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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样的隐秘忧伤》已出版

这本书的前身是最近两年我在《南方周末》上的财经人物报道。这两年我大约做了40篇人物报道。我从中挑选了20多位,按照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Fritz Riemann)的人格模型,将他们同样分为四类:忧郁、分裂、强迫和歇斯底里。然后分析他们为何会如此。

本书我新写的文字有6万余字,主要是在每一个人物后面,加上了一篇采访前后有趣或雷人的花絮,或者站在现在的时点上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是很神奇的。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当初是那么幼稚,但是,就像我笔下的人物一样,谁没有个成长过程呢,最重要的是,我会坚持写,坚持思考。

这本书已于12月初出版。由蓝狮子操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过程颇费周折,原先的书名曾被新闻出版局枪毙过。幸好内容没有做大量删减。

序言:大佬为何焦虑

文/马克

端午小长假,交替着看两样东西,世界杯足球赛和《他们比你更焦虑》书稿,虽然后者的一些篇目曾在《南方周末》财富版出版前的大样上看过,但经张华(东方愚)回炉再造,尤其是加上了交代采访经过的心得和感想之后,重读时便有了慢镜头——多角度回放进球的感觉。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崛起,财经记者的本分,就是从不同侧面,原汁原味地记录这其中的经典画面。这本书中的20余幅人物素描,连缀起来,正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幅经典画卷。

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沙漠,突变成世界第二大商业森林、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骛的淘金宝地。而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家,亦从边缘走到舞台中心,无论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环境始终保持着独特性。首先是政商关系。在西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楚,“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商人与政府打交道,规则与内容基本上是简单透明的。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政府往往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并且掌握无比丰富的商业资源,对商人而言,这是巨大的馅饼,也是巨大的陷阱。

其次是守法与犯规的关系。这里的法与规是泛指,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级红头文件。谁都知道,中国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灯论”(绿灯快步走、黄灯跑步走、红灯绕道走)指导下启动的。在一个变化剧烈的转轨国家经商,循规蹈矩意味着死路一条。但是,犯什么规、什么时候犯规,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回望三十年,因犯规而功成名就的人,数量也许只是因犯规而锒铛入狱甚至丢掉性命的人的一个零头。

第三是财富与社会的关系。对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财富也许是最现实的信仰,因此,公众崇拜财富。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富不仁”的说法渊远流长,并在当代被一个又一个落马首富所印证,而落马首富多大程度上是自身作孽,多大程度上是制度牺牲品,公众又没有耐心辨识。于是,夹在强势政府与感性舆论中间的中国企业家,处境颇为微妙。

第四是产权关系。经过三十年改革,国有资本仍然主导中国经济,这几年还有国进民退的趋势,这就注定了产权这个困扰过楮时健、潘宁和倪润峰的问题,还将继续困扰下一代国企经理人。当然,受产权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国企经理人,民营企业,尤其是早年由多人共同创业的民营企业,产权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进一步成长的前景。

张华在本书中写到的20余个财经人物,焦虑者大都与处理上述四个关系有关。一句话,在中国营商,只掌握西式商业技能或只懂得中式处事之道都远远不够,只有那些将西方技能与本土智慧融会贯通的企业家,才有基业长青的可能性。

张华是一个自律到苛刻的人,他在后记中称“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报道满意过。受到较大好评的几篇,我始终认为完全是自己幸运,采访到了核心的人物,讲出了核心的过程,而我又恰好做出了核心的判断。”这话绝不是矫情,他跟我说看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录片《This is it》时曾热泪盈眶,我有些不解,问哪个场面让他这样,他说,是迈克尔反复校正一个前奏音符那个场面,他为迈克尔的精益求精而感动。

其实,对一名记者而言,采到核心人物、讲出核心过程、做出核心判断,有这“三核”,工作就堪称完美了。

共事一年半,张华“雷”住我不止一次,我还记得2009年7月他写的一篇业务讨论文章,其中讲到“无论采访还是写作,内心格局要大,始终把自己作为商业世界中的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同时对笔下的财经人物应有敬畏心,这样做不一定是为了采访和写作本身,更是为了我们对商业世界的真实感知和思考。”

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认知,不禁令人感慨。

德隆前高管王世渝希望媒体和企业“既不相互冲突,也不相互勾结,也不老死不相往来。企业应善待媒体,尊重媒体。同样,媒体也应该善待企业。这样的企业才会健康,这样的媒体才会赢得更多读者。”对此,我深以为然。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渴、虚心若愚),这是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大病初愈后在斯坦福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名言,也许正是这种心态,他才能把苹果公司重新带上巅峰。

