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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惹谁了?

@东方愚      2012年11月1日  南方周末 “旁观富人圈”专栏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532

无论是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韦尔奇,抑或不久前的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他们的离婚消息在美国所引起的关注,都不及现在王石在中国所引发的波澜。为什么会是这样?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达,更在于一直以来王石在中国的商业界甚至整个社会不断被标签化、符号化。在大众眼中,他既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政治家”,还是一位用登山来不断征服自己的“时尚达人”。他“老少通吃”,于是不断有品牌企业邀请他拍广告片、做形象代言人。

但是,王石背后的隐秘忧伤,以及他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脾性,又有多少人了解?关于前者,譬如华润控股万科12年当中,王石想重新进入体制内并谋求“更大发展”上的一些不顺畅和无奈被悄然掩盖,留下的只有王石的一些感慨,譬如他曾称,他完全理解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奉若神明地学习胡雪岩,“因为他的‘红顶之道’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有效。”

关于后者,譬如外界认为他后来习惯了当“甩手掌柜”,登山也好,哈佛游学也好,喜欢过隐士般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万科董事会主席助理韦业宁发微博抱怨王石于2011年之后“登山董事长变成了哈佛董事长”,并称“这很麻烦,后者比前者电话更多,邮件更多,布置的任务多得多”。

总而言之,王石被大众以情绪化的方式推上了偶像的高台,而站到这个高台上的人被要求一定得是个道德洁癖者。每个人都希望改善甚至改变自己的婚姻,唯独除了自己的偶像必须保持原样之外。

二十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Garys Becker),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用缜密的数理方法分析研究过人性。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家庭论》,其中有两个结论,分别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同一个男人不管与谁结婚,或者是否选择保持单身,他得到的收入都相同”;“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会使家庭商品的总产出最大化,所以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又不会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用在今天传言中的王石离婚事件上,这两句话似乎很是恰当。第一,与原配当初的结合是否“有效率”?从王石彼时在广东经贸委所做的经济情报研究工作来说,娶高官之女似乎对仕途的发展是有效率的,当然婚姻双方的他们是否心相印、无罅隙,外界无从得知。第二,如果通过契约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没有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的话,王石有权利改善自己的婚姻,外界的道德指责不值一提。

把王石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一切偏执似乎便可消遁。他也是一个曾有政治抱负的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不能免俗的人,一个声称不断在寻求灵魂归宿却不能成功控制自己控制欲的人。企业家周成建称自己的三次婚姻与中国企业家崛起成长的三阶段吻合:中国企业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萌发,到九十年代野蛮生长,再到新世纪后走到舞台中央并担纲重要角色,而他的婚姻也对应地从媒妁之言到事业伙伴再到寻找精神寄托。那么,王石为何不可以呢?

王石鲜有评价自己的婚姻伴侣,其原配王江穗的名字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上一次“破例”发生在五年前王江穗的账户“不小心”买入万科股票时。彼时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只好发表一封道歉信。与其说是为王江穗股票门事件道歉,不如是说进行澄清。最富有诗意的一句,是王石称王江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纤弱女子”,“她没有聪明到像一些传闻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擅长抄底的短线高手,她连自己掌管股票账户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利用内幕消息来赚钱;另一方面,她也不会愚鲁到为了区区几万股万科股票的收益,拿我们一生的清誉去冒险”。

即使是为股东利益计,王石也简单勾勒出了王江穗的形象,并道出了婚姻之外二人共同的契约意识。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婚姻的解散是双方商讨的结果,而重组又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一种“帕累托优化”的话,我们只有祝福他们将来像贝克尔所言的一样“家庭商品总产出最大化”了。

增长的财富 停滞的财富观

文/东方愚   经济观察报 2009年10月19日

  2009年胡润百富榜于10月中旬发布,至今英国小伙胡润制榜整整十年。十年间,基于人力、技术、资本、政策,中国富豪群体不断批量涌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那么,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十年间有长足的突破吗?答案是没有。

