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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牢狱的企业家们究竟有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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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东方愚     For 南方人物周刊

 

企业家 原企业 出狱时间
兰世立 东星 2013
顾雏军 格林柯尔 2012
李途纯 太子奶 2012
张海 健力宝 2011
黄宏生 创维 2010
唐万新 德隆 2009
陈九霖 中航油(新加坡) 2009

龚家龙

天发 2008
戴国芳 铁本 2008
赵新先 三九 2007
阚治东 南方证券 2006
胡志标 爱多 2006
郑俊怀 伊利 2008
管金生 万国证券 2003
吴胜明 个体户 2003
乔赢 红高粱 2003
孙大午 大午 2003

禇时健

红塔 2002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曾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已于2013年8月7日出狱。兰世立3年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他在服刑期间喊冤称“不能把民企当成猪一样杀肥了就杀掉”,甚至从狱中传出一封 “绝笔信”。

粗略数下最近十多年入狱又出狱的企业家或经理人,知名的就有十八位。其中最近两三年出来的,除兰世立之外,还有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等人,早些年出来的则有禇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等人。

铁窗富豪出狱后的行踪分别是怎样的?十年间,他们的罪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牢狱之灾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改变?

 

体制内外有别,重操旧业者多

十八人当中,有五人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企业家,而只能说是国企经理人。他们分别是红塔集团前董事长禇时健、万国证券前总裁管金生、南方证券前总裁阚治东、三九集团前董事长赵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总裁陈九霖。

管金生选择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他最近也是罕见的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2013年7月18日一场讲述万国证券历史之新书的发布会上。管金生见到多位其万国旧部时笑容可掬。

与管金生不同,阚治东选择重返资本江湖,玩转股权投资,一边是挑选华锐风电这种超级项目,一边与各省市地方政府结盟。他的个人品牌同样还在,加上熟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官员们喜欢,国内外各种机构信任,可谓一拍即合。

陈九霖出狱后做过拟上市公司的财经顾问,也玩过股权投资,后来成为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众多副总经理中的一位。但他现在更喜欢讲段子、做“微博红人”、“创业导师”;不久前说有一位“大老板”,请他“搞一个30亿美元能源基金”,不过要等牟其中出狱后一起搞。

赵新先选择回归医药业,加盟南京小营药业集团。这家企业的前身是隶属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家药厂;赵新先是军人出身,三九集团前身也是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家药厂。

也就是说,五位国企经理人中的四位,出狱后或是不同程度地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而唯有禇时健这位出狱时已经74岁的老人,选择远离喧嚣,种起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剩下的十三位民营企业家,他们出狱后的想法大多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孙大午走向企业幕后,甚至爱上了考古;连一向张扬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刻意保持低调,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办法做到独善其身,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但他们应当尽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离,或是绕道而行。对于蹲过监狱的商人而言,他们尤其明白这一点。

天发石油创始人龚家龙曾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现在他仍对资源行业情有独钟,不过战场不再是国内,而是海外。他联合其它资本买下加拿大一油气公司,并兴致勃勃描述他未来的资源王国“有石油,有钾矿,也有铀矿,甚至还有玉石。”

和龚家龙一样重操旧业者的出狱富豪占到多数。当年赫赫有名的铁本钢铁创始人戴国芳于三年前创办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

如果说在资源行业东山再起难免再在政商关系上遭遇牵绊的话,像红高粱快餐创始人乔赢等一样回到充分竞争行业者,如果在商业技能上避开政策雷区,或许真的能够做到“在商言高”。

如果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

黄宏生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推动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拟将一家上市公司拆为三家),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测良久的创维机顶盒业务分拆上市方案出炉。

 

控制不住的咆哮,适可而止的讨伐

相比前些年出狱者的低调,最近两年出狱的几位都可以称之为“咆哮哥”。兰世立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称地方政治玩弄东星航空于股掌之间;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出狱后更是戴上自制“草民无罪”的高帽召开新闻发布会,举报包括前证监会副主席在内的四名高官;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副市长……

他们为什么咆哮?皆因政商关系恶化是其落马的助推器。这与他们是否清白无关,而是说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至少入狱时间不会那么早,或者在牢的呆的时候不会那么长。

什么样的土壤孵化什么样的种子,“企业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纵观十八位企业家入狱时大体所处的三个不同阶段,是了解时代和牢狱如何改变他们、出狱后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另一个视角。

第一个阶段是十年前,有别于1980年代个体户吴胜明因为“投地倒把”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03年出狱),经过1990年代的野蛮生长后,由于摸不准法律法规的边界而入狱成为“潮流”。

孙大午和乔赢属于那一波,二人的罪名皆为“非法集资”。孙大午事件当年引发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狂飙猛进,证券市场也是一路高歌。民间商人与地方政府都看到“大产业梦”并不遥远。一些商人的理念是“产值与利润压倒一切”,有人则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大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人治成份浓烈,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均衡,“多输”于是成为家常便饭。

戴国芳和唐万新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输家;但输家绝不仅仅只是他们。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表面上风淡云轻,实际上却可能是受伤最重的。因为在屏蔽外界冲击力的过程中,行政部门之“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长。当越来越饥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与产业资本来到 面前,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在都视其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与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则一旦交恶,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纯和兰世立则是在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纯除了举报地方官员外,现在还指证花旗银行在办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过程中存在欺诈、造假和行贿;而压倒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众所周知——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GECAS)。

