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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你更焦虑》前言:直面内心的恐惧

“自从148元的发行价确定之后,我们就再没睡过一个好觉。”单宇叹了口气对我说。

这是2010年6月2日下午,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海普瑞公司内——没错儿,就是那生产出“中国新首富”李锂、李坦夫妇的医药公司。5月6日上市当天,这对夫妇身价跃升至500亿元。单宇是李坦的哥哥、海普瑞董事总经理。

中国当下财富阶层的生态是“没有最富,只有更富”。不久前人们茶余饭后还在谈论《福布斯》2010富豪榜上的“中国首富”宗庆后(70亿美元,约480亿元人民币),很快就变成了多数人先前不甚了解的李锂。一个老牌富豪,一个财富新贵,这其中传递出来的,更是中国民间财富积累爆炸式增长的讯息;不过,钱多了,内心往往会更惶恐。

财富积累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1999年11月,胡润制作的首届榜单“1999中国50富豪榜”在《福布斯》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西方人开始相信,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绝非过过嘴瘾那么简单。

在这一届榜单上,由于数据搜集难度较大,胡润仅是将50人的财富分为ABCD四个等级,分别代表10亿元人民币及以上,5亿-10亿元,1亿-5亿元,5000万元-1亿元。

4年后,也就是民营企业家获得了政治身份后的第一年的“2003胡润百富榜”中,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超过1900亿元,是中国上一年GDP总量的2%;又过了6年后的“2009胡润百富榜”上,前100位上榜富豪的总资产是1.6万亿元,占到了上一年中国GDP总量的5%。

财富“大佬”涌现的近十年,大体可以分为三波。第一波是1999年至2002年,第二波是2003年至2007年,最新一波是2008年至今。

1999年至2002年间,大多数富豪身上的“计划经济”特征甚为明显;换句话说,这一阶段的企业家们财富积累的方式或命运的分化更多地与体制改革因素相关,当然掣肘也多出于此。譬如同时登上1999富豪榜的三位广东“乡镇企业家”——原健力宝掌门人李经纬、原乐百氏掌门人何伯权和美的集团掌门人何享健,他们后来走出的不同轨迹,至今令人唏嘘。

在2003年至2006年的中国企业界,“财富榜样”开始成为人们公开谈论的话题,尽管“孙大午事件”和李海仓等多位民营企业家被杀引发“原罪”和“仇富”话题大争论,但与世纪之交那种羞于露富的氛围相比,此时的企业家们追逐财富更为自然。这一阶段的富豪群体,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说2002年前“中国首富”在荣氏家族和“饲料大王”刘永好间的更替映照的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农业大国之国情的话,那么之后“IT新贵”丁磊、“零售巨子”黄光裕(2008年底“落马”)登顶富豪榜,暗合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产业特征。当然魑魅魍魉的出现和潜伏从未消停过。

2007年前后是中国企业史上一个有趣的时段。我在与胡润合著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中也提到这一点——它有意无意设了一个“博傻”的圈套。冷静者居安思危,思考商业模式变革,他们也会借助资本杠杆的力量,但不会太过沉溺;而盲目乐观者眼中只有盛世万象和遍地黄金,他们神情亢奋,大玩对赌,其中不乏赚得盆满钵满者,但不少人后来败在了后来资本熊途中。

2008年至今的财富现象更加复杂和吊诡。按说经历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历练之后,民营富豪们应当心存敬畏,三思后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无论是企业家本身的诉求,还是因为券商和PE们的怂恿,“想尽一切办法上市”成为坊间的时髦口号,大有“本日狂欢”的景象。

有人会“申辩”说,当“国进民退”之趋势愈演愈烈,资本杠杆是仅有的可与国有资本博弈的工具之一了。此话理不糙,也是“狂欢”注脚之一。典型代表人物如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他借道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通过注入资产成为其第一大股东,以抗衡山东钢铁的并购——事实上开源控股董事会主席胡翼时的背景本身就具有威慑作用。

病夫治企

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于1970年代合作出版了一本名叫《病夫治国》的畅销书。人总是要生病的,他们正是从医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视角出发,观察病中的罗斯福、希特勒、赫鲁晓夫等各国元首们是如何执政的,以及对国家命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为本书所选取的20多位人物(除第五章的人物群像),借用了“病夫治国”这一概念,即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出发,将这些企业家当作“病夫”加以剖析。

