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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提议征收“富人税”,郭台铭为何没巴菲特有耐心

郭台铭最近有点烦。6月13日,又一名富士康(成都)员工再跳楼自杀;5天后鸿海(富士康母公司)的股东会上,郭台铭谈及台日关系时一句“愿意出资买下钓鱼岛,与日本一起开发”在民间特别是在中国内地引起争议,郭台铭很快成为众矢之的。

真可谓“祸从口出”。暂且不论郭台铭所言钓鱼岛话题的真伪,如果他是内地的企业家,早就被口水淹死了(当然大陆企业家绝不会在股东会上谈政治)。幸亏他代工的是苹果公司的产品,骂他们的众网友们不可能也舍不得抵制iPhone或iPad。事实上他说这句话是顺着鸿海参股日本夏普的话题一时兴起说的,而他再谈夏普,则是通过描述未来图景以给鸿海的投资者们打气,要知道鸿海第一季度毛利率只有6.64%,创下历史新低。

但这些都不会太过影响郭首富的心情。他最为记挂或说最在乎的,是以马英九为首的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自己当年投票时的预许,而这也是鸿海这艘大船能否顺利航行并走得更远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实是令人沮丧的。6月中旬,据台湾智库公布的民调数据显示,69%的台湾民众认为马英九已经“失去民心”,连任才一个月的马英九因为在美国瘦肉精牛肉、油价和电价上涨、证券所得税(证所税)等民生问题上的拙劣表现而导致这一结果。

郭台铭此前一直是马英九的忠实支持者,尤其在台湾超级富豪们因担心被外界贴标签及政治献金等话题而对“站队”问题很是避讳时,郭台铭最早公开支持马英九,且称“选情绝对不会有变数”,令马英九小小感动了一把。当然郭氏也有自己的算盘,即一如既往深信“稳定压倒一切”。关键是他赌对了。

现在马英九的民意支持率降到冰点,郭台铭应该怎么做?当年他的前辈、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在遇到此类问题时的作法是:沉默。另一个大佬、香港首富李嘉诚在今年香港特首选举伊始即支持唐英年,当唐大势已去时李仍然声援。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考虑,一来这样做彰显气节,二来马上就要隐退,儿子们以后和新特首梁振英相处融洽就行了。

郭台铭最后选择的是批评马英九。所谓“哀其不兴,怒其不争“,在鸿海股东大会上,郭称“学者没有实务经验,学者治国一定误国,现在(台湾)是律师治国,做事思维没有弹性。“说完后他回头看了一下身边的律师,说“你不姓马”,继而称,“台湾面临内忧外患,大家都知道‘笨蛋,问题在经济’,但是‘问题也得要笨蛋听得懂。”这种非常直接地嘲讽和揶揄马英九的事无巨细与死板,于郭台铭而言是第一次,这令台湾各界投来赞许目光,兴许一些先前看不惯他和马英九“走得近”的其它富豪这会儿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便不难理解6月初的时候郭台铭提出“富人税”(又称“分配正义税”)的初衷和含义。 他的意思是,别征什么证所税了,对我们这些超级富豪开刀好了,而据其方案,对全台湾前300名富人征税,依比例每年即可征得180亿元新台币的所得税。

台湾前“财政部长”刘忆如指责当年郭氏套现鸿海股票10个亿才缴了348万元的税。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认为郭氏提议“富人税”是“良心发现”。要说良心发现,早在2008年他宣布将捐出自己九成的财产做公益时就开始了,今年2月他又联合张荣发、尹衍梁和戴胜益等台湾超级富豪宣布捐款共3000亿新台币的高调豪捐,行为。

一切与政治有关。彼时3000亿新台币的豪捐决定更像是在驳斥民进党“国民党代表大富豪利益”之戏谑之辞,而如今的“富人税”从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来看像是在“救马”——“立法院”有三个证所税的版本,讨论到最后成为一锅浆糊,甚至刘忆如因此而辞职,马英九事倍功半、一筹莫展。

但仔细想一下,简单粗暴的“富人税”压根不具有可行性,暂且不论富豪标准的厘定和其它一些富豪“被代表”后的情绪,而如果当局就此采纳,可能会被认为是接受“施舍”而更为凸显出自己的无能。

如果真的是在“救马”,那么郭台铭应该学习下巴菲特在美国呼吁和推进“富人税”(又称“巴菲特税”)的策略和有条不紊的风格。巴菲特甚至在《纽约时报》发文,标题赫然为《停止宠爱富豪们》,并透露他缴税的税率是17.4%,比他秘书甚至公司其他雇员的税率都要低。2012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顺应“巴非特规则”,提议向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施行至少30%的税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税率。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郭台铭等不了那么久了,他急冲冲地想把跌入谷底的马英九一把拽上来,同时使鸿海投资者们不必为证所税所惊慌。但没想到拽上来的只是一件衣裳。而“证所税”从提出至今不足一月,台股市值已蒸发超数万亿元。现在证所税没有开征,人们却担心更大的惊慌还在后头。

而郭氏的行为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号是,他现在对马政府的信心几乎全失。未来四年,鸿海或会未雨绸缪,无论在海外还在中国大陆,频有大动作,以便早日完成全球化产业布局。

