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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蒙经济学》上线中国最好数字阅读平台之一的“多看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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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婚礼这桩“生意”

文/东方愚    多看书城首发

七十多年前,胡适先生和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最后一次长谈,布尔说的一句话令胡适醍醐灌顶:“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多少年之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写了一篇自我反思的文章,标题正是《容忍与自由》。

我的《荷尔蒙经济学》一书上线中国最好数字阅读平台之一的“多看书城”之际,我罗里罗嗦援引胡适先生的文字,请相信我绝无故作深沉之意,而是恰因“容忍与自由”契合本书的精神内核。

《荷尔蒙经济学》讲的是中国企业家的婚姻经营与管理之道。全书一共提及了近100对企业家夫妻样本,重点阐述的则是28对。通过还原他们认识、结合与相处的过程,来透视婚姻对企业家个人成长和性格塑造的影响。

图书出版前夕,一些朋友就抛来两大疑问:这些人你都采访过吗?你为什么突然写起八卦?其实我在本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已做了回答。第一,采访过的比例占到70%以上,剩下那30%,即便没有接触到企业家本人,也大都进行了外围采访。2008年我和胡润合作完成《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后,我在南方周末的职业定位便是专注财富人物报道与财富现象研究,一些没有见诸报端的“花絮”慢慢沉淀下来,最后成为本书的一手素材;第二,这本书当然也能满足读者们一些猎奇心,譬如周成建对三次婚姻的“总结”、曹德旺对年轻时“差点出轨”经历的回忆等,但本书绝非一本“八卦之作”,相反,它仍然是一本商业“正史”,只是选择了企业家婚姻伴侣这样一个切入角度。

相比于普通人,企业家们可选的结婚对象要丰富一些,但婚姻的“纯度”可能要略低一些。当婚姻中出现矛盾与不和时,他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对离婚成本精打细算后,觉得还是维持现状更经济;另一种是随性而为,打破囹圄,寻找新目标。

从长远的“收益”来看,哪一种情形更优?显然不可一言概之。书中对两种情形都做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前者如潘石屹与张欣,后者如李东生与洪燕芬。这两类样本的共同点,便是“容忍与自由”之逻辑的一致性:无论把婚姻当成一桩生意,还是回归婚姻本义,你的幸福感皆取决于对自由的定义和矛盾出现时容忍度的大小。

同样,年龄越大或成就越大,容忍度也往往越高。这也是柳传志称“和妻子(龚国兴)一起散步是我最大的幸福”的原因之一;王石是个例外,个性使然,他比你我想象中要勇敢一些。当然,有的企业家选择离婚可能是个假象,目的是为了保全庞大的家族财富。这涉及到政商关系,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想表达“容忍与自由”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我们应对婚姻出现风波的企业家保持一种克制式的评价。这几年企业家离婚的案例特别多,许多人对此幸灾乐祸,“都是钱烧的”等冷嘲热讽不绝不耳。对事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是一种自由,但是很多时候潜藏其中的,其实还有一丝仇富心态。还有一些人,自己的婚姻经营到一团糟糕,却还兴致勃勃对别人的婚姻评头论足。

专注研究美国富人生态的托马斯·斯坦利调研1300多位美国富豪后发现,决定他们成功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依次是良好的信用、自我约束、善于交际、勤勉、有贤内助支持。其实“自我约束”,何尝没有“容忍与自由”之义。斯坦福的调研同时也表明婚姻与事业正要关,80%的事业成功者一生都没有离婚。

一生不离婚——好比2013年1月4日这组数字的谐音一样——爱你一生一世?反正,我所提取的100对中国富豪婚姻样本中,迄今没有离婚的占比只有50%多一点。而就在图书出版后半年的时间里,又有几对夫妻离婚了。中国样本不同于美国样本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人们更多地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那么第二个30年里,精神生活的丰盈将会成为奋力追逐的对象。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本来应该多一些祝福语,我写着写着便严肃起来。但我认为,即使你我都有梦中情人或红颜知己,但婚姻幸福却是不变的夙愿。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年代,家庭这一港湾能够给我们太多的安宁和慰藉。不管采取了哪种技术路径,希望我们都能够到达自由之彼岸。

和通灵珠宝创始人沈东军聊珠宝行业商业模式

2012年10月26号到沈东军先生家中做客,听他聊珠宝行业的商业模式,有不少启发。他的核心观点发表在了11月1日《南方周末》商业版“商业追问”专栏里。附上文章,以及我们聊天中的几个片段。

 

【商业追问】珠宝行业为什么不适合打价格战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沈东军

      我们现在的定位是做高端珠宝,事实上我可能是中国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屠夫”。2000年的时候打出“革命性价格”“把通灵卖空”等煽动性口号,加上“七天无条件退货”、“假一赔十”以及请公证处公证等措施,使得一时间内万人空巷,江苏省外的不少顾客也“打飞的”过来抢购。
我可以这样做而且还能赚个盆满钵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彼时国内珠宝市场仍处在一个野蛮混战但又即将破晓的时点,产品价格普遍较高,但服务很差,没有叫得响的品牌,更谈不上什么顾客忠诚度。

