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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高CEO让我带给中国家长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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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往丹麦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乐高集团——这家靠小小积木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着迷的公司——其掌门人及CEO到底有着怎样的与众不同。虽然我做了不少功课,看过一些视频,但我仍然对通过和真人打交道,来感受其特质饶有兴趣。​

       丹麦是北欧的一个小国,总人口是560多万,GDP是3100亿美元。北京人口2000万,GDP为2800亿美元。北京“钱多人多”,丹麦“钱多人少”,加上各种社会福利,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里的人幸福指数比较高。​

        “这是我的名片”,我们握完手后,乐高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把一个“小人”递给我,这是用积木制作而成的他的卡通形象,很逼真。他是丹麦人,曾在一家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做高管,2001年的时候,被乐高家族第三代传人即现在的掌门人克伊尔“挖”了过来。顺便说一句,克伊尔的全名是Kjeld Kirk Kristiansen,乐高内部的员工们私底下都喊他“K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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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乐高集团CEO和乐高教育董事长的名片。)​

       乐高是1932年由KKK的爷爷创建的,当时主要是做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以及拖拉机、卡车等有着“农耕特色”的玩具,小作坊一开始很受欢迎,但因为整个欧洲的经济不景气,玩具卖不动,KKK的爷爷只好关门。后因割舍不下,形势稍有好转时重新开门,没过几年,二战爆发了,玩具店被大火烧掉了。真是多灾多难。​

       可以说若非KKK的爷爷太过热爱这个行当,屡败屡战,现在也没有LEGO这一世界五百强了。KKK的爸爸接手后,因为当时欧美汽车工业飞速发展,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最爱香车美女,所以各种奇特的跑车玩具成为乐高主产品。到了KKK这一代,产品种类丰富多样,完全由想象力主导。​

       但乐高在2003年时差点倒闭。没错。因为搞主题公园,导致连年亏损。KKK当时是掌门人兼CEO,他几乎干不下去了,找根救命稻草,觉得Jorgen最有潜力,就把CEO的位子让他坐。好在Jorgen不负他望,有几把刷子,把乐高拉出了泥潭。​

       我们先是聊了许多关于乐高的公司战略和管理方面的话题。然后我把我此行最想问他的三个问题抛了过去。第一,乐高受欢迎的秘诀到底是什么?第二,工程师和设计师如何通过考试进入乐高?第三,同样是玩乐高,中国孩子和欧美孩子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让我很是吃惊。“是东西合璧的文化,” Jorgen说。他让人给我看了张太极图。没错,中国古代道家论述世界本原和万物变化时用到的概念,《周易》首先提到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如今在一家欧洲企业里被奉为法宝!

       要知道,虽然产品比较早通过贸易代理进入了中国,但直到2009年的时候,乐高才在立北京开了一间办事处。但Jorgen说,乐高的文化就是“阴阳文化”!我顿时觉得KKK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尽管没有一统江湖,但他在一个深山老林,把江湖上各宗派武功的核心都兼容并蓄了。对一个真正牛逼的武林高手来说,功夫首先是用来让内心通达,而不是威慑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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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受到了乐高的启发,我现在经营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时,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东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没有优劣之分,我们做的是将两者融合,然后按照一套方法论,让中国的家长和孩子分享、体验。​

       对于第二个问题,Jorgen让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很大、很空、很白,我站在屋子中央,仿佛看见白雪皑皑,又仿佛穿越,之后有些眩晕。这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时候一位设计师过来了,“这是Idea House(创意屋),前来乐高应聘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天分。”​

       我明白了。当人的意识回到初元状态时,最具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不是总惊叹于两三岁的孩子不可思议的想象力吗?我还想到了黑客。因为黑客也需要这样的能力和能量,我猜每个黑客都一定是乐高迷。​

       对于我的第三个问题, Jorgen说,乐高积木好玩,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系统学习的工具、了解世界的工具。“但非常多的中国家长仅把它当成玩具本身,孩子拼得热火朝天就满意了;更别说有时候插手孩子们的‘工作’。”​

