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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灵珠宝创始人沈东军聊珠宝行业商业模式

2012年10月26号到沈东军先生家中做客,听他聊珠宝行业的商业模式,有不少启发。他的核心观点发表在了11月1日《南方周末》商业版“商业追问”专栏里。附上文章,以及我们聊天中的几个片段。

 

【商业追问】珠宝行业为什么不适合打价格战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沈东军

      我们现在的定位是做高端珠宝,事实上我可能是中国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屠夫”。2000年的时候打出“革命性价格”“把通灵卖空”等煽动性口号,加上“七天无条件退货”、“假一赔十”以及请公证处公证等措施,使得一时间内万人空巷,江苏省外的不少顾客也“打飞的”过来抢购。
我可以这样做而且还能赚个盆满钵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时国内珠宝市场仍处在一个野蛮混战但又即将破晓的时点,产品价格普遍较高,但服务很差,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更谈不上什么顾客忠诚度。

   

但我当“搅局者”的时间不长,就打算转型。原因是我当时的一位合伙人,受到了正寻思进入中国的比利时最大国际钻石加工贸易商之一欧陆之星(Eurostar)的一位澳籍华人的启蒙。我的合伙人对我说,干珠宝这一行当的,说自己没钱肯定是骗人的,但说有钱又不准确,说到底只是手上有一批货而已,如果万一周转不灵卖不掉就惨了,“如果有一批好货在手里就不会慌”。

世界四大钻石切割中心分别在比利时、以色列、纽约和印度。其中比利时的钻石品质最佳,戴比尔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钻供应商,几乎充当着“全球钻石央行”的角色,而印度出品则要差一些,中国的珠宝商,包括挑起价格战时的我都是从印度进的货。但是消费者不可能永远处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当中,他们仍然有着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于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开始和欧陆之星策略性合作,广告语也变成了“比利时优质切工钻石”,通过启蒙消费者识别钻石,让他们慢慢接受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但是很快,蓝海市场又开始“变红”,“比利时切工”成为家常或者说标准产品,这个时候你就丧失了定价权,因为你缺乏文化属性。

去法国学习奢侈品管理让我意识到一个好品牌应该同时给消费者功能、情感和梦想三方面的满足。我最后找到的窍门,也可以说我的商业机密,便是“为下一代珍藏”这一定位。把宝贵的东西留给孩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这种传承让你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完成了消费性心理到投资性心理的转变。

吃透人性方能重拾定价权。在与外资合作事宜上同样是这一道理。欧陆之星后来不满足于光做供应商,而希望能够参股我们。而我一直“打太极”,因为我现金流充沛,又不希望外人进来“指手画脚”。直到2006年我们准备向全国扩张时,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讲怎样的“故事”。在一位咨询公司朋友的启发下,我答应欧陆之星入股,他们欣喜若狂。

但我提出组建一个新公司,外资占30%股份,我们占70%股份,新公司主攻省外市场,即从零开始。但因为我们在省内也打着合资和国际品牌等旗号,实际上我沾了不少光。

欧陆之星为什么愿意一直和我们紧密合作?他们看重的是中国强劲内需市场和长远利益。直到2012年9月,因为筹备上市,合资公司和原公司必须合而为一。我们重新划分利益,最后的结果是欧陆之星再增资1.5亿元人民币,最后占整个公司15%的股份。

我还提出几项苛刻条件,譬如“排他性”,即他们在国内不能再投资别的珠宝公司;再如“跟随大股东原则”,即只有当我未来减持股票的时候,欧陆之星才可以最多同比例减持,且套现上限为1.5亿元。他们能答应这样的条件,令我对之前拒绝掉几家奢侈品巨头企业财务性投资意愿的行为表示欣慰,而我们也避免了未来出现像雷士照明之类的控股权之争。

2007年底的我还曾试水珠宝电商。结果我失败了,交了近一千万元的学费。但这让我意识到在互联网上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奢侈品牌几乎不可能。当时我们上马了一个新品牌专门走电商渠道。起初也想赋予它情感和梦想上的定位,但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上网买珠宝的消费者图的就是便宜,这导致众电商打起价格战。两年后我选择退出。现在行业内几家知名的电商网站,据我所知至今仍很难实现盈利。

(作者系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对话片段】

“胜利者还是京东”

东方愚:你放弃了电商这一块业务。现在还关注这个领域吗?

沈东军:现在珠宝行业一些电商网站,基本全在亏本,没有盈利的,我早期关注他们,现在已经不关注了。我关注的是大电商。

东方愚:你说的大电商指的是?