   

但我当“搅局者”的时间不长,就打算转型。原因是我当时的一位合伙人,受到了正寻思进入中国的比利时最大国际钻石加工贸易商之一欧陆之星(Eurostar)的一位澳籍华人的启蒙。我的合伙人对我说,干珠宝这一行当的,说自己没钱肯定是骗人的,但说有钱又不准确,说到底只是手上有一批货而已,如果万一周转不灵卖不掉就惨了,“如果有一批好货在手里就不会慌”。

世界四大钻石切割中心分别在比利时、以色列、纽约和印度。其中比利时的钻石品质最佳,戴比尔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原钻供应商,几乎充当着“全球钻石央行”的角色,而印度出品则要差一些,中国的珠宝商,包括挑起价格战时的我都是从印度进的货。但是消费者不可能永远处在一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当中,他们仍然有着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

于是从2001年开始,我们开始和欧陆之星策略性合作,广告语也变成了“比利时优质切工钻石”,通过启蒙消费者识别钻石,让他们慢慢接受一个相对较高的价格。但是很快,蓝海市场又开始“变红”,“比利时切工”成为家常或者说标准产品,这个时候你就丧失了定价权,因为你缺乏文化属性。

去法国学习奢侈品管理让我意识到一个好品牌应该同时给消费者功能、情感和梦想三方面的满足。我最后找到的窍门,也可以说我的商业机密,便是“为下一代珍藏”这一定位。把宝贵的东西留给孩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这种传承让你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完成了消费性心理到投资性心理的转变。

吃透人性方能重拾定价权。在与外资合作事宜上同样是这一道理。欧陆之星后来不满足于光做供应商,而希望能够参股我们。而我一直“打太极”,因为我现金流充沛,又不希望外人进来“指手画脚”。直到2006年我们准备向全国扩张时,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讲怎样的“故事”。在一位咨询公司朋友的启发下,我答应欧陆之星入股,他们欣喜若狂。

但我提出组建一个新公司,外资占30%股份,我们占70%股份,新公司主攻省外市场,即从零开始。但因为我们在省内也打着合资和国际品牌等旗号,实际上我沾了不少光。

欧陆之星为什么愿意一直和我们紧密合作?他们看重的是中国强劲内需市场和长远利益。直到2012年9月,因为筹备上市,合资公司和原公司必须合而为一。我们重新划分利益,最后的结果是欧陆之星再增资1.5亿元人民币,最后占整个公司15%的股份。

我还提出几项苛刻条件,譬如“排他性”,即他们在国内不能再投资别的珠宝公司;再如“跟随大股东原则”,即只有当我未来减持股票的时候,欧陆之星才可以最多同比例减持,且套现上限为1.5亿元。他们能答应这样的条件,令我对之前拒绝掉几家奢侈品巨头企业财务性投资意愿的行为表示欣慰,而我们也避免了未来出现像雷士照明之类的控股权之争。

2007年底的我还曾试水珠宝电商。结果我失败了,交了近一千万元的学费。但这让我意识到在互联网上从零开始打造一个奢侈品牌几乎不可能。当时我们上马了一个新品牌专门走电商渠道。起初也想赋予它情感和梦想上的定位,但几乎起不到什么效果,上网买珠宝的消费者图的就是便宜,这导致众电商打起价格战。两年后我选择退出。现在行业内几家知名的电商网站,据我所知至今仍很难实现盈利。

(作者系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

 

【对话片段】

“胜利者还是京东”

东方愚:你放弃了电商这一块业务。现在还关注这个领域吗?

沈东军:现在珠宝行业一些电商网站,基本全在亏本,没有盈利的,我早期关注他们,现在已经不关注了。我关注的是大电商。

东方愚:你说的大电商指的是?

沈东军:整个大的电商的环境,这是我关心的,最出名的就是前面的易购和京东打了一仗,很多人在这个里面有不同的理解和了解,但我觉得,胜利者还是京东。为什么?它是一个小级别的公司,但把整个苏宁拉下了水。而苏宁易购的一个错误在于,它应该叫易购,带上苏宁二字,虽然一开始对发展有利,但现在就是风险。

东方愚:实际上张近东和孙为民在电商上的野心很大,甚至把自己的竞争对手定位为淘宝,但现在却面临这样那样的尴尬。

  

“那时候已经确立婚姻关系了”

东方愚:你是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屠夫”?

