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归档:首富

我的班门弄斧和宗小姐的新坐标

文/东方愚  个人微信公号即为“东方愚”(eastfool)

接到娃哈哈一位外联人士的电话时,我还是蛮吃惊的。电话是打到我公司(少年商学院)座机的。对方说宗馥莉希望分别和几个财经媒体人、评论员或专栏作者等聊一聊,听一听对娃哈哈以及宗小姐的印象和建议,诸如此类。

可是我已离开媒体圈了。也没写专栏好久了。她说没关系。他们说有别的朋友推荐了我,当然他们也是查了我的资料的。

我以东方愚的笔名写过的关于娃哈哈和宗氏家族的文章,回想一下应该多达20来篇,在上海证券报的专栏就接连写过好几期。其中多数集中在六七年前娃哈哈和达能关于合资公司控制权之争那段时间。“达娃之争”是中国企业界的一件典型事件,闹得全世界都沸沸扬扬。民企与外资从联姻到决裂背后,关于契约精神、关于行业生态、关于行政干涉等,展开的画卷将中国商业生态中的恶根性及急生智等一切展露无遗。

我是旗帜鲜明地认宗庆后“不厚道”的。商业就是商业,大打民族感情牌也就罢了,利用自己两会代表的身份掀起旋风,同时让合资公司名经销商跟着自己一起和达能战斗,这不是一个成熟企业家的作法。当然我们都能理解,每一代企业家都身上刻有自己所生长年代的印记,譬如文革之于宗庆后的潜在影响。在他们眼中,或许商业就应该是他们闹腾的那样。

达娃之争的事件过去很久之后,大约是三四年前,一次我到上海第一财经《中国经营者》节目做嘉宾,与我一起出镜的是一位奥美的高管,而奥美是达能的公关公司。我们一换名片,他就说,哦,你就是东方愚,我知道你的…当时我们注意到你的系列评论,想联系认识你的,但担心你和外界认为这可能是在串通或收买……

后来几年我写的东西少了。但仍然在写。写过几篇的财经专栏评论文章当中曾提到过宗馥莉,最后一篇应当是一两年前写的拿她和刘畅、杨惠妍来做对比,她们三位都是“首富女儿”,都是同龄人,但个性和路径迥然不同。宗馥莉给我印象深的是她和老爸到央视二套录节目,一群企业家在场,主持人陈伟鸿问宗庆后:你觉得“娃哈哈+宗馥莉=?”,老宗回答:“等于更强大的娃哈哈”,主持人转身问宗馥莉:你觉得“娃哈哈-宗庆后=?”“等于零。”相对于杨的永不露面和刘的超级听话,宗的这种率真和直接我非常欣赏的。同样类型的姑娘我还喜欢左颖,她是宗申集团董事长左宗申的女儿。每次和她聊天,都觉得她就是位邻家女孩。

娃哈哈方面一定是看到了这些文章。所以才希望能见面聊一聊。毕竟宗庆后明年就70岁了,是时候真正交棒了。可是,宗馥莉即使想着开放,也不可能步子放太开。她老爸的专断主义仍然无处不在,娃哈哈的老大思维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腾讯也曾一副不可一世的老大模样,而在和360之争结束后,马化腾意识到开放的重要性,并有条不紊去做了。但要知道腾讯是一家互联网公司,互联网的精神应当是平等、分享。可娃哈哈毕竟是传统型企业,

跟我沟通与宗馥莉见面事宜的是郑虹,印象是她应当是娃哈哈的“老人”,呆了应该有30年?现在她的具体身份我也不知道,大内总管?宗小姐的“经纪人”?娃哈哈的外交官?我没问她。她问你有否关注到宗小姐最近两年的一些动作吗,以及有什么观点和建议。

我分别对宗馥莉和娃哈哈分别提了一些建议。给宗的建议很简单,第一,保持这种个性。第二,再多几份实干精神。第三,进一步开放。

如果只听到这三句话,我相信没有人不会感到务虚、索然无味。这些都是正确的废话,是没有太多价值的。但我接下来和她分享了一下我接受和研究过许许多多二代企业家后,给“个性”的分类与定义,以及什么叫“实干”和“开放”。

