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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媒体一年整,我收获了什么

文/东方愚

2013年6月30日,在盖了十几个公章之后,我离开了南方大院。我在这里呆了整整七年。之后的一年,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北京短暂工作了三个月,二便是重新回到广州,创办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公司是在11月1日开张的,和十年前我在媒体发表第一篇财经评论是同一天。

这一年里,我收获了什么?

1、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

什么叫热爱?这和爱一个人有点像。如果和Ta邂逅,怦然心动、一见钟情,未必是爱。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你依然朝思暮想,念念不忘,那就差不多了。如果你因此行动起来,做了一些改变,只为再次相遇。恭喜你,你爱上Ta了。

从一个财经媒体人转变为儿童教育领域的创业者,跨度有些大。但说实话,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包括公司开张那天)我觉得自己转行了。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也许因为我从来都是一个永远听内心声音赶路的人吧——我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国际贸易,因为爱好写作进入媒体;三年前因为儿子小报的出生,我开始对儿童教育萌生兴趣。

 

2、对垂直的服务行业有了一定理解。

我曾在虎嗅网、南方传媒研究、 中国三明治等平台分享过自己的这点体会。虽然可以说新闻纸也为读者提供服务,但真正进入教育这样一个垂直行业后,在角色变化上的感触还是非常深的。多数朋友或许知道少年商学院微信公号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半年超过1万,10个月超过10万,如今用户数量超过18万)是我很快决定创业的动力之一,我在“内容服务化”可以说是摸索出了一套方法,但其实用户“原始积累”的那半年,有过无数次的挫败感。

到了公司开张的时候。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我的产品会是什么,但底气是有的,因为什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也了解用户属性和诉求。再到后来,我们开始做线下活动、线下讲座、招募微信年费会员、做游学和设计思维工作坊,以及不久后将开展的赛事等,这一切都让我对“服务”二字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前我说自己没有转行,只是跨界,因为线上我们做的是跨媒体和教育的内容产品,线下我们打造的是跨财经和教育的体验式学习产品。但现在我想说,我真的转行了。跨界只是提供了一种多维和混搭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已。

3、开始学着淡化身上的文人气。

尽管我是学经济的,脑子还算好使;尽管我探访过数十上百家企业,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商人。但真正去做一家公司的时候,你会严重意识到,写作者就是写作者,那种“离现场很近,离市场很远”的分裂感,非常强烈。

文人气的弊病之一是动辄提到“情怀”,这一点从少年商学院微信早期分享的文章就可看出来;弊病之二是羞于谈钱。记得今年春节后我们在深圳做一场国际教育沙龙,微信发出消息后,不到一天报名就超200人。我们请了两位嘉宾,做了精彩分享。但直到沙龙快结束的时候,我才花了三五分钟草草介绍了一下我们刚开发完成的暑期游学产品。当然“情怀”并不是一个坏东西。有些东西是内生的。怎么样想就怎么样表达、怎么样做,这并没有错,不装逼很重要,但要平衡好商业和情怀的关系。

4、更平和地看待媒体行业的变化。

我从没后悔自己走的每一步路,但毕竟在媒体行业干了这么多年,当跳出来之后,以局外人的身份看一些问题,有了另一番感受。离开南方周末的这一年当中,据悉又有十几位同事也离开了,包括两位副主编,以及头版编辑等等。一些老朋友对我说:你当初离开的正是时候,纸媒确实要完蛋了。我听了之后只是呵呵。当用户习惯发生剧变,任何行业都会遭遇大滑坡。但称之“要完蛋”,有些危言耸听和幸灾乐祸。其实也没什么灾祸。熊彼特将创新称之为“破坏性开采”,纸媒不会消亡,只是属性和功能会发生大改变。坚守者值得尊重,而新媒体也并非高枕无忧,技术而非产品驱动带来的高估值有的时候是黄粱一梦。