就用这句话,与张华,与诸位读者共勉吧。

 

 

马克

2010年6月16日

 

(作者系《财经》副主编,原《南方周末》经济新闻中心总监)

黑栅栏

8月就要结束了。

这个月体会最深的,是瑞克·布鲁格在《南方纪事》末尾时,想对一位女子说的一段话:“别一再拖延生活中的好事,不要等到觉得可以证实自己的价值、离自己的过去足够远时才考虑那些事,因为那个时刻也许永远不会到来,或者你早已经冲过那条线,但却没有觉察到,就像黑暗中的栅栏。”

这源于8月27日摆到我面前的一个机会、一份邀约。

无论最后能否谈定,我已经学到了许多。譬如格局,譬如自信,譬如对当下的再审视。

8月是“两头翘”的一个月。月末事业上的一个契机,和月初“我的闪婚可以复制”相识三周年PARTY相得益彰。月中,到北京出差,操作一个选题,没有大的突破,我最终选择放弃。之后是到东莞出差,了解卖豪华游艇的富豪的“做单”过程,蛮有趣,但于我而言,兴奋指数一般。

这个月另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和湘湘开始学习一门新语言。和另外11个人一起,我们成了同学——其中既有70后,也有90后。每个周末都是最充实的两天。就像回到了校园一样,这种感觉真好。

这个月看的书当中,最值得推荐的正是上述的《南方纪事》,它和《成长》可以说是姊妹篇。这两本书带给我的启发是:最平实甚至最琐屑的故事,一样也会引起大共鸣。你看,美国《时代》周刊最近不是把乔纳森·弗兰岑作了封面人物吗。看他《纠正》一书,也是小角色的小生活。

在北京出差时,我对李翔兄说,过了多少年之后,文学创作重回“平凡的世界”,这是福音。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想获得持续的竞争力,靠“博出位”是不太靠谱的,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都那么幸运。

这个月看的片子当中,最值得推荐的是纪录片《掩埋》。最有意义的是《怪物史瑞克4》,因为我和湘湘刚认识时,一起看的是《史瑞克3》。不得不佩服老美行云流水般讲故事的能力。

这个月最沮丧的一件事,是马上要出版的新书《大佬的忧郁》报备浙江新闻出版局时有了小麻烦,称书名不符合规定。这让我沮丧地大笑起来。不过书名我原本就觉得有些土,改了也好。

这个月跑了好多趟医院。有两次是到眼科医院,湘湘的眼睛发炎了。我想起3月份我在重庆出差时眼睛发炎的经历,是我传染的吗,可是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啊。真是同病相怜。另两次是到深圳中医院,陪湘湘取中药。其实现在是湘湘最艰难的时刻,只是她一直比较坚强。

这个月给上海证券报和周末画报分别写了一两篇专栏。上证报的人物专栏还是一次评两个人的形式,写的是两位“哭泣的小妇人”,万玉华和张茵,这一灵感是我月初在上海电视台录节目中想到的。

给周末画报还是写的企业家贤内助的随笔,写《爱上女主播》时,对六七对“财经男+女主持”的婚姻组合形式,我最感慨的是郭广昌+王津元,郭的原配夫人、复星当年创始人之一的谈剑和郭离异后,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职位之一是复星监事长。这是中国商业史中少有的婚变生态之一。

这个月过得整体平淡,偶有波澜。接下来,得振作精神劲了。我的自律能力一般,往往让激情事倍功半,这可不是好现象。我和湘湘自嘲“结婚即堕落”,但愿接下来能雷厉风行,恢复往常的创造力。

9月还没规划,日程就基本排满了。4号前要交一策划案。10号之前要交另一本书稿——写了一年了,马拉松的姿态让出版商都懒得催我了,我还算有良心,决定绝不再拖了。12号到18号要去美国西雅图。

期间,我还计划分别到江苏和山东出个差,为南方周末好好写两个财经人物文章。这毕竟是本职工作。而周末又要学语言,还要给上证报写专栏。28号开始国庆假期,先后要回湖南和河南……

做喜欢做的事,做到最专业

(一)

“我只喜欢采访和写作!”戴维说。                           

戴维•约翰斯通是前《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曾因报道安然事件获普利策奖。2010年7月,他和《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等其他几位美国媒体人,来到广州,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媒体同仁交流。

7月23日这天下午,戴维关于他当年如何报道安然事件的一番激情演讲后,我向他提问:我觉得你极为傲慢,你的朋友是否也持同样的评价,如果是,你傲慢的源泉是什么?

