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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陪伴孩子是个技术活,永远不要给自己找借口

皮球和扫把的故事:一个小时,八个版本

 前几天有记者朋友来访,问,你是如何陪伴孩子?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对男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美国一所大学就做过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童年的父爱决定孩子的一生。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在孩子小的时候多陪伴他们,这是常识。但陪伴只是开始,怎样陪伴才是问题的重点。如果只是让孩子玩,而大人在一旁玩手机,这种陪伴没什么意义,甚至是有负作用的。

 我是如何陪伴孩子的?举儿子两岁时候的一个例子吧。

 有一天,儿子在院子里玩球。我也过来“凑热闹”。我把他的红色皮球不小心抛到了二楼屋檐上,儿子“啊”了一声。我对他说,“球和咱们捉迷藏,咱们找它去!”并顺手拿了一个扫把,带儿子上到二楼,打开窗户,用扫把将球从屋檐上戳了下去。球掉到院子里了,我顺手也把扫把从窗口扔了下去。

 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我们回到院子里后,我随口对儿子说:“扫把找到皮球后好开心,跟着皮球就跳了下去。”

 结果小家伙若有所思,说,“爸爸再讲一遍。”

 我把刚刚零碎的片段组合起来,给儿子讲成一个完整故事:皮球和扫把是好朋友,它们玩捉迷藏,皮球很调皮,飞到楼上了,扫把决定上楼找皮球……

 “我还要听。爸爸还要讲皮球和扫把的故事。”儿子说。

 “好的。”我说。但我没有重复刚才的故事。而是将皮球和扫把的关系变了一下:皮球和扫把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玩的很开心,但是扫把惹皮球生气了,皮球就飞走了,扫把不愿意失去朋友,就上楼去找,找到了皮球,并追着向它道歉……

 “我还要听。”儿子不依不饶,他觉得有趣。

 “皮球喜欢旅行,因为旅行可以遇到很多新鲜的人、新鲜的事。它和扫把认识之后,继续出发,飞到楼上去了。扫把说,我也要去旅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它不会飞,就走楼梯去找皮球,希望成为皮球的同伴……”

 “我还要听……”

 就这样,同一个场景的皮球和扫把的故事,我一口气讲了7个不同版本。而且,一开始我只用讲,后来我们干脆在院子里表演起来——我们俩一个是皮球一个是扫把。一个小时后,我口干舌燥,我最怕再听到儿子讲四个字——我还要听。

 “我还要听。”

 我真的要晕了!

 “可以,但是这是今天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我必须专制起来,不能再让儿子无限制地“纠缠下去”了。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我绞尽脑汁,连蹦带跳,很累,但内心充盈,非常享受这样一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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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边际影响力”更大

 那个时候,我还在媒体工作,自由时间还挺多。再到后来,我选择创业,心灵上自由了,陪孩子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才意识到,所谓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平衡之道,真的成了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命题。

 我并没有列什么“三大注意、八项纪律”,只是对自己说,尽可能——哪怕见缝插针——多陪孩子,且像过去一样,一旦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在不影响他自我思考和玩乐的前提下,多和他做一些富有创造力、引发开放性思考的互动和游戏。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虽然妈妈的陪伴时间要更多一些,但爸爸扮演的角色相比妈妈,“边际影响力”要更大一些。所谓“边际影响力”是借用经济学上“边际效应”的概念,指每多和孩子接触一次,对孩子产生影响力的大小。

 为什么呢?你一想便知,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男人比女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于孩子而言,一旦他感知爸爸相比妈妈的权力更大,那么他受爸爸的影响会很大,哪怕爸爸陪伴他的时间并不多。

 这样一来,关于爸爸陪伴孩子,就成了一把“双刃剑”:一种情形是,你陪他的时间虽然多,但可能方法失当,那么对孩子造成的不好的影响甚至伤害(许多是无形的),会更大;另一种情形是,你陪孩子的时间尽管可能没那么多,但也可能有非常好的“影响”或“效应”。

 不少爸爸可能借此给自己很少陪伴孩子找藉口。并大言不惭说“孩子觉得我是个好爸爸啊”,或说:“根据理论,爸爸陪伴孩子,过犹不及。”

 只能说,这些都是“投机主义老爸”!