但如果说“咆哮哥”们生不逢时却又是不妥当的。拿兰世立来说,抛开他的激进之外,其性格缺陷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四年前兰世立刚刚出事时,我到武汉调研时,听一位知情的朋友转述湖北省当年一位主要领导对兰世立的一句规劝:“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了。”

更重要的是,民间对政治家们的抱怨声和质疑声越来越强烈。与十年前相比,民众更懂得表达情绪和诉求的必要性。而在堵与疏的选项前,官员们总是习惯性喜欢前者。他们人为地选择站在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后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经济起伏似乎十年一个轮回,而中国法治市场的建设似乎也是十年一轮回。十年前前坊间谈的是孙大午案。十年后谈的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吴英差点被砍头,曾成杰已经被秘密执行死刑。

显然,咆哮是咆哮哥们的权利。但相比吴英和曾成杰,他们又是幸运儿。不过,聪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种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涂者天真地以为声势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业家入狱现象不会消停。虽不至如惊弓之鸟,但防患于未然然、萌生退意,成为“弃业家”或转移资产到海外者正络绎不绝。那些继续奋战、曾经激昂,以及有过牢狱经历的企业家们,如果用一句话说其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更懂得什么叫“讲政治”,也真切体会到了冯仑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那句描述中国商人应有姿态的台词“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之意境。

黄光裕案就此了结?

文/东方愚

14年有期徒刑、罚金6亿、没收2亿,吊足了人们胃口的“首富先生”、国美创始人黄光裕一审判决于5月18日尘埃落定。据说宣判过程中黄光裕很“淡定”,而旁听席上的黄母情绪激动。

抛开黄母的情绪和法律意义上的量刑认定,普通人对黄光裕案的看法是怎样的呢?和讯网做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63%的网友认为“量刑偏重”,30%的网友认为“量刑偏轻”。

虽然网络调查并不严谨,但可以看出:一方面人们对内幕交易、官商勾结等现象深恶痛绝,一方面却对黄光裕的落马示以“同情心”。但与其称之为同情,不如说是民众对司法部门进一步掘出黄光裕案背后各路枭雄尤其是政府官员,并痛快地给其应有惩罚的期待。

至于黄光裕如何拿出8个亿真金白银(加上黄妻杜鹃2亿罚金则是10亿元了),倒是我们有些“闲操萝卜淡操心”了。他不可能选择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套现,因为如何保证控股权不被稀释和受到钳制,一直是黄光裕绞尽脑汁思考的命题。

事实上,在黄光裕折戟前几年,即引入贝恩资本之前,通过出售非上市公司股份给上市公司和减持,套现总额至少135亿元。当然,这次无论他从哪口锅里取米,都会引起司法部门关注。

而接下来,国美的控制权之争将在未来上演好戏。

2009年是国美的“最艰难时刻”,其有两大动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引入美国私募基金贝恩资本,二是对高管施以共近4亿股的股权激励。两项举措都乃不得已而为之,尤其是前者,有效纾解了国美2007年发行的46亿元2014年到期可转债的压力。

巧合的是,在5月18日黄光裕宣判当天,国美也了结了3年前的那次巨额可转债压力。当天,国美按人民币本金兑美元的102.27%赎回了2007年发行的可转债。这显然是国美赎回的最好时机——毕竟2.3港元的现时股价与协议上的4.46港元的换股价相去甚远。

但还完债的国美并不轻松。要知道,国美于去年通过向贝恩资本发行新的7年期可转债融资赎回一部分旧债之后,很快又发行了新的2014年可转债。这种连环套式的资本运作,说穿了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

那些将黄氏股权被稀释称之为国美“去黄光裕化”措施之一的声音,实在是无稽之谈——黄光裕在狱中向贝恩三位国美非执行董事连任投反对票,更是对这一声音泼了一盆冷水。

但贝恩三位代表最终连任了。这正是黄光裕的最大尴尬:他对国际投行和私募基金们心存芥蒂,但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保全良策;国美高层支持贝恩之举,虽然会被黄光裕在监狱的墙上记上一笔,但却是无奈中的最优选择。

带着“被涮”感觉的贝恩资本,会在下次股东大会前完成债转股,以防止旧戏重演吗?可能性不是没有。但问题是,届时国美的股价,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呢。

值得关注的是,美银美林、瑞信、德林偏重国美,无一不是买入建议。虽然可以说这是由于国美从黄光裕案中缓了过来,年报和一季报还算漂亮,但奇怪的是,有投行报告中提到的另一理由是,中国内地房价开始呈现下行趋势,将会刺激房屋销售,从而带动电器销售。

这理由牵强得可笑,几乎有掩耳盗铃之嫌。他们不可能对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往往价量齐跌的情形不了解,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如今纷纷看空中资房地产股,美银美林等都急着套现离场呢。

国际投行偏爱的不是国美,而是贝恩资本。惺惺相吸和见风使舵,是投行们一贯的作法。想想国美与永乐当年合并前后,摩根士丹利扮演的角色吧。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逻辑,或曰抵御风险,或曰正当防卫,于是一边哭诉着中国的钱难赚,一边是剑走依锋、穷图匕见。