在座的人轰笑了一下。戴维也笑了,不过他很快接过话茬,“是的,你说的对,”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我是一个穷人的孩子,19岁就进入美国大报(指《纽约时报》),打破了之前24岁的最年轻纪录,这或许是我傲慢的理由吧。”

其实他的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他从19岁开始做准记者,到现在已退休后了的60多岁,始终坚持采访与写作。但戴维觉得这是常识而已,在美国,终生做记者或写作的比比皆是,倒没什么值得侧目或骄傲的。

这就是国情的不同吧。所以在随后的提问里,一位同事问:在中国,记者过了35岁就要跑不动了,而在美国,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做到这么老?

这个时候,台上除了戴维,还有另一位40来岁,名叫兰迪•史密斯、同样也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家伙。人们先将目光对准了他,他连忙摇头说:“我还不算老,这个问题还是问戴维!”

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此更过瘾的了。很凑巧的是,这些天我还读了另一位《纽约时报》老记者拉塞尔•贝克的一本书,名叫《成长》。拉塞尔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一次是新闻奖,一次是传记文学奖——即《成长》这本自传小说。

《成长》躺在我书架上好久,一直没有细细读来。直到前些天一件事给我以启发之后。

这件事是,一位十年间曾两次获得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要出版一本传记。经朋友牵线,我和他见了面,聊得还算不错,也基本上口头约好了8月份抽几天的时间,找个小岛,住上几日,封闭式采访。但我后来婉拒了这次合作。一来,我拿到的报酬与我想像的有差距,而我也是个俗人,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第二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是一本自传,要用第一人称写。说实话,就这位企业家和他的企业来说,确实有许多精彩的、以前被遮蔽的故事,也能够带出来整个行业或民营经济变迁与悲喜的一幅宏大画卷,但是因为是自传,一定会失去客观和独立性,失去了纵横交错式的畅快写作姿态。

回想凌志军佳作之一的《联想风云》,采访和写作时受到很少的羁绊,使他得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真是让人艳羡;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到最后一章分别写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伊藤博文等人的对比,视野开阔得令后人惊叹(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商业PK堂”的专栏的最初灵感,便始于此)。

我最后做出终止合作的决定时,心里一下子非常舒畅。我知道我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一位企业家立传,原本就是一件值得慎重考虑的事情。

7月份,我在南方周末写了5篇报道。而1到6月份,半年的时间我总共才写了7篇报道。我并不是因为缺钱花了,也并非因为报社介意我写得太少,而是与我拒绝掉那本传记有关。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客观的平台上写自己最喜欢写的文字为宜——如果又碰上了好的或熟悉的选题,激情自然会一下子迸发出来。

再到后来,我有一天想,真正的好作品,大都源自生活的体验。中国年轻的财经记者,对这个吊诡世界的认知,无论如何都是有偏颇或缺陷的,都应该有敬畏心。就算那些被同行津津乐道的调查性报道,要么是幸运之作,要么只是在有限的真相空间多走了几步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挖掘出了“真相”本身。但是我们生活的体验不一样,就像拉塞尔的小说《成长》,一本朴实无华的自传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可能是我们都曾遇到的,但它正如李希光教授所言,上千万的读者确“完全渲染在了他的思路里,完全忘记了他在语言上是否雕琢或装饰。”

絮叨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决定多写一些财经题材之外的文字了。除了平时的博客等随性写作外,书亦然。我的第二本书《大佬的忧郁》8月底就要出版了。第三本书(也是财经类)的初稿这个月会完成,12月能够出版。明年,第四本书,我会写非财经题材,一部自己想写而一直未曾写的作品。

(三)

这几天我还看了一部波兰电影,名叫《昏睡》。我凌晨三点在微博上的推介语是“三个家庭,交错的三段故事,殊途同归的寓意: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不要再拖延。”

