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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通灵珠宝创始人沈东军聊珠宝行业商业模式

2012年10月26号到沈东军先生家中做客,听他聊珠宝行业的商业模式,有不少启发。他的核心观点发表在了11月1日《南方周末》商业版“商业追问”专栏里。附上文章,以及我们聊天中的几个片段。

 

【商业追问】珠宝行业为什么不适合打价格战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沈东军

      我们现在的定位是做高端珠宝,事实上我可能是中国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屠夫”。2000年的时候打出“革命性价格”“把通灵卖空”等煽动性口号,加上“七天无条件退货”、“假一赔十”以及请公证处公证等措施,使得一时间内万人空巷,江苏省外的不少顾客也“打飞的”过来抢购。
我可以这样做而且还能赚个盆满钵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时国内珠宝市场仍处在一个野蛮混战但又即将破晓的时点,产品价格普遍较高,但服务很差,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更谈不上什么顾客忠诚度。

   

但我当“搅局者”的时间不长,就打算转型。原因是我当时的一位合伙人,受到了正寻思进入中国的比利时最大国际钻石加工贸易商之一欧陆之星(Eurostar)的一位澳籍华人的启蒙。我的合伙人对我说,干珠宝这一行当的,说自己没钱肯定是骗人的,但说有钱又不准确,说到底只是手上有一批货而已,如果万一周转不灵卖不掉就惨了,“如果有一批好货在手里就不会慌”。

世界四大钻石切割中心分别在比利时、以色列、纽约和印度。其中比利时的钻石品质最佳,戴比尔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钻供应商,几乎充当着“全球钻石央行”的角色,而印度出品则要差一些,中国的珠宝商,包括挑起价格战时的我都是从印度进的货。但是消费者不可能永远处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当中,他们仍然有着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于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开始和欧陆之星策略性合作,广告语也变成了“比利时优质切工钻石”,通过启蒙消费者识别钻石,让他们慢慢接受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但是很快,蓝海市场又开始“变红”,“比利时切工”成为家常或者说标准产品,这个时候你就丧失了定价权,因为你缺乏文化属性。

去法国学习奢侈品管理让我意识到一个好品牌应该同时给消费者功能、情感和梦想三方面的满足。我最后找到的窍门,也可以说我的商业机密,便是“为下一代珍藏”这一定位。把宝贵的东西留给孩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这种传承让你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完成了消费性心理到投资性心理的转变。

吃透人性方能重拾定价权。在与外资合作事宜上同样是这一道理。欧陆之星后来不满足于光做供应商,而希望能够参股我们。而我一直“打太极”,因为我现金流充沛,又不希望外人进来“指手画脚”。直到2006年我们准备向全国扩张时,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讲怎样的“故事”。在一位咨询公司朋友的启发下,我答应欧陆之星入股,他们欣喜若狂。

但我提出组建一个新公司,外资占30%股份,我们占70%股份,新公司主攻省外市场,即从零开始。但因为我们在省内也打着合资和国际品牌等旗号,实际上我沾了不少光。

欧陆之星为什么愿意一直和我们紧密合作?他们看重的是中国强劲内需市场和长远利益。直到2012年9月,因为筹备上市,合资公司和原公司必须合而为一。我们重新划分利益,最后的结果是欧陆之星再增资1.5亿元人民币,最后占整个公司15%的股份。

我还提出几项苛刻条件,譬如“排他性”,即他们在国内不能再投资别的珠宝公司;再如“跟随大股东原则”,即只有当我未来减持股票的时候,欧陆之星才可以最多同比例减持,且套现上限为1.5亿元。他们能答应这样的条件,令我对之前拒绝掉几家奢侈品巨头企业财务性投资意愿的行为表示欣慰,而我们也避免了未来出现像雷士照明之类的控股权之争。

2007年底的我还曾试水珠宝电商。结果我失败了,交了近一千万元的学费。但这让我意识到在互联网上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奢侈品牌几乎不可能。当时我们上马了一个新品牌专门走电商渠道。起初也想赋予它情感和梦想上的定位,但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上网买珠宝的消费者图的就是便宜,这导致众电商打起价格战。两年后我选择退出。现在行业内几家知名的电商网站,据我所知至今仍很难实现盈利。

(作者系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对话片段】

“胜利者还是京东”

东方愚:你放弃了电商这一块业务。现在还关注这个领域吗?