       是的,乐高好比通过积木建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主角是孩子们自己。而不是家长;如果孩子因为拼出一个新造型而受到家长的表扬,可能导致他浅尝辄止,放缓对这个充满各种可能之新世界的探索欲望。若家长非但不是一个启发者,而是一个裁判或老师,这个探索过程注定是噩梦一场。​

        “应当把一切的权利还给孩子。” Jorgen说。他的这句话,是说给所有中国家长们的,不是吗? 话题已不拘泥于乐高本身。​

       对中国家长来说,“让孩子说了算”,太难了,似乎至少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有的时候大人也很纠结。譬如我不喜欢丹麦的另一特产——安徒生童话,因为好多故事太暴力、太血腥、太说教。我觉得这类童话压根就不必讲给孩子听,但是不是因此就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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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童年,试着用孩子的眼光看世界。)​

       我想起美国著名插画师Edward Gorey(爱德华•戈里)The Gashlycrumb Tinies一书,描写的是一场儿童大屠杀。在台湾出版时,中译名直截了当叫作《死小孩》。这本书每一页皆是一幅图配段话,讲一个个小孩分别是怎么死的,小孩的名字从A到Z排列。这样的书,我自己都不想看,更没考虑过买了讲给孩子。可是,听说此书在美国很受欢迎。是因为文化的不同,还是儿童和成人看问题的角度的不同?我不知道,如果你有答案,请告诉我。​

       和Jorgen聊完后,我又去拜访了乐高教育董事长Jacob。他同样聊到类似“有为有不为”和“孩子至上”的理念。当我离开乐高,坐火车从比隆德回哥本哈根,甚至回国的飞机上,我觉得我一定会再来丹麦看KKK的太极图,深入研究小小积木背后的大哲学以及教育的本质是什么。而现在马上能做的,就是重回十岁——试着以孩子的视角看世界。

乐高不再纠结?真正的纠结才刚刚开始!

东方愚

乐高(LEGO)终于决定在中国投资建厂了。据媒体报道,这家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制造商,将在中国浙江的嘉兴建立625437398268829269亚洲分销中心;总投资将达到逾十亿元人民币,2014年开工,3年后预计雇员超过2000名。

这一消息距我2012年9月到丹麦拜访乐高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等高层,只有半年的时间。彼时我抛给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很快要在中国设厂了吧!这位出身麦肯锡、九年前挽濒临破产的这家跨国公司于狂澜的职业经理人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还在讨论中呢。“亚洲是必争之地,至于生产基地设在中国还是马来西亚等地,还没最后确定。”

我相信扬的话。那时亚洲的第一座乐高乐园(LEGOLAND)刚在马来西亚开张。占地30多公顷,投资额合人民币超过15亿元。在这里再建工厂,无可厚非,这样同样实现“东西合璧”——与丹麦、匈牙利和墨西哥的三大既有生产基地相呼应。

有人会说:傻瓜!当然是在中国设厂,这里市场之大超乎想象)最近几年乐高的销售增长率年均超过50%),还等什么?!没错儿,十个新马泰以及港台市场加起来,可能也敌不过一个中国。再说,中国对招商引资从来都那么热衷,会给出许多优惠政策——扬也对我坦承他们每周会接到许多电话,“一些中国的地方政府竞相邀请。”

可是,乐高的控股人、丹麦首富克伊尔(Kjeld)家族以及扬等管理层,真的一直对在中国设厂有着颇多疑虑。是因为像许多奢侈品一样对“保证原装进口”的品质承诺吗?不尽然。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契约意识会否成为镜花水月,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政商关系能否处理得当并走得更远?