这是继上个月初看完《香水》这部电影后,又一部让我感到内心特别充实的影片了。非常有趣的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是位作家,他每天呆在像囚牢一样的地下室里,憋字。地下室有个小窗户,与外面的人行道齐平,每天早上和晚上,会有行行色色的双腿在作家先生的眼前晃过。他用了相当长的一短时间,用来观察每一双腿。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特别是他那位政客岳父,以为作家就是要天天像抄小楷一样写作再写作。故事的最后我不想透露,大家可以去看电影,我只能告诉你,他最后选择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哪怕这个时候离他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看完电影《昏睡》后,我又看到同事张英在7月29日《南方周末》上对陈道明的一个访谈。非常巧合的是,陈道明的一段话,上述意味异曲同工。“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陈道明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如果说他的“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的价值观普通人难以复制的话,那么努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完全可以被复制,只是多数人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害怕折腾和改变,对不稳定的未来充满畏惧,从而没有去执行而只成为一句口号而已。

前几天因为要写《大佬的忧郁》的前言,我仔细研究了一些好的作品的序言,其中最让我折服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那本《凯恩斯传》,我看的是中文版,超过1000页的黄色封面那本(英文版的似乎是三卷本),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罗伯特写了将近30年。在30年前,他和出版社签的合同是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罗伯特在做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所以做得极为细致。在这书的序言里,写完他的写作历程后,他还讨论了生活与著作的关系、传记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其严谨可见一斑。

(四)

21世纪过了10年。当下的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浮躁,都要浅薄,都要无知,当然,它表现出来的是盛世,是厚重,是开放。面对魑魅魍魉,普通的个体有呐喊的自由,有在twitter和微博上参与或感受战斗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虽然积极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或喜欢做的事情义不容辞、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做到专业。

拿我熟悉的紫金矿业污染门的事情来说。事件演变到所谓的“封口费”风波后,几乎成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围绕污染本身的调查中止了,尽管除了璜溪村之外,还有更多受污染的村庄未进入公众视野,但这并不重要,对不少媒体来说,独到和专业之间,他们选择前者——“封口”的角度够独到吧。特别是到最后,一个骑电动摩托者和一位报道紫金矿业事件的记者亲属的车擦了一下,骑摩托者甚至翻倒在了地上,但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却被渲染成了“紫金矿业涉嫌制造车祸报复记者”;一时间,“正义的化身”诞生了,声援者数不胜数。

我真是感到一阵难过。就算民间大喊“以暴制暴”,但媒体不应成为猜忌和哗众的平台。那是滥用职权,你与你一直以来声讨对象的拙劣和丑陋并无二致。你在干你喜欢干的事情,但你的不专业,使得这一事情潜在的危害远远大于你眼中胜利果实的份量。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霸王洗发水,和记者遭通辑等最近的几起事情中,我始终对一些力量义正辞严的姿态保留看法。我们一边骂着“对手”(其实有时是假想的对手)是不专业的小丑,一边不经意间自己充当着小丑,并原谅着自己另一范畴上的不专业。

所有人都大声喧哗,以为自己的嗓门压过了对方就是胜利,所以人都大喝口号,以为应者云集就是做精神领袖的前戏。这是一个价值观扭曲和双重标准盛行的年代。

失望之于我,犹如皇上不急太监急。有时我这么自嘲。“我改变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使我自己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客观、专业,至少远离一切为了出位、为了一切棒喝的姿态。剩下的,就是躲在书房一隅读书写字、看碟,或是带上老婆去旅行。这已经足够。

今天看到一位我认识的80后女记者写的一条微博,“虽然大家都在微博上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大事”,她写道,“我还是在是无忌惮的在微博里写生活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不是没大局观和道德底线,我只是觉得变革或是革新让社会进步,现在已经在行进中。”

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女孩子,更希望“变革的力量”多一份理性和专业,这样,于己于人都将是长期的福祉——虽然短期难以博得充分的眼球效应。

关于写作的三个段子

讲三个关于写作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台商》杂志的朱芳文兄。此前某曾与他谋面,但一直想和他探讨一个话题,那便是写作。为什么呢?因为他坚持每天早上九点写博客,不长,每篇大都是四五百字左右,可能是工作感受,可能是读到的哪本书,看到的哪部电影或想起的儿时的哪个生活片段。最关键的是,他坚持了至少一年,从不间断。他的这种坚持,让我感到有些“恐怖”,又极为钦佩。一个人,得有多大的自制力,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正好,4月14日,他出差到广州,喊我一起吃饭,我便马上出发,一路上一边转动方向盘,一边有些心不在焉地琢磨着他会怎么回答我。很快,见面寒暄过后,我便抛出了我的疑问:你是否有过哪天或哪几天,早上就是不想起床,更他妈的不想写博客?

