光,又有多少人吐以口水,我只记得照片上我,衣领很皱。

我从没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但众星捧月——准确来说是“众老师捧月”——的感觉,让我深感如果下次不继续考第1名,哪怕考了个第2名,都太“二”了。好吧,高一接下来的几次考试,我的成绩分别是全校第8名、第16名、第32名。8个班共480余名学生,第32名现在看来也算不错了对吧,但那个时候,我看着历次成绩构成的“等比数列”,好长时间觉得没脸面对父母和老师们。

高二开始文理分科,我的名次靠前了。我每天发愤图强,只为再现全校第一的辉煌。我每天目光呆滞,紧张到有位同学给我开了个玩笑,我就打了人家一巴掌。他也还手了,下手比我重。但当我眼冒金星的时候,有一刹那我觉得这感觉也挺好,宇宙里星光闪烁,不仅只有考卷上的分数。高三的时候,我校依照当年的省外名校,办起“特优班”,把每个班的前三名抽出来组成一个新班级,类似于飞机上的头等舱。我们住的是三房一厅,那可是上世纪1998年。

为了未雨绸缪,学校已经违规安排我们在高二的时候就参加了一次高考。于是而言,15岁半,如果考上了,也只能进少年班吧。学校打的是如意算盘:考上了你也上不了,倒可以给学校充名额,考不上没关系,提前得到了历练。但这样的历练,只能让我们的心灵绷得更紧。“特优班”到最后总有掉链子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北大清华的毛也没摸到,但我死也不愿回去复读,还是那句话:没脸见人。我同意调试院校和专业,进入一所普通本科学校读经济。

“是时候终结了”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我预料之中的。我从来不是考试型的。初中的时候,平时考试都还不错,初三的时候,为了应战可以被重点高中提前录取的“四科竞赛”,全年级两个月内模拟考试八次,我的成绩是1次第三,3次第二,4次第一,按说全校提前录取3人,我是板上钉钉的了。但真正上了战场,我考了第十。

刚入大学的时候,我仍然目光呆滞。我不知道我进入的这个新世界,是否还有没完没了的考试和排名。我知道的是,每个人都有心理承受极限。越过那个临界值,人就会爆发。不管形式如何,是好是坏,爆发的源动力是个性。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但冥冥中觉得,这个时代是时候终结了。

非常有趣的是,大一第一学期期末,哲学是开卷考试,我们班竟然有一半的同学都挂了。我也是其中之一。原因是我们均有不同频次的逃课。接下来几天,我有过那么几天的小郁闷,因为这意味着奖学金、评优评先神马的,都与自己无缘了。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时点,是一生幸运时刻的开始——它让你从此不再为分数发疯、不再为名次纠结、不再将自己裹起来道德审判……

接下来三年半的大学时光里,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我做了太多的尝试。我先是在饭店端盘子,而后开始到网吧当网管(1999年底的网管,应该是最早一批吧),之后开始玩电子商务,到8848网站建主页,买进卖出电视;在学校里创办了一间社团和一份报纸,与校外资源结合起来做市场和销售,赚取了当时的第一桶金。最荒诞的事情是,大四上学期认识了一位剑桥大学一位女博士,她当时在农科院工作,研制出来了一种新品种小麦,我和她要了10公斤后,马上坐长途车回老家跟父母一起种地去了。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在线教育CEO创业营上,主办方好未来CEO张邦鑫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信佛的妈妈许多年前让他顿悟的一句话: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大意是一般的人总是担心事情会出现不好的结果,却没有思考自己一开始是否已种下恶因。这句话让大家都很受启发。

但如果拿这句话对一个学生讲,可能不是那么妥帖。“如果害怕最后的考试成绩,那么一开始就得想想自己态度是否端正、准备是否充分。”是这样的吗?似是而非。学生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考试、考试、再考试的通道里,而这通道才是真正的“恶因”。让这通道里的孩子们去自我修正,菩萨看了也会心疼。