沈东军:现在珠宝行业一些电商网站,基本全在亏本,没有盈利的,我早期关注他们,现在已经不关注了。我关注的是大电商。

东方愚:你说的大电商指的是?

沈东军:整个大的电商的环境,这是我关心的,最出名的就是前面的易购和京东打了一仗,很多人在这个里面有不同的理解和了解,但我觉得,胜利者还是京东。为什么?它是一个小级别的公司,但把整个苏宁拉下了水。而苏宁易购的一个错误在于,它应该叫易购,带上苏宁二字,虽然一开始对发展有利,但现在就是风险。

东方愚:实际上张近东和孙为民在电商上的野心很大,甚至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定位为淘宝,但现在却面临这样那样的尴尬。

  

“那时候已经确立婚姻关系了”

东方愚:你是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屠夫”?

沈东军:当时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品牌。我创业的时候二十五六岁,那时候恰好戴比尔斯也在中国推广钻石,口号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当时在航空公司工作,索性下海,下海后第一份工作,是我开了一个彩扩店,就是帮人洗照片,最早是柯达,实际上是一个加盟店。我加盟他们,给我最大的启蒙就是知道品牌的价值,还有在品牌的执行如商品陈列上面,在专卖店的体验上面等。但很快就把它关掉了,因为我感觉那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创造力,个人可发挥的东西太少了,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这样。

东方愚:对一个天蝎男来说更不容易接受。

沈东军:我觉得我应该是指挥一帮人去搞市场,哪怕就是不是轰轰烈烈的胜利,也要豪言壮语的死掉。我岳父是做翡翠,我于是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东方愚: 15年前,准确来说是岳父还是未来岳父,哈哈。   

沈东军:那时候已经谈恋爱了,基本确立婚姻关系了。我发动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战,自己想了几个口号今天听来也是很不错的,“革命性价格”“将通灵卖空”等,很有煽动性。

东方愚:说白了你就是个坏人,挖个坑,让别人往里跳。

沈东军:应该说,我那时候扮演着今天刘强东的角色。

   

“男人对女人可以一心几意,对儿子绝对一心一意”

东方愚:你现在的得意之作是通灵珠宝的定位与口号“把下一代珍藏”。

 沈东军:是啊,这是我的“商业机密”呢。说难听一点,男人对女人可以一心几意,男人对儿子那绝对是一心一意的,而且是一家人是三心一意,孙子是四心一意,怎么说?几代人为这个孩子,在孩子这个问题上面,它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但是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是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都有,但是他在孩子上面,他不会认那么多干儿子并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们。

东方愚:你把人性的弱点看出来,然后讲出来,包装出来。

  

“必须跟随大股东”

东方愚:说到与外资的合作,我想到我接触过的两个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一个叫合众思壮,它是做汽车导航仪的,老板叫郭信平,他以前代理国外一个品牌导航,用的是美国的系统,外资合作伙伴很想注资,但一直被郭拒绝、拖着,最后合众思壮自己做大了,又用了国产北斗的系统,2011年顺利上市,原是老东家代言人的姚明跳过来跟了他并用代言费参了股。

第二个案例是深圳的海普瑞,它的第一大客户是外资医药巨头,这一客户自己同时在中国医药产业深入布局,未来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不排除对海普瑞形威胁。

 沈东军:这两个案例非常好,我们和外资的欧陆之星合作,给他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投资条件,他们必须是一个战略性投资,必须永远跟随大股东,他只能卖他当初投进来的,现金投进来的那1.5个亿,而后面的股票必须跟随我。它也不能去投资别人。

东方愚:我也跟吴长江聊过,雷士照明扯皮到现在,多败俱伤。

   

“我不幸福”

东方愚:问你一个流行问题,你幸福吗,哈哈。

沈东军:我不幸福。人的生活分为四个生活,又是一个平衡,才是一个幸福。第一个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性生活和灵魂生活。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往上走的,我是同时的,其实今天中国人很多人都富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富了,我们在座的人生活条件都不差,但是你幸福吗?大部分人回答是否定的。灵魂生活是横跨生和死的,它是解决我们今生和来世的问题。   

   

欣赏海底捞

东方愚:你对国内外的企业家样本,有谁比较欣赏?