国美真正的考验在今后三年。如果能像当年的创维一样——创始人入狱,而企业有惊有险,则是黄光裕之幸。

黄光裕案映射的是中国经济转轨之痛,它不是始作俑者,但也肯定不是终结者。黄案的玄机在于,人们可能视黄光裕的判决为落地的“另一只靴子”,从此之后,原本就不透明的黄案调查和审理将可能彻底从公众视野消遁。
 
  (2010年5月20日《南方周末》,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100520/ArticelD20003FM.htm))

牟其中狱中岁月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武汉  http://www.infzm.com/content/26409

特约撰稿 王坤祚 

■在多数同监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个外星来客,他在起初几年间,鲜与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反思、读书、写作,每天的写作时间超过12小时

■为了锻炼好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六层楼上下十几趟,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2009年3月5日下午,雨后初晴的武汉,空气分外清新。汤逊湖畔湖北洪山监狱餐厅前的广场上,有一位高个子的老人正聚精会神地读着当期的《南方周末》,他的满头白发与周围冬青和栀子树的翠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读完报纸,颇为感慨地对身边一位犯人说:“当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真是太累太累。”

广场上正在散步的另外两位犯人听了,禁不住哑然失笑。而他却一脸严肃。

这位老人便是目前中国监狱关押的最著名犯人之一的牟其中。2000年5月,他以信用证诈骗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牟其中在狱中已呆了十年,他始终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手稿。有人说他是“六十多岁的身体,三十来岁的心脏”。这或许正是当下一些知名企业家慕名前往探访的原因之一。

孤傲寡言

2009年,牟其中69岁。

这是一位极为孤独的老人。在多数同监犯人的眼中,牟其中就像是个外星来客,他在起初几年间,鲜与同室的其他人交流。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反思、读书、写作,每天的写作时间超过12小时。牟其中撰写的大都是政论或是经济类的文章。

上世纪70年代他第一次遭遇了牢狱之灾,彼时他因为批判文化大革命而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判了死刑,5年后平反出狱。之后他成立中德商店,声称要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不料1983年因涉嫌“投机倒把”再次入狱,这一次他在狱中只呆了一年。出狱后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5年后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

在洪山监狱是他的第三次铁窗之旅。洪山监狱关押的许多是原来行政级别较高的犯人。牟其中入狱后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独居一室的待遇,后调至另一房间。

牟其中鲜与狱友讲起他执掌南德时的经历。有时,他有点闷了,也会与一两位相对熟识的狱友聊天,他对曾在洪山监狱服刑六年的狱友郑毅说:“我出去以后,会兴办一所最现代化的南德医院,对富人提供最高贵的服务,对穷人收取最廉价的费用。”

郑毅听了之后默不作声。他熟悉牟其中的秉性。实际上洪山监狱里不少人都知道牟其中的这一宏愿。有人甚至预言,牟其中刑满释放时,将会有上百家媒体记者和三十多位大名鼎鼎的企业家前来接他。

显然,牟其中的这种风格与入狱前别无二致。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桀骜不逊,皆延续至今。

他常会主动向境遇不佳的狱友问寒问暖,虽然话不多;狱友们尊称他为“牟老”。

南方周末记者在湖北采访时得知,在考核甚为严格的洪山监狱,牟其中从未有过违纪的行为发生,并多次获得表扬。这也使得他继无期徒刑改为18年有期徒刑之后,又获得了减刑的机会。

为了锻炼好身体,牟其中在狱中每天的运动量惊人。他坚持每天早上绕着监狱内的小篮球场跑几十圈,午休后就来回爬楼梯——六层楼梯上下十几趟,高度相当于爬了一座纽约帝国大厦。他习惯绑条毛巾在手腕上,边运动边擦汗。更为令人惊愕的是,无论数九寒天,还是春寒料峭,他都坚持洗冷水澡,做自编的体操。

于是,十年前牟其中显得臃肿的体态,特别是他的“啤酒肚”,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他的身高超过一米八,现在的体重为一百七十斤左右。

牟其中的诉讼委托代理人夏宗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牟其中是一个乐观的人。但他并非没有伤心的时候。据牟其中的狱友回忆,他与其在国外的两个儿子通电话后,常会哭。

狱中反思

除了《人民日报》、《湖北日报》等监狱订阅的报纸外,牟其中在狱中还订了《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等。他也常托狱友通过有关渠道帮他借书来读。有趣的是,他习惯站着阅读,以“保持头脑清醒”。

“中国经济最严重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去年8月,牟其中对狱友郑毅说。尽管身陷囹圄,他依然密切关注眼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有时,他可能也会想,如果南德集团存活至今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上世纪整个90年代,南德一直是中国商界一个标志性符号,牟其中用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等令人叹为观止的事件,轰动海内外,也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中国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等赞誉纷至沓来,直到南德事发,牟其中于1999年被捕入狱。

“我不着急中国赶超不了美国,我着急的是,中国人学不会做一个好富人的本领。”牟其中感慨道,“做好一个穷人,有骨气就行了,而做好一个富人,则需要巨大的智慧和仁慈的灵魂。”

令人深思的是,从1999年英国小伙胡润第一次把“富豪榜”的概念带到中国,至今的十年间,“落马”的富豪数不胜数,2000年前后有李经纬、仰融、杨斌等人,近两年更有黄光裕、刘根山等大腕;当然,个中原因各不相同。