沈东军:当时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品牌。我创业的时候二十五六岁,那时候恰好戴比尔斯也在中国推广钻石,口号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我当时在航空公司工作,索性下海,下海后第一份工作,是我开了一个彩扩店,就是帮人洗照片,最早是柯达,实际上是一个加盟店。我加盟他们,给我最大的启蒙就是知道品牌的价值,还有在品牌的执行如商品陈列上面,在专卖店的体验上面等。但很快就把它关掉了,因为我感觉那个东西实在没有什么创造力,个人可发挥的东西太少了,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能这样。

东方愚:对一个天蝎男来说更不容易接受。

沈东军:我觉得我应该是指挥一帮人去搞市场,哪怕就是不是轰轰烈烈的胜利,也要豪言壮语的死掉。我岳父是做翡翠,我于是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去。

东方愚: 15年前,准确来说是岳父还是未来岳父,哈哈。   

沈东军:那时候已经谈恋爱了,基本确立婚姻关系了。我发动珠宝行业最早的价格战,自己想了几个口号今天听来也是很不错的,“革命性价格”“将通灵卖空”等,很有煽动性。

东方愚:说白了你就是个坏人,挖个坑,让别人往里跳。

沈东军:应该说,我那时候扮演着今天刘强东的角色。

   

“男人对女人可以一心几意,对儿子绝对一心一意”

东方愚:你现在的得意之作是通灵珠宝的定位与口号“把下一代珍藏”。

 沈东军:是啊,这是我的“商业机密”呢。说难听一点,男人对女人可以一心几意,男人对儿子那绝对是一心一意的,而且是一家人是三心一意,孙子是四心一意,怎么说?几代人为这个孩子,在孩子这个问题上面,它都是一致的,可以这么说,但是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可能是包二奶、包三奶、包四奶都有,但是他在孩子上面,他不会认那么多干儿子并像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们。

东方愚:你把人性的弱点看出来,然后讲出来,包装出来。

  

“必须跟随大股东”

东方愚:说到与外资的合作,我想到我接触过的两个企业,都是上市公司。一个叫合众思壮,它是做汽车导航仪的,老板叫郭信平,他以前代理国外一个品牌导航,用的是美国的系统,外资合作伙伴很想注资,但一直被郭拒绝、拖着,最后合众思壮自己做大了,又用了国产北斗的系统,2011年顺利上市,原是老东家代言人的姚明跳过来跟了他并用代言费参了股。

第二个案例是深圳的海普瑞,它的第一大客户是外资医药巨头,这一客户自己同时在中国医药产业深入布局,未来存在着各种可能性,不排除对海普瑞形威胁。

 沈东军:这两个案例非常好,我们和外资的欧陆之星合作,给他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投资条件,他们必须是一个战略性投资,必须永远跟随大股东,他只能卖他当初投进来的,现金投进来的那1.5个亿,而后面的股票必须跟随我。它也不能去投资别人。

东方愚:我也跟吴长江聊过,雷士照明扯皮到现在,多败俱伤。

   

“我不幸福”

东方愚:问你一个流行问题,你幸福吗,哈哈。

沈东军:我不幸福。人的生活分为四个生活,又是一个平衡,才是一个幸福。第一个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性生活和灵魂生活。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是往上走的,我是同时的,其实今天中国人很多人都富了,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富了,我们在座的人生活条件都不差,但是你幸福吗?大部分人回答是否定的。灵魂生活是横跨生和死的,它是解决我们今生和来世的问题。   

   

欣赏海底捞

东方愚:你对国内外的企业家样本,有谁比较欣赏?

沈东军:我比较欣赏的海底捞。

忍让,但不必刻意——《荷尔蒙经济学》之潘石屹与张欣

 

  

200511月底、12月初的一天,我一次到北京,新浪搞了个“第一届新浪博客大赛”,我是商业评论组的获奖者。潘石屹是颁奖嘉宾之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不过,与之他在媒体上形象不同的是,面前的潘石屹有些憔悴,其它嘉宾开一些玩笑,他勉强挤出一丝笑来。

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是潘石屹一生中低谷时点之一——他被当年几个创业伙伴起诉的事情刚造一段落,和妻子张欣的感情又出现了危机(据称是有第三者插足),两人走到离婚边缘。他们共同执掌的SOHO中国的高管们,甚至开始权衡一旦潘张二人离婚后自己的去留和出路问题了。

婚姻对潘石屹来说就像一个魔咒,他需要它,但是又为它头疼。如果两人真离了,40岁出头的潘石屹第三次婚姻则宣告失败。

二人后来重归于好。不过,这次危机对他们的震动甚大。此后不久,潘石屹和张欣都皈依了巴哈伊教。巴哈伊教是从伊斯兰教分出来后形成的一个新宗教,在中国被称为“大同教”,后来更名为巴哈伊教。它呼唤教徒注重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并不排斥物质追求,它同时强调家庭的价值。

