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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宏生与时间赛跑

东方愚  For 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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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将上市公司“一拆三”,创维自2013年伊始,就成为家电行业关注的焦点。在创维的整个业务版图中,彩电所占的比重超过8成,紧接着便是数字机顶盒和液晶器件。年初的时候创维即发布公告称,两块业务将分别在A股和H股上市,方式分别为收购一间A股上市公司和在港IPO(首次公开募股)。

57岁的创维幕后掌门黄宏生从监狱里出来已经四年了。他为什么要现在分拆上市?从商业的角度考虑,分拆能够明晰各业务板块的责权利,避免厚此薄彼,而两个或三个独立的融资平台,也更利于未来发展;另外,创维人如今像和尚念经一样天天唠叨着“2015年500亿,2020年1000亿”的营收目标——黄宏生回母校时被问到自己的“中国梦”时甚至也是谈的这个——分拆上市无疑能够起到强心剂的效果。

其实另外两个“迫不得已”的因素更值得一提。一是2015年后国内的有线机顶盒将消失,互联网革命让硬件选择推出舞台或是变身软件服务商,要知道创维机顶盒业务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是22%,必须尽快谋变。二是黄宏生在狱中就提出来要分拆手机业务上市,目的是为了激励中高层,通过打造一个或多个内部创业平台来提振士气。当然创维手机业务越做越差,后来干脆卖掉了。但黄老板的承诺大家都听到了。当年分拆事大,得等他老人家出狱后通盘运筹,大伙儿几乎望穿秋水,终于,创维靓丽的2012财报出来了,总营收378亿港元,增长34%,机顶盒和液晶器件业务增幅分别超过30%和18%。时机成熟了!

十年练一剑。创维是第一家老板出事但企业运营平稳的中国大型上市公司。2004年黄宏生被捕时,离创维发生“陆强华事件”(总经理陆强华带领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及片区经理共逾百人集体离开)才4年时间,尽管黄宏生因此逐渐意识到自己专断、傲慢的性格,并于2002年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管理层及骨干员工,但彼时并没多少人——甚至包括黄宏生、林卫平夫妻自己——对创维的未来有信心。可“奇迹”还是发生了。

若说“黄宏生应该感谢牢狱之灾”可能有些损,但假设黄宏生没有被捕,而一直任董事局主席至今,很难说创维的成绩单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要优异多少。一个有着超强控制欲且高高在上的人,即使意识到了自己的性格缺陷,你希望他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成功控制自己的控制欲,可能只能有两种办法,一是让他的夫人或情人制服他,二是把他关到笼子里,一般而言,后一种办法比前一种更奏效。

黄宏生是个幸运儿。如果完全说成“时势造英雄”并不贴切,但铁窗生涯确让他以比较高的效率完成了自我革命。

最有意思的是按照香港法律,黄宏生出狱后并不能够马上重掌创维帅印。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专断脾性的“报复性反弹”的可能性。他已经能而且也只能像《缔造苹果神话》一书作者杰弗里•扬描述当年经历了风浪后的乔布斯一样“不再是一位站在河边根据自己的命令改变河流流向的‘统治者’,是一艘顺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长,他引领着这条船的前行,他的身后是喊着号子拼命加油的船员”。

不能回创维当董事,却能到南京做金龙客车的董事长。黄宏生出狱后还布局新能源客车,并很快有了实际行动;那么,如果创维公司能够一年内完成“一拆三”,加上2014南京青奥会将给新能源客车的契机,外加黄宏生以私人名义投资的地产业,一个架构清晰、多维立体的黄氏帝国已现雏形。

但他绝非高枕无忧。2013年8月6日,创维机顶盒业务借壳上市的事情终于有了实质进展。不过尴尬的是,一周后,创维宣布推迟液晶器件在港上市计划。原因无非是市场低迷,投资机构对这一行业态度谨慎且不看好这个时候融资。也就是说,“一拆三”暂时变为“一拆二”。而即使现在如火如荼的机顶盒业务,除了要和政策及时间赛跑外,值得思考的是,我们看到的创维不管如何重组,却依然是一个硬件公司。现在面对乐视、小米等互联网公司推出的“盒子”产品,尽管创维也曾推出“酷开TV”以迎合“云时代”的潮流,但无论是在资本投入、合作方式以及商业模式上,它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再大气的电视、再清晰的屏幕,如果没有好的内容支撑,被抛弃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