“有啊,”芳文兄说。

“那你为什么还是起来写作了呢?”我问。

“因为我是在为自己写作。”

“正是因为为自己而写,所以间断一天或几天,没人会在乎啊。”我有些欲擒故纵。

“我在乎”,芳文兄很严肃地说,“正是觉得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不想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恐怖小说之王”斯蒂芬·金,我最近才在看他的《写作这回事》一书。写过《写作》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和斯蒂芬·金,都可以称得上“写作疯子”了,不过同为倾诉自己的写作感触,前者的文字里流露出的是女人本能的忧郁和沉溺,后者的文字里则跃动着男人原始的冲动和嬉骂。《写作这回事》中有一处细节让人回味。即当有记者问斯蒂芬,一年当中他什么时间不写作的时候,他的回答是,“除了圣诞节、国庆日和我的生日外,我都在写作。”然后,他笔峰一转, “我其实是在撒谎,我那样讲,是得给记者提供一些有趣的素材,多少有些俏皮的‘料’最好,”他说,“事实上我每天都在写,管他什么工作狂啥的,圣诞节、国庆日和我的生日,我也在写作;对我来说,写作才是一种放松…”

 “写作是为了自我满足,尽管为此还清了房贷,还送孩子上了大学。”斯蒂芬在《论写作》一文结尾处说,“有些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和反抗。”

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是《读库》(0601)上,一篇题为《贫嘴的孩子有糖吃》的书评的主人公萨苏。萨苏学信息出身,旅居日本,有妻有女,家景殷实,主业是网络工程师,平时爱好写作,《中国厨子》和《嫁给太监》是他的代表作。“他用写作调剂朝九晚五的生活,每天忙完工作,写上几千字,神清气爽,基本是手随笔走,不刻意,很流畅。”这篇书评的作者丁扬描述萨苏写作时投入与专注的一个段子,给我印象深刻。那便是,萨苏在日本家里的楼下一边写东西一边烧菜,却不放心楼上睡着的女儿,于是把电脑摄像头对准她,让远在北京的母亲在电脑前帮着照看孩子,一旦有情况,马上给萨苏发短信……

我记下上述三个段子。一是为了激励自己,写作应当是写作者的习惯,而不宜成为一次次的“策划”。任何时间都可以写作,如果不给自己无谓的压力,而且又能坚持每日写作,则再好不过了。第二,一个写作者遇到了瓶颈,习惯从自己的职业和所供职的单位出发,或躁动或抱怨,而没意识到,问题可能只是出在写作本身上。前些时间的我就是这样子的。现在,一切安好。每日读书写字,不亦乐乎。

民营出版商的新财富游戏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北京 
 http://www.infzm.com/content/28352   

       从非常高调到极度低调,三个月的时间,书商张小波像换了个人似的。

      年初的时候,他格外活跃,频频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为民营出版业“正名”请命。他不断向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希望能与出版社或出版集团深层次合作,一起把出版业做强做大,“短时间内的得失不算什么”。

      而最近的张小波已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对本报记者称,有了“新东家”,说话或做事不能那么随意,得有分寸。

      他说的“新东家”是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今年4月25日,全国书博会甫一开幕,出版业就传出一桩“联姻”的大事件,张小波便是主角之一——他执掌的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简称“共和联动”),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共出资1亿元,成立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公司,后者控股51%。

      “有人说我被‘收编’了,有人说我戴上了‘红帽子’,什么样说法我并不在乎。”张小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眼前这位民营出版界大佬手里夹着一支烟,说话不紧不慢;他的财富游戏,正是在一次次的“不在乎”中越玩越大的。

白猫牵起黑猫的手
       张小波为新公司策划的第一本书便在强烈的争议声实现了强大的财富效应,似乎是他有意献给新东家的“特大礼包”。

      许多人并不知道张小波,但可能曾间接地与他打过交道。走进书店,如果从摆有《求医不如求己》等“国医”系列养生书,以及《中国不高兴》、《山楂树之恋》、《风雅颂》等的畅销书架上随手购买一本,就有钱流入了张小波的口袋。

      在出版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去年共和联动策划图书百余种,累计销售过百万册的图书达数十种,码洋(图书定价乘以销量)近3亿元,在2008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统(开卷)排行榜前30位中,共和联动出品的图书占据六个席位;这些数字令多数出版社望尘莫及。

      “书商”这一称呼听起来略带贬义。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行业,早在唐代就有官刻、私刻之分,所谓私刻大多是书商行为。近代以来则出现过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等一批影响时代的优秀书商。