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Fritz Riemann)将纠结中的人格分为四种类型:忧郁、分裂、强迫和歇斯底里。相对应的,本书第一章提到的吴亚军、张茵、陈发树、杜双华、李兆会、何鸿燊,以及本文伊始提到的李锂等“首富们”,他们皆是忧郁人格,用弗里兹的话来说,这一人格的共同特征是“害怕做自己”。他们的财富惊人,但是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他们大都谨小慎微,忍耐力极强,但是害怕被孤立和不受保护。

“要么担任另外一个人的护卫,要么让那个人担任自己的护卫”,弗里兹说。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上述每一位“首富”。吴亚军的“那个人”是几乎人人皆知的某权势家族,张茵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刘名中,陈发树的“那个人”是唐骏,杜双华的“那个人”是胡翼时,李兆会的那个人是鲁伟鼎、马云等带他一起玩转资本的人……

本书中第二章提到的黄宏生、牟其中、兰世立、汪远思、阚治东、张锴雍等“失意者”皆是分裂人格,这一人格的共同特征是“害怕把自己交出去”。他们都是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家,习惯以自我为中心,坚韧、敏感、好猜忌、特立独行,但他们不可能完全把自己给“藏”起来,于是四下搜寻保护措施。可惜,这几位大佬大都进了(过)监狱,最近一位进去的是有新加坡国籍的兰世立。当然,监狱对他们的分裂人格改变甚大,特别是黄宏生。

第三章中提到的曹德旺、罗红、陈启源、沈锦华、邹锡昌等“独行侠”,大都属强迫人格。这一人格的特征是“害怕改变”。他们是强势的管理者,令人信赖,但保守、传统、自我保护意识很强。弗里兹提到强迫人格者容易发怒,但表现形式不一,有的是强行克制,有的是“合理化愤怒”,有的则是声东击西、间接发泄;沈锦华、罗红和曹德旺分别属这三种类型。

第四章提到的刘添财、张小波、徐文荣、邵忠、郭信平等“幸运大佬”,都属歇斯底里人格。这一人格的特征是“害怕既定的规律”,欲望犹如骤然拉满的弓,装满需求,他们好奇心强烈,追求改变和自由,喜欢冒险,夸张、渴望被肯定,有时自吹自擂、不想后果。这些人是十足的幸运者,譬如刘添财,一位普通的台湾商人,却成为了中国大陆殡葬业第一例改制事件中的最大受益者;张小波是民营书商巨头,早些年出版过《中国可以说不》的话题书,2009年玩起“公私合营”,合资后第一本书就是《中国不高兴》;徐文荣是最后的“镇主”;邵忠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媒体企业家”…然而他们仍各有惆怅,有时甚至长吁短叹,歇斯底里。

无论是忧郁还是分裂、强迫抑或歇斯底里人格,归根结底,这些企业家内心,无一没有恐惧感——尽管有人深以为然,有人置若罔闻。

寻找边界

他们的恐惧感大都来自产权边界、法制边界和政商边界等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市场经济体演进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现象,问题在于,21世纪第一个10年过去了,很多时候,中国的法制和政商边界,不是变得越来越清晰,而是越来越混沌了。

2010年上半年有两件事给我触动很大,一是黄光裕案,一是力拓案。黄光裕一审判决了,力拓案也基本尘埃落定。值得关注的是,两宗事件中被曝涉案的民营企业家似乎都有惊无险。

先看卷入力拓案的两位民营钢铁富豪———杜双华和张祥青。杜双华称力拓前雇员王勇曾向他索贿900万美元,王勇则辩称是“借款”而非索贿;杜双华最终相安无事,4月25日还出现在北京和一家建设部原直属企业一期融资额就高达50亿元的“城市发展建设基金”发布会上。会场上杜双华表面的镇定自若,似乎在有意掩饰他内心的恐惧感。