这又得回到黄宏生个人经历上。对于出生于1950年代、经历过文革的那批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对实业的感情非常深厚——充其量加上房地产业。就算麾下高手如云,但如果舵手拥抱互联网的意愿并不强烈,你也会干着急没办法,因为于舵手而言,那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全新世界。从创维作为一个“后来者”杀入白电业就可见一斑:“黑白配”可以理解为产业布局,但选择2010年这个时刻,更多的可能是看到了白电的高利润率可以为创维的“千亿大计”贡献能量。这是不是一种盲目的多元化?莫衷一是。但显然创维人以及黄宏生现在需要经常自问一句俗不可耐的谚语:不要走得太快而忘了为何而出发。

走出牢狱的企业家们究竟有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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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东方愚     For 南方人物周刊

 

企业家 原企业 出狱时间
兰世立 东星 2013
顾雏军 格林柯尔 2012
李途纯 太子奶 2012
张海 健力宝 2011
黄宏生 创维 2010
唐万新 德隆 2009
陈九霖 中航油(新加坡) 2009

龚家龙

天发 2008
戴国芳 铁本 2008
赵新先 三九 2007
阚治东 南方证券 2006
胡志标 爱多 2006
郑俊怀 伊利 2008
管金生 万国证券 2003
吴胜明 个体户 2003
乔赢 红高粱 2003
孙大午 大午 2003

禇时健

红塔 2002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曾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已于2013年8月7日出狱。兰世立3年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他在服刑期间喊冤称“不能把民企当成猪一样杀肥了就杀掉”,甚至从狱中传出一封 “绝笔信”。

粗略数下最近十多年入狱又出狱的企业家或经理人,知名的就有十八位。其中最近两三年出来的,除兰世立之外,还有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等人,早些年出来的则有禇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等人。

铁窗富豪出狱后的行踪分别是怎样的?十年间,他们的罪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牢狱之灾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改变?

 

体制内外有别,重操旧业者多

十八人当中,有五人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企业家,而只能说是国企经理人。他们分别是红塔集团前董事长禇时健、万国证券前总裁管金生、南方证券前总裁阚治东、三九集团前董事长赵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总裁陈九霖。

管金生选择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他最近也是罕见的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2013年7月18日一场讲述万国证券历史之新书的发布会上。管金生见到多位其万国旧部时笑容可掬。

与管金生不同,阚治东选择重返资本江湖,玩转股权投资,一边是挑选华锐风电这种超级项目,一边与各省市地方政府结盟。他的个人品牌同样还在,加上熟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官员们喜欢,国内外各种机构信任,可谓一拍即合。

陈九霖出狱后做过拟上市公司的财经顾问,也玩过股权投资,后来成为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众多副总经理中的一位。但他现在更喜欢讲段子、做“微博红人”、“创业导师”;不久前说有一位“大老板”,请他“搞一个30亿美元能源基金”,不过要等牟其中出狱后一起搞。

赵新先选择回归医药业,加盟南京小营药业集团。这家企业的前身是隶属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家药厂;赵新先是军人出身,三九集团前身也是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家药厂。

也就是说,五位国企经理人中的四位,出狱后或是不同程度地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而唯有禇时健这位出狱时已经74岁的老人,选择远离喧嚣,种起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剩下的十三位民营企业家,他们出狱后的想法大多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孙大午走向企业幕后,甚至爱上了考古;连一向张扬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刻意保持低调,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办法做到独善其身,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但他们应当尽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离,或是绕道而行。对于蹲过监狱的商人而言,他们尤其明白这一点。

天发石油创始人龚家龙曾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现在他仍对资源行业情有独钟,不过战场不再是国内,而是海外。他联合其它资本买下加拿大一油气公司,并兴致勃勃描述他未来的资源王国“有石油,有钾矿,也有铀矿,甚至还有玉石。”

和龚家龙一样重操旧业者的出狱富豪占到多数。当年赫赫有名的铁本钢铁创始人戴国芳于三年前创办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