而就提议“富人税”事件本身而言,也不必斥责其“帮了倒忙”,一个国家或地区拯救中产阶级,富豪“自残”虽说治标不治本,但如果整个富豪群体都“选择性沉默”,更是一种不健康的生态。从这一点来说,郭台铭的高调和急躁有其可爱和可敬之处。

郭台铭的破窗效应

文/东方愚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曾提出一个“破窗效应”,意思是,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楼里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种暗示性的纵容,结果更多的玻璃被打碎了。

现在,60岁的郭台铭和他旗下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正遭遇着破窗效应。半年内10名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眼看就要成为“全民公敌”,这让郭台铭这位“台湾首富”很是不爽。因为这搅乱了他的好心情——比他小24岁的娇妻曾馨莹继为他生下一个宝贝女儿后,再有身孕。

富士康究竟是不是“血汗工厂”?我认识的几位曾对富士康强烈质疑的朋友,这两年都曾到过富士康调研,他们的结论是,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在珠三角属于中上,如果要称之为血汗工厂,那么整个珠三角“世界大工厂”则处处淌满血泪。

我将信将疑,怀疑他们在富士康的调研路线是被控制的。到了2010年4月,我所供职媒体的一名实习生,“卧底”进入富士康做工人,一呆就是近1个月。他出来后,感受与我几位朋友完全一样。

一个非常微妙、不易被觉察的现象是,媒体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机构也想从富士康身上挖掘出点什么。据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深圳市总工会等都试图从媒体对富士康的调查报道中挖掘些可以构成他们发声条件的细节,但遗憾的是,他们最后说没找到,因为富士康的环境是“中等偏上”。

你看,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标尺。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媒体、工会组织用自己的标尺丈量出的富士康都比想象出的形象要高那么半尺时,是否就构成了“平衡”或失声的充要条件?就像人们一方面对官商勾结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黄光裕一审被判14年徒刑表示同情一样,对郭台铭,媒体和工会一方面对工人境遇富有同情,一方面又对富士康手下留情。这并不是说要痛打落水狗,而是说,当心里的坐标系是预设的,格局自然就是小格局。如果放在整个台商企业,或世界500强全球各国代工厂的坐标中,富士康还是你想象中的富士康吗?

“N连跳”最大的悲哀还在于,无论再多的悲剧上演,中国内地代工厂工人群体自己很难主动找到一个发声的渠道或方式。他们只有等着媒体来关注,等着更严重的事件发生时引起有关部门的主意。而即使如此,你所在的工厂,还必须是富士康或玖龙纸业这种首富大佬旗下的工厂,否则就没有足够的注意力效应。说句不尽恰当的话,“N连跳”可能会跳出一个全新的富士康,但更多的代工厂呢?

我想起了被称为“台湾经营之神”的王永庆。我在《王永庆管理日志》一书中提到一处细节, 1980年代开始,他就给台塑工厂里的员工每年发4.5个月工资的年终奖,超过了一些台湾同行,用现在的时髦语来说,属于“中等偏上”水平了,然而,一二十年过去了,同行企业中美和石油、以苯等给员工的年终奖都是14个月工资了,台塑仍按兵不动,年终奖不与企业效益挂钩,结果员工们终于有一天无法忍受,2005年开始游行示威,工会抗议。王永庆不得已,只好自掏腰包,将2004年年终奖提高为6个月的工资并发放“礼盒”。

与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内地的世界工厂是另一个世界,一来你别指望同行的员工待遇先行高于你——大家比的是均贫而非均富,二来,工人们永远也不会像台塑工人们一样犀利畅快地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的权益。

2009年11月10日,我在台北参加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时,遇见郭台铭,他说,创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创意发现、落实创意、经过市场检验和拓展事业版图。如今他的富士康在“市场检验”中,好多窗户的玻璃破碎了,抑制这种“破窗效应”的,显然不应只是郭台铭一人。它更应是中国式“世界工厂”自下而上变革的一次契机。

(本文为《东方企业家》专栏文章,在写此文的5月21日早上,又有一名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真是杯具。)

《冷眼看澳门》

1、 在香港买了几本书,都很不赖,村上春树《1Q84》,Ryan D’Agostino《我从豪宅学到的》,冷夏《冷眼看澳门》,关愚谦《欧风欧雨》。《我从豪宅学到的》是一位记者从富豪家里写解读财富现象,上一次在香港买过一本《富豪保镖》,从保镖写富豪更有趣。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从富豪的老婆来阐述财富变迁的,下个月就要完稿了。

还有,想做一篇文章,《企业家书架里的秘密》,有别于“企业家荐书”,我要的是他的书架的照片,书架里都是什么类型的书,各占多大比例,然后与他的性格,他的企业所在行业和他治理企业的风格,来写一篇东西。我去年在做财经人物报道过程中,积累了十来个人的书架图片,但还不够,30个为宜。希望朋友们看到这一条博客,而正好有资源的,向我提供些照片和帮助,非常感谢。

2、4月12日在香港参加龙湖地产年报发布会。第一次见到吴亚军。不管香港的财经记者们如何咄咄逼人提问,吴自始至终都是满脸堆笑。不亏做过记者,吴亚军外柔内刚,城府很深,把几个尖锐的问题一个个给挡了回去。