相对于杜双华身上自始至终充斥的江湖气,因为“唐山地震孤儿+民营钢铁巨富+汶川地震豪捐(1亿元)者”等标签,张祥表一直以来有意无意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纯洁”的商界明星,直到被曝牵入力拓案;但这并没有对他造成丝毫影响——当一个群体沦陷时,大家明了都将相安无事。不过他在提起这件行贿一事时,仍心有余悸,甚至会哭。

再说黄光裕案。黄案牵出郭京毅案,而郭案的审理将新奥集团、苏泊尔等涉案企业也拖出水面。这两家企业的情形均可圈可点。新奥集团是民营燃气巨头,美国能源部门朱棣文2009年中来中国,还专程到新奥参观,它被曝涉入郭案后,第一时间就通过有关部门向传媒下发通知:不得对其行贿事件进行报道,能量之大可见一斑;而苏泊尔涉案更是值得揣摩:苏显泽当年所言“一口锅不涉及国家安全”,竟然是商务部官员郭京毅一手“策划”的。

民营企业现在遭遇的尴尬,国进民退是其一,但就算退,你也知道谁在挤兑自己的空间,那是一只有形之手。比国进民退导致民企伤筋动骨更可怕的,是有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之隐喻的行政部门权力的伸张,导致身处充分竞争行业的民企在举手投足间,优先想到的常常也是行贿。如此,很难说当下是民营企业家腐蚀了官员,还是官员用权力逼迫企业家出此下策。

对这两起事件思考过后,我在《南方传媒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写大人物还是写小人物》的业务文章,我认为对我而言,无论是在《南方周末》上做财经人物报道,还是出版财经图书,关注“大佬”更有价值,因为他们的更迭和沉浮折射的是中国政经体制急剧变迁的悲喜剧,和整个社会财富观蜕变的大时代。

十年间这中国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四种类型虽风格各异,但参与者无一不常如履薄冰、噤若寒蝉。

本书对四种政商关系类型者均有细节描述。有趣的是,他们亦分别能与弗里兹的四种人格类型“对号入座”;这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大都愿作“乌龟”而非“鲶鱼”的原因吧。

 

精神归属

美国管理学家比尔·瓦格纳(Bill Wagner)写过一本叫作《隔壁企业家》的书,他对一千多名年营业额超过百万美元的企业家进行了多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八成以上优秀的商业领袖都具有七种特质——开拓者、实干家、管理者、激励者、权威者、合作者、权谋者,且这七种气质是相对均衡的。

如果比尔·瓦格纳来中国做类似的调研,情况会是怎样?七种特质或许同样存在,不同的是它们是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和安全感是成反比的,规模越大,安全感越小。安全感缺失往往导致角色错位,这是一种中国特色。

譬如众所周知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他在和达能的马拉松式“抗争”中,主要的特质是“民族主义鼓吹者”,而非上述七种中的任何一种,掺杂其中的,是宗庆后的假亢奋、真忧郁。再如2010年6月,一位名叫苗连生的商人成为媒体的宠儿和坊间谈论的对象,原因是南非世界杯赛场上那块“中国·英利(Yingli Solar)”的广告牌。苗连生是于纽交所上市、总部在河北省保定市的英利绿色能源公司董事长。

英利支付近4000万美元(约2.7亿元人民币),主要为博得世界杯64场比赛中每场8分钟的注意力效应。这是一起营销事件,作为世界杯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有人都会说此时他身上颇具“开拓者”的特质,但事实上他是在推进作为一名“权谋者”的计划——苗连生如当年的杜双华豪捐一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同样希望通过此举阻击国资的股权收购企图。

角色的错位常使得民营企业家们不堪重负,更别谈什么企业社会责任或低碳经济了。最近两年,不少官员、学者和一些企业家在谈“新商业文明”。有人说,“新商业文明”就是要建立一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能够平等竞争环境。我觉得很奇怪,好多年前人们就在说三资平等博弈了啊。又有人说,“新商业文明”就是要在价值观上先问是非,不损人利己。问题在于,商业社会中从“裁判”到“运动员”,经常是价值观紊乱和双重标准,是与非的边界又怎能厘清呢。