我也是孩子的父亲。我虽不能因为自己小的时候饱受考试之苦,就霸道地说要给孩子一个“没有考试的世界”。但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让孩子们明白,这个世界里不只有考试二字,而且考试也不是决定你生命是否精彩的因素。真实地展现自己、真挚地热爱生活、真切地勇往直前,才是你所需要的,也是我所鼓励的。

我也是教育行业的一位创业者。尽管少年商学院通过引入国际教育理念和方法来为中国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服务,但一半左右的孩子仍然要进入应试教育体系,我们——特别是做过多年记者的我——虽然有时禁不住想为教育体制的变革和孩子们减负而呼吁,甚至也做了一些事情。但务实的作法,或许正是现在我们所做的:让孩子们通过更具趣味性和启发性的设计思维训练,和走出校门开眼界,避免像我当年一样目光呆滞了那么久。

你或许会问,考砸了那么多次之后,有没有哪次大考考得还不错?还真有那么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当年我带着新麦种回家种地结束回校一看,七成的同学都报名考研了。要不我也试一把?遂交了105元报名费,报了沿海城市的一所学校。在内地呆了那么久,我想去看海,想看看它是否浩瀚到值得语文老师一讲起它就唾沫星子乱飞。因为从报名到考试就三个多月,再加上有同学对我说“如果你考上了,咱班同学就全考上了”,我几乎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结果反而考上了,而且还考了个公费。

大学毕业酒会上许多同学抱头痛哭。上面那位同学一边哭一边说,便宜都让你给占了,好几份工作的offer,还考上了研,四年又干了那么多事。我也喝多了,回了一句:我还羡慕你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呢。

其实我心里想说,我最幸运的是,少年时期学校的大考,我都考砸了。

爸爸陪伴孩子是个技术活,永远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皮球和扫把的故事:一个小时,八个版本

 前几天有记者朋友来访,问,你是如何陪伴孩子?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对男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美国一所大学就做过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童年的父爱决定孩子的一生。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孩子小的时候多陪伴他们,这是常识。但陪伴只是开始,怎样陪伴才是问题的重点。如果只是让孩子玩,而大人在一旁玩手机,这种陪伴没什么意义,甚至是有负作用的。

 我是如何陪伴孩子的?举儿子两岁时候的一个例子吧。

 有一天,儿子在院子里玩球。我也过来“凑热闹”。我把他的红色皮球不小心抛到了二楼屋檐上,儿子“啊”了一声。我对他说,“球和咱们捉迷藏,咱们找它去!”并顺手拿了一个扫把,带儿子上到二楼,打开窗户,用扫把将球从屋檐上戳了下去。球掉到院子里了,我顺手也把扫把从窗口扔了下去。

 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我们回到院子里后,我随口对儿子说:“扫把找到皮球后好开心,跟着皮球就跳了下去。”

 结果小家伙若有所思,说,“爸爸再讲一遍。”

 我把刚刚零碎的片段组合起来,给儿子讲成一个完整故事:皮球和扫把是好朋友,它们玩捉迷藏,皮球很调皮,飞到楼上了,扫把决定上楼找皮球……

 “我还要听。爸爸还要讲皮球和扫把的故事。”儿子说。

 “好的。”我说。但我没有重复刚才的故事。而是将皮球和扫把的关系变了一下:皮球和扫把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很开心,但是扫把惹皮球生气了,皮球就飞走了,扫把不愿意失去朋友,就上楼去找,找到了皮球,并追着向它道歉……

 “我还要听。”儿子不依不饶,他觉得有趣。

 “皮球喜欢旅行,因为旅行可以遇到很多新鲜的人、新鲜的事。它和扫把认识之后,继续出发,飞到楼上去了。扫把说,我也要去旅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它不会飞,就走楼梯去找皮球,希望成为皮球的同伴……”

 “我还要听……”

 就这样,同一个场景的皮球和扫把的故事,我一口气讲了7个不同版本。而且,一开始我只用讲,后来我们干脆在院子里表演起来——我们俩一个是皮球一个是扫把。一个小时后,我口干舌燥,我最怕再听到儿子讲四个字——我还要听。

 “我还要听。”

 我真的要晕了!