上月底在重庆从外围做吴亚军这一人物选题时,好几位重庆出租车司机都对我说,“龙湖的女老板啊…她背景很深…”,同样,和重庆另一位巨头企业的老板聊起吴亚军,他对我说,“你找吴亚军啊,她不会给你讲什么的,她只是个代言人而已…”

吴亚军一方面必须保持低调,内心却有着强烈的表达诉求。前不久和龙湖执行董事秦力洪在深圳聊天,他好几次有意说,“是吴总托我来的…”不过,无论如何,龙湖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案例。

3、 在香港看了电影《岁月神偷》和《志明与春娇》,回到广州后看了《禁闭岛》。《禁闭岛》很精彩,不过我想书应该比影片更精彩。买了电影票可以退换,买了DVD、拆了包装丢了小票后,因为没字幕照样可以退换,香港服务业的一些细节总让我有所触动。

推荐一段视频。詹瑞文访谈:

4、《台商刘添财殡葬业掘宝记》的报道发表后,台湾联合报一记者通过我的同事向我索要刘添财等人的联系方式。台媒通过大陆媒体朋友找台商,听起来有些荒诞,但也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好多台商大佬是多么地谙习潜伏术。

与刘添财一样,发家在台湾、核心业务在大陆的大佬蔡衍明(旺旺集团董事长),应该是台湾富豪前三甲了,别看他在台湾收购《中国时报》以及创办《旺办》,以及在亚视股权争夺案过程中均是十足的“犀利哥”,但他却无意高调。去年我托人找到蔡,表达采访意愿,被他婉拒了。昨晚与《台商》运营总监朱芳文聊,他提到,《台商》封面是蔡衍明那一期,上海市面上能见到,全被蔡派人买走了。

5、 虽然我在南方人物周刊上写过何鸿燊“七年之痒”的文章,但澳门我是第一次去。正好涛涛同学到澳门机场接从马来西亚回来女友丽丽同学,于是在澳门会合。我在香港临时订澳门酒店,结果1500块以下一晚的酒店几乎全部爆满,又不是假期,赌城的火爆没法不让人感慨。

 去威尼斯人和新葡京参观,并在新葡京小赌怡情,我拿1000港币赌,一口气输到150块,不忍心再赌了,把筹码扔给湘湘同学,然后我去转悠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一看,湘湘手里的筹码将近2000块了,而丽丽同学拿500块赌,也赢到了2500块,大家见好就收,回酒店睡去。第二天中午吃饭后大伙儿再去,丽丽同学拿700块赌,很快输光了;湘湘同学拿150块赌,很快赚了1000块,然后很快输光,走人,过关,从珠海回广州。推荐《冷眼看澳门》这本书,作者冷夏曾协助何厚铧竞选行政长官和起草施政报告。此书能够帮我们深入地了解澳门,特别是最近十年澳门的变幻。不过大陆可能买不到。

“殡葬业第一股”全解密:台商刘添财掘宝记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重庆  (见报链接:P1P 2

台商刘添财早早敲开了原本封闭的重庆殡葬业的大门,仅用两年时间就将公司带上了香港资本市场,并受到投资者的疯狂追捧。他是如何发现并掘开了这个金矿的?

在超过400平方米、装修豪华的一间灵堂里,空调、沙发、桌球台、会客室等一应俱全,正中央偌大的钢琴最为扎眼,当音乐声起,死亡的气息一下子淡了很多,人们一边对死者追思,一边相互寒暄着……

这是3月25日,重庆江南殡仪馆“重庆厅”里的一幕。重庆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的父亲几天前去世了,葬礼就在这里举行。“重庆厅”是江南殡仪馆规格最高的厅堂之一,3天2夜的租用费用为1.58万元。

葬礼要搞3天2夜———这是重庆独特的丧葬风俗。3天当中,所有亲朋好友的食宿一般都有统一安排,大都住在附近的酒店,殡仪馆有食堂,而各种小吃、麻将和扑克就摆置在灵堂内,供客人们随时享用。灵堂里会播放哀乐,但死者亲属一般都会邀请乐队表演,唱歌、跳舞,或是请僧人来为死者超度,好让逝者一路走好。

江南殡仪馆的大门上同时挂的另一块招牌是“中国生命集团”,这是一家神秘的台资企业———作为“中国殡葬第一股”,中国生命(08296。HK)去年9月9日在香港一挂牌即受到资金热捧,首日涨幅达44.44%,然后4天翻了4倍,堪称疯狂,而一串带“4”的数字的巧合更显诡异。

今年3月底,中国生命发布的年报显示,2009财年的营业额为4750万元,毛利为72%,其中中国大陆业务所占公司业务比重超过七成。

在高利润的背后,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认为自己也提供了价值———“我们这些殡葬从业者,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仪式让生者更理解人生的价值、亲情的可贵。”

54岁的刘添财是位台商。他曾在台湾试水房地产业,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台湾经营墓园。2007年进入重庆后,他不但将台湾的殡仪服务业(重庆安福堂、天福堂即为其旗下殡仪服务公司)克隆到了大陆,更是闯入了“禁区”———托管了包括火化业务的重庆江南殡仪馆。江南殡仪馆是重庆市属的两家殡仪馆之一。