      “共产党国家有了资本家”——这是十年前胡润制作的第一份榜单“1999中国50榜”(英文版)发布后,英国《金融时报》的话,《华尔街日报》的评论则是 “中国人终于找到了致富光荣的感觉”。排在这一年富豪榜前五位的分别是荣毅仁家族、刘永好家族、李晓华、吴炳新和黄宏生。尽管彼时胡润并没有清晰的章法,但榜单的符号意义远胜过内容本身,中国商人们也开始打破禁忌,以富为荣并且有了主动“站出来”的冲动。不久后,中国内地的媒体也纷纷加入了关注富豪群体的阵营,《南方周末》称:“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向一个市场经济体转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有前途的事业;富豪的诞生,正是这项事业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200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把民企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执政党第一次承认民企的政治地位。此后不久,全国有近600位个体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家相继当上了“劳模”。可是这种归属感和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就被2002年坊间广为流传的一份关于中国富豪的纳税报告浇灭。

      报告大体是说,中国当时每年流失的税收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这使得中国企业界风声鹤唳,胡润在这一年的制榜也遇到了极大的压力,有人上门恐吓,有人劝他暂停。最后尽管相安无事,但中国富人们意识到了 “枪打出头鸟”的中国逻辑不可能有所改观,于是重新回归“潜伏”状态。

      此后,2003年山西富豪李海仓被杀、河南富豪乔金岭自杀,2004年资本枭雄唐万新倒掉,2006年张荣坤被捕,直至2008年黄光裕被拘等事件,让中国在一种疑惑、躁动和纠结的情绪中继续着自己财富增长的神话。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逐渐习惯了富豪落马,甚至习惯了“仇富”。

      习惯仇富并不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嫉妒、怀疑和怨恨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缺乏交集。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富豪群体和政府部门,他们各自的价值观从来就像三层立而不交的“立交桥”,而不是一个相互勾连和交融的“三角体”。很多时候,企业家对上富豪榜的担忧,首先并非出于自己的商誉是否能经得起客户和投资者推敲,而是对有可能引起政府部门和银行“特别关注”的忐忑;同样,政府部门对富豪们的接纳,往往首先出于对这一群体可为自己政绩快速增色的欣喜,而无使当地民众共尝从财富盛宴中也能分得一杯美羹之考量。

      常有人对胡润说,你的榜单是“杀猪榜”啊。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如果一纸薄薄的榜单就能把生猛的富豪拉下马,要么是富豪本已风雨飘摇,要么是我们大大高估了榜单的影响力。前者如唐万新,他是“2003年资本控制50强”榜单中的头号大佬,一人掌控五家上市公司217亿元的流通市值。而唐万新出事后在受审笔录中坦承:“从2001年起,德隆每天都有到期无法兑付的资金,导致客户游行、以自杀相威胁、砸营业部等事件发生。”后者如黄光裕,2006年黄氏兄弟就被传出受调查的消息,但很快风平浪静,甚至2008年10月还铿锵地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

      富豪们有时也有不同形式的 “苦衷”,无论是真苦衷还是假苦衷,关键是,当有富豪落马时,富豪自身、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等各利益群体同样鲜有碰撞和产生交集的机会——知情者永远是极少数,社会的仇富情绪在混沌状态下愈演愈烈。

      社会学家孙立平说,中国“断裂社会”的结构正在形成。立而不交的“立交桥”式财富观无疑是一处甚为贴切的注脚。有人说,走出这种局限性的唯一办法仍是走技术创新路线而非在政商边界见缝插针。可是,最近在一项对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成为2009年中国首富的网上调查中,70%的参与者 “感觉王传福会落马”——我们应当责备问卷设计者的“不怀好意”,还是感喟普通民众仇富心理的习惯已成自然呢?

    链接:图书《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胡润、东方愚合著,中信出版社)主页:http://www.douban.com/subject/3225792/

“首富”的时代隐喻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东方愚

“通行证”与“墓志铭”

中国商业史上总有一些非常巧合的事情发生。2009年4月底,几乎在同一时间,有两则关于“首富”的消息被热议。一则是,有香港传媒报道,前“首富先生”黄光裕在看守所自杀未遂;另一则是,辽宁忠旺集团在香港招股,如若上市顺利,其掌门人刘忠田家族有望以至少240亿元的身家,冲击今年的首富宝座。