沈东军:整个大的电商的环境,这是我关心的,最出名的就是前面的易购和京东打了一仗,很多人在这个里面有不同的理解和了解,但我觉得,胜利者还是京东。为什么?它是一个小级别的公司,但把整个苏宁拉下了水。而苏宁易购的一个错误在于,它应该叫易购,带上苏宁二字,虽然一开始对发展有利,但现在就是风险。

东方愚:实际上张近东和孙为民在电商上的野心很大,甚至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定位为淘宝,但现在却面临这样那样的尴尬。

  

“那时候已经确立婚姻关系了”

东方愚:你是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屠夫”?

沈东军:当时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品牌。我创业的时候二十五六岁,那时候恰好戴比尔斯也在中国推广钻石,口号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当时在航空公司工作,索性下海,下海后第一份工作,是我开了一个彩扩店,就是帮人洗照片,最早是柯达,实际上是一个加盟店。我加盟他们,给我最大的启蒙就是知道品牌的价值,还有在品牌的执行如商品陈列上面,在专卖店的体验上面等。但很快就把它关掉了,因为我感觉那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创造力,个人可发挥的东西太少了,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这样。

东方愚:对一个天蝎男来说更不容易接受。

沈东军:我觉得我应该是指挥一帮人去搞市场,哪怕就是不是轰轰烈烈的胜利,也要豪言壮语的死掉。我岳父是做翡翠,我于是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东方愚: 15年前,准确来说是岳父还是未来岳父,哈哈。   

沈东军:那时候已经谈恋爱了,基本确立婚姻关系了。我发动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战,自己想了几个口号今天听来也是很不错的,“革命性价格”“将通灵卖空”等,很有煽动性。

东方愚:说白了你就是个坏人,挖个坑,让别人往里跳。

沈东军:应该说,我那时候扮演着今天刘强东的角色。

   

“男人对女人可以一心几意,对儿子绝对一心一意”

东方愚:你现在的得意之作是通灵珠宝的定位与口号“把下一代珍藏”。

 沈东军:是啊,这是我的“商业机密”呢。说难听一点,男人对女人可以一心几意,男人对儿子那绝对是一心一意的,而且是一家人是三心一意,孙子是四心一意,怎么说?几代人为这个孩子,在孩子这个问题上面,它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但是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是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都有,但是他在孩子上面,他不会认那么多干儿子并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们。

东方愚:你把人性的弱点看出来,然后讲出来,包装出来。

  

“必须跟随大股东”

东方愚:说到与外资的合作,我想到我接触过的两个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一个叫合众思壮,它是做汽车导航仪的,老板叫郭信平,他以前代理国外一个品牌导航,用的是美国的系统,外资合作伙伴很想注资,但一直被郭拒绝、拖着,最后合众思壮自己做大了,又用了国产北斗的系统,2011年顺利上市,原是老东家代言人的姚明跳过来跟了他并用代言费参了股。

第二个案例是深圳的海普瑞,它的第一大客户是外资医药巨头,这一客户自己同时在中国医药产业深入布局,未来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不排除对海普瑞形威胁。

 沈东军:这两个案例非常好,我们和外资的欧陆之星合作,给他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投资条件,他们必须是一个战略性投资,必须永远跟随大股东,他只能卖他当初投进来的,现金投进来的那1.5个亿,而后面的股票必须跟随我。它也不能去投资别人。

东方愚:我也跟吴长江聊过,雷士照明扯皮到现在,多败俱伤。

   

“我不幸福”

东方愚:问你一个流行问题,你幸福吗,哈哈。

沈东军:我不幸福。人的生活分为四个生活,又是一个平衡,才是一个幸福。第一个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性生活和灵魂生活。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往上走的,我是同时的,其实今天中国人很多人都富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富了,我们在座的人生活条件都不差,但是你幸福吗?大部分人回答是否定的。灵魂生活是横跨生和死的,它是解决我们今生和来世的问题。   

   

欣赏海底捞

东方愚:你对国内外的企业家样本,有谁比较欣赏?

沈东军:我比较欣赏的海底捞。

王石惹谁了?