这个结果连刘也没想到。在台湾,尽管殡仪服务业完全由民间资本主导,但火化这一环节,仍是由台湾政府来经营的。而在刘过去的印象中,中国大陆的殡葬业应该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高度垄断的行业。

在刘托管江南殡仪馆之后,这家殡仪馆凭借着提供包括追思、餐饮、住宿、运送、冷藏遗体、化妆、火化、骨灰寄存和殓葬等“一条龙服务”,在2009年一年的营收就达到2000万元。

  
十个月锁定重庆

刘添财进入重庆是2006年。彼时,刘添财在台湾执掌的“宝山生命公司”在业界已颇为知名(中国生命集团是于2005年2月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并将业务开拓到了马来西亚等国。

宝山生命在台湾的业务主要是墓园和殡仪策划与服务。虽然盘子铺得不小,总的营业额大约为2000万元人民币。刘添财觊觎中国大陆这一超级市场,但迟迟找不到切入口。

直到2005年,刘添财等宝山生命高管到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参观,偶遇当时在长沙任职、后任中国殡葬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张宏昌。该校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专门设置殡葬专业的院校之一。

两人先在接待宴上相谈甚欢,不久后又有了一次单独的会谈。刘添财发现,自己原先对大陆殡葬业“禁入”的看法其实是作茧自缚。在张宏昌的指点下,刘添财选择了浙江和重庆为首先要攻占的区域,后来从民俗等方面又做权衡,最终选择重庆为突破口。

那时重庆的殡葬业,火化和墓园业务为政府经营,殡仪服务业则是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平分秋色。不过这里的“民间资本”形态,主要是在重庆大街小巷搭棚而生的个体经营者,价格灵活,但欠规范。直到今天,重庆个别区街还能看到类似的“风景线”。

彼时另有一家大型企业已在重庆(主要是沙坪坝区)树立了江湖地位———民政部直属的中福实业总公司投资逾亿元建造、以经营墓园为主的上海福寿园,其重庆分公司于2002年在重庆沙坪坝区建造“安乐堂”,提供除火化外的殡仪服务。2004年初沙坪坝区政协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安乐堂作为该区耗时仅一年多就建成的“第一个集中、卫生的治丧场所”被重点提到。

张克勤是安乐堂的总经理。“到今年5月份我到重庆就整整8年了。”他一口上海腔,端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很自豪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有26个悼念厅,总面积超过5000平米呢。不久前,有香港上市公司和我们的母公司频繁接触。”

张的办公室外,楼上楼下,是多家葬礼,人声鼎沸,亲友们的搓麻将声,嗑瓜子声,服务人员倒茶声,不同乐队的演奏声等混成一团;仅凭声音,你会以为是老舍笔下的茶馆,而无从分辨出这其实是一家殡仪服务公司。

刘添财2006年来到重庆后,并没有急着下手,而是对重庆各区的殡葬现状、大小殡仪馆、大小殡仪服务公司开始了漫长的考察,总共耗费了超过十个月的时间。

彼时在马来西亚分公司任职的王顺郎,也被刘添财叫了回来,加入到了“重庆侦察小分队”当中。马来西亚是个宗教国家,王顺郎当年从台湾过去后突破了藩篱,于是他被刘视为打开中国大陆市场大门的最佳人选。 

 
争议中的殡仪馆改制

刘添财2007年中首先托管的殡仪服务公司是重庆九龙坡区的天福堂,首先托管的殡仪馆是重庆江南殡仪馆。所谓托管,即地皮和房产的产权归属不变,自己只是承包,且在合同期内每年提取一笔固定比例的管理费用给原所有人或主管单位。

托管殡仪服务公司难度并不大,因为在重庆,这一块市场本来就是对民资开放的,与被托管方谈妥合作细节后,提交所在区的民政局备案即可。

难点在于托管殡仪馆,“最大的障碍是当你要打破殡仪馆原先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时,必须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和怀疑。”王顺郎说。

不出所料,江南殡仪馆所在的重庆南岸区民政局里分为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两股声音针锋相对。

令刘感到幸运的是,南岸区民政局局长邓从国从一开始就支持改制———主管单位的一把手投赞成票,其实已是一个风向标。而刘添财更明白,筹码必须足够高、足够诱人,经过近一个月的数轮谈判后,他承诺的条件是:殡仪馆原员工愿意受聘的,全部吸收,改与中国生命集团签约,待遇从优;愿意留任的干部则可领到“双工资”,原事业编制的工资不变,另从中国生命集团拿一份企业工资;而不愿留任的干部,则成为殡仪馆的监督者———“江南殡仪馆管委会”,实际上等于提前退休了。

对南岸区民政局来说,既解决了先前殡仪馆经营不善的问题,每年又能坐享一笔不菲的“管理费”。而且减少了所辖区域殡仪个体户随处搭棚的现象,并让外界贴上了“殡葬业改制排头兵”的标签,等于一箭多雕。

南岸区民政局里的支持声最终变成了多数派,刘添财却不敢长舒一口气。因为尽管江南殡仪馆的编制属南岸区民政局主管,但必须和重庆市民政局通气,而市民政局里对此事的反对者占大头。