真是意味深长的对比。对于前者,据称黄光裕案涉及的省副部长级以上的官员有57位之多;而对于后者,刘忠田显然是大多数公众眼中的“新面孔”——尽管去年他以70亿元资产位居胡润百富榜第76位,但你上网搜索他的个人信息,可谓寥寥数行,譬如今年45岁,辽宁人,当年从房地产业掘得第一桶金,如今执掌生产铝型材的忠旺集团近16年等。

于是有人开始给刘忠田冠以“神秘富豪”的名头。正如去年的杜双华,一开始人们对这位中国民营钢铁业的风云人物知之甚少,当他进入富豪榜前三甲时,传媒才开始将他在日照钢铁的创业史陆续挖掘出来,而当他与山东钢铁的博弈不断升级时,其标本意义终于凸现。

刘忠田的低调毫不逊色,今年3月初,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忠田赴京参加“两会”,彼时他正紧锣密鼓推进忠旺在港的IPO计划,我试图在北京加以“堵截”而未果,后来忠旺公司员工说:“我们老板是只身一人到北京的,不带秘书,这是他的习惯。”

最近十年,当过中国内地首富者有荣毅仁与荣智健家族、刘永行与刘永好兄弟、黄光裕、丁磊、张茵、杨惠妍等六人(家族),几乎清一色地是低调者。最典型者莫过于杨惠妍,遵从父命躲避媒体,结果自己的婚礼视频流传网上,披着大红嫁衣的截图竟然成为风行一时的首富标签。

几天前遇到胡润,他让我推测下今年的首富会是谁。我说,一定还是一位低调行事者——低调是首富们的通行证啊。胡润狡狤地笑了下,说:“也是他们的墓志铭吧。”

在中国学习并做了十年百富榜的英国小伙胡润,竟然可以恰到好处地活用北岛的诗了。

“座上客”与“阶下囚”

胡润百富榜十年,荣氏父子三度登顶,黄光裕则分别于2004年、2005年和2008年三次成为内地首富。如今黄光裕已为阶下囚,而荣智健亦因澳元外汇衍生品投资巨亏,于2009年4月辞去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一职。

对于崇尚自由主义的香港民众来说,他们两眼主要盯的是企业的信誉和社会福利,而非什么“红色背景”。4月中旬我在香港出差,接触了一些香港民众,谈到中信泰富,他们首先提及的,其实是中信泰富控股的西区海底隧道(西隧)和东区海底隧道(东隧)近几年接连大幅提价事宜,港人批评中信泰富社会责任缺失,至于其政治背景,或是荣智健生活的奢华,鲜有人津津乐道。而在内地,人们自然而然地去揣测这一财经事件背后的政治斗争。

无论荣家是否就此“谢幕”,荣智健事件连同黄光裕案已散发出某种共同的时代隐喻,即对财富群体的考量,又绕回到了十多年前人们甚为避讳的话题上:政商资源的勾结和裙带主义的盛行是否已超出容忍的限度。

1999年9月胡润制出第一份“中国内地50富豪榜”,发给《时代》周刊、《福布斯》等机构寻求出版,他在自荐信中写道:“如果把成功定义为拥有财富多少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者,他们的故事能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社会。”

现在回头来看,1999年——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人们开始广泛地谈论起“富豪”及个人财富多寡来,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开端。之后的十年间,尽管民营企业家为自身身份之跌宕而心潮起伏——为2001年被第一次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而欢欣,为2003年山西海鑫钢铁掌门人李海仓被杀及孙大午“非法集资案”而焦虑,为2004年中小企业板开市及2006年施正荣、彭小峰等新能源富豪的诞生而振奋——但他们依然认为,民营经济连同“个人财富”这一概念的地位均在“螺旋式上升”,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以山东钢铁意欲吞并日照钢铁、首钢洽购山西海鑫钢铁为代表的“国进民退”风潮步伐正在加速,以黄光裕案为代表的政商利益互送之种子,早已潜滋暗长并不断渗透,甚至无孔不入。

十年一回头。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到了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了。