与其说SOHO中国的成功归功于精其准定位,不如说得益于潘石屹和张欣之间的相处方式;这并不是说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多么天衣无缝,而是说他们一直以来寻求相处之道和角色搭配时的磕磕碰碰,常常“无心插柳柳成荫”般推动企业完成了一次次转型和蜕变——尽管有的时候局势看起来甚为不妙。

 

 

两次危机

“我们这个社会太强调成功,不够重视家庭,别让事业占据你太多的时间,别留给家人太多遗憾。每天的早餐,每天的晚饭,每一个周末都是属于家庭的。”

这是201159日,母亲节,张欣在微博上写下的一段话。

就像人和地产的戴秀丽嫁给英国丈夫后随夫姓,改名为秀丽·好肯一样,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张欣嫁给潘石屹后不久随夫姓,更名为潘张欣。你看SOHO中国的财报上,没有张欣,只有潘张欣。不过为了不拗口,咱们还是叫她张欣吧。

46岁的张欣和大她一岁的潘石屹是中国企业界一对明星夫妻,他们之间的婚姻,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创业者中间,非常富有小说色彩:海归投行女嫁给其貌不扬农村男,闪婚,后者离过两次婚,与前者交往时有女朋友……

1994年,“三十而立”的潘屹刚和第二任妻子离异后不久后与张欣相遇,他们认识两周后即订婚,几个月后结为连理。第二年,他们创办红石实业公司,这是SOHO中国的前身。

1995年到2005年,10年的时间,SOHO中国成为中国房地产业的标杆企业之一。在2005年初的时候,张欣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年轻领袖”,也是这一年,潘石屹被《财富》(中文版)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商界领袖之一。

盛名之下有着隐秘忧伤。一次即上述提到的,2005年两人差点离婚的故事。另一次则是1997年,即他们结婚不到三年时,也曾有过一次婚姻濒临破产的经历。

1997年潘张二人创业史上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国企改制正如火如荼进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他们认为中小企业将成为商业社会的主要群体,居住和工作空间混合的产品设计或许大有市场,这便是SOHO概念诞生的发端。

那么,亟需解决的是资金缺口。在这个问题上,张欣和潘石屹发生了重大分歧。投行出身的张欣说,我们可以需求外资巨头基金的支持,盖中国最好的房子,而潘石屹担心代价太大,建议采取一边卖房一边开发的模式。两人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张欣认为潘石屹目光短视,潘石屹则说张欣不了解中国国情。

潘石屹后来与张欣一起到国外转了一圈,接触了新加坡凯德置地集团,和主权财富基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S)等。最后合作有了眉目,张欣很是开心,不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合作宣告流产。潘石屹大失所望,开始埋怨张欣,称如果采取他起初提出的分批招商的模式,工程早已完成而不是拖拉至今。

冲突越来越严重,“无法调解,我们两个人要分开,”潘石屹后来回忆称,“她(张欣)要回到她熟悉的英国,我开车送她去机场,箱子放在后备箱里,结果我们半路又吵起来了,她要我把车停下,停下后她提着箱子,搭一辆出租车就走了。”

潘石屹并没有追上去。他的脑子有些空白,开车在北京城转圈。他曾想打破“来得快的婚姻、走的也快”的宿命,没想到如今又走到这一步,“当时觉得生活可能又得重新开始了,干脆放一放吧,公司的事还得慢慢推进,我一个人说了算。”

张欣去的不是英国,而是美国。而潘石屹随即也给自己放了假,去了一趟日本。回到北京后不久,他接到张欣的电话,两人深聊良久,互相谅解。回到北京后,张欣觉得他们是时候要个孩子了,过一段相夫教子的生活,也算是调和一下一直以来往前冲且要求严苛的风格了。

从这次感情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人鲜明的个性。

潘石屹出生于甘肃天水市的一个村庄,自小贫寒,从底层摸爬滚打过来,有韧劲,认为勤奋加上善于变通,“小步加米枪”一定会变成飞机和大炮,这是大多数草根创业者的路径,其性格是倔强,不迷信权威;而张欣在剑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讲一口流利的英文,在高盛工作过,视野较为开阔,有着国际化的理念,为人处事或制造一个产品,想到的往往是“标准”二字,有这种经历和特质的女人往往被人用“优雅”一词形容,但由于张欣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异,她不断换学校、换城市,还曾在香港做过女工,这种经历塑造了她不服输、对生活反抗式的性格,这其实也是一种倔强,但等到她事业上有所成就后,这一性格经意不经意间演变为一种强势。

 

 

喝着香槟,吃着包子

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呢?他们一次到北京电视台录节目(英达主持的《夫妻剧场》)录制节目,自曝情史。

“当时你们是谁追的谁?”英达问。

“我追的他。”张欣回答,“而且追的很艰难,他那时有女朋友,又有刚离开的前妻,简直是困难重重。”

“他的哪一点最吸引你呢?老潘这个人,貌不惊人!”英达有些调侃。

“我就喜欢没什么优点可提的人!”