 当然,有人是“不得已而投机”,有人则是缺少担当。爱孩子、陪孩子是人的一种本能,不是吗?

陪伴孩子“过犹不及”是个伪命题

 我做记者的时候采访、记录了非常多的人,大都是事业有成者。一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因为他们当年打天下、捞世界的时候,正值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大变革,私营经济亦破土不久,然后野蛮生长。男人们原本就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遇到这么一个大时代,自然更是把家庭及子女暂时置于脑后。

 而当他们成名或发达了,才发现因为很少和孩子交流,关系疏远不说,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都有些令人担心。

 怎么办?“送出国读书吧,”有人这样说,“听说欧美的教育理念比较好。”这其实是粗暴且南辕北辙的作法。但这个时候,“用钱来解决一切”或“屁股决定脑袋”占了上风。结果呢,子女仍然“混着”,并开始对父母心生怨气。

 我遇到一位企业家,他非常悲愤地说,“我儿子竟然要跟我断绝关系!”我想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我同情他,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是一代人的缩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人,他们因为视野开阔,也更懂得生活的本质,所以在为人父、为人母上,大都有自己的主见和平衡术。不过也有一些人,说:在竞争的洪流中机会稍纵即逝,需要牺牲一下家庭。

 我非常能理解这种说法——以前我做记者时是观察者,现在我就是一名创业者。但我的观点始终是,如果创业一定要以牺牲夫妻感情或少陪孩子为代价,我宁愿不创业。

 而对爸爸对孩子陪伴“过犹不及”的看法,我认为,正是因为“如何陪伴孩子”是一门具有挑战性的科学,才显得有趣。它让我们从哪怕给孩子讲一个故事这么不起眼的小事开始,学习做父母。这是孩子给我们的机会,而非甩给我们的任务。

 “你自己的教育理念,以及后来创办少年商学院时倡导培养孩子‘独立、好奇、未来公民’的品格,受哪位教育家的影响最大?”文初那位记者朋友问我。

 我不迷信权威,从来都是听内心的声音做事。如果非要说出一个推崇的人,那就是胡适了。他的一句“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可谓振聋发聩。同样,他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教育最重要一点是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

 无论何时何地,总有无数人在批评中国的教育体制,但当中只有小部分人,很快明白并且不断通过自我提升和改变,来让孩子少受一些束缚,多争取一些自由,哪怕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顺便说一句,胡适当年说家庭教育的重心是孩子的妈妈,所以他提议成立女子学堂,并说“做妈妈的一定得有耐心”。

 现在,好妈妈很多,好爸爸是稀缺品。就让我们从用心陪伴孩子开始,不断提升自我吧。

他们是企业家,但自称本职工作是丈夫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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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至少360天回家吃晚饭”

我不时会想起那年的圣诞节午餐,S,坐在我对面的企业家,还没吃几口就已经汗流浃背。屋里有暖气,但也不至于此。他说自己的身体不太好。我们随后聊他的企业(刚刚上市),但他却有些心不在焉。

我们开始聊生活。这其实很有意思。研究企业家,财报上的数字是冰冷的,但人是有热度的,且每一件琐事折射的是从决策者到参与者的气质和性格。面对生活,谈及妻儿,再江湖的商人都会露出真性情,区别只是显露程度的多寡。

S彼时40出头,却是第一次当超级奶爸,孩子不到一岁。原来,他结婚十多年,太太意外流产过一次之后,就一直怀不上。于是,他们开始了求医之旅,从省里的医院到全国的知名医院,跑了无数趟,吃了许多苦。好在结局是圆满的,他们如愿以偿。

也就是说,十年间,外界看到的是一家公司的成长和如今的登陆资本市场,而于这位掌舵者来说,他的“主业”其实是求子。这便解释了为何谈到企业经营时他的有点心不在焉。

“过去五年里,我每年不在家里吃晚饭的次数不超过5天。”他说。这是那天我听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一句话。这怎么可能呢?但他的下属告诉我这是事实。