“每个国家都有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的丑闻,我们绝不沾染,这是前提,也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行业准则,否则我们只好将工厂搬离。”扬对我这样说。可后来我离开丹麦后,乐高的公关经理对我说,你如果写文章的话,最后不要提后半句——即“否则我们只好将工厂搬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扬的的授意,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猜到了他们一定会在中国设厂,尽管他们内心是那么地忐忑。6597515068865586473

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都怀揣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有的河里没有石头只有浑水,而有的河里的石头则呈悬浮态——随着着水密度的变化而游弋。北欧的企业向来小心谨慎,我开玩笑对乐高的朋友们说,你们以后会在中国公司及工厂内部建立一个ICAC(廉政公署)吧。

国际权威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多年发布“世界清廉国家”的排名,丹麦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时常并列第一。丹麦孵化出乐高、马士基、嘉士伯,瑞典孵化宜家、爱立信、萨博、沃乐沃,芬兰孵化出诺基亚……这里的每个弹丸之地都盛产世界领先企业,与干净的政商环境息息相关。这样的一个氛围也孵化出“不愠不火”为主要特征的北欧企业家精神。

“信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乐高最大的市场。”扬对我说。我听后觉得他这是在讲“正确的废话”。可接下来我让他给一个期限时,他的回答令我大惊失色:“十年不够,可能需要二十年,我们做好了奋斗三十年的准备。”想象一下,如果一位中国企业的掌门人或CEO说自己计划二三十年拿下一个市场,要么你觉得他脑子进水了,要么他脑子真的进水了——习惯了“短平快”的中国人,做三十年规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乐高参观时,给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场景,是其企业文化馆的墙壁上一张偌大的太极八卦图,6597900997446760170他们用写着“阴阳(yin-yang)”。乐高第三代掌门即现在的控股人克伊尔称自己的管理理念就是“阴阳理论”,企业文化亦即“阴阳文化”,这一文化有11条原则组成,其中一条赫然写道:“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

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写到北欧企业成功基因时,列了四点,一是对不懈创新的追求;二是以长远视野来平衡创新的激情——这正是 “阴阳文化”之通俗诠释;三是以共识为基础的管理方法;四以机器替代劳动者的热情。上述所列的北欧企业无一不是典型的践行者。但是中国太特别了,你要面临的,是多方利益的博弈,内部共识或许容易达成,但外部诱惑与压力可能无法阻挡,所以一向洁身自好的爱立信也会在此身陷商业贿赂案。

乐高向来强调长远利益,先不说中国的政商环境容不容得你慢条斯理,在可预见的将来日益井喷的市场需求下,你的经销商会不会倒戈,你会不会被山寨包围,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棘手命题。我和乐高中国CEO姚思鹏(Esben)等人聊起这一点时,他们说那是一个品牌走向成熟必经的阵痛。这可是视为他们的自信,但也可理解为他们的掉以轻心。在我看来,乐高不再为在哪里设厂而纠结,但真正的纠结才刚刚开始。不过好在他们卖的是益智玩具,不像遭遇意识形态战争的谷歌一样,撤离中国真的成为最好也是最体面的一种生存方式。

“我的秘诀是阴阳理论”——丹麦首富家族成长路径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哥本哈根、北京 
   
    小积木里蕴藏大生意,长出一个资产达数百亿元的丹麦首富家族。这一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是汲取东方智慧的“阴阳文化”,这一哲学浸透于家族对企业的收放之间,并曾使其度过倒闭危机。它现在正加紧在这一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进行布局。

2012年9月中旬,乐高乐园(LEGOLAND)在马来西亚开张。除了过山车等娱乐设施外,运营方用超过3000万块积木搭建了许多全球知名建筑的微缩模型,包括中国的万里长城等。

正在加快亚洲市场开拓力度的丹麦乐高集团是世界上第三大玩具制造企业,也是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生产商。它催生出一个首富家族——克伊尔(Kjeld Kirk Kristiansen,企业内部员工习惯称他为“KKK”)于2008年成为丹麦新首富并蝉联至今,其在2012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的财富为60亿美元(约380亿元人民币)。

但在2004年的时候,乐高集团差点倒闭了。这是怎样的一间北欧家族企业,其成长路径和管理方式有何特色,又是怎样绝处逢生,并如何在亚洲特别是中国跑马圈地的?