如果说在资源行业东山再起难免再在政商关系上遭遇牵绊的话,像红高粱快餐创始人乔赢等一样回到充分竞争行业者,如果在商业技能上避开政策雷区,或许真的能够做到“在商言高”。

如果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

黄宏生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推动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拟将一家上市公司拆为三家),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测良久的创维机顶盒业务分拆上市方案出炉。

 

控制不住的咆哮,适可而止的讨伐

相比前些年出狱者的低调,最近两年出狱的几位都可以称之为“咆哮哥”。兰世立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称地方政治玩弄东星航空于股掌之间;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出狱后更是戴上自制“草民无罪”的高帽召开新闻发布会,举报包括前证监会副主席在内的四名高官;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副市长……

他们为什么咆哮?皆因政商关系恶化是其落马的助推器。这与他们是否清白无关,而是说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至少入狱时间不会那么早,或者在牢的呆的时候不会那么长。

什么样的土壤孵化什么样的种子,“企业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纵观十八位企业家入狱时大体所处的三个不同阶段,是了解时代和牢狱如何改变他们、出狱后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另一个视角。

第一个阶段是十年前,有别于1980年代个体户吴胜明因为“投地倒把”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03年出狱),经过1990年代的野蛮生长后,由于摸不准法律法规的边界而入狱成为“潮流”。

孙大午和乔赢属于那一波,二人的罪名皆为“非法集资”。孙大午事件当年引发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狂飙猛进,证券市场也是一路高歌。民间商人与地方政府都看到“大产业梦”并不遥远。一些商人的理念是“产值与利润压倒一切”,有人则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大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人治成份浓烈,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均衡,“多输”于是成为家常便饭。

戴国芳和唐万新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输家;但输家绝不仅仅只是他们。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表面上风淡云轻,实际上却可能是受伤最重的。因为在屏蔽外界冲击力的过程中,行政部门之“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长。当越来越饥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与产业资本来到 面前,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在都视其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与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则一旦交恶,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纯和兰世立则是在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纯除了举报地方官员外,现在还指证花旗银行在办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过程中存在欺诈、造假和行贿;而压倒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众所周知——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GECAS)。

但如果说“咆哮哥”们生不逢时却又是不妥当的。拿兰世立来说,抛开他的激进之外,其性格缺陷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四年前兰世立刚刚出事时,我到武汉调研时,听一位知情的朋友转述湖北省当年一位主要领导对兰世立的一句规劝:“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了。”

更重要的是,民间对政治家们的抱怨声和质疑声越来越强烈。与十年前相比,民众更懂得表达情绪和诉求的必要性。而在堵与疏的选项前,官员们总是习惯性喜欢前者。他们人为地选择站在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后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经济起伏似乎十年一个轮回,而中国法治市场的建设似乎也是十年一轮回。十年前前坊间谈的是孙大午案。十年后谈的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吴英差点被砍头,曾成杰已经被秘密执行死刑。

显然,咆哮是咆哮哥们的权利。但相比吴英和曾成杰,他们又是幸运儿。不过,聪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种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涂者天真地以为声势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业家入狱现象不会消停。虽不至如惊弓之鸟,但防患于未然然、萌生退意,成为“弃业家”或转移资产到海外者正络绎不绝。那些继续奋战、曾经激昂,以及有过牢狱经历的企业家们,如果用一句话说其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更懂得什么叫“讲政治”,也真切体会到了冯仑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那句描述中国商人应有姿态的台词“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之意境。

“我该到中国找份工作”——专访“魔鬼交易员”尼克·利森

■“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我开设非法账户,以及随后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诱因而已。”

■“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连线爱尔兰 发自广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475


“魔鬼交易员”尼克·利森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成为年轻人尼克·利森(NickLeeson,简称尼克)搞垮巴林银行的导火索;十六年后,有人开始担忧又一次大地震会不会让新的尼克.利森浮出水面。

而尼克,曾经的“魔鬼交易员”、著名的“金融流氓”,“剽悍”的人生因为那桩轰动全球的丑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果没有1995年的日本大地震,”尼克在电话那头沉思了一下,然后对南方周末记者描绘了一个想象中的场面———“现在的我应该是投资银行的高层,每天作出重大决策,尽量规避风险,并且严格自律。”