不断有新的官员因黄光裕案而落马。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尴尬恰恰就在于此——十年间他们不断冲破一些原本不该有的樊篱时,不时被冠以莫名的罪名,如今当他们终于不再为此而伤脑筋、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又要与政商勾结之路径依赖者(特别是东窗事发者),一同感受这风声鹤唳和步履维艰,更别说还要忙活于应对经济危机的威胁和巨头国企的排挤了。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中,吕布兵败为曹操所擒获,被五花大绑于白门楼上。吕布看见刘备坐在曹操身边,希望刘备念旧情加以搭救,说:“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

“长青树”与“枯藤木”

民营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的类型大致有四种,第一种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风光,却常心生唏嘘;第二种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结,共谋“大业”;第三种是“不倒翁型”,环境恶化抑或决策失误后,总有“贵人“相助;第四种是“紧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从不越界。

成为第四种类型者,实在是少数中的少数了。台湾首富、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或许属于此列。不过,王永庆于2008年10月中旬去世后,台湾《联合晚报》在一篇社论写道:“王永庆发迹,绝对有他个人的过人之处。公平地讲,卷入扁家弊案的金控大老板们,不管白手起家,或子承家业,哪个又没有过人胆识呢!但必须承认,事业大到一定程度,更上层楼的契机,往往跟政策方向脱不了关系。王永庆越做越大,他的石化王国,仍有政府政策面的鼓励,以及投资面的协助。尽管王永庆敢言,动辄以万言书阐明心志,可是到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他依旧遭到来自政府掐住喉咙,使得大陆投资计划搁浅…台湾实应走回政商分际、司法严明的正道!”

忙于周旋政商关系,不但是台湾地区,同样也是中国内地许多民营企业的一大“要务”。当全球经济危机蔓延,许多内地企业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动用自己长期以来在政府及金融系统搭建的资源桥梁,而非进行自我审查、变革和突围。

看看香港首富李嘉城吧,由于这轮危机下香港股市和楼市出现了一个季度的“时差”——2007年9月至2008年1月,香港楼价急升约三成,李嘉诚趁着诡异的市场气氛,高价出售旗下楼盘,嗅觉灵敏可见一斑。正因为此,就在我们大谈李嘉城的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他在内地最大的商业地产项目——上海真如项目于今年四月逆势开工了,据说是李嘉诚在内地房地产业最大规模的一笔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内地的“首富们”对政商关系讳莫如深,于是不得不与公众及传媒保持一定距离——其实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一边为庙堂和江湖之事很烦很压抑,一边又不能让市井百姓看出自己的情绪来——记得黄光裕到央视《赢在中国》节目做嘉宾时的一处细节——一群知名企业家济济一堂,围成圆圈,各陈高论,而黄光裕坐于一旁,沉默不语,主持人王利芬问他何高见,他尴尬地笑了一下,用不太流利地潮汕普通话说:“没什么要说的,做企业,就那么些事嘛!”

相对应地,专注于研究香港家族企业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郑宏泰不久前给我讲了关于几年前他前去拜访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的经历。郭是一位华人巨贾,被称为“亚洲糖王”,也是香格里拉连锁酒店创始人,旗下还有矿产、金融、地产、航运等产业,也是中信泰富的股东之一。“当我到他在香港的办公室找他,他非常热情、和善,聊家族企业的运营、管理心得等。彼时他已是80岁高龄,跟我握手时他要鞠躬,吃饭时给我夹菜,甚至我走的时候他不但送到楼下,甚至还为我打开车门,这使我非常吃惊。”郑宏泰说。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内地富豪们最头疼的事则是企业传承。他们无一不希望基业长青,所以早早尽心尽力培善下一代。迎面而来的是再个难题,一是子女内讧,要知道日本家族企业传承并不平等,通常是长子继承,且一旦确定,其他子女都要离开企业(这也是许多日本企业有几百上千年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中国讲究百子千孙平均制。二是政商关系传承难度大。

第二个难题显然是重中之重。李鸿章说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自然而然地,一代人拥有的是一代人的人脉。当然,黄光裕是个例外,就算他有通天本领,也无机会了,再说他的子女还都是小朋友。

好歹国美没有倒掉。有一天国美成了百年企业,人们定会一边赞赏这颗长青树企业,一边为它的创始人早早成为“枯藤木”而唏嘘。元人马致远在一曲《天净沙·秋思》中吟道:“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