实际上,牟其中可以说是富豪榜上第一位落马者。十年前胡润发布处女作“中国内地50富豪榜”前几天,才知道了牟其中被捕的消息,但总不能发布一纸“49富豪榜”吧,于是只好让牟其中继续榜上有名(第16位,财富10亿元人民币),不过在榜末注明有关原因。

“中国商人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与政治家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庭一样代代相传就更难了。”牟其中在狱中说。

类似富有哲理的“名言”,牟其中总是妙语如珠,这得归功于他在监狱中阅读与反思。当他在狱中奋笔疾书时,他的狱友从不敢打扰他。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长刘东华曾在牟其中入狱前和他接触过,之后感叹:这个人与一般企业家最大的不同是思维超前,他是在生产思想而非别的东西。

十年后,这句话似乎同样适用。牟其中在监狱里源源不断地生产的这些思想,有人认为“已经过时了”,有人则奉为圭臬,更多的人感到困惑,譬如,牟其中心里一边充满了政治情怀,一边又不时表现出对政治的排斥情绪……

先锋者的悲剧

牟其中在洪山监狱修心养性,而他的江湖地位却并没有就此消逝。

2007年,国内另一位曾蜚声中国企业界的犯人来到了洪山监狱。虽然后来在此处只呆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进来伊始时有一件高兴的事,即终于可以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商界前辈牟其中了。

此人是一位小个子,名叫唐万新,即原“德隆系”掌门人,多年前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德隆曾是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唐万新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悍庄”,在最鼎盛时期的2003年,唐万新名列“资本控制50强”的首位,控制了多家上市公司共计逾200亿元人民币的市值。次年,德隆系崩塌,不久唐万新入狱。

牟其中比唐万新年长24岁,两人都属龙。一位属中国改革开放最早一批企业家,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位是前者是资本市场枭雄人物之一,这两个人在狱中的相遇,无疑非常具有戏剧性。

一天自由活动期间,唐万新靠近牟其中,主动向其示好,表示要借手机给牟打。高出唐万新整整一个头的牟其中,侧着脸,瞄了他一眼,很不屑地“哼”了一声,不加理睬。

这时,唐万新羞得像个小女孩儿一样,脸倏的一下红了。

后来,牟其中对狱友郑毅说,他不喜欢唐万新,他认为唐万新当年的做法是“劫贫济富”。

更富对比性的是,牟其中在狱中的最初几年,曾有机会获准保外就医,但他拒绝了。他坚称自己无罪,称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此后几年,牟其中通过律师、诉讼委托代理人等不断依法申诉,至今未果。

而被判8年有期徒刑的唐万新,于2008年下半年获准离开湖北蔡甸监狱,到北京保外就医,然而今年3月20日,据财经网报道,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重新回到狱中服刑。

唐万新之外,一些当下的成功人士,亦慕名前来洪山监狱探访牟其中。近年来有王石、冯仑、兰世立以及IT界两位知名的企业家等。

王石是牟其中在狱中比较推崇的企业家。冯仑曾是牟其中当年在南德的得力爱将之一,不过后来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恩怨;尽管如此,牟其中看到冯仑前来探望自己时,仍甚为感动。

然而,不久后,牟其中在狱中读到冯仑所作的《野蛮生长》一书中提到他的文章后,顿感不爽,对于冯仑称自己是“南德历史上第一位炒老板的人”及其它一些细节时,牟其中非常愤怒,痛斥冯仑抬高自己、贬低他人,遂写下万字长文加以回应。

不过,冯仑在文章中所言的“商业上的合理性和制度上的允许程度是直接相关的,必须有很好的配合;牟其中的悲剧性在于要用冲撞体制的办法不断证明自己的强大……”坊间评价称其一语中的。

实际上,这些探望者无形中构筑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分别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生人,在当下的中国企业界均有一席地位,却不约而同渴望见上这位生于上世纪40年代、名叫牟其中的狱中老人一面,不能不引人深思。

牟其中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试验者、捍卫者。”但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失败者。《激荡三十年》的作者吴晓波称他是一个典型的“集思想启蒙的先知者与商业运作的蒙昧自大者于一身”的人。

郑毅对此景象的感慨更是始于狱中,他甚至在狱中的时候,就有意持续观察牟其中,并写下了一部名为《牟其中评传》、数十万字的作品。

这部作品的开篇写道:“牟其中先前之所以成功,是改革开放巨潮的推动使然,而不是他真的就具有孙猴子的本领,他忽略的恰恰是常识。而常识往往比理论更重要,更接近真理。”

2009年3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离开武汉的时候,郑毅看了一下时间,用手指了一下洪山监狱的方向说:“牟其中现在又开始大爬楼梯了。”他接着说:“每层楼梯都有监狱人员对之照看、照料,毕竟,牟其中就快70岁了。”

这一天的下午,武汉突然下起雨来。洪山监狱笼罩在一层薄雾之中。没有人知道,这时的牟其中,注视着窗外的大雨,他又在思考着什么。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郑毅为化名)