今年44岁的尼克在有些秃顶,他曾是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焦点人物之一———他28岁时一手搞垮了有230多年历史的欧洲老牌商业投资银行巴林银行(BaringsBank)。他因此臭名昭著,被称为“金融流氓”,并锒铛入狱,先是在德国监狱服刑9个月(因为事件败露后他曾逃往德国),然后转到新加坡监狱继续服刑3年7个月。

尽管尼克出狱后完成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RogueTrader)一书被拍成电影《魔鬼交易员》后广为人知,但他在监狱服刑过程中曾尝试自杀、身患癌症、与妻子离婚等连环画式的个人遭遇,却鲜有人知晓。而他出狱之后,用他一位朋友的话来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他甚至去攻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

尼克曾在爱尔兰一家足球俱乐部任CEO,今年1月辞任。他现在穿梭于世界各地,像“巴菲特午餐会”一样,参加一些商务晚宴并发表演讲,其主要谈论的话题是金融风险管理。这些活动也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2011年4月,他多次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连线及邮件专访,深入谈及他被改变的人生。

“我不是麦道夫”

今年3月中旬,美国《华尔街日报》一位记者在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日本地震:新的尼克·利森正在潜伏?》。这位记者在文章中称,“虽然历史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上演,但是在灾难当中,总会诞生一批疯狂的金融赌徒。”

“任何巨大的市场波动中都有可能使一些非法交易员们浮出水面,”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对上述文章的看法时,他这样回答,“我当年隐瞒交易的第一天,就非常害怕会在24小时内被逮捕,可我的贪婪使我上瘾,我一边继续非法交易,一边生怕敲门声响起甚至幻觉中有人来敲门,奇怪的是你忍耐了几周后放松了警惕,逮捕令却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日期或事件中姗姗来迟。”尽管时间过去了16年,但尼克回想起1995年的经历时仍心有余悸。

他是一个英国泥瓦匠的儿子,母亲在他20岁时去世;他从没读过大学,但这并不影响他事业上的一帆风顺,他22岁进入巴林银行,25岁(1992年)即被巴林银行派往新加坡分支机构任总裁。“我感觉我站到了‘人生阶梯’的高处。”尼克说。新加坡国际货币期货交易所(SIMEX)之前的交易是每天两千多笔,而在巴林银行等几家巨头的到来之后,每天的成交量暴涨了近十倍。彼时的交易系统显然无法和如今相比,死机是家常便饭。

彼时尼克手下一位女交易员有一天在交易中出了个小错,他并没有向巴林银行总部汇报,而是私自新开了一个名为“88888”的非法账户用以掩盖事实———亚洲文化中“8”是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尼克显然也受此影响。“我想我不是一个爱说谎的人,”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实际上查出来这个账户太容易了,一个小学生都可以做到,但前提是———有人来查。”到1993年5月的时候,这一账户除为他填掉2500万美元的损失外,还净赚25万英镑。

按说此时尼克完全有理由关掉它了,但他没有这样做,由于彼时日本政府多次实施经济刺激措施,甚至公开宣告日本经济已经“走出谷底”,尼克于1994年大量买进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同时又在对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期货市场进行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可是,这个聪明绝顶的家伙遇到了无法预料的事件———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爆发7.3级大地震,尼克手中的金融衍生品的价值走势与他之前的预计完全相反。2月27日,尼克“88888”账户上累计损失超过8.6亿英镑,巴林银行最终申请破产,后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卖给了荷兰国际集团(ING)。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后,我并没有像《华尔街日报》记者一样想起来当年自己的经历,”尼克说,“其实巴林银行迟早会倒闭,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权以求生财之道,而规章制度和风险管理却一塌糊涂,我开设非法账户,以及随后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诱因而已。”

可尼克对金融业的迷恋仍是深入骨髓。在他入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幻想过,如果巴林银行的“底子”厚一些的话,就算查出了他的非法账户和巨额亏损,也许还会给他一次机会,而不是申请破产。“我现在再也不做这样的梦了,人不能没有底线。”

尼克后来在读心理学学位时的2001年,英国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IvanTyrrell)对他说,“说不定再过十年,巴林银行的倒闭只会被看作是历史事件,而不是金融丑闻。”当时尼克驳斥了伊凡这一说法:“丑闻就是丑闻。但我必须改头换面,哪怕教科书上给我的标签可能永远是‘金融流氓’。”