沈东军:我比较欣赏的海底捞。

王石惹谁了?

@东方愚      2012年11月1日  南方周末 “旁观富人圈”专栏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532

无论是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韦尔奇,抑或不久前的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他们的离婚消息在美国所引起的关注,都不及现在王石在中国所引发的波澜。为什么会是这样?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达,更在于一直以来王石在中国的商业界甚至整个社会不断被标签化、符号化。在大众眼中,他既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政治家”,还是一位用登山来不断征服自己的“时尚达人”。他“老少通吃”,于是不断有品牌企业邀请他拍广告片、做形象代言人。

但是,王石背后的隐秘忧伤,以及他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脾性,又有多少人了解?关于前者,譬如华润控股万科12年当中,王石想重新进入体制内并谋求“更大发展”上的一些不顺畅和无奈被悄然掩盖,留下的只有王石的一些感慨,譬如他曾称,他完全理解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奉若神明地学习胡雪岩,“因为他的‘红顶之道’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有效。”

关于后者,譬如外界认为他后来习惯了当“甩手掌柜”,登山也好,哈佛游学也好,喜欢过隐士般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万科董事会主席助理韦业宁发微博抱怨王石于2011年之后“登山董事长变成了哈佛董事长”,并称“这很麻烦,后者比前者电话更多,邮件更多,布置的任务多得多”。

总而言之,王石被大众以情绪化的方式推上了偶像的高台,而站到这个高台上的人被要求一定得是个道德洁癖者。每个人都希望改善甚至改变自己的婚姻,唯独除了自己的偶像必须保持原样之外。

二十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Garys Becker),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用缜密的数理方法分析研究过人性。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家庭论》,其中有两个结论,分别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同一个男人不管与谁结婚,或者是否选择保持单身,他得到的收入都相同”;“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会使家庭商品的总产出最大化,所以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又不会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用在今天传言中的王石离婚事件上,这两句话似乎很是恰当。第一,与原配当初的结合是否“有效率”?从王石彼时在广东经贸委所做的经济情报研究工作来说,娶高官之女似乎对仕途的发展是有效率的,当然婚姻双方的他们是否心相印、无罅隙,外界无从得知。第二,如果通过契约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没有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的话,王石有权利改善自己的婚姻,外界的道德指责不值一提。

把王石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一切偏执似乎便可消遁。他也是一个曾有政治抱负的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不能免俗的人,一个声称不断在寻求灵魂归宿却不能成功控制自己控制欲的人。企业家周成建称自己的三次婚姻与中国企业家崛起成长的三阶段吻合:中国企业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萌发,到九十年代野蛮生长,再到新世纪后走到舞台中央并担纲重要角色,而他的婚姻也对应地从媒妁之言到事业伙伴再到寻找精神寄托。那么,王石为何不可以呢?

王石鲜有评价自己的婚姻伴侣,其原配王江穗的名字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上一次“破例”发生在五年前王江穗的账户“不小心”买入万科股票时。彼时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只好发表一封道歉信。与其说是为王江穗股票门事件道歉,不如是说进行澄清。最富有诗意的一句,是王石称王江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纤弱女子”,“她没有聪明到像一些传闻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擅长抄底的短线高手,她连自己掌管股票账户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利用内幕消息来赚钱;另一方面,她也不会愚鲁到为了区区几万股万科股票的收益,拿我们一生的清誉去冒险”。

即使是为股东利益计,王石也简单勾勒出了王江穗的形象,并道出了婚姻之外二人共同的契约意识。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婚姻的解散是双方商讨的结果,而重组又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一种“帕累托优化”的话,我们只有祝福他们将来像贝克尔所言的一样“家庭商品总产出最大化”了。

富豪“自残”,拯救中产

美国、俄罗斯、香港、台湾,国家总统或地区领导人竞选过程中,富豪群体主动要求“自残”,以帮政府抚慰中产阶级。这种削足适履是利益导向,还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新商业文明呢?