 “可以,但是这是今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必须专制起来,不能再让儿子无限制地“纠缠下去”了。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绞尽脑汁,连蹦带跳,很累,但内心充盈,非常享受这样一种过程。

0 (3)

爸爸的“边际影响力”更大

 那个时候,我还在媒体工作,自由时间还挺多。再到后来,我选择创业,心灵上自由了,陪孩子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才意识到,所谓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之道,真的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命题。

 我并没有列什么“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只是对自己说,尽可能——哪怕见缝插针——多陪孩子,且像过去一样,一旦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在不影响他自我思考和玩乐的前提下,多和他做一些富有创造力、引发开放性思考的互动和游戏。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虽然妈妈的陪伴时间要更多一些,但爸爸扮演的角色相比妈妈,“边际影响力”要更大一些。所谓“边际影响力”是借用经济学上“边际效应”的概念,指每多和孩子接触一次,对孩子产生影响力的大小。

 为什么呢?你一想便知,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于孩子而言,一旦他感知爸爸相比妈妈的权力更大,那么他受爸爸的影响会很大,哪怕爸爸陪伴他的时间并不多。

 这样一来,关于爸爸陪伴孩子,就成了一把“双刃剑”:一种情形是,你陪他的时间虽然多,但可能方法失当,那么对孩子造成的不好的影响甚至伤害(许多是无形的),会更大;另一种情形是,你陪孩子的时间尽管可能没那么多,但也可能有非常好的“影响”或“效应”。

 不少爸爸可能借此给自己很少陪伴孩子找藉口。并大言不惭说“孩子觉得我是个好爸爸啊”,或说:“根据理论,爸爸陪伴孩子,过犹不及。”

 只能说,这些都是“投机主义老爸”!

 当然,有人是“不得已而投机”,有人则是缺少担当。爱孩子、陪孩子是人的一种本能,不是吗?

陪伴孩子“过犹不及”是个伪命题

 我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记录了非常多的人,大都是事业有成者。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因为他们当年打天下、捞世界的时候,正值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大变革,私营经济亦破土不久,然后野蛮生长。男人们原本就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遇到这么一个大时代,自然更是把家庭及子女暂时置于脑后。

 而当他们成名或发达了,才发现因为很少和孩子交流,关系疏远不说,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些令人担心。

 怎么办?“送出国读书吧,”有人这样说,“听说欧美的教育理念比较好。”这其实是粗暴且南辕北辙的作法。但这个时候,“用钱来解决一切”或“屁股决定脑袋”占了上风。结果呢,子女仍然“混着”,并开始对父母心生怨气。

 我遇到一位企业家,他非常悲愤地说,“我儿子竟然要跟我断绝关系!”我想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我同情他,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是一代人的缩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他们因为视野开阔,也更懂得生活的本质,所以在为人父、为人母上,大都有自己的主见和平衡术。不过也有一些人,说:在竞争的洪流中机会稍纵即逝,需要牺牲一下家庭。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说法——以前我做记者时是观察者,现在我就是一名创业者。但我的观点始终是,如果创业一定要以牺牲夫妻感情或少陪孩子为代价,我宁愿不创业。

 而对爸爸对孩子陪伴“过犹不及”的看法,我认为,正是因为“如何陪伴孩子”是一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才显得有趣。它让我们从哪怕给孩子讲一个故事这么不起眼的小事开始,学习做父母。这是孩子给我们的机会,而非甩给我们的任务。

 “你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及后来创办少年商学院时倡导培养孩子‘独立、好奇、未来公民’的品格,受哪位教育家的影响最大?”文初那位记者朋友问我。

 我不迷信权威,从来都是听内心的声音做事。如果非要说出一个推崇的人,那就是胡适了。他的一句“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可谓振聋发聩。同样,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教育最重要一点是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

 无论何时何地,总有无数人在批评中国的教育体制,但当中只有小部分人,很快明白并且不断通过自我提升和改变,来让孩子少受一些束缚,多争取一些自由,哪怕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说家庭教育的重心是孩子的妈妈,所以他提议成立女子学堂,并说“做妈妈的一定得有耐心”。

 现在,好妈妈很多,好爸爸是稀缺品。就让我们从用心陪伴孩子开始,不断提升自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