尼克到现在仍持这一观点。他对南方周末记者称,现在一些商务晚宴中会碰到巴林银行的前职员,他会坦诚地说当年自己犯下大错。“有一次我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主持人介绍我时发生口误:‘有请混蛋尼克·利森’。我并不介意,知道自己发生多大改变的只有自己。”

不过,尼克并不乐意将他和3年前被查处的因操作“庞氏骗局”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的纳斯达克前主席麦道夫相提并论。“麦道夫的金融诈骗案是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他说。

  

监狱是个“好老师”

电影《魔鬼交易员》中有一个场景,“尼克”被捕前在法兰克福机场,仍是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与手势。“这个情节纯属虚构,”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怎么可能有那么坚强。当年那个非法账户刚开始亏损时,我就害怕地撕咬自己的指甲了,更别提我被正式逮捕后。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脆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让我痛哭流涕:我在德国监狱的前6个月当中,几乎每天都会哭,有时为家人哭,有时为自己哭,有时纯粹为了哭而哭。”

事实上尼克在德国服刑时的条件还算不错:牢房中除了床之外,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报纸和图书,甚至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其它物品亦可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根据其紧要性程度决定是否准许提供。但是,由于欧美媒体彼时推测尼克的刑期有可能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八十多年,他一度感到万念俱灰,“我曾想过付点钱给我熟识的两个之前是黑手党成员的意大利狱友,让他们帮助我在浴室自杀。”当后来他被引渡到新加坡并最终被告知自己的总刑期为4年4个月时,他内心的恐惧感才减弱。

尽管新加坡监狱的条件远比德国监狱的条件艰苦得多,帮派斗争也很严重,但尼克几乎没有再哭过,除了他觉得刑期在可接受范围内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在亚洲文化中,爱哭的男人很丢脸、没面子”。不久后,自他来新加坡服刑不久后就越来越少联系的妻子,宣告他们之间6年的婚姻正式结束。更糟糕的是,他随即又被诊断出患上了直肠癌。

尼克说,不知道投资银行中别的经理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排序,在他的心目中,同事和客户的位置,要次于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地位———尽管他和妻子间的感情基础并不牢固,他也曾出过轨。所以他一开始有些绝望,但想想中国古话“己所不欲,毋施于人”,以及狱友中有患艾滋病者,有患严重肺结核者,家庭不幸者更是比比皆是的情景,他反倒“释然”了一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三十而立”后的他正在蜕变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他坚持每天读书和写作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读过好几本汤姆·克兰西(美国军事作家)的小说,”他说,“不管好看不好看,至少可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我以为自己身在别处。”尼克得知手术将在两天后进行的1998年8月9日,正好是新加坡国庆日。这厢是新加坡举国欢庆摆脱英国统治赢得独立,那厢是一个英国的著名金融罪犯在新加坡监狱医院中等着癌症手术的进行。“很多时候,我自己通过阅读以了解更多关于癌症的知识,之前在这方面我完全是个白痴,”尼克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这就像投资一样,你掌握的信息越多,对事情的趋势就越明白。”

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化疗后,尼克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他打趣称当年自己是新加坡监狱中“职位最高的‘白领’”。1999年7月3日,他获准出狱。一般来说,囚犯一大早就会急不可待地逃离大牢,而尼克一直到中午才离开,原因是他被要求销毁他在狱中写下的所有日记。

回到英国后的尼克感觉自己像个外星人。“我可能是知道英国‘波霸乔丹’凯蒂·普莱斯(KatiePrice)是谁的最后一人,”他说,“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出租车司机问我要去哪儿,除了监狱,去哪儿都行啊。”在解决了一下压抑已久的性需求后,尼克说他必须重新开始新生活了,“一个人必须有自己明确的目标”。

  

“或许我应该到中国找份工作”

尼克刚入狱和刚出狱时,英国媒体都曾掀起过混战。英国媒体曾在新加坡媒体上刊登广告,只为寻找知道更多关于这一“金融赌徒”故事的人。而尼克回国时的航班上,同样坐了不少媒体记者,以便能提早从他口中挖出一些“内幕”。尼克对此既悲愤又感激。悲愤在于,个别记者给他“制造了麻烦”,譬如有记者声称尼克的一个秘密银行账户里还有数百万英镑的资金;感激则在于,他回到英国后的“第一桶金”是《每日邮报》为一篇独家专访支付给其的“6位数的酬金”(几十万英镑)。