“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从乐高与乐高乐园扩张的步伐中均可看出克伊尔德不愠不火的风格。 (东方IC/图)

 

危机后退居幕后

“你们被解雇了。”克伊尔表情严肃,大步流星走进办公室,对乐高公司“二把手”的首席运营官,以及产品开发部门的负责人说。

这是2004年1月的一天。按道理,圣诞刚过,欢乐应该尚留余温。但作为全球知名的玩具公司,乐高却笼罩在阴郁中——2003年,乐高出现第三次亏损,营收下降25%,全年亏损额达到史无前例的2.3亿美元(约合19亿元人民币)。

乐高怎么了?这家创办于1932年的丹麦公司,靠着小小积木,到1990年成为世界十大玩具制造商之一,1999年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对人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世纪玩具”,它到底得了什么顽疾?

“乐高最大的问题是其产品,它必须想出新办法吸引孩子们玩积木,或者利用这个强有力的品牌来开发新游戏。”当时的丹麦《商报》这样评论称。

是乐高变得老气,在科技时代有点不适应了吗?显然不是。2002年乐高还和好莱坞电影公司合作,以《哈利·波特》和《星球大战》为基础开发游戏,吸引孩子们用积木建造“酷角色”。

“乐高偏离了它的根基,耗费过多精力到销售哈利·波特公仔之类的文化衍生商品上。”出生于1948年的克伊尔这样解释乐高“败走麦城”的原因,他是家族企业的第三代掌门人。

一家玩具公司生产销售一些衍生商品就算偏离了主业?听起来有些怪。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罗森维(Phil Rosenzweig)反驳道,“乐高又不是进入了银行业!通用电气在20世纪80年代出售了小家电等传统生意并大举进军金融服务业,结果它的业绩很好,今天通用电气40%以上的利润来自于此,可是没有人说它偏离了主业!”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2012年9月13日,乐高集团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一来,此前乐高在美国、德国和英国建造了规模宏大的主题公园,耗资大、收益低;二是,乐高全球扩张的速度很快,而克伊尔在“统一他们的步调,不让他们向不同方向自由发展”等方面的掌控力以及沟通协调能力不尽如人意。

扬曾在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做高管,2001年被克伊尔“挖”到乐高任职;2004年10月,克伊尔向乐高补充了1亿美元的个人资金,并向管理层力荐扬接替他任CEO,他自己则从此退居幕后。

北欧家族企业的传承大都选择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家族只拥有所有权。而克伊尔在CEO的位置上干了25年。这样来看,对玩具这一祖传产业有着浓厚兴趣的克伊尔有些“另类”,他把生产玩具的乐高作为自己钟爱的玩具,不愿让“别人”过早“插手”,直到有一天他不得不这样做;回头来看,此次危难亦是契机,克伊尔得以让乐高进入一个全新时代,而自己有机会体验另一种角色的人生。

在乐高集团现在的架构中,监事会成员有7人,其中只有两人是克伊尔的家族成员。理事会以CEO扬为核心,他有绝对的话事权,与CMO、CFO、COO等一起负责企业日常运转。

一下子从一线退居幕后,克伊尔有些难以适应,一开始,他频繁和工人、设计师以及其他中高层聊天,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太爱乐高了,“现在他仍然会来,只是不那么经常。”乐高总部的一名设计师站在白色的创意屋(Idea House)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而作为老板和职业经理人,克伊尔和扬之间的关系也颇有意思。

“克伊尔对现任管理团队很放心。我们俩的性格不太一样,但我们相处得很好,经常一起出差,把对方看作朋友或家人。”扬向南方周末记者如此描述。他讲述了他们之间一次记忆深刻的冲突——那是在扬加入乐高不久时,在对乐高主题公园的处理事宜上,扬认为应果断“断臂”以偿还债务,且主张将之完全出售,而克伊尔主张自己一定要成为管理乐园的新公司的股东。最后,乐高在主题公园的新公司中占有36%的股份,处于控股地位。“现在看来老板是对的。要知道主题公园是消费者可以尽情享受我们产品的地方,如果完全失去控制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扬说。