走出铁窗的企业家们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东方愚

这似乎是一个江湖悲情的年代。试看国内,资本大鳄魏东跳楼,糖王庞贵雄自杀,“首富先生”黄光裕落马。而国外亦不逊色,德国第五大富豪阿道夫卧轨了断,希腊航运大亨佩里克莱斯遭绑架,美国更有惊天诈骗案主角、前纳斯达克主席麦道夫应声入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往的一些商界大腕,陆陆续续走出铁窗,形成了一条独特的“风景线”;他们中间有刑满释放者,有保外就医者等。

譬如,最近的是2009年1月,前中航油(新加坡)总经理陈久霖出狱,2008年有前铁本前掌门人戴国芳、前天发石油掌门人龚家龙、前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前德隆系掌门人唐万新(最近重新回到监狱)等人走出铁窗,2007年及之前几年,则有前三九掌门人赵新先、金冠涂料掌门人周伟彬、前爱多掌门人胡志标、大午集团掌门人孙大午、原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前红塔掌门人禇时健等人走出铁窗。他们的经历画出的那条弧线,特别是走出铁窗后的姿态,颇值得玩味、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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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或是沉默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个镜头:梁启超拜访李鸿章,劝他革命,李长叹一口气说:“一代人只做一代人的事。”

尽管这句话可能出自编剧之手,不过却贴合李鸿章的心境。实际上,这句话用在中国政商两界,都是句至理箴言。

上述10多位走出铁窗的企业家当中,最早被保外就医的是禇时健(2002年)。但是一直到七年后,媒体上才开始有些许关于他经营2000多亩冰糖橙果园的消息,此时的禇时健已是80多岁的高龄。禇时健精神矍铄,与记者谈自己的果农生活,不亦乐乎。

据说,当年禇出狱不久后,王石曾前来云南看望过他后甚为感慨:“橙子挂果要6年,他开垦荒山时已经74岁了,这是怎样的情形?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龚家龙走出铁窗后,尽管他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报告,并频繁穿梭于武汉、上海等地,不久前去了美国,但也是刻意低调,在接受《商界•评论》杂志记者的采访,讲述自己的起落时,他的“总顾问”、和君创业总裁李肃为其捏了一把汗,并不断“引导”他。

孙大午在狱中时间较短,但从他的行事风格和心态嬗变来看,入狱不经意间成为了“分水岭”。出狱后,他在大午集团搞起“私企立宪”来,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上煞费苦心,他与从前一样有着体恤大众的情怀,“富人可以富,但不可以在天堂;穷人可以穷,但不可以在地狱”,但他显然比过往更为冷静和沉着了:“所有的评论都会随时间烟消云散。”

2009年1月出狱的陈久霖似乎没有保持沉默。他出狱后曾对媒体记者说,当年中航油因衍生品交易造成的巨亏,“责任还是应该在母公司(即中航油集团)”。

真性情的陈久霖,其实出现在1月21日中午武汉一家叫“久久隆”的餐馆里。此前一天,陈久霖出狱后乘机从新加坡飞至上海,这一天将飞至武汉然后回他的浠水老家过春节。
午餐刚开始时陈久霖比较拘谨,夹菜时,他的右手一直微微颤抖着,当服务员端上一例牛排时,他大声感慨:“三年了,我还是第一次能吃上牛肉!”之后,几杯酒下肚后就显露出真性情,讲述新加坡的法律之严厉,以及他度日如年的狱中生活。

陈久霖说,每次监狱长检查,无论犯人在做什么,必须马上腰杆挺得笔直,大声喊“YES,SIR!”

“不是一般的大声,是必须声嘶力竭地喊。”陈久霖说完,站起来当众给朋友们示范。

彼时这场饭局,《鄂商》杂志主编李玉申在场;3月中旬我到武汉出差时碰到他,聊起这一场景,亦是感慨不已。

不过自此之后,陈久霖并没有与媒体亲密接触过,而是选择了沉默。

禇时健、龚家龙、孙大午、陈久霖之外,其他七位更是自始至终选择默默无闻。人们也许知道,赵新先去了南京小营药业集团,人们也知道,郑俊怀极有可能重操旧业、再战乳业江湖,但你已很难听到他们本人的声音,唐万新、戴国芳、管金生等人出狱后更是半点消息皆无,直到2009年3月20日,财经网发布一条消息称:“在各方压力下,唐万新被有关部门要求回到湖北省武汉市有关监狱继续服刑。”令人唏嘘。
红帽子与梦边缘

回头看看这十多位企业家当年步入铁窗前的情景,几乎都是在事业巅峰的时落马。郑俊怀带领一个小小的食品厂发展成为了彼时中国最大的乳制品企业;陈久霖使中航油(新加坡)的净资产由其接手时(1997年)的16.8万美元,6年内暴增至1.28亿美元,禇时健把红塔从一个不知名的小公司,办成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国际著名烟草企业集团”……

从峰顶到谷底,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几乎成为不少中国企业家的一种共同宿命。

对于禇时健、郑俊怀、陈久霖甚至龚家龙等人来说,他们头上的“红帽子”曾是他们宿命的一种风向标。郑俊怀当年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他当初用伊利的钱去买伊利的股权,其实是当地政府的决定,而非源于牟取私利,可惜的是他能拿出证据来。