马云相对靠谱一些。他对新商业文明的定义是“让诚信的商人获得比没有诚信的商人更大的利益。”显而易见,他提到了文明之基本元素——诚信。不过他说的并不严谨。在我看来,由于诚信时常被忽略,我们现在要去做的,是去重构旧的商业文明,与“新”字无关。而重构商业文明的一项重要工程便是让企业家们告别忧郁症、分裂症、强迫症和歇斯底里,重拾应有的七种相对均衡的商业领袖特质。

重建工程步履维艰,民营企业家们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会像携带流感病毒一样携带恐惧。我到《南方周末》工作前两年间采访到的30位商界大佬,逾半声称自己在找精神的归属和心灵的彼岸。本书中提到三位:曹德旺、王石和罗红。曹和罗都说自己在事业途中信了教(分别是佛教和基督教),但在中国,宗教成为商人真正的心灵栖息地,谈何容易。王石心里一直有一份政治情愫,但他能拿得起,放得下,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并非所有的商人都能够像他们一样洒脱,多数人很难找到精神归属。这并不可怕。如乔布斯所言“拥有跟随内心与直觉的勇气”一般,直面内心的恐惧,限制自己的欲望——甚至有时故意将企业做小而非做大,享受“潜伏”的乐趣,或许会柳暗花明。

伟大的企业家是走得更远而非在财富排行榜中位置靠前的人。20世纪的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曾说:“我们的时代说到底是一个悲剧性的时代,所以我们才不愿意悲剧性地对待它。”这句话用在今天的中国企业家身上,似乎再适当不过了。

《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目录

序言 大佬为何忧郁
前言 直面内心的恐惧

一, 首富们的忧郁
引子:“首富”产能过剩了
从女记者到女首富:吴亚军的冠军路
【采访手记】两个女记者和一个摩托男
张茵:女首富的独舞
【采访手记】小城大亨与透明化
“打工皇帝”唐骏的老板:福建首富陈发树前传
【采访手记】捐股为何如此缜密
企业家、老大、捐款大户:二号富豪杜双华的三张脸谱
【采访手记】帝王情怀的企业家
“山西首富”李兆会七年之痒
【采访手记】幸福和悲伤的轮回
赌王何鸿燊隐形之殇
【采访手记】香港豪门的抵抗力

二, 失意者的迷思
引子:“落马”的权力与权利
黄宏生的新革命
【采访手记】不甘寂寞的统领
牟其中狱中岁月
【采访手记】走出铁窗的企业家们
“民营航空狂人”兰世立折翅
【采访手记】谁的宿命
汪远思:中原大亨脱壳术
【采访手记】原来我们都只是草
阚治东的救赎
【采访手记】戏里戏外
中科智危局:张锴雍惊魂
【采访手记】手眼通天的危险

三, 独行侠的落寞
引子:“不是我不想合节拍”
曹德旺:桀骜、狷狂与幸运
【采访手记】大王与大善
顽商罗红:美洲豹和羚羊的逻辑
【采访手记】孤独也是绝对的
陈启源夫妇:霸王之惑
【采访手记】广州人只适合做小生意?
沈锦华:别叫我“小马云”
【采访手记】热水器的两种玩法
邹锡昌:玩大飞机的地产商
【采访手记】许家印向左,邹锡昌向右

四, 幸运儿的惆怅
引子:“幸运”有保质期吗
“殡葬业第一股”全解密:台商刘添财掘宝记
【采访手记】你对自己的葬礼满意吗
张小波:民营出版商的新财富游戏
【采访手记】公私搭配,赚钱不累
徐文荣:最后的“镇主”
【采访手记】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
邵忠:你用哪个牌子的新闻
【采访手记】民营媒体富豪的江湖
郭信平:站在姚明肩上的技术狂人
【采访手记】疯狂的赛车

五, 财富变迁与群体悲欢
引子:电影和猪的时代共鸣
刘永好、丁磊、郭广昌:首富为啥爱养猪
【采访手记】养猪业国进民退?
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采访手记】不抱怨的闽商
邓宏达和蔡衍明:台商回台上市前世今生
【采访手记】红色印记与双刃剑
富豪妻子们的江湖
【采访手记】江湖冷艳,重返原点

后记:写作的幸福与酸楚(链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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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比你更焦虑》后记:写作的幸福与酸楚