这种心态的变化还表现在,当初做财经记者时,对一些企业和企业家评头论足,但今天我成为一位创业者,才真正明白当初是多么地“无知者无畏”。当然我不是对之前身份的否定和妄自菲薄,每种职业都有他的使命和游戏规则。

我想说的是一狭一广两层意思,一是不管对创业者也好,财经记者也好,你或许可以对缺乏商业道德的人鄙夷不屑,但千万不要轻易对人家的商业技能评头论足。二是,媒体出身的人因为之前的看的东西比较杂,当沉到一个行业创业,发现大脑总是缺氧时,相对别的行业,容易浮躁,但如果这份事业真的是自己的最爱,真的可以称之为“事业”,那么Ta的学习欲会更强,心态也会更开放,更平和。

5、找到了合伙人,团队稳定了下来

做记者的时候单打独斗很多时候是高效的表现,但如果创业也这样干基本上是死路一条。可是,合伙人就像找对象一样,需要在正确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那种之前关系不错、私交甚好、相谈甚欢的朋友,未必适合做合伙人,宁缺勿滥。我的标准最核心的一条是价值观一致,都朝思暮想深爱教育行业并希望做出一番事业来,其次才是与我互补。过去一年我遇到了许多看起来合适或是希望和我一起创业的人,但慢慢接触、聊并合作下来,只有两位成为最佳人选。这个过程很漫长,缘分很重要,尽管人跟人之间是有磁场的。合伙人之外,其它创始成员亦然。我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将团队稳定下来。每个人都匹配相应角色,大家齐心协力,希望能进一步打开局面。

6、开始抛弃完美主义,以马上行动为第一原则

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最大的幸福是为了将稿子做到最好,报社愿意花更多的钱和资源支持你,因为影响力是第一位的。于是除了一些时效性强的报道外,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精雕细琢。创业初期,我还怀揣这样的风格,结果很快发现不适应。时间是最大的敌人,也是最大的财富。永远没有完美,最重要的执行力——马上行动,现在就做。这也是精益创业的理念之一吧,就是先出第一款式可行产品,用最快的方式完成“开发-测量-认知”的第一个循环.

7、不迷信权威。小切口,大格局。

媒体人必须求知似渴,同时虚怀若谷。我做记者的时候有几年压力非常之大,会失眠,常熬夜,也从此落下了耳鸣的病根。我专注做财经人物报道,而每个企业家所处的行业不一样,如果一个月做两篇报道,就意味着可能要对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尽快熟悉起来。查资料、找人、调研、看报表等,前期要做很多工作,随着采访的深入,你发现每往前进一步,真相似乎离自己远了两步,这真让人崩溃。但反过来,也正是这种压力和崩溃成为好作品的催化剂。创业之后,跨界思考和钻研精神依然不可缺少,但我发现,有的时候真的不必那么谦虚。

条条大路通罗马,在教育行业,特别是在线教育在中国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没有什么权威,所谓“权威”或“牛人”的建议,可听一听,但不必太当真。现在这一轮创业潮,一个典型特征是小切口、大格局。听大师论道或许会让你的眼界开阔一些,但哪一个切口、哪一个商业模式才是真正适合你、将会成就你,只有自己知道,也只有尝试后才知道。

8、永远坚信:家庭高于事业。

两年前我的第三本财经小书《荷尔蒙经济学》讲的是企业家和创业者如何平衡自己的事业和家庭。没想到这个命题这么快就放在了我面前。在我眼中,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尽管过去十年,以及现在创业,我做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志趣是最大的引擎。我会努力平衡事业和家庭,但如果发生冲突,我一定会选择以后者为重。一句很俗的话叫做“不要走得太快,而忘记了自己为何而出发”,其实是条真理。4月份我在北京参加好未来主办的第一届在线教育CEO训练营,这帮以技术男为主的创业精英,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很深情地在谈“不忘初心”。