@东方愚      2012年11月1日  南方周末 “旁观富人圈”专栏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532

无论是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韦尔奇,抑或不久前的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他们的离婚消息在美国所引起的关注,都不及现在王石在中国所引发的波澜。为什么会是这样?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达,更在于一直以来王石在中国的商业界甚至整个社会不断被标签化、符号化。在大众眼中,他既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政治家”,还是一位用登山来不断征服自己的“时尚达人”。他“老少通吃”,于是不断有品牌企业邀请他拍广告片、做形象代言人。

但是,王石背后的隐秘忧伤,以及他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脾性,又有多少人了解?关于前者,譬如华润控股万科12年当中,王石想重新进入体制内并谋求“更大发展”上的一些不顺畅和无奈被悄然掩盖,留下的只有王石的一些感慨,譬如他曾称,他完全理解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奉若神明地学习胡雪岩,“因为他的‘红顶之道’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有效。”

关于后者,譬如外界认为他后来习惯了当“甩手掌柜”,登山也好,哈佛游学也好,喜欢过隐士般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万科董事会主席助理韦业宁发微博抱怨王石于2011年之后“登山董事长变成了哈佛董事长”,并称“这很麻烦,后者比前者电话更多,邮件更多,布置的任务多得多”。

总而言之,王石被大众以情绪化的方式推上了偶像的高台,而站到这个高台上的人被要求一定得是个道德洁癖者。每个人都希望改善甚至改变自己的婚姻,唯独除了自己的偶像必须保持原样之外。

二十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Garys Becker),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用缜密的数理方法分析研究过人性。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家庭论》,其中有两个结论,分别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同一个男人不管与谁结婚,或者是否选择保持单身,他得到的收入都相同”;“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会使家庭商品的总产出最大化,所以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又不会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用在今天传言中的王石离婚事件上,这两句话似乎很是恰当。第一,与原配当初的结合是否“有效率”?从王石彼时在广东经贸委所做的经济情报研究工作来说,娶高官之女似乎对仕途的发展是有效率的,当然婚姻双方的他们是否心相印、无罅隙,外界无从得知。第二,如果通过契约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没有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的话,王石有权利改善自己的婚姻,外界的道德指责不值一提。

把王石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一切偏执似乎便可消遁。他也是一个曾有政治抱负的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不能免俗的人,一个声称不断在寻求灵魂归宿却不能成功控制自己控制欲的人。企业家周成建称自己的三次婚姻与中国企业家崛起成长的三阶段吻合:中国企业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萌发,到九十年代野蛮生长,再到新世纪后走到舞台中央并担纲重要角色,而他的婚姻也对应地从媒妁之言到事业伙伴再到寻找精神寄托。那么,王石为何不可以呢?

王石鲜有评价自己的婚姻伴侣,其原配王江穗的名字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上一次“破例”发生在五年前王江穗的账户“不小心”买入万科股票时。彼时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只好发表一封道歉信。与其说是为王江穗股票门事件道歉,不如是说进行澄清。最富有诗意的一句,是王石称王江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纤弱女子”,“她没有聪明到像一些传闻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擅长抄底的短线高手,她连自己掌管股票账户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利用内幕消息来赚钱;另一方面,她也不会愚鲁到为了区区几万股万科股票的收益,拿我们一生的清誉去冒险”。

即使是为股东利益计,王石也简单勾勒出了王江穗的形象,并道出了婚姻之外二人共同的契约意识。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婚姻的解散是双方商讨的结果,而重组又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一种“帕累托优化”的话,我们只有祝福他们将来像贝克尔所言的一样“家庭商品总产出最大化”了。

旁观富人圈:赶在发家前离婚

南方周末“旁观富人圈”专栏  2012年2月2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8263

最近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和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起诉,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她心急如焚,通过各种途径“揭露”丈夫的面目。

离婚自然涉及分财产,陆娟说,我们具体有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粗略估计,我们共同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市值应该有二十来亿。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 “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因为他是巴菲特的信徒,在资本运作上也有一定建树。他提起巴菲特就口若悬河,4年前还曾组团到巴菲特的老巢奥马哈“朝圣”。

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的业,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这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成为了一对仇敌。

所谓“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在许多中国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被更新。

有一次去拜访“服装首富”周成建,他说了一套理论,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听起来有些玄乎,其实琢磨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商人们,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或媒人牵线,只求门当户对或是看着顺眼;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商人们,大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彼时“下海”是时髦词汇,“志同道合”成为婚姻的一个关键诉求;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70后”或“80后”们,则更多地注重双方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分享。

周成建结过三次婚。我没有细问他是否正好跨越了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听他说,现在的妻子虽是财经女,但很懂得生活,言外之意是一位上乘的“心灵伴侣”。

不是每一对糟糠夫妻在大富之后离婚都要掀一场风暴。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周成建的第一位太太在周成建成为“服装首富”之后与其离婚,情形会是怎样?