      张小波无疑是目前国内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书商之一。他的酒量和他的脾气一样大,但这并不影响他嗅觉的敏锐性。

      今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将非公有制出版机构作为新闻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行业规划和管理。

      这一声改革号角为民营出版商的商业能力与合法地位提供了更为鲜明的注脚。这一月底,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现在不仅要换汤,也要换药,而且还要砸掉药罐子!”的言论,以及所透露的国家将设立规模约500亿元、用于扶持中小出版和民营出版机构的基金的消息 令众书商倍受鼓舞。

      事实上,柳斌杰于去年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就如此说道:“民营出版机构既然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纳入轨道呢?”

      张小波选择的是牵手江苏人民出版社。1亿元的“真金白银”,显然是大手笔,不过其中大部分为后者所出,张小波以自己的公司品牌等资源入股。新公司董事长由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建屏担任,张小波担任总经理。

      《中国不高兴》——由张小波策划的新公司的第一本书——就给他的“新东家”以一“特大礼包”。随着此书引发的强烈争议,上市一月销量就冲破60万册。支持者称其为给政府的“谏言”,反对者称这不过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一场商业策划罢了。

      然而无论如何,轰动效应带来财富效应,张小波仍是大赢家之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过程时,张小波沉思片刻后说,出版人不应去挑战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但要给大众提供多元化的精神食粮。

      而就《中国不高兴》一书而言,这似乎是个悖论。张小波的同学、文化学者朱大可说,市场会改变人的意识形态,他更喜欢当年的“诗人张小波”。

诗人书商
   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友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张小波确曾是个诗人。1964年出生的他,16岁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在学校时正好赶上第三代诗歌运动,彼时他是以华东师大学生和老师为主的上海城市诗派旗手,大学期间出版《城市诗人》合集,卖了几万册。

      张小波20岁大学毕业后进入江苏镇江市文联,半年后即辞职,筹办一份报纸,然而进展并不顺利,他呆在上海,非常清贫、动荡地过了几年。

      1991年他放弃了诗歌写作,甚至很少写字了。他怀揣借来的两万元开始了书商生涯。最初通过朱大可帮忙联系,购买武侠大家温瑞安的小说版权,与漓江出版社合作,从图书行业掘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真正让张小波在书业成名的,则是1996年他所策划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这是彼时中国图书商业运作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首开话题性、社会热点类型纯粹商业操作的畅销书先河,并由此引起了跟风热潮。

      其后他在图书领域变得游刃有余,引进《蜡笔小新》,推出《中国高层智囊》8卷本等动作,使他的腰包不断鼓囊起来,并逐步在书业江湖站稳了脚根。

      不过于当时而言,张小波这一类型的书商,仍然只被称为“二渠道”,他们与一般出版社的合作带有“地下”的性质,在官方的眼中,是上不了文化台面的,也是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提防的对象。

      直到2003年开始,新闻出版总署取消所谓的“二渠道”称谓,为民营出版商正名。由此激起了民间资本的狂热,无论是从出版社走出来的实力派,还是从媒体走出来的资源派,以及来自高校的学院派等,纷纷加入这一阵营。

      民营书业于是迅速活跃起来。不过最为吸引眼球的,则是彼时中国诗人集体变身书商的现象。

      张小波就是在这一年成立共和联动的。此外还有出版《诛仙》、《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系列的沈浩波,出版“黑镜头系列”的万夏,出版《藏地密码》的吴又,操盘《在北大听讲座》系列的苏非舒,还有李亚伟、郭力家、赵野、叶匡政……人们惊呼诗人都跑去当书商了。

      与张小波的江湖侠客风格有所不同的是,33岁的沈浩波更像个“大男孩儿”,也更有激情。几年前这位“下半体”诗人还在博客中写道:“在商人和诗人的身份中,我永远只能认同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这才是我最后的骄傲与尊严”,如今却与南方周末记者津津有味地谈起企业管理话题来。他执掌的北京磨铁图书公司,去年码洋为3.7亿元,《明朝那些事儿》系列销量超过700万册,朱德庸漫画也为其进账贡献不菲。

      “诗人一直很穷,而做书门槛较低,诗人文字能力强,又天生敏感,不会或者不愿做别的,就只好做书了。”张小波说。他们原本就是文化圈中人,对于读者的需求并不陌生,加上交游广泛,总是在三五好友欢聚一场后,一本别出心裁的畅销书即已呼之欲出。