给娃哈哈的建议,我同样提了三点。1、系统性地社会创新;2、C2B式让用户参与品牌建设;3、重构内容与传播体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自媒体品牌。

对于第一点,我说我看到宗馥莉这两年的一些举措。譬如很低调地在浙江大学捐赠7000万成立一个好像叫作食品安全研究院,另外还有别的一些动作。问题仍然在于,回头来看,或者同行、消费者与公众此时来看,这些动作都是碎片式的,不成体系的。不能形成品牌聚合效应的,你们缺乏一个关键词,来统领这些动作,这个关键词是你们的主张,可以比较实,也可以比较高大上,但能击中人的内心,而且便于传播。我大言不惭地提到现在我们做少年商学院,讲了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主张之一是培养孩子“未来公民”的品格。

“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是食品安全啊。”郑虹说。可是,安全是任何一家快销品和食品饮料公司的本份。她于是接着解释:“我们做的比较深入,面也比较宽,譬如与浙大联合办学,就希望从理念、科研和人才等方面让大家意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我们也呼吁产业链上的所有供应商及经销商,以及同行等,来推进食品安全体系的共建。”

我知道她会这样讲。我也知道,你让做实业的一家超级企业集团,提一些听起来空洞的口号,是多么地不切实际。我初步帮他们提炼的关键词是“寻找中国食品安全的‘根目录’”。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寻根究源的过程;最重要的是,食品安全这个核心没有丢,但是传播的吸引力和聚焦点到了“根目录”上。

对于第二点建议。我提到去年9月在北京和万通“立体城市”品牌负责人刘刚兄的交流。立体城市这样的超级大项目,需要做一些社会启蒙,但传播的难度很大。他们当时想做一个类似于美国TED的平台——对这个项目感兴趣,包括设计师,包括以后想入驻的店家,包括未来的业主等所有的角色,如果有独到见解和一个可行性的创意,万通帮他们搭台唱戏。后来刘刚兄去做了另一个项目,叫“自由筑屋”,在C2B式的信息传导、受众参与和品牌传播上,走得更远。娃哈哈应当学习万通。

对于第三点建议,如果不是过去八个月因为少年商学院微信用户的增长我选择创业,我可能不会提到这一点。一些不直接与终端用户发生关系的工业企业甚至都在借助新的传播和社交平台成为一家“媒体”,快销品公司更应当将自己变身为一家精致的、有血肉的、亲和的媒体。它让一切的传播和社交甚至生意都变得有条理、成系统,这样才能建立高的粘合度。我给她讲了少年商学院微信(id:youthMBA)的几个实验,在教育这个垂直领域的几次尝试,效果其实不亚于罗辑思维。娃哈哈需要完成这种转变。可能一开始难度有些大,且看起来是在做加法,但未来来看,它真的是一个“减负”和事半功倍的好事情。

唠叨了这么多。其实在讲每一句话的时候,我脑海里都有三个场景,一是娃哈哈在这件事上是怎么做的,二是在这方面做的好的企业是怎么做的,三是作为创业者的我如果在这个方向做,应当怎么做?这也是媒体人跨界创业的好处吧。开放,并在想问题或是与合作伙伴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多元的维度、立体的坐标。我知道我说的一些东西可能还是比较空,但我知道方向没有错,要突破的是方法。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鞭策。我希望能少年商学院能够找到一个新坐标,而不仅仅像现在一样被单纯地概括为微信创业的案例。我希望宗小姐也能找到新坐标,这个时间应当不会太久。郑虹和我约这个月中下旬与宗馥莉见面详聊,我说,对宗小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是,尽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别光顾着这家超级企业如何转型了。鱼和熊掌要兼得,也能够兼得。哈哈。

PS:很巧的是,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此时此刻,我的朋友、同为媒体人转型创业的左志坚兄出差到广州,正约着见面。他当年主笔写过一本纪实著作《出轨:娃哈哈与达能的“中国式离婚”》。