现在,克伊尔和扬的见面频率仍不算低,一周一次,只是聊天气氛比较轻松,就像朋友一样。有时扬要出差到一些“充满憧憬的市场”,譬如中国,克伊尔也跟着一起去。

扬没有辜负克伊尔的信赖。2005年乐高即扭亏为盈。2012年上半年的营收为91亿丹麦克朗(约合91亿元人民币),相比上一年同期增长24%,净利润为20亿丹麦克朗(约合2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

代际传承

丹麦是“安徒生童话”的故乡,乐高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用积木搭建各种童话世界。事实上,当克伊尔做木匠的爷爷——乐高集团的创始人奥勒(Ole Kirk Kristiansen)——于1932在丹麦比德隆小镇的一间杂货铺做出第一件木制玩具时,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自己正开始缔造一个家族的商业传奇。

彼时欧洲经济不景气,奥勒的铺子接不到订单,只好辞掉工人。也是这一年,奥勒的妻子去世,留下四个孩子。但是他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一次得到行业协会的建议,决定将未来的方向定位为生产孩子们玩的玩具。两年后,他给自己的公司起名“LEGO”,取自丹麦语“Leg-Godt”,意思是“玩得好”。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丹麦被德军占领。丹麦政府禁止进口玩具,也禁止在玩具中使用金属和塑胶,这对乐高的木制玩具而言皆为利好。正当公司规模不断扩大时,一场火灾使工厂付之一炬。但奥勒在家人和雇员的帮助下,决定从头再来。

直到今天,奥勒的这股韧劲,依然充斥在乐高的企业文化当中。克伊尔对产品质量近乎苛刻的管控,也来自上两代人的言传身教。奥勒在乱世当中发战争财,有人建议他赚钱第一,但奥勒拒绝这样做。一个至今在乐高集团内流传甚广的故事是,当年奥勒的儿子兼帮手哥弗德(Godfred Kirk Kristiansen,即克伊尔的父亲)有次在给一批木鸭子玩具喷漆的时候,原本应该喷涂三次,他只涂了两次。事后他向父亲“表功”称节约了成本,未料到当场遭到呵斥,“赶紧去取回那只鸭子,涂上第三次漆后再给客户送过去。”

在乐高在丹麦比隆德总部的工厂里,南方周末记者从一台机器的机身上看到一张关于制造工序及规格的示意图,上面标明颜色要经过四次喷涂,而尺寸的误差容忍范围是“±0.2毫米”。

乐高玩具从1948年进入塑料时代,十年后乐高颗粒诞生,即不再生产现成玩具,而是提供无限拼砌可能。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划时代的产品,孩子的想象力得以释放。也是在这一年,奥勒去世,哥德弗接班。

奥勒时代的乐高玩具主要是鸭子、小猫、小鸡、猴子,以及拖拉机、卡车等“农耕特色”风格的造型;而到了第二代,各种奇特的跑车玩具成为主要产品,这是由于彼时欧美汽车工业飞速发展,而哥弗德本人也是“爱车一族”;到了克伊尔这一代,乐高积木已经非常成熟,玩具种类、造型完全由想象力主导。

一些成年人甚至也成为乐高迷。BBC(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詹姆斯·梅(James May)曾按照1:1的比例,用330万块乐高积木搭建起一个高6米的两层小楼,里面有客厅、卧室、卫生间和浴室,且皆可正常使用。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已有80年历史的乐高,从未进军过主业之外的其他行业。即使乐高与好莱坞众公司合作密切,华纳兄弟甚至在拍一部以积木为主题的电影,但乐高至今也无意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对于未来是否会进军影视娱乐业,南方周末记者向乐高集团几位高管发问,得到的答复都是“NO(不会)”。

乐高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即为乐高玩具,另一条为乐高教育。乐高教育是一个独立的子公司,以积木为依托,在全球开展一系列关于想象力建构的培训和活动。乐高教育董事长雅克布(Jacob)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乐高机器人大赛”如今同样让中国的无数青少年着迷;乐高教育中国负责人陈志庆称其还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启动了“技术教育创新人才培养计划”,这些业务皆由乐高教育中国总代理北京西觅亚科技有限公司操盘。