婚姻、家庭和事业之间到底能不能取得平衡?十个人中可能有八个说不可能,但S是个例外。在商业上,他没有太大野心,或许正是这种心境让他的企业发展的还算不错。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企业做大了,命运就不是自己所能真正掌握的,但家人永远也必须是自己的。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和S有着类似心境的,是被称为“中国巴菲特”的段永平。15年前,和现在的太太兼校友刘昕几乎一见钟情,因后者在美国摄影界发展,他选择跟着去,要知道他创办的“步步高”当时在国内正如日中天。他初到美国,无所事事,索性干起股票投资,一样风生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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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永平引用《一个人的朝圣》中的一句话称:“走到最后,你终于成为了.你本该成为的那个人。”)

提起段永平,有人首先想到的是他抄底GE(通用电气)股票,单笔盈利超过1亿美金;有人会提起他在掷62万元美金拍下与巴菲特共进晚餐的机会;有人会想起他分别向浙江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捐赠3000万美金的“壮举”……

你看,这些都和钱有关。而段永平始终认为自己是个平常之人,随遇而安,随性行事。他同样没什么野心,但却成为许多人觉得不可企及的明星;他“因妻之名”,放下了中国一角,却收获了整个世界。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还记得《本杰明·巴顿奇事》的一句经典台词吗:“一件事无论太晚或者对于我来说太早,都不会阻拦你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这个过程没有时间的期限,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开始。”

老段和太太在国内注册了心平公益基金会,“心平”是他们夫妻俩名字尾字的谐音。而加上他们的女儿和儿子的名字,组合起来是“开心平安”。他们是外界眼中功成名就的国际范儿,但在我看来,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践行者。《老子》写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带家人度假,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把段永平的案例,写进了我第三本书《荷尔蒙经济学》一书中。那个时候,我还在南方周末做财经记者与编辑。为什么一直以来关注中国企业家创富、资本运作和管理的我,突然之间写了一本研究他们“后院”的书?原因是我接触的中国富豪越多,越觉得他们大都很悲壮。在政商关系上的纠结不言自喻,在事业和家庭上的失衡比比皆是,他们平均的幸福指数并不比普通人高。

与这些人打交道,并没有让我在财经界越走越远,而是相反。不管是什么人,在纷扰的世界里,一个共同命题是——如何努力做好一个普通人,真实、敢爱敢恨,不造作、不装逼、走自己的路、爱自己的家人并为家人所爱。三年前我做了父亲,这种感受更深。要寻找这一命题的答案,儿童教育是个好的切口,于是我选择转行,在2013年创业,创办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MBA的含义是Make the Big Awake,我们希望能够嫁接和融合国际教育理念,并通过儿童实地的角色体验和思维训练,提高中国孩子的公民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孩子的改变很多时候更能影响大人。

说到当年的财经创作,想起6年前和“胡润百富榜”创始人胡润((Rupert Hoogewerf))合作出版《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后,一些人和我聊起胡润,大体有两种声音。一种人说,胡润混的好像不怎么样啊,如果是中国人的话,靠这份榜单早就赚翻天了;另一种声音是,能不能让他把某个子榜单外包给我,放心,我每年交一笔可观的管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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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的普通话说的很流利,而且风趣、幽默,是位十足的中国通。)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做商业,一定要很有钱,超级有钱,才叫成功;一定要不断突破,并找到一剑封喉的商业模式,才叫创新。但在胡润的英式思维里,他给自己的角色有二,一是他名片上印的“首席调研员”,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从研究中国的一个阶层看中国社会变迁;二是,他是他太太的丈夫,他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家庭是第一位的,如果所谓的事业绑架了自己,那便是失败。他告诉我他每年都会多次带家人去度假,“这比什么都重要。”

“未来公民”,未来镜鉴

最近和国际知名的社会企业MeToWe中国区总裁张婕老师聊天,提到新浪董事长兼CEO曹国伟。外界看来,他先是位顶级的职业经理人,新浪MBO(管理层收购)后,他的角色变为企业家,并依靠新浪微博,成为移动互联时代的标杆人物之一。最近新浪微博谋划上市,他再次成为话题人物。但在曹国伟自己来说,他最庆幸的是自己有一位贤内助,最骄傲的则是自己有一名成熟大气、颇具公民意识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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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国伟女儿在肯尼亚,一位90后姑娘的“寻找自我”之旅。)