“刘添财当时来局里跑了好多趟,详尽汇报自己的思路。”重庆市殡葬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唐维智(隶属重庆市民政局)向南方周末记者称。又是一番长磨短磨之后,刘添财最终遂愿。当然,由于是外资属性,和工商部门过招也是必不可少的“课程”。

刘添财进入重庆的步骤可谓“前松后紧”,前半场如不少业界同行形容的一样,“在街上转悠,似乎像个没事人一样”,而后半场是紧锣密鼓。

中国生命托管江南殡仪馆后,一边改善设施,一边细化相关的服务品种和档次,“我们的价格这几年在不断提升,而非像一般服务行业一样‘促销酬宾’。”王顺郎指着江南殡仪馆墙壁上的经物价局核准的《殡葬服务收费价目表》称。显然,登堂入室的刘添财,在行政许可的大帽子下,尽可能地将台湾殡葬业的经验复制了过来。

“若无重庆业务,中国生命是无法在香港上市的。”去年9月中国生命挂牌后,回到重庆的小型庆功会上,刘添财如此感慨。短短两年时间,从无到有,到成为主要业务市场,大陆在刘添财心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他现在是台湾、香港、大陆三地跑,不时还要飞往加拿大———他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台湾服兵役,妻女在加拿大。

  
“你在广东殡葬行业有人脉吗?”

中国生命上市募集资金超过8000万元人民币。之后,其扩张步伐明显加快。先是于去年11月托管重庆忠县殡仪馆,然后是今年2月拿下江北区的安福堂。

安福堂显得很是破旧,大门右侧石壁上的公司名称中,“安”已不见,只留下“福堂”二字。虽然也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悼念厅,但都很简陋,记者联系采访当日的值班经理,电话一通后,被告知“正在喝酒”无法回来。

“我们马上要对安福堂翻修了。”中国生命集团重庆事业部总经理王顺郎说。

但他同时又流露出对殡葬业从业人员素质普通不高的担忧。“你看公司这些张贴画,都是我亲自完成的。”王顺郎顺手指着江南殡仪馆接待大厅里“礼遇生命最终的价值,圆满您对生命的最终期许”等宣传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王顺郎1990年代初在台湾经营一间广告公司,恰逢刘添财开发完一块墓地后要宣传,便找到了王顺郎,两人合作后不久,在刘的鼓动下,王即加盟到刘旗下。由于中国大陆殡葬专业人士匮乏,广告业人才一般又不愿接单,更不愿转投这一行业,“所以我现在虽是公司高层,也必须亲力亲为。”

值得玩味的是,从中国生命的财报看,中国生命集团并不像外界盛传的一样个个拿高薪。财报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生命集团有近270名雇员,而这一年中,包括董事酬金在内,其员工成本近640万元,人均年薪只有2.4万元。而重庆市统计局今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重庆城镇经济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近3.1万元。

也就是说,向来处在人们眼中“暴利行业”的中国生命集团员工,比重庆市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还要低两成。

一边是人才匮乏,一边又在压缩成本,这似乎是个悖论。一位员工看着公司报表上70%的毛利率这一数字愤愤不平地说,刘添财“只顾为自己添财”。作为中国生命第一大股东的刘添财,持股比例约为49%,以4月1日收盘价计,所持有股份市值为3.8亿元人民币。

而刘对这些声音并不在乎,他在某些方面又非常舍得,譬如他上交的“管理费”———江南殡仪馆2009年度2000万元的营收当中,营运费用为120万元,而管理费高达680万元。又如并不在中国生命任职的刘添财的好友杨永生、于文萍夫妻,共拥有超过7%的股份,招股书披露的原因是刘认为他们“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可向本集团引介更多业务机会”。

不过,时至今日,刘添财的生命集团虽然在重庆殡葬业市场获益丰厚,但其发展前景仍面临着多方面的制约。

例如,殡仪馆的火化业务原本应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一旦变成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生意,商人的逐利冲动与该项服务的公共性就会发生冲突。根据中国生命的招股书,江南殡仪馆被托管的第二年,火化的平均收费提高了6.9%,随后四个月的平均收费又下调了1.4%,招股书称“这反映受到中国价格监控的轻微影响”。

另一方面,刘添财必须加大马力开拓重庆之外的新市场,否则,中国生命的成长性便会受到资本市场的质疑。

“你在广东殡葬行业有人脉吗?有的话咱们可以考虑合作。”在采访结束时,王顺郎仍不忘向南方周末记者问了一句。
 

观察:殡葬业的生财之道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http://www.infzm.com/content/43518

“马云,你对自己的葬礼满意吗?”