有朋友问为离开南方周末后为什么没有马上创业而是选择了到北京做一个财经视频项目,且只呆了三个月。一方面那个时候创业我还没有信心。二是从做文字,转到做视频,从崇尚个体的能量,到成为一个商业项目管理者的角色,我想在一个相对纵向的坐标中延展一下自己的视野和技能。但这个项目进展不顺利,好多因素。但当我基本知道这个事情注定失败的时候,我却有些小开心,因为我可以回到广州,不再跟家人分开了。那三个月我常往回跑,因为我觉得挺内疚,口口声声说孩子三岁之前要尽量多陪伴,却两地分居。我觉得好爸爸这个职业比什么都更有意义。有句话叫“好男儿志在四方”,我想除非是跟老婆孩子一起四方,一个人的四方叫流浪。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胡言乱语了什么。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少年商学院的微信公号的用户已超18万,我新开个人的微信公号,不为别的,只为记录自己所思所想所做。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大约从高一开始吧,没间断过,一开始是在日记本上写,写了大约10年,后来在电脑里写,年底的时候放到一个word文档里,哇,20多万字——一年的日记等于写了本书。再到后来是在evernote里写,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至少两三年了——其实正好是家庭、个人以及事业发生剧变的几年。挺遗憾的,做了许多事,走了很多路,但没记录下来。我热爱写作,它本来就是我的爱好,阴差阳错成了职业,反倒时有压力,创业之后它重新成为我的爱好,倒也轻松。写作使人变得平和,进入另一个世界。我决定从2014年7月1日起重新开始写作。未必天天写,但这个习惯是不能再丢了。

我的公号名称就是我的笔名“东方愚”(id:eastfool),请添加关注,欢迎交流。

幸运的是,我考砸了

“向北大清华进军”

上周参加在线教育CEO创业营,最后一个节目在清华,晚上则住在北大的一间酒店。我的思绪有那么一会儿,回到了15年前。高考前半年,我们就宣誓,“向北大清华进军”。那誓言掷地有声,有点上甘岭战役的味道。

如果不是初中复读了一年,我进入家乡那间所谓省重点高中时,会是不满13岁。我的童年里有滚铁环、弹珠枪,但最多的还是学习和考试。我的小伙伴们有早恋的,我那时虽懵懂,也曾跃跃欲试,直到明白同班的姑娘让我围她那条白围巾,只是为了让我帮她到锅炉房打开水时,我那小心灵颤抖了几下,但很快又被学习的压力给淹没了。

噩梦是从入校不久后的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开始的。我不小心考了个全校第1名。作为状元,我的照片被放的大大的,贴在布告栏里。每天去食堂吃饭,同学们挤过狭长走廊,都会瞻仰到我的玉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投以艳羡目光,又有多少人吐以口水,我只记得照片上我,衣领很皱。

我从没觉得自己不可一世,但众星捧月——准确来说是“众老师捧月”——的感觉,让我深感如果下次不继续考第1名,哪怕考了个第2名,都太“二”了。好吧,高一接下来的几次考试,我的成绩分别是全校第8名、第16名、第32名。8个班共480余名学生,第32名现在看来也算不错了对吧,但那个时候,我看着历次成绩构成的“等比数列”,好长时间觉得没脸面对父母和老师们。

高二开始文理分科,我的名次靠前了。我每天发愤图强,只为再现全校第一的辉煌。我每天目光呆滞,紧张到有位同学给我开了个玩笑,我就打了人家一巴掌。他也还手了,下手比我重。但当我眼冒金星的时候,有一刹那我觉得这感觉也挺好,宇宙里星光闪烁,不仅只有考卷上的分数。高三的时候,我校依照当年的省外名校,办起“特优班”,把每个班的前三名抽出来组成一个新班级,类似于飞机上的头等舱。我们住的是三房一厅,那可是上世纪1998年。