张欣和潘石屹的结合,其实符合了中国商人群体1990年代的婚姻观——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过日子。他们认识的机缘是,曾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的经济这家张维迎,当时将一篇名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宣言式文章给张欣看后,张欣很受触动,想认识“宣言人”,即中国商业史上有名的“万通六君子”。

类似于“阿里巴巴十八罗汉”和“复星四剑客”,“万通六君子”是对1990年代初以江湖方式凑到海南一起开发房地产的六位商人的称呼,这六个人是王功权、冯仑、刘军、王启富、易小迪和潘石屹,他们成立的公司叫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1993年更名为万通,其中王功权是法人代表和总经理,冯伦和刘军是副董事长,易小迪是总经理助理,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潘石屹主管财务。

这一文章既有他们对理想的表达,“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向何处去,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我们认为,我们现在走的路(创办公司),是能够解决这一课题的道路,推动社会进步以报时代,创造财富以报人民,齐家敬业以报父母,利用所学知识在商品经济中锻炼自己”,又有着野心的流露和基于商业生态的近乎机会主义之思考:“由于体制转换中的错位造成的巨大空间,我们完全有可能大大改善资源条件,超乎寻常地募集资金,超常规发展——不是按算术级数,而是几何级增长,把大块资金投入新兴产业,形成利益,形成自己的资本……”

1994年,张欣经张维迎引见认识了冯仑,大伙儿一起见面,张欣为“六君子”的激情所感染,很快与30岁的“单身汉”潘石屹打得火热。就仿佛不在同一个星球生活的两种生物碰见,两个人均对对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成为他们走到一起的主要推力;有趣的是,潘石屹当时的女友,也是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来的。

“我们认识一个多星期后,”潘石屹说,“她(张欣)在香港,我在北京,我们通了个电话,我去了一次香港,然后就定下来,决定结婚。”

接下来是订婚。潘石屹前两次订婚结婚,都是西北老家传统方式,面对张欣这位海归,他一时有些犯愁,最后两人商定,在长江上订婚,以突出中国风。万通其他“五君子”听说小潘要在长江上订婚,一合计后决定:大伙可以一起去,一来热闹,二来也在长江上开次董事会也蛮有意思。

“我一上船就知道了,这哪儿是订婚啊,明明就是来开董事会了,还不让我参加!”张欣在上述电视节目中回忆起当时情愿,仍有些哭笑不得。

他们婚礼则在长城上举行——这是张欣的主意,她把国外的朋友叫来,在这一中国古代文明象征地开怀痛饮,“我们拿了一盆蒸包子,”她说,“大伙儿一人一瓶香槟酒,就上了长城,打开香槟,就着包子吃。”

婚后第二年,潘石屹脱离万通,与张欣一起创业。

“万通六君子”陆续各奔东西,最后只有冯仑留下了。值得一提的是,六君子之首的王功权后来进了创投业,先在IDG,后来成为鼎晖创投合伙人,20115月中旬,他在网上声称和一位名叫王琴的女商人私奔,在中国企业界引发轩然大波。王功权虽然只结过两次婚,但婚史比潘石屹离奇得多。

王功权宣布私奔后,在美国出差的潘石屹马上给他电话,不通,潘随即发布微博,让王功权联系他,未果,潘再发微博:“家人都非常着急,为你(王功权)的安全担心,请速与她们联系。”王的做法甚至引发了公众热议,有人批评他不负责任,也有人夸其勇敢,“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

 

品牌混淆

潘石屹和张欣的故事,和当当网创始夫妻——李国庆和俞渝的经历很是相似:李国庆和潘石屹一样是1964年出生,俞渝则和张欣一样是1965年出生,他们也是闪婚;俞渝也是海归,毕业后虽然不是进了投行,但创办的是并购顾问公司,常与投行抢猎物;夫妻双方自始至终都在企业任职。

两对夫妻的相处之道,特别是其中两位妻子的角色扮演,值得圈点。

俞渝和李国庆创办当当网后不设董事长一职,两人同为“联合总裁”,这种看似巧妙的作法,本身就有着两个人从一开始就互不相让的隐喻。俞渝也承认自己的性格强势,时常和李国庆从公司吵到家里,当然吵架未必是坏事;张欣从企业成立后,至少在公开场合,有意为潘石屹留一点面子——尽管他们吵得或许并不比李国庆和俞渝少。

不过,俞渝和张欣的强势,在各家的企业创办两三年后不约而同有了变化。俞渝是因为被查出患有肾上肿瘤(详见本书第五章);而张欣则是由于1997年的婚姻危机。

危机过后,潘石屹和张欣各退一步:潘开始变得宽容和开放,不再是一个固执的经验主义者,而张也开始不再那么强势,她开始真正考虑潘石屹作为一个男人所需要的尊严也就是面子问题,就像她在电视上的表现一样,有时甚至刻意往潘石屹脸上贴金。