最富戏剧性的则是龚家龙,他与荆州市政府的关系忽冷忽热,可谓生于产权,也止于产权。笔者与在龚家龙出狱后当面采访过龚家龙的《商界•评论》记者李彤聊起这一话题,他这样评价:“天发产权之争的错综复杂有两条根本原因,一是龚家龙的左右摇摆,既想摘掉红帽子,又总想沾点‘红光’,二是政府态度的左右摇摆,时而开明地鼓励明晰产权,时而武断地认定国有属性;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天发的产权居然摇摆了20年,至今仍存争议。”

而对唐万新、孙大午、戴国芳等民营企业主来说,他们的共同宿命则是,当你行走在“边缘地带”时,你就必须破釜沉舟的准备,只是他们都“翻船”了。

曾是唐万新爱将、原德隆高管之一的王世渝在他的回忆性纪实小说《曾经德隆》中提到一个细节,2003年底,德隆成立17周年,唐万新甚为低调,搞了一个简单的内地宴会,在庆祝会上,唐万新先是高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德隆干部说,德隆创立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许多先例,“德隆的战略投资、产业整合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时尚。”

然而演讲后在餐桌上,他却当着德隆众多高管的面,失声痛哭。

王世渝写道:“对这么一个坚强的人,周围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身上的沉重压力,但谁也无法体会他内心深处那份独有的滋味,孤独的滋味。”

2004年,“德隆系”崩塌,算命先生曾给唐万新“你40岁时将一贫如洗”的占卜竟然成为事实。4年后,唐万新保外就医,之后半年左右,他重新回到武汉监狱中,财经网披露的原因是迫于“各方的压力”。

直到今日,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仍然是步履维艰,千呼万唤的《放贷人条例》,犹如琵琶半遮面,迟迟没有走到前台。

警示还是笑谈

贾樟柯的电影新作《二十四城记》末尾写道:“仅你消逝的一面,就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这句诗改编自诗人万夏的《本质》。我喜欢这首诗中的另外一句:“人终究不尽完善,太多的机会都留在错误中,我们却在幸福里得到进步。”

我们不必探讨上述企业家的功过,把目光转到不曾遭遇此种人生的同行业企业家吧。

戴国芳当年大兴铁本时,日照有一位名叫杜双华的年轻人,也在纺织着同样的钢铁梦。只是,不久后前者锒铛入狱了,而后者安然无恙,4年后甚至以350亿元的财富成为了“2008胡润百富榜”的“榜眼”。

彼时有人拿戴杜二人做对比,感慨杜双华的幸运与幸福。然而,杜双华执掌的日照钢铁早已被被虎视眈眈的山东钢铁盯上良久,他坐上“榜眼”刚满一月,日照钢铁便于山东钢铁短兵相接,并在国内引起强烈关注。

一厢是“并购整合”的政策大旗,一厢是对“国进民退”的民间质疑。杜双华只好一边参与这场博弈,一边通过香港上市公司开元控股寻找金蝉脱壳路径。

陈久霖出狱后曾说“要向上级讨个说法”,其实,比陈是否“委屈”更重要的是,如今国航、东航、中国远洋等央企纷纷因衍生品投机亏损甚于当年的中航油说明,他们同样没有“在幸福里得到进步”;然而他们却能够继续获得高额补贴或银行授信。

最具反讽意义的是,郑俊怀是2004年底被捕的,而就在这一年,牛根生执掌的蒙牛乳业在香港上市,从伊利出来的牛根生“打败”了伊利,成为业界红人。风水轮流转。4年后,郑俊怀出狱,据说将打造乳业新品牌“新长征”(真是意味深长),而牛根生却因在三聚氰胺事件中弄巧成拙的表现和此后的特仑苏OMP事件,形象跌到了谷底。

明代杨慎在《临江仙》中一词写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民营航空狂人”兰世立折翅

东星旅游、航空、地产这“三驾马车”的崩塌,以及兰世立一直以来性格的偏执与张狂,使得他的政商关系也走向低潮,以至于当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巨头动起真格时,兰世立立即被打回原形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湖北武汉http://www.nanfangdaily.com.cn/epaper/nfzm/content/20090319/PageC13CJ.htm

3月17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在武汉采访时获悉,由于美国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债权人启动法律程序,申请东星航空破产,而兰世立又不接受中航集团的收购条件,当地政府遂通过相关渠道迫使东星停航,而兰世立也被监视居住。

2006年5月19日东星航空首飞,到声明拒绝为中航集团所收购次日的2009年3月14日被叫停,兰世立——东星集团掌门人——这位中国民营航空狂人,用1030天的时间,画出了一条美丽却黯淡的抛物线。

4年前,兰世立曾以20亿元的身家登上“湖北首富”的宝座,后来几度沉浮,如今“落马”(兰世立属相为马),引得坊间几多唏嘘。湖北商界对其也褒贬不一,认为其至今日之田地,实与他驾驭政商之道的能力不足有关,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兰世立狂傲的性格。

五天里的江湖

“你要去吉祥(航空)吗,我反正要先疗养一段时间。”

3月17日上午,武汉天河机场旁的东星航空公司三楼楼梯口,东星的两位飞行员正在闲谈;不时有空姐及其他人员从他们身边经过,且无一不是行色匆匆,包括东星航空总经理周永前,更是神色焦虑。

这是东星航空被强制停飞的第三天,也是他们与兰世立失去联络的第三天。这座五层的小楼成为风暴中心,不少人开始考虑新的去处。

3月14日晚上12时起,东星航空停飞。官方的说法是,“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

此前一天,东星航空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被中航集团(国航母公司)收购。这份只有两百余字的三条“严正声明”,措辞非常口语化、情绪化,比如第二条称“因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