为了未雨绸缪,学校已经违规安排我们在高二的时候就参加了一次高考。于是而言,15岁半,如果考上了,也只能进少年班吧。学校打的是如意算盘:考上了你也上不了,倒可以给学校充名额,考不上没关系,提前得到了历练。但这样的历练,只能让我们的心灵绷得更紧。“特优班”到最后总有掉链子的。我就是其中之一。北大清华的毛也没摸到,但我死也不愿回去复读,还是那句话:没脸见人。我同意调试院校和专业,进入一所普通本科学校读经济。

“是时候终结了”

这样的结果其实是我预料之中的。我从来不是考试型的。初中的时候,平时考试都还不错,初三的时候,为了应战可以被重点高中提前录取的“四科竞赛”,全年级两个月内模拟考试八次,我的成绩是1次第三,3次第二,4次第一,按说全校提前录取3人,我是板上钉钉的了。但真正上了战场,我考了第十。

刚入大学的时候,我仍然目光呆滞。我不知道我进入的这个新世界,是否还有没完没了的考试和排名。我知道的是,每个人都有心理承受极限。越过那个临界值,人就会爆发。不管形式如何,是好是坏,爆发的源动力是个性。这么多年过去,我们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但冥冥中觉得,这个时代是时候终结了。

非常有趣的是,大一第一学期期末,哲学是开卷考试,我们班竟然有一半的同学都挂了。我也是其中之一。原因是我们均有不同频次的逃课。接下来几天,我有过那么几天的小郁闷,因为这意味着奖学金、评优评先神马的,都与自己无缘了。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时点,是一生幸运时刻的开始——它让你从此不再为分数发疯、不再为名次纠结、不再将自己裹起来道德审判……

接下来三年半的大学时光里,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我做了太多的尝试。我先是在饭店端盘子,而后开始到网吧当网管(1999年底的网管,应该是最早一批吧),之后开始玩电子商务,到8848网站建主页,买进卖出电视;在学校里创办了一间社团和一份报纸,与校外资源结合起来做市场和销售,赚取了当时的第一桶金。最荒诞的事情是,大四上学期认识了一位剑桥大学一位女博士,她当时在农科院工作,研制出来了一种新品种小麦,我和她要了10公斤后,马上坐长途车回老家跟父母一起种地去了。

“菩萨畏因,众生畏果”

在线教育CEO创业营上,主办方好未来CEO张邦鑫给我们分享了他的信佛的妈妈许多年前让他顿悟的一句话:菩萨畏因,众生畏果。大意是一般的人总是担心事情会出现不好的结果,却没有思考自己一开始是否已种下恶因。这句话让大家都很受启发。

但如果拿这句话对一个学生讲,可能不是那么妥帖。“如果害怕最后的考试成绩,那么一开始就得想想自己态度是否端正、准备是否充分。”是这样的吗?似是而非。学生从一开始就进入了考试、考试、再考试的通道里,而这通道才是真正的“恶因”。让这通道里的孩子们去自我修正,菩萨看了也会心疼。

我也是孩子的父亲。我虽不能因为自己小的时候饱受考试之苦,就霸道地说要给孩子一个“没有考试的世界”。但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让孩子们明白,这个世界里不只有考试二字,而且考试也不是决定你生命是否精彩的因素。真实地展现自己、真挚地热爱生活、真切地勇往直前,才是你所需要的,也是我所鼓励的。

我也是教育行业的一位创业者。尽管少年商学院通过引入国际教育理念和方法来为中国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服务,但一半左右的孩子仍然要进入应试教育体系,我们——特别是做过多年记者的我——虽然有时禁不住想为教育体制的变革和孩子们减负而呼吁,甚至也做了一些事情。但务实的作法,或许正是现在我们所做的:让孩子们通过更具趣味性和启发性的设计思维训练,和走出校门开眼界,避免像我当年一样目光呆滞了那么久。