“还行,这个项目挺有意思,很独特,但是这个项目的路会很长。这应该是一个慈善事业,因为它面对的是生与死,挑战的是传统观念。”

这是当年央视《赢在中国》第二赛季晋级过程中的一番对话,一位选手陈述完自己项目“殡仪服务连锁企业”后,主持人问嘉宾马云的看法,马云如此回答。

马云错了。彼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在演播厅侃侃而谈时,一位名叫刘添财的台湾人正开始在中国大陆殡葬业“寻宝”,最后他成功了,并且时间只有短短两年,就于2009年9月他将“中国殡葬第一股”带上了香港资本市场,主营业务正是殡仪服务。

今年3月,电子及贸易行业的香港上市公司金科数码宣布,与上海福寿园的母公司中福实业签订备忘录,拟在内地合作开发殡仪服务。之前,金科曾宣布以20亿元收购上海一殡仪项目55%的股权。这似乎预示着中福实业正在推进自己的借壳之路。

中国生命、中福实业,加上主业为墓园的勤美达国际和中民安园。资本市场的“殡葬板块”初现雏形。

发现中国殡葬市场潜力之大的,远不止这些公司。去年11月,日本心网株式会社社长到上海造访福寿园集团,两个月之后,福寿园集团高管又到日本回访,“我们现场观摩了地道的‘入殓师’。在那里,所有的死者是那么有尊严。”福寿园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张克勤很是感慨。

心网株式会社希望借道上海福寿园进入中国大陆。这是家老牌殡葬企业,历史超过80年。殡葬业“百年老店”的梦想并不遥远,足见日本殡葬业之发达。给张克勤印象深刻的另一处细节是,日本一些礼仪服务公司,业务涵盖葬礼和婚礼,大多数时候,提供葬礼和婚礼礼仪服务的,是同一组人员。而在中国大陆,这显然有些不可思议,甚至会为人所诟病。

有趣的是,日本影片《入殓师》获2009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后,带动了原本就热闹非凡的殡葬业新一轮投资热潮。据彭博社报道,包括铁道公司、饭店、农业协会以及零售企业等都想分一杯羹。世界500强、日本最大零售企业永旺株式会社已和四百多家殡葬业者签约,提供不同档次的服务,永旺超市服务台不时派送印有“安心的葬礼”的宣传页。

不仅是日本。美国殡葬业也是完全市场化的产业(美国有五十多所高等院校开设殡葬专业),其行业龙头叫SCI(ServiceCorporationInternational),它在1969年就登陆资本市场。它秉承的是麦当劳式的连锁经营,通过疯狂并购,到1999年时,成为全球最大的殡葬企业,在美、英、法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市场份额均超过10%。

对于中国殡葬行业的掘金者来说,这是个巨大的待开发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最近10年,中国大陆死亡人数逐年上升,平均死亡人数为850万人,以人均丧葬费用3000元计,这一行业每年的市场规模就高达255亿元。

甚至连互联网从业者也关注到了这个市场。一家服务器位于北京、名为“网同”的纪念网站近些年风生水起,自称是“世界上第一家规模化经营在线纪念的网络公司”,据称其与国内许多公墓建立了合作关系,客户过万,除去每年极少的网页维护费用外,年收入超过百万元,毛利率超过90%,令中国生命等实体公司都望尘莫及。

一位正在中国生命旗下江南殡仪馆实习的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殡仪专业大三的学生告诉我,重庆殡葬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现在各家殡仪公司都在发展“寿前服务”或称“临终关怀”这一块业务,即改善患者余寿的品质。

“由于这一业务是殡仪服务的前一站,”他狡黠一笑,“一些养老院现在专门搜寻一些家庭条件优越、行将就木的老人,人一去世,一套方案随即出炉———到哪家殡仪服务公司或殡仪馆,如何办葬礼等,这其实等于通过卡住我们产业链的一处上游,来和我们抢食市场。”

■写作后记

这是一次神奇的采访。这个选题,从去年8月中国生命正在冲刺香港上市时,我就想做,一直到今天才完成,耗费了半年多的时间。做这个选题的出发点,一是觉得有趣,做殡葬服务的公司上市了,老板是台湾人,而 主要业务在大陆。还有一个原因是,每年到清明节前后,都会在一大堆的社会新闻记者轮番批评殡葬业暴利,我虽然也对这个行业的暴利有看法,但是,每年批评一次,又有何进展呢?

所以我想通过解剖一个样本,一个样本城市,一个样本公司,来展示殡葬业现在的情形,特别是正在发生的变化。重庆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搞个葬礼要3天2夜,而且活人花的钱,要远远超过死人。最重要的是,这个城市的殡葬业,在改制这一块,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尽管现在看来,火化业务究竟合不合适也承包出去仍值得商榷。

这应该是介绍中国大陆殡葬业改制的第一篇报道,不过我把它写成了人物报道的形式,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做财经人物报道,像是一脉相承了。当然,深入程度还不够,还可以继续探讨。

最神奇的是,那一串数字“4”,中国生命上市当天涨了44.44%,然后4天翻了4倍。而我写作这一文章,是在4月4日。那一天晚上出去接老婆下班,到车库取车,发现剩余里程正好是444公里…初稿写完后,经编辑和我自己的两轮修改,我无意中查看字数,发现主稿字数正好是4444字!