曹国伟女儿还是美国菲利普斯安多福高中生的时候,就是多个公益组织中的一员。旅行和公益组合起来才叫酷,就位90后小姑娘,干练、有主见,并得到了父母的支持,从此乐在其中。2013年她参加MeToWe青少年国际志愿者肯尼亚项目,到非洲卷起袖子、搬砖木,和马赛族人一起亲手建造校舍,被晒得黝黑,但觉得内心丰盈——因为对非洲的认识,从贫穷和救助这种概念性的词汇,变成真切的感受以及一砖一瓦的行动。她现在已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提前录取。

没错,不管是S、段永平、胡润还是曹国伟,他们都算是商界成功人士。但他们最值得被称赞和学习的,其实是被忽视的另一面,那就是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他们用质朴的情感选择生活的路径,然后向事业输送养分和能量。这何尝不是一种“投资”。孩子亦是我们的老师,不是吗?段永平从孩子身上学到了“童真2.0”,而曹国伟正在从女儿的世界公民意识和实践中,玩味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3.0”。

远离暴戾之气

我小时候在农村见过一些血腥事件,比如因为生二胎,男主人比派出所的打手们打得满身是血,满地找牙,还比如因为生二胎,主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新,被开过来的“吊车”直接掀翻了,女主人自杀了。

当时我不到10岁。看到这些,有些惊恐。父亲告诉我说,你小孩子家的,一边玩去。

没过几天,村支书家里起火了。据说是半夜里有人把柴禾堆到他们家大门周围,然后占了一把火。又过了几天,村长腿瘸了,据说是骑摩托车去喝酒,半路上撞到了树上,村长的四个小孩儿,哭得很伤心。

后来我听到的类似消息少了。因为我离开了村庄,在乡中学住校了,之后是在县城读高中,出来读大学。但消息还是有的,大都是关于教育系统腐败的,譬如,中学时,有人举报校长,上面过来调查,无果,举报者后来就惨了;再如,大学时的校长,后来进了监狱(我知道这一消息很滞后,几年后南方周末我一同事写了一篇官员狱中生活的文章时,我无意中看到了那位校长的名字)。

后来我在青岛读研究生,离开青岛,来广州工作后没多久,就听到了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落马的消息。

现在,我不管是看到百性的非正常死亡,还是官员的正常落马时,说实话,都有些“麻木”,既不会为前一种情形感到出离愤怒,也不会为后一种情形而拍手称快。我只知道,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这种事情从没有间断过。只是如今愈演愈烈了。

我是一名记者,没学过新闻,也没有新闻理想,我只对商业世界感兴趣,尽管这里头同样充斥着魑魅魍魉,但最多是刀光剑影,而不是常常看到鲜血满地。

我很敬重那些跑在一线做时政新闻报道的同行们。敬重他们的勇气和坚毅。可是,最近一年,我听到好几年优秀的政法记者说,我想写小说,我应该去写小说。

我听了之后很难过。当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越来去写小说,或说只能在小说里痛快淋漓时,我不知道应该批评他们是坏孩子,还是感慨我们所处的是坏时代。

整个中国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像现在一样夸张。声援药家鑫;批斗茅于轼;小学生高举毛泽东头像喊着口号;教授们呼吁抵制《功夫熊猫2》赚中国钱…如果不看看日历,你会恍如穿梭到了四十年前。

最近我让我们的记者做一个题目:幽默笑话网站的商业模式。为什么美国的几个笑话网站发展那么好,而中国这方面则乏善可陈。并不仅仅是原创性内容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那么简单。在我看来,在一个荒诞的语境下,普通中国人的娱乐细胞已经越少,这就好比白血病,受到污染的恶性白细胞,正在吃掉我们身上的血细胞。

远离暴戾之气,对我来说并不难。我现在所有的重心,是迎接7月将要出生的张小报(小名)同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是多么神奇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呢?有时我就想,当孩子四五六七八九岁,已经开始懂事的时候,如果看到发生在他出生的这片土地上一些血腥的事件,我难道还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呵斥一句“你小孩子家的,一边玩去”就算完事吗?


《走向共和》最后一集中“孙中山”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