这种假设显然有些“不怀好意”,就好比拿同样结过三次婚的潘石屹为例,如果在SOHO中国上市前后和第一任或第二任太太离婚,然后与张欣结合,他在财产分割上一定也会大伤脑筋。

管理你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这是一门学问,可以称之为“荷尔蒙经济学”。商人也是人,他们的婚变与其他人一样,人心变了,感情没了,婚姻宣告死亡,至于彼时钱多钱少,虽不是婚变的决定性力量,但时常充当着诱发因子,并成为争夺战的主要筹码之一。年轻的单身创业者们常感慨现在物欲横流,艳羡二三十年前那种简洁的、具有乡土气息的婚姻,但赵丙贤们却以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当初最好的结婚对象,现在还不是成了最坏的离婚冤家!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与妻子杨蕾分道扬镳,赶集网总裁杨浩然与妻子王宏艳反目成仇等是最近一年来的典型案例。

但硬币都有两面,也有不少事业上有所成就后婚姻出现危机的商人和企业家们,能够把一切都处理得相对妥帖。第一类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他通过股票套现补偿前妻洪燕芬,快刀斩乱麻,遵守契约精神,辞旧迎新,成为和平分手的一个经典案例,如今他和第二任妻子魏雪常公开秀恩爱。第二类像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其原配夫人是师妹谈剑、复星五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二人离异后,郭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而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第三类如潘石屹和张欣,离不起,也不能躲,他们处理婚姻危机的做法是:坐下来磋商,建立一种“新秩序”。

“发家”前离婚的两种商人最为扎眼。一种如网游与金融达人史玉柱。他30岁离婚时,妻子董春兰尽管深知他正处在“发家”的前夜——开发的一款软件当年利润即超过3000万元,但仍然由于受不了二人的性格差异和分居两地,而提出离婚。史玉柱至今单身,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开玩笑称“找到老婆就退休”。

第二种如钢铁业巨富杜双华,其离婚手法堪称离奇。他的妻子宋雅红向法院起诉离婚时,吃惊地发现法院已经在2001年就判决他们离婚了,而她却浑然不知。杜双华真是“未雨绸缪”——他是2003年创建日照钢铁集团,5年后成为中国钢铁业首富的。而对于其陷入的离婚风波,有些人批其蹩脚,也有人赞其高明:大方向没错,只是技术路径欠佳罢了!

链接: “旁观富人圈”专栏   
         《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豆瓣  卓越网 当当网

两位商界女杰的眼泪

 
文/东方愚   2010-08-20       上海证券报“PK商业堂”专栏

  “我们夫妇俩付出多少心血又有谁知道……在中国做企业为什么就这么难呢?”

  这是陷入“致癌风波”的霸王集团CEO万玉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句话。说这句话时,这位45岁的云南女人痛哭流涕。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第一时间发出“严正声明”并开通微博,还是两天后即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无害抽检证明,至少在行动速度和效率上,霸王集团的表现是出色的;而万玉华丈夫、霸王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启源增持自家股票,也算是在资本市场上的“危机公关”,收效如何暂且不议,至少姿态可圈可点。

  在我接触过的珠三角制造业商人群体当中,陈氏夫妇这次的表现出乎意料。要知道,这个群体一直以来的特征是恶性竞争、特立独行、控制欲强、盲目自信甚至固步自封。

  在霸王去年赴港上市、成为一家公众公司之前,我曾到霸王广州总部采访万玉华。两个小时里,她一口水也顾不上喝,滔滔不绝讲“中药世家”的渊源,谈陈家的祖谱等等,在听到她说创业近20年来虽经历大风大浪,但“心态一直很平和”时,我索性打断她:“你信佛吗?”“我不信佛,我信我自己!”她脱口而出。