最初萌生出版《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一书的想法是2009年10月底,我到台北出差。一天晚上突然问自己:你一直以来所坚持做财经人物报道,横向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

简单而言,这里面有热点人物的原因,有《南方周末》风格的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我关注的这些民营富豪,大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那便是焦虑(Anguish)二字——无论这种焦虑是生性使然,还是遭遇不幸,抑或乐极生悲。

虽然本书近半文章的前身是我在《南方周末》的财经人物报道,但这并非一本单薄的作品集。我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按照“焦虑”的主题筛选出来20多个人物和群像后,将他们分成为4个类型(忧郁、分裂、强迫和歇斯底里),每个类型前面以一个小故事开头,引申、延展及当章的主题。而在每篇文章之后,我附上了一篇千字左右的“马后炮”,里面多是采访前后的花絮,或与当事人共吃的一顿酒,或其豪华别墅一隅,或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的激烈反应。这些细节是凸现一个人性格的重要素材,我逐一写来,并有意无意向读者再“爆点新料”,以使本书更厚实也更有趣。

《南方周末》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一点是精益求精。从2008年5月至今的两年间,我在《南方周末》写了几十位财经人物,收获甚大。当然呈现在纸上的文字只是一方面,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启发和思考最重要。

这种认真和坚持不是没有负作用,那便是有时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反而使思维和表达打了折扣。我想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一般而言,先做记者,再做编辑,然后至专栏作者,是一个媒体人比较正常的演进路线。但对我来说,这一路线正好是反过来的。我大学和研究生时所学专业都是财经,研二时有天写了一篇经济评论,向当时刚创刊、号称要“做中国第一新闻周报”的《新周报》投稿,没想到被用作了社论。这无异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发不可收拾,向更多的媒体投稿撰写经济评论,曾有一段时间每月稿费过万,我被同学们取绰号为“学生首富”;不过激情过后,我仅选择《上海证券报》等两三家媒体固定写专栏,因为我知道自己会从事媒体这一行当的工作,质比量重要,羽毛比收入重要。

毕业后我在《南方日报》做了两年的财经编辑,同时继续做着专栏作者。因为是一家之言,如果逻辑得体,文字又干净,文章整体还是有质感的,最关键的是下笔也是轻快的。我收获最大的便是在《上海证券报》上的“商业PK堂”专栏,记得《风光尤努斯,寂寞李允成》一文发表后,金融学界的不少朋友与我取得联系,社科院世经所的何帆博士一度以为我是一位“小老头”;而《徐文荣和吴英: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使得横店集团邀请我到横店一叙,我起初以为是鸿门宴;最有趣的是《悠哉贝克尔,痛乎吴敬琏》一文,吴敬琏老先生在飞机上看到后,向人打听到我的手机号,有天晚上我正在上班,电话那头传来听起来并不算老道的问好声,随即称“我是吴敬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以为是有朋友涮我,差点回一句“我是厉以宁”……

絮叨这些并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对逝去的那段轻快写作时光的怀念。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考和写作者。每天都在读书,看一些资料和报告,灵感来得很多很快,而我几乎悉数做了记录,并写下心得,有的成了日记,有的则发表出去。离开《南方日报》前后,我和胡润合作著写《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延续了写专栏的那种风格,下笔同样轻快、流畅,有时会天马行空,但整体不失严谨。

一切的改变从进入《南方周末》开始。之所以加盟《南方周末》,是有一天怀疑自己是在“闭门造车”——判断力和价值观固然重要,但你毕竟没到过现场,没与自己笔下的企业或人物接触过,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进入《南方周末》后,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完全改变,以前那种规律的写作被打断,要不断出差,不断采访,不断探究事实的真相和背后的故事。专栏也几乎要停下来了。我不是一个木讷之人,所以浸淫其中,积极出动,每次都是收获颇丰,不亦乐乎。但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了:财经事件大都是没有现场的,面对你眼前的人物和事件,你每向前一步,隐约觉得真相反而退后了两步,旧的疑团解开,新的疑团就出现了。这种探索过程对记者个人成长是非常有益的,但问题是,采访和调查完毕后,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却不知从何写起、如何表达,甚至提纲也列好了,逻辑也梳理清楚了,却还是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一宿。