文/东方愚     2012年2月23日   

 

很多超级富豪们现在正关注自己所在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竞选大戏。

2012年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顺应“巴非特规则”,提议向年收入达到或超过100万美元的美国人,施行至少30%的税率,取代之前15%的收益所得税率。

“巴菲特规则”又叫“巴菲特税”,源于巴菲特呼吁政府向富人增税。2011年他在《纽约时报》发文,标题赫然为《停止宠爱富豪们》,这位首富级的老头在文章中透露,他缴税的税率是17.4%,比他秘书甚至公司其他雇员的税率都要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投资所得在美国享有税收优惠,像巴菲特这种典型的玩转“钱生钱”游戏者,税率自然要比实业家或普通工薪阶层低得多。

巴菲持是奥巴马忠实的支持者,当年曾为其竞选总统筹款。在和另一位参选人——麦凯恩的一场辩论中,奥巴马声称考虑请巴菲特做财政部长,并直陈“要确保新财长懂得:光是帮助那些金字塔顶的人(指富豪群体等)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帮助中产阶级。”后来巴菲特没有当财长,富人群体利益也没有受到打压,相反享受到了一些减税政策。一直到现在,奥巴马参选下一届总统即争取连任时,才变得雷厉风行、表里如一。2011年12月,奥巴马在一次演讲中说,“美国收入最高的1%的那一小撮人,十年间收入平均增加了2.5倍,年收入达到120万美元,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下降了6%…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议题,也是中产阶级的存亡时刻。”

再来看俄罗斯。2012年3月初就要进行总统大选,向来骁勇的普京的竞选对手中有张新面孔——身价180亿美元的俄罗斯第三大富豪普罗霍洛夫。这位“钻石王老五“的加入,使人想起当年普京执政向政权发出挑战的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现在还蹲在监狱呢。值得关注的是,普京竞选纲领的关键词是“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纳普罗霍洛夫则称,如果自己当选了总统,将捐出自己的绝大部分财富,并将向富人开征“过度消费税”,他以他自己的情况举例称,如果人均住房面积100平方米是合理的,他家里5口人需要500平方米,而他的房子有2000平方米,超出部分就需要纳税。

接下来看香港。2月20日,唐英年正式参选香港特首。唐的提名者中包括李嘉诚、郭炳江、李兆基等香港富豪。历史上,亚洲富豪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割裂感相对严重一些,他们与当权者的关系甚至友谊也更为紧密。不过,唐英年在参选宣言中明确宣称将致力于实现“繁荣共享”,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深层次矛盾。一方面做过财政司长的他显然对中产阶级之痛(港人戏称为“中惨阶级”)了如指掌,另一方面这也是大势所趋——2011年11月的香港立法会议上,一位议员提出的减税等旨在减轻中产阶级经济负担的议案几乎得到了立法会全部到场议员的支持。

最后说过去不久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两个参选人当中,蔡英文在不同场合提到最多的词汇之一便是“中产阶级”,她说,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如果持续萎缩甚至消失,社会稳定就是海市蜃楼。她提出向富人增税、向中产阶级和穷人减税,以使台湾税负超向合理。马英九也表达了类似征收“富人税”的理念,却招致了微词——因为此前他曾表示“富人缴税已经够多了”。

郭台铭是马英九的拥护者,也常成为大陆各地官员的座上宾。 在马英九成功连任后,郭台铭说“政治为经济服务”;如果说这句话可解读郭台铭希望台湾当局及两岸形势对自己更有利的话,2012年2月初,包括他,还有张荣发、尹衍梁和戴胜益等台湾超级富豪宣布捐款共3000亿新台币(约640亿元人民币)的“豪捐”行为,则可以解读为他们在有意驳斥民进党“国民党代表大富豪利益,民进党代表普通百姓利益”之戏谑之语。不过要知道,早在2008年前郭台铭就曾宣布将捐出自己九成的财产做公益,戴胜益也于2011年宣布将捐出所持公司股票的八成。

郭台铭们学习的是比尔·盖茨。一样是四年前,盖茨将绝大部分财富捐给了慈善事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和巴菲特一起号召全世界的富豪们一起“裸捐”。他们并没有曲高和寡,新加入者有马克Ÿ扎克伯格等人。这种效应也“蔓延”到的别的方面,2011年,美国200多位超级富豪向奥巴马联名提议,希望政府增加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者的税率——这在十年前是小概率事件。