“我们有意识地要打造潘石屹的个人品牌,”俞渝说,“以他为代表,整个公司就更容易被人接受。” 有人可能会说,行业不一样——潘石屹和张欣所有在的地产业,本来就应当由男人来唱主角。这话说的有道理,但也不绝对——龙湖地产的吴亚军就是个例外。

张欣说她很少和别的地产商打交道,也很少参加类似的聚会,“我和潘石屹是有分工的,他一个人去就够了,两个人做同样的事容易造成‘品牌混淆’。”其实这句话暗含了一个意思,那就是夫妻档企业中的妻子,虽然不宜抢镜,但仍然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品牌。

20114月她到海南参加博鳌论坛时说过一句话:我们现在绝对还没有达到男女权利平等的时候。在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男女能够真正平等呢?那一天总会到来的。

与潘石屹是中国媒体追逐的对象不同的是,张欣更注重自己在外媒上的形象(这也算是“分工”内容之一),她做过 Bloomberg Market(《彭博市场》周刊)的封面人物,这期封面专题名为“作为建设者的中国亿万富豪们”,她还曾《福布斯》评为全球最受尊敬十位女富豪,她把好多受访文章贴到自己博客上,不过她说“富豪”这个词“真难听”。

20115月,她接受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的视频访谈,有人评论称,两个中国人面对面用英文交谈,然后翻译成中文字幕给中国人看,也许是因为这个节目还要给外国人看,或是会出现在FT英文网站,什么时候让两个英国说中文,再翻译成英文字幕给英国人看,就牛了。

在好莱坞电影《华尔街2》中,张欣客串了一把,出演一个中国企业集团的谈判代表。虽然只是一个场景,两句台词,很她在微博上先后预告过好几次。

SOHO中国,潘石屹负责拿地和政府关系,张欣负责设计和资本市场。豪无疑问,SOHO中国2007年在香港上市,张欣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庆功宴上,潘石屹说,上市一直是张欣的愿望,对我来说倒是无所谓。按上市当天的股价计,他们夫妻所持股票的市值超过300亿元港币。

避免了2005年的离婚危机,潘石屹和张欣又找到了精神信仰,他们甚至把两个儿子送到了巴哈伊的儿童班,加上2007年成功上市,两人站在了人生的高峰。

不过,也正是从2005年前后开始,张欣似乎又重回强势,她有时在公司内部的发号施令与潘石屹的意思相左,高管们很是迷茫;后来因为因为上市需要,张欣在公司内部大刀阔斧地改革,导致人心不稳,加上此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员工出现流失潮,2008SOHO中国的净利润下降近8成。

虽然SOHO中国2009年净利润暴增逾7倍宣告走出旋涡,但是过去散卖模式的弊病越来越明显,SOHO中国的商业模式亟需转型,现在我们看到的变化是加大物业投资比重、逐步砍掉销售部门等等;转型一定是疼痛的,加上张欣所担心的夫妻二人“品牌混淆”的现象发生了,企业文化也需要重建,而没有什么比这更伤脑筋的了。

评价他们二人究竟是不是中国企业界的黄金夫妻档,这个时候算是进入了“下半场”。

外资证券行里昂每年都会发表“里昂风水指数”,非常娱乐的是,在2011年初的时候,一名里昂风水师说,属蛇的SOHO中国CEO张欣,兔年对她来说是个好年头,但免不了磕磕绊绊。“这些女强人似乎有点得意忘形”,风水师说,“张欣应当发挥她的冷静和睿智去面对竞争和谈判的波折。”

 

 

 

 

上文摘自《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样本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立体层面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Faceboot,没错儿:向左“启动”,向右“战利品”

周末画报专栏 

“80后”的扎克伯格是炽手可热的人物。Facebook公司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市值一举超1000亿美元,加上小扎在公司上市第二天举行婚礼,都足以秒杀从硅谷科技大佬到全美美少女的浩瀚人群。中国网友甚至一些媒体都称小扎为“真正的高富帅”。小扎的产品在无法在中国落地,中国大地却全是他和它的传说。

“我讲几句,然后我按这个铃,我们就回去干活。”小扎在纳斯达克上的这句话,如果从中国公司CEO嘴里讲出来,大家八成会说他“很会装”,是啊,在中国,上市是多有Face(脸面)的事情啊——比Facebook晚几天在A股挂牌的一家中国公司,他们在上市前几天,就开始搞文艺晚会,“激情之夜”什么的,成功上市后的庆功宴当然更不会少。

什么样的商业土壤孕育什么样的公司,什么样的CEO迎娶什么样的新娘。小扎和华裔女友的婚礼也被贴上了“低调”的标签,原因是宾客不足百人、临时通知等等。或许在小扎的字典里,压根没有高低调等字眼。正如五年前,谷歌的两位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先后在加勒比海的不同的小岛上大婚,我们是怎么样形容他们的呢,“超级钻石王老王的秘密婚礼”,诸如此类,事实上,许多现任和前任员工以及美国总副副总统和旧金山市长都在受邀之列,宾客超过600人的婚礼怎么能称得上“秘密婚礼”吗?