冯仑为何爱讲荤段子

文/东方愚    For iBloomberg

131K62U30C0-1K05

“没想到马云和柳传志陷入那么大的舆论漩涡”,冯仑坐在沙发上侧了一下身子说,“像老柳说的‘不谈政治’,多大点事啊。”

这是2013年7月26日凌晨0:20。在西安出差的冯仑饭局结束回到酒店,接待了几拨来访的客人后,丝毫没有倦意。在我坐下来跟他聊之前,他刚给下属们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堂课,期间毫不例外地用到荤段子。

没错,任何严肃命题到老冯嘴中,都能变得形象生动。他喜欢用饮食男女那点事,来解构周遭的一切,尤其是政商关系:“万通要做夜总会里的处女” “政治家闹洞房,企业家打呼噜。有时在洞房里的动静太大,我们会提醒他们小声点,他绝对没有想过进到洞房”“企业家和政治家应该只是精神恋爱”……

又如冯仑在陈可辛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原本是没台词的,但他主动要求加上一句,慨叹中国商人不易:“在外头混其实是‘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这句话老冯之前其实常讲,分别指的是服务至上、没人疼爱、响应号召。

冯仑最爱张艺谋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玉墨这一角色,被人欺负过、误会过,但形象从灰暗到伟大。

冯仑为什么爱讲荤段子?这个问题跟“中国导演为何爱拍古装戏”属于同一种范畴。《中国企业家》杂志去年采访于1993年最早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23位企业家中的几位,问其生存智慧,“讲政治”是异口同声的回答。讲政治是企业家的第一要务,就像拍戏是导演的第一职责,关键问题在于怎么个讲法和拍法。

冯仑用看似庸俗的方式来阐明态度、表达愤懑。有时你可能会觉得他打的比方有些过,但他自己清晰边界在哪里。他是老江湖,他懂得边界,不会轻易得罪人,深谙如何做到八面玲珑却又彰显个性。

不过说起来也挺可悲的,二十年前中国商人成为政协委员被视为地位提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在此前不久,刘永好兄弟还曾试探政府:如果“上面”有需要,我可以把企业所有权交给国家,自己只保留经营权,结果令人“兴奋”,他们后来成为了中国首富。

二十年过去了,如今另一位“中国首富”、三一集团创始人梁稳根却仍然在说:如果共产党需要三一,我很高兴把它交出去,“我的生命都是党的,何况厂子”。

与其说梁稳根对执政党的感情有多深厚,不如说一些中国民营企业家对“安全感”一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时代人人缺乏安全感。不过有人理解的安全感是私有财产权,而有人视人身安全为头等大事,这至少是种次优选择,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帕累托最优”。

可是,拱手献出自己的企业你就一定安全甚至换取到信任吗?荣毅仁式的传奇是不可能被复制的。当然举荣氏家族的例子也不是太妥当。

冯仑对梁稳根的姿态颇有微词,但却表示理解,“在中国,政治主导很多事,连床上事都要主导,能指望它不主导商业吗?”他的这句话中透着无奈。和许多别的企业家的一样,他能做的,就是通过结构设置及海外投资等一些安排,来规避风险,防患于未然。

就好比戏里的周星驰是喜剧大王,而戏外的星爷其实很刻板一样,许多企业家的真实形象和心态远与我们看到的不一样——王石身上的标签是洒脱、挑战极限,其实他有着极强的控制欲,而且一直有着成为政治家的梦想,只是屡败屡战、心灰意冷。因为无奈而洒脱,和与生俱来性格上的洒脱,是完全不同的。

冯仑亦然。他爱讲荤段子也是近些年的事。他对政治也曾热衷过,他其实想过成为在卧室“闹洞房”的人,而不只是在客厅“打呼噜”的人。况且,他根本睡不着,谈何打呼噜?就算打呼噜,也是假寐而为。他的耳朵通宵竖着,去仔细聆听、分辨洞房声音中暗藏和不经意泄露的各种契机。第二天早上起来,他若无其事,讲着别人的荤段子。娱乐了大众,又博得了洞房中人一笑。