  “我信我自己”,这话既道出了一家从夫妻作坊到行业龙头之珠三角企业的源动力,却也将地域商业文化特征折射无遗。一年后的今天,卷入致癌风波中,这对被称为洗发水行业首富的夫妇虽有惊无险,但已有了切肤体会:在中国做企业,自信心的崩塌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万玉华的哭声中便带有这种抱怨。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女人的哭——曾经的“中国女首富”、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与霸王致癌传言最初由香港媒体曝光一样,在香港一家民间组织关于中国内地血汗工厂的名单上,玖龙纸业赫然在列,最后演变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由于玖龙的产品不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加上张茵一直以来的自信和急性子,她在危机伊始的表现相比现在的万玉华,要拙劣得多——声称香港那家民间组织为“无良组织”暂且不说,还想方设法讨好媒体,结果弄巧成拙。事实上,对玖龙及东莞制造业相对熟悉的朋友和媒体记者知道,玖龙工人当时的待遇和处境,在整个行业或地区至少属中等以上水平。但面对张茵的拙劣应对,人们却更愿意相信“血汗工厂”的说法。张茵觉得很委屈,在广东省总工会一位副主席面前哭了,最后不得不打开玖龙的大门,就像两年后郭台铭向记者们开放参观深圳富士康一样。

  张茵和万玉华,两位女强人的哭声,会对她们自己以及珠三角商业文化形成什么样的冲击?表象的变化是,经历过这么些历练后,他们通常会变得更加开放,不再如以往那般偏执。譬如张茵,在今年“两会”期间主动约了一些媒体人吃饭。起初我以为不过是走走形式,结果席间她基本上是有问必答。当然,她最不愿意提的正是当年的哭泣。

  事实上的变化是,他们积攒了应对外界质疑的丰富经验,内心感觉到进一步将自己“裹起来”的必要性——尽管霸王和玖龙都是公众公司。譬如,在以前,问及张茵关于玖龙在云南的“圈地运动”,或问及万玉华关于霸王在广东罗定(陈启源老家)的“圈地运动”,他们还会说上个四五句,现在则一概三缄其口了。

  “打死我也不上市。”一次,跟张茵的同行、称身家超过50亿元的东莞另一位纸企老板喝酒,至酣畅处时,他说了这么句话。我并不为此感到诧异,因为“藏富”,本来就是东莞的一大特色——2009年GDP将近3800亿元的这一“小城”,迄今为止上市公司数量不过7家。我感到诧异的是,接下来他说的一句:“现在做企业太累,要摆平的关系太多,哪天我可能就把它给卖了。”

  一直以来,珠三角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用工荒等话题为各界所热议,唯一受冷落的,是企业家心态的这种微妙变化。面对越来越棘手的、因诚信渐成社会稀缺物而极易成为靶子被打倒的生态环境,争做“百年老店”更多只是门面口号,而金蝉脱壳则可能是一种次优选择。

  如果有一天,霸王被宝洁或联合利华收购了,国人应该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还好陈启源的两个弟弟在广州均有属于自己的日化企业,陈启源仍能在“隐退”状态下发挥自己的余热。

  “干实业心力交瘁,玩金融事半功倍”的巨大反差,越来越刺激着更多的珠三角制造企业掌门人。这里说的“玩金融”,是指股票、期货等形式的资本游戏。几年后,家族企业面临代际更替高峰,“80后”的企业少帅们更是很难复制他们父辈对实业的热忱。

  有趣的是,东莞首家私人银行——招商银行私人银行今年7月开业后,据说深受当地老板们的青睐;而去年底东莞出台的金融业发展规划则声称,2015年东莞要建成“金融强市”。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高估了两位女强人的眼泪“威力”。但是变化已经开始,而哭泣仍将继续。

(作者系媒体人,财经专栏作者。“商业PK堂”系列专栏:http://www.zhanghua.cn/?cat=12

“中国巴菲特”段永平的记者主妇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商海贤内助”专栏

2010年2月28日这天,段永平少有地穿上西服,来到北京。他要参加一个仪式,向中国人民大学捐款3000万美元(逾2亿元人民币);。4年前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段永平同样的大手笔,3000万元美金投向了浙江大学。

段永平今次在人民大学捐出巨资,由头有二。一是他曾于1986年至1988年在这里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二是“因妻之名”——人民大学也是段永平妻子、曾获普利策奖提名的知名摄影家刘昕的母校,更是见证这对郎才女貌姻缘开始的地方。

刘昕是西安人,1968年生,比段永平小7岁,是其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的师妹。1989年,段永平南下广东创业时,刘昕还在新闻系读大三,第二年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做记者。她是中国青年报彼时唯一的女摄影记者,在中青报第一次参加“希望工程”主题摄影,作品就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买下来做了招贴画。

1993年,刘昕从中青报辞职,赴美深造。这个时候,是段永平在广东中山执掌小霸王电子工业公司的第5个年头。一个亏损的小厂,在他手中鲤鱼翻身,正向10亿元的年产值冲锋。连他自己也想像不到,他将来会与美国结下不解之缘。人生的精彩吊诡之处,或许正在于无法预知。