超级富豪与参选人或当权者形成“拯救中产阶级”之罕见共识,并不是美国、俄罗斯、香港和台湾的“专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出现这种现象。没有哪个政府不希望博取工商界巨头支持的同时能够获得庞大数量的普通工薪阶层之信任。关键是,更多的富豪主动要求自已的利益“受损”或“让渡”确系难能可贵。不排除一些人希望藉此赢得(准)当权者的好感以给未来事业带来一些便利,但更多的人或许正意识到:一个国家或地区,当内外形势都不太乐观的情形下,与政府出台向低层人士及中产阶级减税等激励措施相比,富人积极通过多缴税或捐赠等形式“反哺”社会,对整体的拉动——至少是信心拉动的效应要更出色,因为它缓解了社会各阶层正在进行的割裂。

而从另一角度而言,在“共融”真正成为一种可能的社会里,富人阶层的产业和利益也才会更持久。退一步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新商业文明”或者说“新财富观”。我们期待中产阶级不但没有塌陷,反而有一天“中产富豪” (The Middle-Class Millionaire)蜂拥出现。

专栏链接:http://www.zhanghua.cn/?tag=旁观富人圈

旁观富人圈:赶在发家前离婚

南方周末“旁观富人圈”专栏  2012年2月2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68263

最近又有一桩富豪离婚大戏闹得沸沸扬扬。主角是中证万融投资集团董事长赵丙贤和妻子陆娟。女主角在2010年第一次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男主角曾对她施暴,且有婚外情。但几次开庭,男主角要么“出差”,要么“生病”,女主角后来撤诉。一年后,再次起诉,仍然等不来对方应诉。案件后又移交到另一法院,至今没有下文。她心急如焚,通过各种途径“揭露”丈夫的面目。

离婚自然涉及分财产,陆娟说,我们具体有多少钱我不清楚,但粗略估计,我们共同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份市值应该有二十来亿。

这种事发生在谁身上都不好看。何况,赵丙贤头上还曾被外媒戴上过一顶名为 “中国巴菲特”的帽子,因为他是巴菲特的信徒,在资本运作上也有一定建树。他提起巴菲特就口若悬河,4年前还曾组团到巴菲特的老巢奥马哈“朝圣”。

其实他们夫妻俩多少年前挺让人羡慕的——都当过兵,后来一起创的业,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批股民,共同完成原始积累,20年后坐拥巨额财富。但这是这样的伙伴型夫妻,到今天成为了一对仇敌。

所谓“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在许多中国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的变化有时比你的心跳还要快,人的欲望会越来越复杂,所谓“幸福”的定义也不断被更新。

有一次去拜访“服装首富”周成建,他说了一套理论,可以称之为“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听起来有些玄乎,其实琢磨一下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说中国商人们的婚姻,与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是密不可分,甚至亦步亦趋的。出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商人们,婚姻大都是父母包办或媒人牵线,只求门当户对或是看着顺眼;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商人们,大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结婚,彼时“下海”是时髦词汇,“志同道合”成为婚姻的一个关键诉求;进入21世纪才结婚的“70后”或“80后”们,则更多地注重双方在精神上的交流与分享。

周成建结过三次婚。我没有细问他是否正好跨越了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听他说,现在的妻子虽是财经女,但很懂得生活,言外之意是一位上乘的“心灵伴侣”。

不是每一对糟糠夫妻在大富之后离婚都要掀一场风暴。但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周成建的第一位太太在周成建成为“服装首富”之后与其离婚,情形会是怎样?

这种假设显然有些“不怀好意”,就好比拿同样结过三次婚的潘石屹为例,如果在SOHO中国上市前后和第一任或第二任太太离婚,然后与张欣结合,他在财产分割上一定也会大伤脑筋。

管理你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这是一门学问,可以称之为“荷尔蒙经济学”。商人也是人,他们的婚变与其他人一样,人心变了,感情没了,婚姻宣告死亡,至于彼时钱多钱少,虽不是婚变的决定性力量,但时常充当着诱发因子,并成为争夺战的主要筹码之一。年轻的单身创业者们常感慨现在物欲横流,艳羡二三十年前那种简洁的、具有乡土气息的婚姻,但赵丙贤们却以一个响亮的声音说,当初最好的结婚对象,现在还不是成了最坏的离婚冤家!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与妻子杨蕾分道扬镳,赶集网总裁杨浩然与妻子王宏艳反目成仇等是最近一年来的典型案例。