      就像诗歌在这个社会逐渐被边缘化一样,做了书商的诗人同样在夹缝中生存。由于缺少安全感,民营出版业的人才流失现象甚为严重。然而恰恰是这种尴尬身份的多年延续,反倒锤炼出了民营出版商坚韧的生命力和对市场灵活的反应力。

      “诗人书商”现象之外,目前在市场上脱颖而出的一些优秀策划品牌还有博集天卷、弘文馆、蓝狮子、万榕、紫图、汉唐阳光、北斗等。

      蓝狮子的吴晓波、万榕的路金波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前者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是作家型的出版商,而后者旗下有韩寒、王朔、海岩等大腕作家,是经纪人型的出版商,所以财富路线不尽相同——一个主导的中国公司史创作风生水起,一个通过“天价稿酬”等运作方式连人带书一路炒了上去。

老黄历与新游戏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于是,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成为“硬道理”。

      书商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个特殊群体,“原罪”话题亦常为人所提起。不少书商都是靠“攒书”起家的。所谓“攒书”即最快餐化的制作方法,流程通常是攒手根据策划人所定的选题攒书稿,处于利益链条最末端;策划人负责策划选题,督促攒手及时完成任务,并把书稿交给书商;书商负责联系出版社并购买书号,利用资金和各种销售渠道,印刷发行书籍;出版社和书商合作,通过卖书号赚钱,并瓜分卖书的利润。

      于是,“一个热点+几个枪手+几轮爆炒=丰厚的利润”的公式一时成为多数书商的不二模式。

      这一模式的宗旨是“有奶便是娘”,什么话题是读者最关心的、最期待的、最具噱头的,他们就以比传统出版社快百倍的速度去批量生产,他们的道行修炼得炉火纯青,迎合读者心理的手法之高明,伪造正版图书之逼真,简直与张大千仿古画一般水准。经他们之手出炉的图书五花八门,无论是教你如何“一夜成名”“一见钟情”,抑或成为巴菲特一般投资家等,他们都能以专家的高姿态,娓娓动听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一群体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无奈。多位书商曾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长期以来国有的出版社处于这一利益链条的明显优势地位。他们只能从简单的买卖书号,到项目合作、挂靠出版社,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出版管理费即书号费始终由出版社把持。

      据业内人士估算,民营图书工作室每年用于买卖书号的费用就达10亿元之巨,这使得他们不得不采取上述的生产方式。“书号本身是为了统一流通标识的一种虚拟资源,没有数量限制,也没有价值,但在中国却演变成了一个怪胎,并滋生了一个灰色阶层,这显然很不合理。”柳斌杰说。

      今年4月的“出版新政”无疑试图彻底改变这一态势。更重要的是,是时候拉扯一把多数“垂垂老去”的国有出版社了——中国目前有570多家出版社,每年的图书品种75%左右来自教材教辅(在市场中实现销售的不足25%),15%左右为专业出版物,真正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畅销书,所占份额不足10%。何况出版业利润90%集中在占总数5%的出版社手中,大多数出版社可谓奄奄一息。

      近年来各地出版社也积极改革,组建了出版集团,纷纷准备上市或者已上市融资。各地出版集团大多倾向于跟民营出版商合作,因为大凡出版集团,基本都有丰厚的教材利润撑腰,加之书号的优势,所缺少的正是民营出版商们优异的策划能力和市场洞察力。“

       出版新政”给了业已完成资本积累的民营出版商一次机遇,以张小波和沈浩波为代表的出版人,已经或正借着政策的东风,玩转起新的游戏模式来。沈浩波甚至把海尔集团一位高管请到了磨铁,并出让16.4%的公司股份予陕西华商传媒集团以获得3400万元的注资,而张小波则选择与江苏人民出版社联姻,来了一场彻头彻尾的自我革命。

      尽管出版业有一定的垄断属性,但与钢铁、石油及金融业区别甚大,后一些行业当中,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更多的是竞争关系,而在出版业,民间资本的活跃能为国有资本带来“额外”的丰厚收益。如何一起从读者口袋里赚走更多的人民币甚至美元,才是硬道理。

      “出版业此次改革的特征是雷声大,雨点更大。”张小波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刘健屏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更是难掩兴奋之情:“大家一起来赚大钱嘛。”