这份声明彼时由位于武汉证券大厦6层的东星集团总部对外发布。

而3月10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与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湖北大厦,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湖北机场集团总经理孟正国等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莫大的机会。”孟正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悉,武汉天河机场今年下半年将开建第三航站楼和第二条飞机跑道,总投资约120亿元。

在这份协议中,中航集团的豪情跃然纸上。譬如称将把武汉作为国内核心网络枢纽进行“高起点建设”,并列出了未来五年的航线规划;而湖北省政府也表示,将在税收、土地等资源方面给予中航一定的优惠或奖励。

把3月10日至14日5天中发生在湖北航空界的事件串起来看,外界自然会理解为,民营“小蝌蚪”东星航空,被“嫌贫爱富”的当地政府抛弃,并遭遇了虎视眈眈的国有“大青蛙”中航集团。

事实上,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机构的施压,也是导致东星与中航集团短兵相接的驱动力之一,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兰世立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出现裂痕。

省领导的忠告

武汉当地人谈起兰世立,连不少出租车司机都对他的高调与狂傲有所耳闻,但他与当地政府(包括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关系向来甚为融洽。

今年43岁的兰世立是一位身高不到1米7的湖北“小个子”。他于1990年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海南省干了一段时间公务员,回到武汉下海经商。至今的18年中,他共涉足电子、餐饮、房地产、车队、旅游、公路、电信、航空、酒店等近20个行业。

近两年兰世立打出的广告牌声称东星集团有三大支柱产业,即航空、旅游及房地产“三驾马车”。而其中使他在商界声名鹊起的,便是航空业。

2004年6月,包括鹰联、春秋、奥凯在内的中国第一批共三家民营航空公司获准成立。兰世立次年创建的东星航空是第四家。所谓“后来者居上”,兰世立宣布进军航空业时,放言要购买、租赁超过二十架空客飞机,国际航空界大为惊讶(迄今租到了9架)。

然后,法国空客、美国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欧洲出口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相关负责人很快云集武汉,视兰世立为座上宾……

人们自然会想起牟其中当年“罐头换飞机”的传奇,而兰世立很反感别人拿他和牟其中作对比,在他看来,因为牟其中当时只是“倒买倒卖”,而他则是要“经营一项事业”。

2007年,兰世立以“航空狂人”站在他的事业巅峰的时候(以50亿元资产排在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第148位),曾和王石等人一同前往武汉洪山监狱看望已关在这里8年的牟其中,牟其中得知兰世立近乎疯狂的经历后,表情复杂,一时说不出话来。

兰世立比牟其中“更胜一筹”之处或许在于,起初注册资金只有8000万元的东星航空,竟然撬动了逾百亿元的飞机租购合约,且为卖方贷款,兰世立毋需担保,不用抵押,亦无首付——有人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空手套白狼”。彼时也有人将其当作经典案例称为“蚂蚁背大象”。

彼时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兰世立曾与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及中资银行接触,商讨东星上市事宜(后无果而终);在此前后,生性张扬的兰世立频繁在传媒中出镜,四处演讲,讲自己的成长历史,管理经验等,他称自己的透明度很高,并“改变了中国富豪的形象”。

2008年中国经济进入“寒冬”。东星资金链受到考验。恰逢旗下的神农架东星国际大酒店(五星级)完工,这一年的“五一”,湖北省政府一位高层领导前往参观时,私底下对兰世立提了两点建议。

一是要抓好管理,“东星这短短几年发展很快,现在我认为要适当放慢点,把基础搞牢固……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了,能多点时间在办公室踱方步,抓好内部管理,东星的发展就有希望了。”

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了。”

而兰世立并没有听从领导的“教诲”,继续走马灯似的参加各种活动,对“创业领袖”、“领军人物”等各种纷至沓来的赞誉统统笑纳;2009年1月,东星网站发布“2008年集团十件大事”,其中一条赫然为:“兰总裁在全国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

三驾马车的崩塌

有政府高官一语中的地对兰世立忠告,是兰世立政商关系良好的一处写照。不过,抑或因为兰世立不羁的性格,抑或因为他所从事行业及路径的特殊性,湖北省及武汉市两级政府似乎又有意无意与兰“拉开距离”,至少在公众场合,鲜有主要负责人出席东星集团相关会议或活动。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东星的危机就开始潜滋暗长。兰世立当初关于由地产(东盛房地产)及旅游业务(东星国际旅游)向航空业务“输血”的设想并没有实现,相反开始相互拖累、掣肘,相伴随的是高管讨薪等闹剧的不时上演。

兰世立2003年就开始建造的光谷中心花园,后来竟成为了武汉光谷最大的烂尾楼。湖北省农行江南支行2006年向东盛发放的1亿元违规贷款后来被查出,并牵出涉及东星集团其它一些下属公司包括资产挪用等严重违规行为,一时间满城风雨,农行的9位责任人均遭撤职或调离,东星几位高管也受到了严厉惩治,兰世立也因此被监禁了一段时间。

2008年2月,兰世立在武汉掀起房价下降旋风,光谷中心二期原价8000元/平方米的住宅楼降为6000元/平方米(实际上先前光谷的房价从未到过8000元/平方米),他抛出“房价暴利论”,称自己要做武汉房价“雪崩的导火索”!