但硬币都有两面,也有不少事业上有所成就后婚姻出现危机的商人和企业家们,能够把一切都处理得相对妥帖。第一类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他通过股票套现补偿前妻洪燕芬,快刀斩乱麻,遵守契约精神,辞旧迎新,成为和平分手的一个经典案例,如今他和第二任妻子魏雪常公开秀恩爱。第二类像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其原配夫人是师妹谈剑、复星五位创始人中唯一的女性。二人离异后,郭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而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第三类如潘石屹和张欣,离不起,也不能躲,他们处理婚姻危机的做法是:坐下来磋商,建立一种“新秩序”。

“发家”前离婚的两种商人最为扎眼。一种如网游与金融达人史玉柱。他30岁离婚时,妻子董春兰尽管深知他正处在“发家”的前夜——开发的一款软件当年利润即超过3000万元,但仍然由于受不了二人的性格差异和分居两地,而提出离婚。史玉柱至今单身,有人问他什么时候退休,他开玩笑称“找到老婆就退休”。

第二种如钢铁业巨富杜双华,其离婚手法堪称离奇。他的妻子宋雅红向法院起诉离婚时,吃惊地发现法院已经在2001年就判决他们离婚了,而她却浑然不知。杜双华真是“未雨绸缪”——他是2003年创建日照钢铁集团,5年后成为中国钢铁业首富的。而对于其陷入的离婚风波,有些人批其蹩脚,也有人赞其高明:大方向没错,只是技术路径欠佳罢了!

链接: “旁观富人圈”专栏   
         《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豆瓣  卓越网 当当网

旁观富人圈之4:现在的中国只适合创业?

  民国时中华老字号有16000家,到1990年代的时候,剩下1600来家,现在活跃的,也就160来家。“百年老店”是理想,理想让人振奋,却也沉重,有时甚至成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觉得还是束之高阁地好。

  

文/东方愚  2011年9月29日 南方周末

2011年9月下旬,均瑶集团创业20周年庆典,请了柳传志、马蔚华、周成健、王中军、黄怒波、冯军等中国企业界的诸多大腕前来捧场。或许因为大伙儿在一起吃得好、聊得好,所以在最后一天下午名为“通向百年企业之路”的公开论坛上,他们畅所欲言。

再多的“腕”也得等全国工商联、上海市政府的领导先讲话。工商联一位副主席说,近来企业家们聚到一起,首先谈的话题并不是危机是否来袭,而是关于身体状况恶化。这句话让在座的大伙儿心里一颤——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不就是因病于7年前突然去世的吗(享年38岁)?

柳传志一如既往地慷慨激昂,从联想集团股权结构演变史,大讲“联想要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称“选好各领域最合适的领头羊”及“(股权上)成为主人”至关重要,并又一次放风“2014年联想会到海外整体上市”。台下两位记者私语:到时老柳70岁了,他还会是联想的舵手吗?

轮到李锦记董事局主席李惠森上台,这位年轻的香港少帅分享的是李锦记的“家族委员会”和“家族宪法”,当他讲到“加入家族委员会必须符合‘三不准’条件:不准晚婚(23到26岁结婚),不准有两个或多个太太、不准离婚”时,台下一片笑声——大家一定是想到了年来中国内地多位知名企业主因婚姻破裂而陷入诉讼的情形。

王中军到台上后,毕竟是在影视娱乐圈混的,非常放松,先说从创办华谊兄弟起就和弟弟王中磊“亲兄弟、明算账”,而后开始调侃:“华谊能不能成为百年老店都无没谓,反正百年之后我也不在了。”此话一说,场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周成建这一天像打了鸡血一样,上台后滔滔不绝。最后点题的一句话是“中国现在的政治和制度环境下,其实只适合创业,而不适合做什么百年老店。”“这哥们实在!”台下一位中小企业主差点为周喝彩起来。但台上的主持人兼主办方——均瑶集团副董事长王均豪的脸上则露出一丝尴尬,好像在提示周成建“喂,老乡,你跑题了,不要说那么直白嘛!”