“中国是建功立业之地”

2004年上半年,当乐高上下都在自我检讨时,其“生化战士”系列玩具刚刚进入中国,总代理商是广州智乐商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代理儿童品牌的贸易公司,1994年即开始代理乐高玩具。

“生化战士”玩具在中国的大卖,使得中国玩具协会向其颁发了“2004年度‘玩具之星’大众奖”,但忙着给管理层换血和大裁员的克伊尔不可能有时间专门研究中国市场——乐高的全球前两大市场分别是美国和德国,三大生产基地分别设在丹麦、奥地利和墨西哥,2004年中国市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一直到2009年,乐高才在中国内地设立了办事处。一方面是由于乐高业绩重回高点,管理层得以继续推进全球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罗斯成为了乐高的第三大市场,给克伊尔以及扬等人以不小的刺激。“这使人们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市场。”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乐高中国区负责人姚思鹏(Esben Stark Jorgensen),他是丹麦人,被派到中国后入乡随俗起了这个中文名字。其位于北京三元桥一间写字楼里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乐高中国办事处刚成立时代理商送的字画“一帆风顺”。2012年10月15日,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不断提及“中产阶级”“80后家长们”等字眼。如果现在再有人送他字画,或许“鹏程万里”更合适些——过去三年乐高中国的销售收入年均增速超过50%,在乐高集团内部备受瞩目。

“中国是建功立业的地方。”乐高集团一位熟悉中国业务的华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他透露,中国内地市场在乐高整个棋局中所占份额相对而言非常之小,但“由于增速很大,未来不可小觑”。乐高集团不愿透露在华的具体销售收入数字。

当然乐高在中国不是没有挑战。其产品全为进口,价格相对较高;此外在本土化策略、消费者认知度和营销渠道的创新力等方面皆有待加强。

目前,乐高正在讨论未来5-10年里在亚洲设立生产基地,但是否设在中国,并不确定。不过,有趣的是,由于市场盛传乐高确定将在中国设厂,他们每周都接到许多电话:“一些中国的地方政府竞相邀请,问是否可考虑到他们省市投资。”

如果在中国设厂,扬将信用问题视为他们在中国将会遭遇的挑战。“生意伙伴、政府部门必须和我们一同信守承诺。每个国家都有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的丑闻,我们绝不沾染,这是前提,也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行业准则。”

但无论如何,中国对乐高来说都是极为迷人的。“我相信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乐高最大的市场。”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就整体而言,中国市场现在还不足够大,真正的井喷“还在后头”。

十年后这一目标会实现吗?“可能需要二十年,我们做好了奋斗三十年的准备。”他说。

显然,这也是老板克伊尔的理念。如果说他的祖父辈和父辈在产品质量管控和创新等商业原生性层面经历丰富、建树颇丰的话,他这一代的成绩则同时集中在企业管理理念等“软实力”的夯实上。

克伊尔的秘诀是什么?他画出一张太极图,称自己做管理靠的是“阴阳理论”,而乐高的发展由一种“阴阳文化”支配。

这一理论一共有11条原则,分别是:和员工亲近,也要保持适当距离;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向员工展示信心,同时让他们感受到存在感;有容忍心,但要牢记处理事情的方法;对自己负责,同时忠于企业愿景;工作要精细,计划须灵活;勇于自我表达,但要注意策略;要有远见,同时脚踏实地;关注舆论,但不为其所累;要有活力,但要三思后行;自信而谦逊。

克伊尔最近一次来中国时,除了与扬一起与商业伙伴会面,还跑到大中城市的百货商场研究入驻的玩具品牌,他们甚至花时间专门到市场上研究山寨乐高的产品。事实上早在2001年,乐高就曾在中国和仿冒者打过官司。

这一丹麦首富家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继续生长。几年前,克伊尔获丹麦公主颁发的“安徒生大使”称号时,他说,他以乐高积木像安徒生童话一样“说着一种全世界人都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而骄傲。