特立独行。布林结婚后不久,他妻子创办的生物科技公司就获得谷歌390万美元的投资。有说东的,有说西的,布林对这些言论充耳不闻;佩奇2011年任谷歌CEO时,美国作家用肯·奥利塔说他是一个“很自我、开会时总是低着头玩弄Android手机的人”,并建议他开放、活泼起来,“必须放弃大多数工程师才具有的一些倾向”,但佩奇不管这些:见鬼,做一个企业领袖难道真的有什么程式吗?

在中国,类似的事情发生也天天上演。直到今天,仍有无数人好奇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的太太是谁。没错,小马结婚的时候,那只系着红围巾的企鹅还没有长成,“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马化腾怎么会把太太隐藏的那么深呢,”有人这样问,甚至拿他和刘德华做类比。然而,哪怕网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马太太”照片,马化腾也屹然不动,从不让太太抛头露面。这又让人想起碧桂园创始人杨国强之女、曾坐上“中国女首富”交椅的杨惠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过,网上以及媒体上出现的唯一一张照片,还是从坊间流传出来的她的结婚视频上截取下来的大红喜庆照。“碧桂园应该半主动半被动向外发布哪怕一张杨惠妍的照片吧”,有人这样说,但是,从杨氏的角度来想,真的有这个必要吗。

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商人都像这两位广东人一样“冷静”。有人甚至认为他们很另类。小马或为安全计,雪藏太太,让她做起贤内助,这可以理解。但杨惠妍照片一事,有许多商人来说,这也是涉及“脸面”的事嘛,杨千金的婚礼本来挺排场的,怎么到公众那里却成为一副“地主婆”的模样呢!

这样的观念这些年来经久不衰。就好比我们看到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坐的是经济舱、喝的是星巴克,比尔·盖茨骑自行车后觉得“惊奇”一般,普通人乃至中国许多政客、富豪自己,都有着浓厚的“阶层意识”,富人和穷人分属不同的阶层,每个阶层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和行为特征。假设这种“分层”意识正常的话,对别的阶层的评头论足可以说是一种自由,可怕的是被评头论足的那个阶层根据所谓的舆论去塑造自己,而评头论足者又沉浸在一种“疑似道德优越感”中不可自拔。

杨继绳先生曾提到“社会阶层固化”一词,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群体的集体世袭,穷人的后代是穷人,富人和官员的后代是“富X代”和“官X代”。“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磨擦、阶层冲突。”

我们从Facebook上市和小扎婚礼扯到中国的“阶层固化”,好像离题十万八千里,我也理解杨先生所言的语境。我要表达的,说到底还是一个关于“脸面”的问题。把脸面的荣光作为成功与身份的标志,对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个人而言,都不是一件好事。比脸面更重要的,是“回去干活”。

英语中“Boot”一词的有两个意思分别是“启动”和“战胜品”,对多数美国特别是IT企业领袖而言,脸面对他们而言好比是电脑系统内核运行之前运行的一段小程序,而对许多中国商人而言,好脸面本身是一种战利品。从FACEBOOK到FACEBOOT,是我们应该思考自己短板的两件物什。

杜双华与李兆会:山东山西首富婚姻同崩溃却错位

周末画报 “荷尔蒙经济学”专栏

有两位中国富豪的婚姻不约而同失败了。他们是李兆会和杜双华。这俩哥们很有“缘分”,一个是山西首富,一个是山东首富,且本行都是“炼钢”的,前者是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后者乃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他们婚姻破裂的风格迥异。李兆会是2010年1月和电影《非诚勿扰》中那个扮演“一年一次”之性冷淡女的演员车晓结婚的,但2012年春节过去不久,坊间就传出俩人9个月前已离婚的消息;杜双华和妻子宋雅红的离婚诉讼去年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的分手之路堪称离奇——宋雅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时,发现自己在七年前就已经“被离婚”了,那个时候,杜双华也算个富人,但真正的“首富之旅”才刚刚开始。

如果要问李杜二人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李兆会是“80后”,杜双华是“60后”。年龄段不同,婚姻特征和择偶观一般会有不同。