刘昕去的是美国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改读硕士学位),这是美国一流的传播学院。刘昕在这里呆了3年, 1996年毕业前夕,她到《迈阿密先驱报》实习,拍摄主题仍是社会弱势群体。刘昕随后加盟《西枞榈滩报》(The Palm Beach Post),任首席摄影记者。她的天赋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挥,先后获得美国南部最佳摄影记者、亚特兰大全美摄影年赛冠军等荣誉。1997年,她入选总部设在荷兰的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大师班。此时的段永平,正在东莞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步步高。

1998年,刘昕回国探亲,3个月后返回美国,向朋友们宣布了一个重磅新闻:“我结婚了!”这一年,刘昕30岁。听到这一消息,刘昕的朋友几乎无人相信。一来,闪婚也不是这么个闪法;二来,对于在美国5年换了不下7座城市、喜欢自由、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一位女记者,怎么安心就这样走进婚姻的殿堂呢。

但这确非谎言。刘昕和段永平,在前者回国探亲“缝隙”间恋爱两个月后走到了一起。双方约定,段永平将步步高推上一个新台阶后,到美国和妻子会合并长居美国。刘昕婚后即辞去了媒体的工作,做起一名独立摄影师和自由撰稿人来。他的作品见诸于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等著名传媒。

1999年是段永平和刘昕夫妇人生中最为辉煌的时刻之一。刘昕后来获普利策奖提名的作品《双胞胎》是1999年底完成的,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段永平,以“清晰的远见和创新能力”被《亚洲周刊》评为亚洲20位商业与金融界“千禧行业领袖之一”,他领导下的步步高,在这一年豪掷1.59亿元人民币,成为央视“标王”。

所谓“华丽转身”,段永平显然是半主动半被动。虽然他常到美国看望刘昕,但他认为拿到美国绿卡并非一件易事,他太爱步步高了,他想把步步高做到极致再走。然而未曾料到,2001年初,刘昕为段永平申请的美国绿卡批下来了。他不得不在这一年年中,到美国先“落地”。第二年底,他正式移居美国,和妻儿团圆。

段永平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在赴美之前,他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到美国后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现在众所周知的是,他后来选择了股票投资。他“染指”资本市场的推手至少有二,一是他读了巴菲特谈投资的一本书,对其价值投资理念甚为认同,遂萌生极大兴趣;二是在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以前并不相识的网易CEO丁磊找到段永平救急。

2002年后的刘昕,变化大了起来。之前天马行空的刘昕不见了,有的只是一个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刘昕。“我以前一个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刘昕说,“但过了(获奖和成名)这个阶段后,应该改变心态,我的转变和做母亲有很大关系;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别人的目光左右不了你,对我来说这是一次‘欢天喜地的解放’。”

如果说站在全美摄影大赛领奖台上的刘昕,是一个受西方教育和文化影响颇深,执著演绎生命精彩的女孩儿的话,这个时候的刘昕,则是一个向东方传统回归的刘昕。她懂得“舍”与“得”之间的平衡,正如段永平在投资股票上的权衡和拿捏。

这种理念上的相通,使得他们一家相处融洽。现在的他们夫妇二人的生活状态有条不紊。刘昕偶尔会接一些项目,或出席一些学术活动。2010年5月19日,她在美国深造时就读的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学院院长Terry Eiler来到她在国内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交流,刘昕一路陪同。段永平也在继续享受着投资的乐趣,并与国内步步高团队分享着一步更比一步高的喜悦——步步高OPPO品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们在2005年时成立了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 Foundation段永平投资的一些股票转移到了基金会里。夫妇二人的共识是,不能将太多的财富留给子女。与Enlight Foundation对应的是,2008年9月,段永平在中国民政部门注册了心平公益基金,主要用于教育捐赠。在中国人民大学捐出的2亿元,便是通过这一基金会操作的。“心平”取自刘昕和段永平二人名字的谐音。他亦学习比尔•盖茨,将基金会的账本公开。

段永平和刘昕,每个人的经历、角色转换,以及两人的结合与共识,都是中国企业家家庭少有的标本之一。像段永平一样,与女记者结为良缘的中国企业家并不少,譬如郭广昌与王津元,王梓木和敬一丹,丁健和许戈辉,郭为和曾涛等,但如段刘二人丝毫不用顾虑外界评价,各自完全追随自己内心行事但又非常默契的搭档却并不多见。

链接:“企业家贤内助”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