台商回台上市前传

随着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的签署,越来越多的大陆台商正积极筹备回台上市的返乡之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东莞、台北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1126/ArticelD20002FM.htm

今年以来,东莞宏盛集团董事长邓宏达每次回台湾老家,见到老父亲,总是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就要落泪。

“父亲,我要回来了。”他说。

“回家好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不明白,他的这位马上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儿子口中的“回来”,是指回台湾挂牌上市。

在台商们如今所关注和津津乐道的议题中,“回台上市”的风头远超大陆创业板的开板。台湾一位业内人士今年9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预计3年内有200家台资企业回台上市,“目前已有27家,其中19家是大陆台商。”

“我们为荣誉而战。”邓宏达激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他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合影,还有那辆扎眼的台湾原装的捷安特自行车。

这一天是11月19日。3天前,在北京和台北,两岸同时签署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5天后,宏盛的上市保荐人——台湾凯基证券,则要来东莞,为他的团队做“上市总动员”。
20年大陆生涯
作为1988年前后最早一批来大陆掏金的台商,邓宏达20年间的戏剧性人生是一代人的缩影

邓宏达的几乎落泪,并非因为有可能在台湾资本市场一展身手的喜极而泣,而是对老父亲的“忏悔”。

在邓宏达身上,狮子座男人爱冒险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征显露无疑。1987年10月,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台湾外省人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年初,邓宏达——这位彼时并没有亲人在大陆的29岁小伙儿,只因放不下“三十而立”的中国古训,执意前往大陆捞世界。

不敢到香港签证,他选择绕道新加坡到广州。邓宏达迈出的这一步,比许多台湾知名企业家还早了半拍。

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2008年10月去世),第一次到大陆是1989年11月底,他被安排在了钓鱼台国宾馆,并得到了邓小平的盛情款待。不过他此番行程颇费周折,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然后从大连进入大陆。

知名的米果厂商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进入大陆,则是1992年的事了。

王永庆和蔡衍明进入大陆,皆出于“曲线投资”的目的(彼时台湾当局禁止岛内企业直接投资大陆)。而邓宏达来到陌生的广州,是从打工仔开始零起步。

离开台湾的时候,邓宏达告诉父亲,他想“认识整个中国”。

来到大陆的邓宏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幸运儿,1980年代新台币升值后,台湾劳动力短缺,加上台湾政府提倡产业升级,皮具等产业纷纷向大陆等地转移。

邓宏达在广州一家皮具公司做起了验货员。他的一生,从此与皮具、皮包结缘。他甚至在来到大陆的第二年,就“入乡随俗”,与他的同事、一位杭州姑娘结婚;1998年,他选择创业,创办了宏盛集团前身——“东莞展盛皮具厂”……

整个1990年代,邓宏达的父亲一直劝他回台湾发展,他都婉言相拒。“我向父亲说,对不起,父亲,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那么,从今这一代开始,咱们家族就移民大陆了……我可能对不起你,但对得起我们的祖先。”这使得邓父非常生气。

十年后,为国际一线运动品牌做女包代工的宏盛集团的营业额近6亿元人民币,两岸经济和金融合作趋暖,回台上市成为可能。邓宏达颇为感慨,也打开了与父亲有关的心结。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如今大陆的台资企业约8万家(台商数量超过150万人),仅广东一省就超过2万家,其中东莞占到6000家。在这6000家东莞台企当中,现在有二十多家与邓宏达的宏盛一样,欲回台上市,做第一批“吃螃蟹者”。
结伴返台上市
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备受欢迎,这与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期待密切相关

过去,大陆台商回台上市常常被“政治化”,有台湾政客拿“在台湾圈钱,再投资到大陆”的借口来说事。因此像旭品电子这样的东莞台商,在4年前筹备回台上市时形同做“地下工作”。但现在,随着两岸关系回暖,金融互动开始,台湾证交所也开始放低门槛,主动吸引全球各行业的台商回台。

现在,邓宏达有望成为台商回台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第一批吃螃蟹者,但并不是第一批回台募资者。

第一位回台募资的台商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蔡衍明比邓宏达大三岁,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福布斯》今年7月公布的“台湾前40大富豪”中,蔡衍明资产为36亿美元(约250亿元人民币),是台湾富豪榜上的“探花”。

蔡衍明被称为“米果之王”。他发迹于台湾,不过于1990年代北上,重心大转移,后来直接把总部移至上海。近年来他为投资界热议,一因旺旺上市“三城记”,二因拿下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控股权。

旺旺于1996年在新加坡上市,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国资本市场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蔡衍明回忆称。2007年,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从新加坡退市。

一年后,旺旺如变戏法般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分别的一退一进,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七成。可谓一箭双雕。

而2009年4月,蔡衍明又跑回台湾,成功发售旺旺TDR(存托凭证),融资32亿元新台币(近7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IPO的“第一上市”,TDR被称为“第二上市”,意即在两地上市的股票类型相同,通过国际托管银行和证券经纪商实现股份的跨市场流通。

旺旺回台“第二上市”受资金热捧,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的始作俑者,蔡衍明在酒会上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紧随旺旺之后,向TDR上市发起冲锋的还有巨腾、康师傅、达芙妮、85度C、富士康等大陆台资企业。市场青睐程度丝毫未减。

台湾被称为“科技岛”,巨腾和富士康回台上市似乎天经地义,而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湾同样备受欢迎,显然与台湾证交所放宽上市限制,和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前景甚为期待密切相关。

邓宏达回家心切丝毫不逊于蔡衍明。消息传出去后,群益、兆丰、凯基等五家券商纷纷前来接洽,欲从中分得一杯羹。最后凯基证券脱颖而出。

凯基证券总经理丁绍曾在台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称,在台湾上市不仅周转率优异,还可以获得较高的市盈率。“与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纳斯达克比较,台湾是‘划算’的选择——在台湾上市的成本大约只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1/3”。