李兆会娶车晓的时候,已经是身家百亿级的山西首富。海鑫钢铁是他的父亲李海仓创办的,但李兆会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富二代”,因为李海仓2003年1月被人枪杀。当稚气未脱、在海外留学的李兆会回到山西临危受命做起家族企业新掌门,虽说有爷爷奶奶的威权开路,也有六叔李文杰(海鑫集团总经理)等人的辅佐,但李兆会不俗的个人能力和商业技能很快显现。父亲去世到他结婚的7年间,企业规模不但翻番,而且在资本市场上也走得越来越远。2009年5月一次到山西拜访李家,李文杰喝了不少酒后对我说,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他的侄子仍然从资本市场斩获了十个多亿。我不知道这是酒后的胡话还是真言,但他对李兆会的赞许之情溢于言表。

言归正传。对于后来跟马云、鲁伟鼎、王中军等人一起玩耍的李兆会而言,按说对很多事情应该看得开一些,格局大一些。没错儿,他在商业上甚有气魄,但到了婚姻上,一切都回归传统,他希望车晓能够扮演一个在家里相夫教子的贤内助的角色。其爷爷奶奶更希望如此。李海仓被杀的阴霾在他们脑海中消散不去,悲剧不会重演,家族则当更强更壮,他们非常希望尽快看到李兆会和车晓为他们生下重孙,并早早把他培养成一个小男子汉…但对于车晓来说,她太爱演员这个职业了,虽然她只能算做是三线明星,但她在演艺路上的野心不小,出生在军人世家的姑娘从小受到的家教以及潜移默化养成的性格大抵如此:心直口快,不达目的不罢休。记得婚后有次记者问她,你是不是会“息影”啊,她一下子就急了,“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行当,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厌倦了,和我结婚无关。“

生活有时候就是个围墙,就像个悖论。人生如戏,但你总不能时不时来一句,噢,我演得不好,再来一遍吧。再演一遍不是没可能,协商协商再协商,问题是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耐心是奢侈品。常见的将这场戏继续下去的方式是:换一个演员。车晓和李兆会离婚后,有人说她获得了3亿的补偿,她在微博上看起来很有风度地回应:“3亿人民币?有人想钱想疯了吧。对方的家产是人家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我不要。”

同样是拘谨的婚姻,杜双华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和宋雅红结婚是在1980年代末,那个时候他还是首钢的一个业务员。而那一代人,在彼时的学生风波和几年后邓公南巡的影响下,内心无一不萌生发奋图强、主宰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求。他后来下海经商,如鱼得水,遂愈战愈勇。如果当年没有离开首钢,他的婚姻也许小有波澜,但至少不会大动干戈。现在,他想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这涉及到的环节之一便是对伴侣的重新定位。他希望宋雅红首先成为自己事业上的助手,然后再考虑家庭主妇的角色。但彼时宋在商业上的兴致并不是很高。用后来杜双华在“万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贪图安逸、小富即安”。杜双华后来到河北老家创业,两人之间便开始出现罅隙,直到宋生第他们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发现杜双华感情已经有了新归宿,这成为压垮他们的婚姻之最后一根稻草。后来杜的生意越做越大,考虑到离婚要分财产,事不宜迟,便“未雨绸缪“,导演了一场“没有女主角”的离婚大戏。2008年9月我在日照调研这位后来成为当年富豪榜上最大的黑马时,有人给我说他是“钻石王老五”,我差点就信了。

财富多寡与社会地位、个人安全感直接挂钩。通向大富的多是男人,这个社会说到底是个男权社会,社会里的另一件稀缺品是妥协的勇气。看到最近海鑫钢铁和日照钢铁都参与了日照港的定向增发,我就想,如果李兆会和杜双华坐在一起,俩人一起拉拉家常,聊聊自己曾经的婚姻,他们一定会尴尬一笑。试想一下,如果两组婚姻标本错下位:车晓像宋雅红一样乐意首先干起传宗接代的活,或是杜双华像李兆会一样不强求妻子在事业上给自己多大帮助,情况会是怎样?

当然这样的假设意义不是太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婚姻宿命。就像你也不能据此就说,还是70后的婚姻比较靠谱,因为他们要志同道合,也要家庭和谐。“找个70后或75后的‘高富帅’吧”,我确曾听一位姑娘这样向自己的姐妹们倡议。这个命题首先又回到了原点,外在俊丑和财富多寡决定婚姻幸福与否?似乎有些荒谬。不过我理解当下一些年轻人的择偶观,当“快餐式婚姻”流行起来,和“高富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边际刺激效应”是最大的。但人总是会老的,你又能边际刺激几次呢,再说十年后70后一定处在与今天的60后类似的一个婚姻坐标。所以说到底,一切外在条件都是浮云,冷暖自知,屌丝的婚姻可能是美满的,首富一样可能包揽原本以为只有屌丝婚姻才享有的各种悲催因子。

 

链接:2009年5月写过的一篇拙文《“山西首富”李兆会七年之痒》 http://www.zhanghua.cn/?p=3108,另,《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已于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