你或许会问,考砸了那么多次之后,有没有哪次大考考得还不错?还真有那么一次——研究生入学考试。当年我带着新麦种回家种地结束回校一看,七成的同学都报名考研了。要不我也试一把?遂交了105元报名费,报了沿海城市的一所学校。在内地呆了那么久,我想去看海,想看看它是否浩瀚到值得语文老师一讲起它就唾沫星子乱飞。因为从报名到考试就三个多月,再加上有同学对我说“如果你考上了,咱班同学就全考上了”,我几乎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结果反而考上了,而且还考了个公费。

大学毕业酒会上许多同学抱头痛哭。上面那位同学一边哭一边说,便宜都让你给占了,好几份工作的offer,还考上了研,四年又干了那么多事。我也喝多了,回了一句:我还羡慕你谈了好几个女朋友呢。

其实我心里想说,我最幸运的是,少年时期学校的大考,我都考砸了。

少年商学院微信用户十万后,重新思考“用户”含义

文/少年商学院创始人 张华

今天早上起床后发现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订户超过十万了。而且不知最近哪篇文章这次又是被哪位大牛推荐了,昨天一天订户增长近3000人,远超平时的每天500人的增速,像打了鸡血一样使总订户升至六位数。

坚持每天分享一篇关于欧美青少年跨学科人文教育的原创文章,这是2013年我庆幸自己持之以恒的一件事。这中间,非常多的人,包括机构,问我,你是怎样做推广的?我的回答从来都是:我没有做过推广。可他们不信。我唯一对外发声,是当微信用户三四万的时候,在科技博客上写过一篇感悟文章。

因为一个微信公众公号,导致我的人生发生改变。听起来像魔幻,确是事实。过去十年我是一个财经媒体人。因为自己的孩子正在长大,2013年初我创建了少年商学院微信(这本没什么特别的。许多人初为人父为人母后,都会有一些心态上的变化,并会有一些行动),那时是我在南方周末的第六个年头。呆得真的有点腻了,特别是新年献词事件,给大家太多负能量。但如果马上创业,还抡不上,创什么呢?但不久我还是辞职了。跑到北京,加盟iBloomberg,转型做一个财经视频制作人。当时的想法就是:要么创业,要么在财经媒体上延展自己的知识和产品线。但三个月之后,我又辞职了。原因就是,少年商学院微信订户持续快速增长。数字背后,是不断有全国各地的家长、教育机构等,和我探讨合作可能。我最终下定决心,觉得一试。10月15日从北京办完手续回到广州,租写字楼,招兵买马,11月1日,公司就开张了。自此,真真正正从财经传媒界,跨到了儿童教育领域。

十个多月,微信突破十万人。快吗?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从0到1万,我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可外界关注的多是,用户从1万增长到了10万我也只用了五个多月,以及过去一个月平均每天新增用户500人,文章的日阅读率为5万人次左右,日转发量3000人次左右。

没错,当不少人视技术或营销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圭臬的时候,当无数同行在讨论传统媒体是否死路一条的时候,我,一个执拗地认为内容仍是根本的传统媒体人,做了一年的新媒体实验。个中感触非常之深。最主要的两点:务虚来说,世界上没有对立的事物,只有傲慢的思维,事情是做出来而不是争论出来的;务实来说,因为跨界到了儿童创新教育这一垂直领域,与之前不同,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内容服务化”。

可此时此刻。面对十万微信用户,我们却又一次迷茫了。

第一,什么叫用户?笼统来说,是指某一种技术、产品、服务的使用者。请注意,不管是收费还是免费,凡谈到“用户”,都事关商业。那么,你可以说一个微信公号(指订阅号,下同)就是一个产品,但每天看你文章或听你语音的人,其实是你的读者、听众,称之为“用户”有些太超前、太粗暴。

当然我们都知道微信公号有订阅号有服务号,有机构公号有自媒体公号,腾讯可以粗暴地将所有的followers(关注者)统称“用户”,但一般的订阅号特别是自媒体号,如果动辄称自己有多少用户,就有些贻笑大方了。