整理本书的初稿时,我仿佛又看到一个又一个通宵达旦的星期二(《南方周末》最晚交稿时间是星期三早上),自己的困顿和落寞。当然,我极少放编辑的鸽子,而文章质量还比较稳定且不乏所谓的佳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报道满意过。受到较大好评的几篇,我始终认为是自己完全是幸运,采访到了核心的人物,说出了核心的过程,而我又恰好做出了核心的判断。

这种对自己的近乎苛求和对写作那种莫名的敬畏有时会被人视为一种造作,我也会嘲笑自己有些神经质。但是我还是很难释然。有人问我是不是《南方周末》这一平台的无形压力,我说不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我首先是在为自己而写作,只是最后把产品“卖”给了报纸而已,所以要爱惜自己的文字。

当然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比较糟糕,你去采访,发现所有的门都向你关上了。有时候,你知道里面有官商勾结,但苦于找不到证据;也有时候,你只想了解当事人的商业模式,而他恰对媒体心存戒备。这些情况都令人沮丧。不过尽管有时报道做不出来,但我仍会写不少心得在日记里。我喜欢写作并非因为我是记者。我喜欢杜拉斯的一句话“写作就是触知”,更欢斯蒂芬·金在其《论写作》一书结尾处的一句话:“有些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和反抗。”

有些跑题了,回到本书上来。现在呈现出来的每一篇东西我都花了很大的心血。但在读者看来,未必全是上乘的。庆幸我是一名记者,以后可以继续通过《南方周末》与读者交流,以改进和勉励自己。

再一次感谢《南方周末》给我的这一平台。感谢我曾经的同事、前《南方周末》经济新闻中心总监马克(现任《财经》副主编),正是当初与他一家快餐店相谈甚欢,使得我有机会加盟《南方周末》。也感谢我的两位编辑吴传震和顾策,他们是我在《南方周末》原始报道的第一读者和指正者,在采访过程中不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同时感谢我的部门同事肖华等人,一个不断碰撞和互相学习的团队对一位记者和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

感谢胡润。正是2008年和他合作出版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进一步催发出我对财经人物报道和写作的激情和兴趣,也使得我在《南方周末》的产品一脉相承。

感谢《上海证券报》《周末画报》《商界评论》等提供给我一亩三分的专栏,使得我敦促自己不断积极思考和写作。感谢这三家媒体的专栏编辑沈飞昊、朱曦、胡浩等老师和朋友。

感谢赵代波、周为筠、唐松风、陆新之、张红霞、洁尘、朱芳文、张桓、李浔阳、程涛、叶檀、廉洁等在写作路上给过我帮助和启发的朋友。一路蹒跚走来,有众多良师益友的指点,我的步子正变得轻快。

更要感谢我的出版人吴晓波和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编辑王留全。是他们当初对我的厚爱,使我的文字能够以图书的形式出版。王留全是我处女作《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的编辑,也是本书的编辑。他的严谨和务实令我钦佩。我做了记者后浮躁了不少,他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好友,鞭策我踏实一些,并畅快表达自己的观点,写出更好的文字。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湘湘。每一次出差采访,都是她为我打点好行囊;每一次深夜写作,她总忘不了沏上一杯茶放在我书桌旁;有几次因为太投入、我晚上说梦话都是笔下的财经人物,而她被惊醒后从未曾打断我的美梦。她的理解和体贴,鞭策和鼓励是我写作路上最大的财富与慰藉。

                                                  张华(东方愚)

                                            2010年5月9日于广州家中

《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样的隐秘忧伤》已出版

这本书的前身是最近两年我在《南方周末》上的财经人物报道。这两年我大约做了40篇人物报道。我从中挑选了20多位,按照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Fritz Riemann)的人格模型,将他们同样分为四类:忧郁、分裂、强迫和歇斯底里。然后分析他们为何会如此。

本书我新写的文字有6万余字,主要是在每一个人物后面,加上了一篇采访前后有趣或雷人的花絮,或者站在现在的时点上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重新思考是很神奇的。我有时会觉得自己当初是那么幼稚,但是,就像我笔下的人物一样,谁没有个成长过程呢,最重要的是,我会坚持写,坚持思考。