尼克出狱后所写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曾畅销一时,版权被卖到了全世界许多国家。当南方周末记者问及尼克他这部分的总收入时,他仍然有些闪烁其词,“总计是7位数吧(几百万英镑),可扣除了我当年案件的诉讼费用等支出外,就所剩无几了。”

“至于电影《魔鬼交易员》,我没有从中获得一分钱的报酬。”尼克接着说。而对于有媒体曾报道称,尼克当年的顶头上司———巴林银行彼得·诺里斯在银行破产后在伦敦开了一家电影院,且《魔鬼交易员》正是在他的电影院里首映,尼克给予了否认,“这是子虚乌有的事,彼得先在一家葡萄酒庄干过一阵,然后又运营约翰·布朗出版公司一段时间,最近他好像要开办一间私人银行。”他说,“当年电影的私人放映会,我邀请了包括彼得在内的三十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但据我所知彼得很早就离场了。”

尼克后来到英国米德尔斯堡大学读了一个心理学学位。他和心理学家伊凡·泰里尔便是在这里认识的,伊凡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帮助尼克重新发现自我,并称尼克传奇经历和蜕变是现代版的《一千零一夜》。尼克也是在大学认识自己现任太太奥娜的,他们婚后生有一子,加上奥娜和前夫的两个孩子,尼克一家五口现在生活在爱尔兰。“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说。他表示自己现在不关注个股,只是密切关注大宗商品如黄金和原油等投资品种。

2005年尼克开始担任爱尔兰一家名为戈尔韦联(GalwayUnited)的足球俱乐部的总裁,直到2011年1月他卸任这一职务。他说他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东西”,希望能够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并合适他的方向做事。他现在主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参加一些商务宴会并发表演讲,他没有具体加盟哪一家企业,不过他的活动均由英国一家名为NMPLive的顶级演讲机构安排。

“中国不是有句谚语叫作‘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尼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是一种很严肃、真诚的心态参加每一次宴会的,基本上是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和大家探讨风险防御和金融监管。金融丑闻不断发生,我绝非故意拿搞垮巴林银行这一事实作噱头或炫耀,我只是希望人们重视我做错的地方,无论是个人的失误还是从一个组织的角度反思巴林银行的倒闭。”但他也遗憾地表示,他在所有的课本和报道中都会成为反面的例子。

不过,让他感到高兴的是,他的一个好友的儿子在课堂上听到巴林银行倒闭的细节、老师称尼克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时,他竟然站起来反驳老师说:你说的未必完全正确,我认识他,没你说的那么坏。

如果让尼克给年轻人一些忠告的话,他说他会说“不要不懂装懂”。“在面对自己不能应付的局面时试着虚心地询问别人的建议,那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希望我当年可以勇敢一些”。

当谈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尼克称从金融机构到监管部门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激动地谈论爱尔兰:“爱尔兰的情况太糟糕了,某些杠杆融资租赁的做法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违法的、可耻的。”巧合的是,就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尼克的4月18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降爱尔兰多家金融机构信用评级。

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衍生品交易亏损事件同样频繁且规模巨大。值得关注的是,东方航空、中国远洋等一些央企发生金融丑闻时,几乎没有人受到牵连,更别说入狱,它们甚至还能继续巨额的财政补贴。“任何违背国家法规和金融规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在这方面,不应该对国有企业网开一面。”尼克说。

不过并非没有例外。2006年3月,因擅自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导致5.5亿美元巨亏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入狱,陈成为第一个因触犯新加坡法律而被捕的中国海外上市公司总裁。“我知道陈久霖事件。新加坡的监管尚且不够完善,全世界别的地方的监管能好到哪里去呢?如果不是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而是中国国内公司,结局是不是又是另一种情形呢?”尼克把皮球踢了回来。

得知陈久霖出狱一年后,于2010年出任一家中国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后,尼克有些吃惊,他以半严肃半调侃的口吻说,“看来我应该去中国找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