这自然就涉及到微信订阅号商业化的话题。变需要为需求,化订户为用户。常见的作法,一种是接收广告等线上的商业化,一种是圈子等线下的社群化。对于前者,也许少年商学院的团队愚钝,也许是挑剔,微信十万订户了,至今没有一分钱进账。倒不是拒绝广告,而是我们希望找到气质匹配,合适的品牌商,而不仅仅为了变现而变现。

对于后者,我们也有诸多纠结。罗胖(罗振宇)最近常说“社群”,他想让“罗辑思维”褪去粉丝经济的标签,意思是说,所谓因缘际会,我罗胖就是那个“缘”,现在开始,大家伙儿自己就能成一些事了。在我来这只是一种文体上的说辞而已。无论他身份变成了“船长”还是“媒人”,本质上都还是打明星牌。而“少年商学院”微信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没有明星,有的只是为孩子教育事宜焦虑的万千中产家长,他们有购买力,他们愿意埋单的,是具象的、最好成体系的产品。

“教育不需要媒体”,这是一年半我琢磨转型时罗胖给我说的一句话。我比较认同。往大里说,每个教育公司本身就应当是一家媒体,往小里说,教育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地的。前者关乎战略,后者关乎战术。在线教育有大未来,但会有不少先烈。我们的微信后台,以及线下沙龙的现场,无数家长问:你们的教育产品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二处纠结来了。没错,我们是时候寻找真正的“用户”的时候了。我们现在集结的十万人,多是家长。但他们是孩子的“代理人”而已。埃德莎姆在《德鲁克的最后忠告》中说,从来都不存在单独的客户。在教育市场上,这句话,以及她随即解释说“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环境里,每位客户背后都有一个完整的团队。用户、购买者和影响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合了起来。客户影响客户是一种全新的客户关系模式”简直皆是正确的废话。但于创业的教育公司而言,就会有些分裂。

那么,我们的教育产品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选择至少有二。一是自己做垂直产品。因为我的一个合伙人曾在旧金山一所中学做数学老师,他现在返回美国,正在硅谷谈一个上述关于青少年创意思维工作坊的项目。它是成体系的一套慎密课程和训练方法,但全是到企业和创意机构进行。不过问题仍然有,那就是,即使项目有了,老师也有了,仅拿微信渠道来说,用户很分散,当然可以先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五大城市开始,但我们的精力是否允许,毕竟这个工作坊是个系统工程而非单次活动。二是我们不做自己的产品了。我们做平台,微信之外,开发APP,让与我们所倡导培养孩子“独立、好奇、未来公民”品质的机构入驻,我们协助其生产内容并做内容营销——所谓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些机构,同类型同领域只选一家,他们彼此自身提倡的产品和服务,加总起来彼此互补或渐进地给用户提供多个选择,但解决的是一个问题、同一项需求。但困惑又来了:创业公司做平台明智吗?

总之,少年商学院微信订户十万人,现在,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少兴奋,有的更多是困惑与沉思。也许这是许多创业者都要经历的阶段吧。只是我常勉励团队,要精进一些,效率高一些。尽管微信之外,我们还有别的用户渠道,但十万人,不多地说,如果没找到1%那1000人成为付费用户,是非常可惜的。也许是媒体人的敏感,我觉得腾讯留给微信订阅号的时间不多了。一来微信本来就不是一个媒体平台,二是大量“公知”涌入后的潜在风险,三是从最近微信公号后台规则调整的一些蛛丝马迹,都能感受到一些东西。到2014年上半年,最晚至年底,众微信订阅大号如果不完成蜕变,可能到最后都将是南柯一梦。

(作者张华,笔名东方愚,youthMBA少年商学院创始人、西柚教育CEO,前资深财经媒体人。)