马蔚华做闭幕演讲时也提到,做企业一得有前瞻性,二来格局要大,三要会做人。这些听起来务虚的话,每位民营企业家都会有不同的诠释。均瑶集团20周年年鉴上,很醒目地引用了当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报道中的一句话“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私营企业家逐渐意识到,不向党靠拢,企业做大就会很难。”

均瑶集团现在做大了。但却洒脱不起来。当民营航空业节节败退时,均瑶旗下的吉祥航空犹如惊弓之鸟。参加论坛前,其公关部门人士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向公司高层询问不久前吉祥航空机长“抢道”事宜 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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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富人圈》是《南方周末》上专栏。力求精悍犀利。这一栏目的前身,是2009年我博客上的《双周财经人物盘点》。

  

 旁观富人圈南方周末 2010年4月8日 链接:这里

王江民和王选

江民杀毒软件的创始人、59岁的王江民于今年4月4日英年早逝。IT界一片哀悼声。他3岁时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而腿部残疾,从一位学徒工干起,自学成才,终成大器,被誉为中国软件业界的奇才,并进入2003年的“中国IT富豪50强”。他的过世令人想起同样是技术奇才、被誉为“当代毕昇”的王选。但在他2006年去世后,方正集团裂变明显加剧,人事变动频繁、出售资产传闻甚烈,甚至进入了被称为“财务侦探”的夏草的黑名单。“后江民时代”的江民科技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老康”和唐骏

穷小子如何从无到有,3年赚够100万———最近一份《全中国最穷的小伙子发财日记》在网上被爆炒,作者“老康”势不可挡地向网友们说明,电影“贫民窑里百万富翁”式的发家是异想天开,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口号亦不过是善良的谎言,唯有自己的双手才靠得住。但唐骏的“励志”故事还在继续,他最近放言称要自导自演一部反映外企职工奋斗史的电影,据说邀请了马云、王石、俞敏洪、李开复、李彦宏等在影片中客串。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会是史上广告植入最多的电影吗?

益和马化腾

“我认罪。”3月30日,王益听完起诉书后很低沉地说。这位少年得志、多才多艺的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最后难逃锒铛入狱的宿命。不过,由于王益案牵出了一位央视女主播和一位女明星,原本一桩财经案件,被传媒大众赋予了更多的娱乐色彩,他背后更深更广的利益链条,却往往被一笔带过。两天后的4月1日,是王益的54岁生日。这一天,另一位企业家大腕也绯闻缠身———腾讯的掌门人马化腾,仅仅因为始自香港娱乐媒体的一件绯闻,就于第一时间通过公司发出“严正声明”。不过,选择在愚人节辟谣似乎并不明智。 

旁观富人圈南方周末 2010年4月1日 链接:这里

李书福与李炎

腾中收购悍马功败垂成,而吉利收购沃尔沃一剑封喉。吉利董事长李书福现在俨然一“当红大腕”。他最近两年可谓顺风顺水,最牛莫过于吉利股价,从2008年10月的最底点算起,一年内涨了近30倍。相比之下,虽然腾中董事长李炎在推进收购悍马过程中,也将旗下的旭光资源运作上市,股价1个多月翻了1倍,但因收场暗淡,遂被视为事倍功半。李书福与李炎为民企提供了“同姓不同命”的两种并购路径选择。李炎最应向榜样李书福学习的是其超强的公关能力—两会期间“做梦常梦见国家领导人”的直言与可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杜双华与王勇

欲擒故纵,留下一堆烂摊子不说,还成功地将优质资产注入香港一上市公司并随后成为第一大股东——在山东钢铁并购棋局中成功实现“金蝉脱壳”的日照钢铁董事长杜双华,没想到在力拓员工受贿案中给撞了一下腰。杜双华交待称曾遭王勇索贿900万美元(逾6000万元人民币),而王勇则辩称是“借款”而非索贿。由于法庭拒绝两人当庭对质,事件重回扑朔迷离,只有王勇长达14年的刑期(一审)发人深省。从2003年铁本事件中的戴国芳,到2010年日照钢铁的杜双华,中国民营钢企将来或许会这样理解“内忧外患”这一成语:一边要小心在国内的宏观调控中落马,一边须留神在国外铁矿石巨头狮子大开口后折戟。

 