今年5月,美国通信设备商Array Networks放弃纳斯达克,选择赴台上市,引起美国资本市场愕然;监管因素引发的高成本导致美国股市的竞争力下降(在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费用约为200万至300万美元),反倒给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契机。

万事俱备,不欠东风,邓宏达踌躇满志,他看着宏盛集团大院中一座正在装修的两层小楼说:“我得把公司餐厅提前准备一番,接下来我要接触、招待各路人马呢。”
尴尬的一代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邓宏达如今独身,前妻和儿子都在美国。平时他的休闲方式是,种花养鱼、骑车健身,或是和东莞台商协会的老友们一起打打高尔夫。

从近半个世纪中大陆和台湾的商业史来看,包括邓宏达在内的最早一批来大陆掘金的台商们,显然是尴尬的一代——既没有享受到台湾经济腾飞的成果,又要跟随大陆的改革之路,摸索野蛮生长之道。

最为关键的是,由于两岸关系时晴时阴,无论是台湾的大陆政策,还是大陆的台湾政策,稍起波澜,都可能导致他们退回到原点——于是这一群体练就了上好的政治嗅觉。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出口导向型的大陆台商以沉重一击。在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看来,尽管台湾有过类似经历,但当年台湾的做法是采购团加强进口美国产品,并且让台币升值,让全民共同承担。

台商们显然不会坐以待毙,纷纷调整策略。邓宏达的朋友、东莞台升家具董事长郭山辉称:“如果台商不升级转型,未来的2到3年,会有近40%的台商被淘汰掉,未来4到5年,还会有近30%的台商出局。”

2007年底邓宏达即停掉了两条低档生产线,2008年年中又相继关闭两个车间。

事实上,邓宏达在江苏淮安还有一个占地800余亩、近2000人的工厂,是当年江苏地方政府到东莞招商时定下的“姻缘”。淮安工厂的土地为自购土地,同样做代工,但主要市场就是大陆。“去年(全公司)内需销售占到5%,今年会达到15%。”邓宏达说。

惹人关注的是东莞台商协会的做法——号召东莞台商抱团,以“集体品牌”的方式,共同出资,成立渠道商,为内销铺路架桥。

“未来会做自主品牌吗?”“不会。”邓宏达很肯定地说,“宏碁创办人施振荣把品牌和代工完全分家,防止掐架;郭台铭财大气粗,但他从不言自主品牌……在这一点上,大陆的企业主要浮躁得多。”

上市,意味着更为透明、深耕。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向来以“草莽英雄”和“藏富于民”闻名的城市,企业主们对上市几乎是完全抵触的。

即使以官方数字计,2008年东莞GDP也高达3700亿元人民币,但其上市公司却只有5家,且市值在200亿元左右(以2009年11月股价估算)。

其实邓宏达最中意的上市地是A股,但由于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他被卡住了。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赴A股上市给以2000万元重奖的政策因此与他无缘。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台湾岛热议“中国钱”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

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台北参加由《远见》杂志主办的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MOU和ECFA成为论坛上的高频词汇,台湾“金管会“副主委李纪珠和台湾证交所董事长薛琪是演讲嘉宾中的焦点人物。

李纪珠是台湾知名的“美女财经官员”,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两岸金融互通、深入的希冀情绪溢于言表;而薛琦则相对谨慎:“基于台湾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特征,大陆银行和券商来了台湾,必须从做谦虚的学生开始。”

薛琦的言论多是出于技术和操作层面,但台北一位投资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薛琪本质上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担心台商回台上市步子迈得太大太急、有害群之马入局,从而成为“政治污点”。

当台湾证交所作为“亚洲的纳斯达克”为论坛上的诸多嘉宾所津津乐道时,而在大陆资本市场,人们正在为所谓“十年磨一剑”的创业板姗姗来迟而疯狂。

台湾岛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MOU,关注未来大陆热钱大举进入台湾后,到底投资楼市还是股市更赚钱。《商业周刊》最近连续两期的封面专题,分别为《MOU:非懂不可》和《中国钱》。

对于MOU的签订,台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乐观和悲观两种情绪。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先前的通过灰色手段,进行资金汇入汇出的景象倒会减弱甚至消失;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担心大陆和香港资金将“掏空台湾”。

邓宏达切身体会到了“愈明朗,愈应小心”的商业理念。今年8月,东莞台商协会成立专职小组,规划东莞台商集体回台上市事宜。二十多位东莞台商前往台湾考察回台上市的可行性,并拜访了马英九。“他并没有做任何表态,显然他怕为政治所累。”邓宏达说。

对于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A股上市即奖2000万元,如果做一假设:假设台湾政府抛开政治顾虑,对每家回台上市的大陆台商同样奖励2000万元(近1亿元新台币),台商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恐怕不敢接受,因为同样可能会被政治化,”邓宏达说,“如果殃及到企业的上市进程或是正常生产,就得不偿失了。”

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签署时的11月16日(预定60天后生效),邓宏达盯着墙上那张偌大的中国地图,在办公室呆到很晚。几天后的上市动员会上,由于大陆资金今后有望通过“台股QDII”投资台湾股市,他又一次说道: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