附:“中国三明治”访谈
《张华的“少年商学院”实验》:http://www.china30s.com/93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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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要把握的三种平衡关系

@东方愚

不知道“自媒体”这个词是谁发明的,但现在大家俨然把微信公众平台视为自媒体的最佳甚至唯一平台。自媒体的火爆,坊间看客所持意见各有不同,有人说这会是一场持久的革命,有人则发出“你全家都是自媒体”的戏谑之词。任何事物都不是非左即右的,我想聊下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做自媒体,需要把握的三种平衡关系。

一、内容品质与发送频率的关系。

这是个旧话题,但值得老生常谈。做自媒体必须有一颗敬畏之心。要为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个字负责。许多自媒体人在谈论甚至嘲讽传统媒体的没落,可明日黄花也是有可借鉴之处的。譬如对消息源的求证。

没错,微信公众平台推送评述或观点性文章,如果逻辑成立,即使角度有些怪异,文本有点粗糙,也不会受到什么批评,本就是一家之言嘛。但我确实看到过个别文章,消息来源不明,捕风捉影,引用的一些材料也没有经过考证,就娓娓道来。要知道我们都像尼尔·弗格森一样在写《未曾发生的历史》,除非自我安慰说就当作了次蹩脚的预言家。

质量稳定,口碑不赖之后,推送频率成为要考虑的一项事宜。想做成品牌,就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宁缺勿滥。如果觉得力不从心,千万不要硬撑着每天都写,或者东拼西凑、滥竽充数。不要给自己戴上道义枷锁,说什么“要对粉丝/订户负责”什么的,现代人患的是信息焦虑症,大家追随的是好的内容,而不是偶像。

其实做任何事都要首先考虑质与量的关系。九年前我在学校读研,刚开始写经济评论时一天一篇,因为那时是无名小卒,所以一稿多投,不到一年,最多的时候一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了近二十家媒体,那个开心。可又坚持了几个月,果断决定转变策略。因为意识到自己虽是财经专业,但以后八成会做媒体。那么重要的不是稿费,是成长,是口碑,遂转而只为三五家影响力大点的媒体写专栏,收获更丰,至今庆幸。

 

二、个体与联盟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联盟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自媒体是一人主政,还是团队合作;第二,自媒体是完全独立,还是与一些机构或企业达成了某方面的共识;第三,不同自媒体之间的联盟。

对于第一点,我个人不主张“一个人的媒体”的形式。因为容易闭门造车容易孤芳自赏,同时也不赞成超过三个人的自媒体。两个人,或一个半,最好。两个人的,如曾航+庄明浩,前者媒体人出身,后者为创制人士,这样的组合甚好;而所谓“一个半”,就是再找一个视野开阔的助理——不是复制粘贴式打杂的,而是“内容特助”。譬如在你想谈一个话题时,他能和你碰撞,至少把业界其它观点整理呈现、点评。说白了仍是尽可能增加自媒体客观的属性,减少过强的个人情绪。如果做自媒体的本身就是媒体人,则更要注意这一点,我们不能成为自己反对的那种人。

与机构或企业合作的方式我认为不妥,或者说,多交流或松散型合作无妨,但紧密捆绑无益。譬如我这些年在南方周末一直是做财富人物报道,五年前的第一本书是与胡润合作的。现在是否可以与胡润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做一个“财富自媒体”。我认为不合适,也不会这样做。自媒体的之所以被称为自媒体,是因为他打破了一切的话题霸权,形成了一个群岛社会,每个人都是岛主。同样,不同自媒体间的“联盟”也要慎重。现在的联盟形态多是互相推介公众号,比较简单。但即使如此,也是在互相背书。

 