如果把过去二十年一分为二,我们会发现2003年至今的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家最为纠结的十年。2003年孙大午事件的焦点是私有产权,2008年黄光裕事件的关键词是政商结盟,2009年杜双华事件则是国进民退潮的一个缩影,2013年马云和柳传志的两起风波则缘起“谈不谈和怎样谈政治” ……这些代表性事件加总起来,是关于企业家在财产保护、政商关系、产业竞争、民众期望等诸多方面都走向迷失或迷惘的一幅画卷。

于是许多人缅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野蛮生长。“你看现在北京CBD一半是当年海南的皮包公司盖起来的。”冯仑在一次谈话节目中这样说。潘石屹听了做娇嗔状,可谓得了便宜还卖乖。可是如果时间在九十年代停留,虽然野蛮人也会有创新,但生长成什么样就很难讲。该爆发的问题总会爆发,越延后其破坏性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企业家们今天的焦虑和迷惘其实是正常的。改革开放35年,从没有一个时刻像今天一样整个信任与信仰匮乏、危机和戾气弥漫。我挺赞同经济学家许小年的一句话。他说,社会由经济、制度和观念三年子系统组成,但现在的情形是经济子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制度和观念基本是旧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则是一直以来从传媒到大众甚至到企业家,都没有把企业家群体当成“普通意义上的人类”来看待。没错,企业家是推动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他们绝非超级能量体。在政治和多元的社会思潮面前,每个人都是平常人。

冯仑的荤段子用戏谑的手法把企业家视为平常之人、庸俗之人,这原本是他自己的一种生存技巧,现在许多企业家感同身受,正引发涟漪效应。从这一个角度来说,老冯是个活雷锋。

此时此刻,我们看见的是中国企业家正集体变得谨慎,甚至玩起躲猫猫,看不见的是他们可能发生新一轮的蜕变——从价值观到方法论的蜕变。若乐观一点,则可说这是企业家精神重塑的一次机会,但若悲观而言,更多的“弃业家”则可能涌现。

 

走出牢狱的企业家们究竟有何改变

a583631e2053c2cc1bd576a6
撰文:东方愚     For 南方人物周刊

 

企业家 原企业 出狱时间
兰世立 东星 2013
顾雏军 格林柯尔 2012
李途纯 太子奶 2012
张海 健力宝 2011
黄宏生 创维 2010
唐万新 德隆 2009
陈九霖 中航油(新加坡) 2009

龚家龙

天发 2008
戴国芳 铁本 2008
赵新先 三九 2007
阚治东 南方证券 2006
胡志标 爱多 2006
郑俊怀 伊利 2008
管金生 万国证券 2003
吴胜明 个体户 2003
乔赢 红高粱 2003
孙大午 大午 2003

禇时健

红塔 2002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曾被称为“中国民营航空第一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已于2013年8月7日出狱。兰世立3年前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他在服刑期间喊冤称“不能把民企当成猪一样杀肥了就杀掉”,甚至从狱中传出一封 “绝笔信”。

粗略数下最近十多年入狱又出狱的企业家或经理人,知名的就有十八位。其中最近两三年出来的,除兰世立之外,还有顾雏军、李途纯、张海、黄宏生等人,早些年出来的则有禇时健、孙大午、乔赢、吴胜明等人。

铁窗富豪出狱后的行踪分别是怎样的?十年间,他们的罪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牢狱之灾究竟对他们有怎样的改变?

 

体制内外有别,重操旧业者多

十八人当中,有五人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企业家,而只能说是国企经理人。他们分别是红塔集团前董事长禇时健、万国证券前总裁管金生、南方证券前总裁阚治东、三九集团前董事长赵新先、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总裁陈九霖。

管金生选择淡出了公众视野。但他作为中国证券界“教父”级的人物,江湖地位还在,有机构向他发出邀请,他答应了。于是一边养老,一边做起财经顾问。他最近也是罕见的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2013年7月18日一场讲述万国证券历史之新书的发布会上。管金生见到多位其万国旧部时笑容可掬。

与管金生不同,阚治东选择重返资本江湖,玩转股权投资,一边是挑选华锐风电这种超级项目,一边与各省市地方政府结盟。他的个人品牌同样还在,加上熟悉体制内的游戏规则,官员们喜欢,国内外各种机构信任,可谓一拍即合。