然而,一年后的现在,南方周末记者在光谷中心花园的围墙上,看到的是名为“融众投资集团”的公司标语,面朝光谷广场雄伟的“双子楼”,已挂上了“融众国际”的招牌。

资料显示,融众投资集团成立于2005年2月,是一家集投资银行、融资租赁、担保、典当及管理咨询为一体的多元化金融服务机构。

据知情人士透露,东星当年正是借助融众完成境外租赁飞机,而日前兰世立已将旗下的地产业务打包抵押给了融众;南方周末记者在位于武汉新世纪国贸50楼的融众总部向其企业部经理刘江玲求证时,他不置可否。

地产业务断臂,反倒打航空业一耙,兰世立捉襟见肘。东星航空的欠费记录不断被曝光。2008年5月,因欠缴民航建设基金,东星航空曾一度停飞上海航线。

同样,由于欠费问题严重,深圳机场集团、云南机场集团、杭州萧山机场亦纷纷向东星追讨欠款,并同时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东星同时欠下中海油巨额“油债”。

最尴尬者则属湖北机场集团,“在同一个院子里生活,虽然欠费,却不便于采取什么措施。”湖北机场集团一位中层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据财经网报道,东星航空自开航至今,包括飞机起降费、旅客过港费、房屋租赁费等在内,欠下湖北机场集团逾6000万元。

在国内走江湖,人情世故很重要,然而美国人则不会如此顾及情面了。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去年至今,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多次向兰世立追索东星所欠的飞机租金,均遭推搪而未果,于是开始诉诸法律途径,协同其他5家债权机构,向武汉市中院申请执行东星航空破产。

而据湖北当地媒体报道,东星航空目前的负债为90亿元,加上飞机的租赁费用,累计高达170亿元;尽管大部分贷款为长期贷款,但东星目前的资金状况,显然难以令人心安。

一位接近武汉市政府高层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鉴于东星糟糕的经营状况,武汉市政府及湖北省政府起初积极斡旋,有意尽快促成中航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事宜,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结果中航集团极低的收购价,让兰世立难以接受。

“兰世立一气之下拒绝合作,一下子使当地政府陷入了甚为被动和尴尬的境地。”这位人士称。

可以说,东星旅游、航空、地产这“三驾马车”的崩塌,以及兰世立一直以来性格的偏执与张狂,使得他的政商关系也走向低潮,以至于当GE商业航空服务公司等巨头动起真格时,游击战或迂回术顿时完全失灵,尽管他不情愿也不相信会就此“束手就擒”。

赢者的诅咒

3月17日下午,东星集团总部,一位清洁人员在为花盆中的旧土换新泥。这里的气氛虽然凝重,但并没有出现如东星航空公司一样纷纷另找出路的情形。

同样,东星旅行社的门店,也照常营业;这一天,在武汉天河机场,记者看到,东星航空的航班尽管由别的航空公司代飞,但时间却并没有更改。

尽管事发东星航空,但东星集团及旅游业务的“平静”,同样令人不解。兰世立在东星的管理风格向来强硬甚至专断——南方周末记者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一份片段性的东星集团会议及内部交流纪要显示,兰世立总是习惯滔滔不绝地给员工、中层甚至其他高层灌输自己的思路与理念。

在东星危机露出端倪之前,兰世立曾自豪地说,当年进军房地产业和航空业,几乎所有的东星人都反对。“幸亏他们没拿东星的股份,否则一民主,我就做不了,也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

这种风格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企业凝聚力的下降和管理混乱。然而如今群龙无首,其他业务板块却近乎风平浪静,有人推测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维稳,武汉市交委一位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这一说法。

3月16日,国航台湾办事处开张。其董事长即中航集团总经理孔栋在此间称,仍在争取收购东星。而在早些时候,他曾表示3月底一定完成对东星全部股权的收购。

“东星拒绝与中国国航合作,也许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孔栋说,“经济严冬对规模小、资金不够雄厚的企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相比于东星的资金危机,国航的“成绩单”其实好不到哪里去。今年1月其发布预亏公告称,截至去年底国航的燃油套保合约公允价值损失扩大至68亿元。

尽管如此,孔栋表示2009年国航“有条件”实现盈利,并称中航集团已向政府申请了国有资本注资,“希望注资额不低于南航此前获得的30亿元”,而东航亦通过增发融资70亿元,并获得了银行累计460亿元的授信。

国有航空公司与民营航空公司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向政府索要巨额资金补贴时的“坦然”,在业界持续引发较大争议;“救一家南航,够救30家奥凯!”奥凯总裁刘捷音为民营航空打抱不平。

也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东星停航事件发生伊始,坊间就较少关注甚至忽略了东星商业模式一直以来的隐患和兰世立的管理风格的硬伤,而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国进民退”。

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赢者的诅咒”,意思是说,在拍卖市场中,就算投标者们对其价值的估计是合理的,夺标者也往往不能实现预期的收益,甚至会遭受损失。

在围绕东星的这场游戏中,自我标榜非常透明却早已乱成一团的兰世立注定是个输家,但谁又是真正的赢家呢?

(非常感谢《鄂商》杂志社记者王坤祚的帮助;摄影:彭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