到丹麦一周,希望回来时知了不再叫了

2012年9月9日-15日到丹麦出差一周,在哥本哈根呆三天。然后会到比隆,全球最大教育玩具公司、“积木王国”乐高采访,而后去到安徒生的故乡奥登斯。

最近有些疲惫。全家都生病了。而我的病——耳鸣,令人抓狂。一天24小时耳朵边都有知了在歌唱,你无法摆脱。

我希望这趟丹麦之旅,能够调整一下最近焦头烂额的节奏,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异国它乡,兴许知了就飞走了,那将是2012年最令我庆幸的事情之一。

暑假这两个月。父母在广州,孩子小,才一岁多。很多时候父母帮我们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家务也处理得井井有条。但不少时候不少事情,我们依然心累:必须向父母解释许多东西,关于习惯,关于地域的差异等。父母是敏感的,他们的情绪必须照顾好。

但人就是在不断磨合和沟通中成长的。我觉得我已经够幸运够幸福了。今年有另外一条事情始料未及,给我很大压力。但一切总会过去,勇敢面对往前走就是。

30而立。2012对我而言果然不同寻常。我不知道怎么样就算“立”,但直观上来讲,儿子肯定比我有出息,他年初的时候刚会坐,后来会爬,不久前会扶着走路,再过两个月他老爸生日的时候,他一定会走会跑、立得很稳,不是吗。

今年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是我找到了事业的方向,什么是方向。你爱一个人,朝思暮想,有的时候即使TA就在你身旁,你也想把TA揽在怀里或是捧在手掌心里。事业也一样,人会有无数个好的idea,不是每一个都值得、都可以去尝试,但其中总有一个,让你能够吃饭睡觉都兴奋,过了一周一个月依然兴奋不已,没错,你的方向就是它,做减法,专注于此吧,值得的。

本职工作方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尽管传媒环境变得很糟糕很糟糕。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像现在一样如白色恐怖般让人窒息,没有任何一种举措,像现在一样如看门狗得了天花和霍乱般看起来歇斯底里。但总得往前走,做事最重要。偶尔会庆幸自己的领域是财经与商业,情绪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

这些天老是做梦,很多梦很是稀奇古怪,比现实还要梦幻。有一天我甚至梦到自己开始写小说了,小说名字叫作《知了叫了三十年》,内容是三代人,年龄分别差30岁,他们分别在30岁的整数倍的时候面临的窘境、内心的召唤,和耳朵里那个强加给你的知了声。

附:《孤独星球》丹麦图片:


乐高公园(译者注:乐高积木就诞生于丹麦,Lego是由丹麦语中的“leg”和“godt”两个单词组成,意思是玩得快乐)里的迷你积木搭成的哥本哈根复制品。


丹麦女皇玛格丽特二世的生日当天,皇家卫士行军至阿美琳堡(译者注:位于哥本哈根东部欧尔松海峡之滨,是丹麦王室的主要宫殿)。


黄昏里的Den Tilsandede Kirke教堂(译者注:位于丹麦最北端的Skagen市,是一座中世纪的教堂塔楼,几个世纪以前被流沙覆盖掩没,目前正在发掘中)


新港(译者注:哥本哈根的著名景点,是一处拥有码头情调的娱乐区域),户外餐厅里的人们和流连在运河畔的年轻人。


树丛里半隐半现的屋顶。


哥本哈根的两位积极向上的老人。


骑行者正在享用一顿传统的博恩霍尔姆(译者注:位于波罗的海的一个海岛,拥有细腻的沙滩和葱翠的森林,经典食物有烟熏鲱鱼和黑麦薄脆饼干)午餐。


丹麦皇家剧院。


骑行者在博恩霍尔姆岛的海斯勒附近快乐地转悠。


伦讷(译者注:位于博恩霍尔姆岛),Vimmerskaftet街上的彩色小屋。


日德兰半岛中部的Nymindegab港,Ringkobing峡湾附近,在码头上钓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