这本书已于12月初出版。由蓝狮子操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过程颇费周折,原先的书名曾被新闻出版局枪毙过。幸好内容没有做大量删减。

序言:大佬为何焦虑

文/马克

端午小长假,交替着看两样东西,世界杯足球赛和《他们比你更焦虑》书稿,虽然后者的一些篇目曾在《南方周末》财富版出版前的大样上看过,但经张华(东方愚)回炉再造,尤其是加上了交代采访经过的心得和感想之后,重读时便有了慢镜头——多角度回放进球的感觉。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崛起,财经记者的本分,就是从不同侧面,原汁原味地记录这其中的经典画面。这本书中的20余幅人物素描,连缀起来,正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幅经典画卷。

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沙漠,突变成世界第二大商业森林、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骛的淘金宝地。而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家,亦从边缘走到舞台中心,无论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环境始终保持着独特性。首先是政商关系。在西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楚,“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商人与政府打交道,规则与内容基本上是简单透明的。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政府往往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并且掌握无比丰富的商业资源,对商人而言,这是巨大的馅饼,也是巨大的陷阱。

其次是守法与犯规的关系。这里的法与规是泛指,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级红头文件。谁都知道,中国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灯论”(绿灯快步走、黄灯跑步走、红灯绕道走)指导下启动的。在一个变化剧烈的转轨国家经商,循规蹈矩意味着死路一条。但是,犯什么规、什么时候犯规,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回望三十年,因犯规而功成名就的人,数量也许只是因犯规而锒铛入狱甚至丢掉性命的人的一个零头。

第三是财富与社会的关系。对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财富也许是最现实的信仰,因此,公众崇拜财富。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富不仁”的说法渊远流长,并在当代被一个又一个落马首富所印证,而落马首富多大程度上是自身作孽,多大程度上是制度牺牲品,公众又没有耐心辨识。于是,夹在强势政府与感性舆论中间的中国企业家,处境颇为微妙。

第四是产权关系。经过三十年改革,国有资本仍然主导中国经济,这几年还有国进民退的趋势,这就注定了产权这个困扰过楮时健、潘宁和倪润峰的问题,还将继续困扰下一代国企经理人。当然,受产权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国企经理人,民营企业,尤其是早年由多人共同创业的民营企业,产权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进一步成长的前景。

张华在本书中写到的20余个财经人物,焦虑者大都与处理上述四个关系有关。一句话,在中国营商,只掌握西式商业技能或只懂得中式处事之道都远远不够,只有那些将西方技能与本土智慧融会贯通的企业家,才有基业长青的可能性。

张华是一个自律到苛刻的人,他在后记中称“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报道满意过。受到较大好评的几篇,我始终认为完全是自己幸运,采访到了核心的人物,讲出了核心的过程,而我又恰好做出了核心的判断。”这话绝不是矫情,他跟我说看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录片《This is it》时曾热泪盈眶,我有些不解,问哪个场面让他这样,他说,是迈克尔反复校正一个前奏音符那个场面,他为迈克尔的精益求精而感动。

其实,对一名记者而言,采到核心人物、讲出核心过程、做出核心判断,有这“三核”,工作就堪称完美了。

共事一年半,张华“雷”住我不止一次,我还记得2009年7月他写的一篇业务讨论文章,其中讲到“无论采访还是写作,内心格局要大,始终把自己作为商业世界中的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同时对笔下的财经人物应有敬畏心,这样做不一定是为了采访和写作本身,更是为了我们对商业世界的真实感知和思考。”

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认知,不禁令人感慨。

德隆前高管王世渝希望媒体和企业“既不相互冲突,也不相互勾结,也不老死不相往来。企业应善待媒体,尊重媒体。同样,媒体也应该善待企业。这样的企业才会健康,这样的媒体才会赢得更多读者。”对此,我深以为然。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求知若渴、虚心若愚),这是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大病初愈后在斯坦福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名言,也许正是这种心态,他才能把苹果公司重新带上巅峰。

就用这句话,与张华,与诸位读者共勉吧。

 

 

马克

2010年6月16日

 

(作者系《财经》副主编,原《南方周末》经济新闻中心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