      诸如共和联动和磨铁同类型的书商在北京其实特别多,全国有超过1万家民营图书工作室,仅北京就超过5000家,而能持续经营的约有2000家,销售码洋过亿的至少有30家。每年由这样的民营文化工作室策划的图书约4万余种,已是出版业中不可轻视的一支生力军。他们无一不希冀顺风顺水,告别老皇历,徜徉新游戏。

      “公私合营”潮流之后,民营出版商之间的并购是否也将拉开帷幕?一场看不见的“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出版产业发展司范卫平司长说,目前全国新闻出版业产值达8500亿元,相当于整个汽车工业的产值。

      5月8日中午,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结束后,张小波走出餐馆,他的手机响了,一位朋友的女儿想出本小说,他仍是一以贯之的豪爽:“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记者观察:《公私搭配,赚钱不累》

□东方愚

  张小波和沈浩波是好朋友,可两人风格大有不同。前者不愿多提他大学时就出诗集的经历,尽管当时销路也不错。他身上的江湖气很重,但如果你要说他是个纯粹的商人,似乎也不太合适,他还是非常热爱诗歌,譬如常帮一些名气不大但作品甚佳的诗人出诗集,几个月前诗人侯马的新诗集出版,他还专门组织圈内的旧朋新友,搞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诗歌朗诵会。他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时我明知没钱赚,却偏向虎山行。”

  而沈浩波则对我说,他现在每周都会花一整天时间,躲到咖啡馆,关掉手机,静心写诗。“我现在一个月都会写十几首诗。”他说。他的公司磨铁现在有二百多号人,但他说写诗时,脑海里不会出现任何与商业或企业有关的“杂念”。

  共和联动与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联姻为业界热议。实际上,最近借新政之暖风而联姻者,并不止凤凰联动一家,还有民营教育机构山东星火国际传媒集团与时代传媒集团旗下的安徽科技出版社签订全方位合作协议,志鸿教育集团与山东出版集团签署战略协议等。

  而在去年,也有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与路金波、李克等民营出版商分别合资成立辽宁万榕书业公司和智品书业(北京)公司等事件,控股方亦均为前者。

  张小波时而表现得信心百倍,时而甚为低沉地说:“干这个行当真的好累。”这让你猜不出他是刻意低调,还是有感而发。而采访沈浩波时,我惊诧于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眼神里所流露出来的,没有一丝不与踌躇满志有关。

  我问他,磨铁将来是否会继续出让更多的股份。他持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抛回来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人关键是要找准位置啊,企业同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就行了。”

  实际上,“谁控股”本就是个“假想敌”,合资并不等于圈养。

  吴晓波持同样的观点。蓝狮子与中信出版社是战略合作伙伴,不过他现在想得最多的,是面向市场的创新。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北京一些“大而全”的民营出版商有所不同的是,蓝狮子专注于财经图书,且由于是为数不多的不做传统渠道的机构之一,轻装上阵使其能选择更为精悍的方式投入到未来的财富游戏中,譬如基于互联网和3G技术的新的图书销售与互动模式等。

  其实“公私合营”并不如外界想象般一帆风顺。就像男女相亲一样,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看得上你。同样,合营也非走上康庄大道的代名词,你可以继续单纯热衷于用娱乐手法花大钱包装炒作畅销书的套路,但如果纳入了上市公司,总不至于让股东们经常看着七上八下的K线图心惊肉跳吧。

  再说,什么样的联姻方式最稳固,双方资源如何整合最有效,并没有标准答案。譬如张小波原来的“共和联动”等于完全消失了,而路金波则不同,原公司版权不挪动,万榕公司以市场手段寻找新的内容资源;而如何评价路金波与“新东家”签署的“对赌协议”,不同立场的出版人也是各执一词。

  用一个俗词来讲———任重道远。不过好歹出版业改革迈出了一大步。沈浩波在不久前创作的《大鸟之心》一诗中写道:“只有来自生命岩浆底部的伟力/才会充满这创世的热望/人类的生命如滩涂般蔓延展开/大鸟的心中燃烧着火焰……”

      后记:出版业有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文中提到的“诗人集体成为书商”,还有“波现象”:张小波、沈浩波、吴晓波、路金波、黎波、安波舜。张小波告诉我,有一次,有人还真想搞一个“五波聚会”,结果呢,自然是不可能了。而蓝狮子的朋友则告诉我,吴晓波的男粉丝戏称“菠菜”,女粉丝戏你“波霸”。我对他们说,我弟弟叫张波,以后我也鼓励他做出版业,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