利芬与王佳芬

王利芬和王佳芬,这两位听起来像姐妹的女人其实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她们殊途同归——前者在中央电视台呆了15年,做到了金牌制片人后辞职创业,创办优米网;后者在光明乳业同样干了15年后从“一把手”的位置退休,成立纪元资本,转身做VC,也算是创业了。先不说从国企出来后还如此有拼劲,就冲着她们都超过50岁的年龄(王佳芬明年就60岁了),已很让人钦佩了。王佳芬在个人传记末页称“我很相信‘企业家是稀缺资源’”,而王利芬的优米网,直接以“拍卖名人(企业家)时间”为拳头产品之一,这让我想起来两句俗话——“近水楼台先得月”“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季琦与何伯权

很难判断季琦和何伯权的风格是大相径庭还是异曲同工——前者似乎从没有耐心等待一个自己哺乳的企业完全成熟,就兴冲冲地投入到新的孕育过程中,从携程到如家,再到今年3月27日于纳斯达克上市的汉庭,他一边感叹“如履薄冰”,一边难掩内心的成就感。而后者于当年卖掉乐百氏后就转作风投,潜伏至今,投资了7天酒店、久久丫、爱康国宾、九钻网、诺亚财富等项目,其中7天酒店于去年11月亦在纳斯达克上市。无论如何,这两位相差六岁、并不算熟识的中年男人所走的路径,提供了两幅最具本土特色的创业者和投资家标本。

 

 

旁观富人圈南方周末 2010年3月18日 链接: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318/ArticelD20003FM.htm

新首富上位

大国崛起还是首富崛起?记得去年,中国“首富”特别多,先后有刘忠田、沈文荣、许家印、王传福等人被戴上桂冠。2010中国农历新年刚过不久,《福布斯》又抛出新的榜单让人嚼尝。所谓旧人新貌,其中当数宗庆后和吴亚军为最红——一个携70亿美元晋升新任“中国首富”,一个以39亿美元身家成为“女霸王”。前者得益于中国人的身体越来越饥渴(内需为王),后者受惠于中国人的精神越来越紧张(望房兴叹);一个以老谋深算和欲擒故纵著称,一个诡秘和犀利闻名。俩人均刚完成漂亮一战,娃哈哈彻底甩掉了达能,而龙湖地产在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若论底气,老宗可能略胜一筹。倒不是因为饮料行业诞生新首富听起来比地产首富更“顺耳”,看看对岸的台湾,康师傅、统一、旺旺制造的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引擎重心无一不在大陆。

两个魏东的倒掉

中国企业界有至少两个魏东。当衣着整齐的“涌金系”掌门人魏东于2008年4月29日从家中阳台纵身跳下的时候,玩资本的魏东倒掉了。彼时有人指着福记食品掌门人魏东开玩笑说:瞧,搞金融的还不如卖快餐的呢!那时的福记蒸蒸日上,强劲的内需是其四处攻城掠池的根基,魏东亦是该年胡润餐饮富豪榜“榜眼”。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短短一年后,福记食品危机四伏,遂于2009年10月20日向法院提出清盘申请,并成了真功夫、谭鱼头、香港美心及最近一“神秘国企”虎视眈眈的盘中餐。福记清盘的根源在于2005年开始魏东连年向投行发的高额可转债,说白了就是对赌——如果以后福记继续红火,今天借的巨资就不用还了。很不幸,他最后赌输了,输掉了福记。两个魏东,前一个死于官商迷雾而非资本战争,后一个折戟于资本游戏而非产业浮沉,这真是一个错位的世界。

濮德兴的非正常死亡

与看守所里经常有各种新奇的死法相PK的是,近些年企业家也有着形形色色的“非正常死亡”。几年前有王均瑶过劳死,乔金岭办公室猝死、周祖豹被乱刀捅死,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亦有庞贵雄跳楼、包存林神秘死亡等案例。2010年3月4日,新加坡主板上市的中资企业永鑫集团主席濮德兴于无锡厂内办公室被一员工砍死,原因据说是凶手对工作调动不满意。人们想起山西最大民营钢企海鑫集团创始人李海仓,7年前他在办公室被一同乡开枪杀死,引发各界持续热议;南方周末记者2009年5月在海鑫采访时,企业高层办公室墙上仍挂着实时监控楼层楼道动静的大屏幕。看来,企业及企业主“非正式死亡”并未远离民企,安全感多寡与经济起伏也没有直接关联。巧合的是,濮德兴与李海仓都是丧命于“小人物”手下,被害时都是47岁,公司名称里都带有“鑫”字。

链接:之前的《双周财经人物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