三、情怀与市场的关系。

做自媒体的同学大都是有情怀,也是聪明的人。可情怀和聪明有时会产生冲突。譬如研究一家公司,原本可以更深入一些,更专业一些,但碎片化的信息洪流和快餐式的消费节奏让一切打折。虽不至于浅尝辄止,但你心里知道其成色原本不应如此。可你说,没办法,我得“适应”市场,我知道读者需要什么,况且我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咨询公司不是券商研究员,我要考虑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产出比”。说的也没错,但我觉得不能完全迎合外面的世界。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低估了读者的专业水平,有的时候则武断地对读者阅读习惯标签化。换句话说,如果一周你创作四篇文章,希望其中一篇真正沉下来,做成如传统媒体的“头条”或“深度报道”。这是在给自己交答卷,更是在避免丢失一个好习惯。

情怀和市场的另一层关系,是关于爱好与变现。因为程岑峰等一些人已开始有进账,许多人跃跃欲试,信心十足,觉得自己也差不到哪里去,这感觉就像大跃进。先不说禀赋的差异,积累的深浅,至少直接冲钱而干自媒体的同学,99%都没有戏。我们看到的那些腰包鼓起来的自媒体人,不是微信让他们发了财,而是微信让他们更容易发财。没有微信,他们一样可以找到靠谱又体面的变现渠道。天底下的事情大都是水到渠成的,既是爱好,找准定位,用心耕耘,总会开花结果。患上“微信渠道迷信症”的结果,轻则让自己内分泌紊乱,重则砸了自己之前打造的小招牌。

 

说了这么多,有些班门弄斧。因为我自己并没有做自媒体。我也考虑过,因为我之前在纸媒上的观点类的“产品”形态——南方周末上的“旁观富人圈”系列、上证证券报上的“愚者一虑”专栏,以及周末画报“荷尔蒙经济学”随笔等,主角都是中国企业家,分别写他们的财富观,商业技能以及“后院”生活——若转移阵地打个组合拳,做个微信公众号似乎也可以一度。可我始终没想明白我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即使未来有广告商感兴趣,我也担心自己的精力不足。可能我在传统媒体呆惯了,写作常有着天杀的仪式感,节奏一快,就容易事倍功半。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非常佩服那些天天能写一大篇文章的朋友们的韧性。

不过我确与几个搭档经营着一个微信公众号(YouthMBA)——少年商学院。这和我所有之前安身立命的专业无关,而是一个有着半公益色彩、关于青少年启蒙与创新教育的平台。我看到听到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感慨国内的教育,包括这些年我的采访对象——那些大佬们。今年春节的时候我想,能不能做一个牛叉的教育博客,同时做一个微信公众号,专门提供国内外关于青少年创造力方面鲜活的资讯及现身说法。于我而言,一来做这个与我先前从事的新闻行业皆具有启迪民智的功能,有些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让你内心丰盈。二来也是因为两年前我升级做父亲后,也在考虑孩子未来的培养方式和教育问题。

我先后找到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及欧洲共五位朋友,说了我的想法。大家一听很有兴致,分别负责提供自己所在地区或国家这方面的内容,并轮流做微信公众号的值班小编。教育博客也在架构和中了。朋友们的野心比我大,建议未来除了正常的青少年思维启蒙的内容之外,至少再做三个系列,一是国内外100位创新教育名家访谈,二是100位国内外各界名人育儿经访谈,三是100位国内外有代表性的普通人士的访谈。三个系列当中,国内与国外人士的比例皆为3:7。

你瞧,显然是一帮理想主义的家伙,特别是在美国的X同学,她现在除了常去参加各种创新教育方面的论坛和活动外,还准备花不菲的价钱给娃报一个班,目的之一是通过亲身体验来为我们未来的教育博客和微信公众平台提供更多一手资料。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开了一个月,主要通过朋友圈的分享即积累起上千订户,不少网友常主动给我们推荐文章、图书或其它,希望与大家一同分享。我让我很受触动,也觉得,其实相比于自媒体,兴趣小组或公益组织如果能够好好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无论对自我提升还是社会变革,更有着不可低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