陈九霖出狱后做过拟上市公司的财经顾问,也玩过股权投资,后来成为央企子公司葛洲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众多副总经理中的一位。但他现在更喜欢讲段子、做“微博红人”、“创业导师”;不久前说有一位“大老板”,请他“搞一个30亿美元能源基金”,不过要等牟其中出狱后一起搞。

赵新先选择回归医药业,加盟南京小营药业集团。这家企业的前身是隶属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的一家药厂;赵新先是军人出身,三九集团前身也是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家药厂。

也就是说,五位国企经理人中的四位,出狱后或是不同程度地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是利用自己在体制内的余温获取资源。而唯有禇时健这位出狱时已经74岁的老人,选择远离喧嚣,种起橙子,把果园视为自己一生遇到的最干净的土地。

剩下的十三位民营企业家,他们出狱后的想法大多是“离政治越远越好”。孙大午走向企业幕后,甚至爱上了考古;连一向张扬的健力宝前总裁张海,也刻意保持低调,几乎无人知道他的去向。

中国民营企业家没办法做到独善其身,不可能与政治绝缘,但他们应当尽力做到和政治保持距离,或是绕道而行。对于蹲过监狱的商人而言,他们尤其明白这一点。

天发石油创始人龚家龙曾被称为“中国民营石油第一人”。现在他仍对资源行业情有独钟,不过战场不再是国内,而是海外。他联合其它资本买下加拿大一油气公司,并兴致勃勃描述他未来的资源王国“有石油,有钾矿,也有铀矿,甚至还有玉石。”

和龚家龙一样重操旧业者的出狱富豪占到多数。当年赫赫有名的铁本钢铁创始人戴国芳于三年前创办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目标是“打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镍铁生产基地”。

如果说在资源行业东山再起难免再在政商关系上遭遇牵绊的话,像红高粱快餐创始人乔赢等一样回到充分竞争行业者,如果在商业技能上避开政策雷区,或许真的能够做到“在商言高”。

如果要论“正能量”,或说出狱后取得成绩大小的话,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最值得一提。在香港监狱服刑的经历改变了他的性格——从一个原先极权、霸道、自我的企业掌门,蜕变为懂得授权、善于分享、热衷激励的“隐形船长”。

黄宏生出狱首年,在全球彩电量萎缩的背景下,创维营收却大涨34%;他更是推动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拟将一家上市公司拆为三家),给团队内部创业的机会。最新的消息是2013年8月6日,外界猜测良久的创维机顶盒业务分拆上市方案出炉。

 

控制不住的咆哮,适可而止的讨伐

相比前些年出狱者的低调,最近两年出狱的几位都可以称之为“咆哮哥”。兰世立在狱中实名举报武汉市副市长,称地方政治玩弄东星航空于股掌之间;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出狱后更是戴上自制“草民无罪”的高帽召开新闻发布会,举报包括前证监会副主席在内的四名高官;太子奶创始人李途纯身上的悲情色彩更浓,其多位家人受到迫害,自己到牢里转了一圈后被判无罪,他不依不饶,举报湖南株洲市副市长……

他们为什么咆哮?皆因政商关系恶化是其落马的助推器。这与他们是否清白无关,而是说另一种可能性:如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没那么剑拔弩张,至少入狱时间不会那么早,或者在牢的呆的时候不会那么长。

什么样的土壤孵化什么样的种子,“企业家身上都是有原罪的”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共识。纵观十八位企业家入狱时大体所处的三个不同阶段,是了解时代和牢狱如何改变他们、出狱后他们如何改变自己的另一个视角。

第一个阶段是十年前,有别于1980年代个体户吴胜明因为“投地倒把”就被判处死刑(后改判,2003年出狱),经过1990年代的野蛮生长后,由于摸不准法律法规的边界而入狱成为“潮流”。

孙大午和乔赢属于那一波,二人的罪名皆为“非法集资”。孙大午事件当年引发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了私有财产入宪。

第二个阶段是2006年前后,中国经济狂飙猛进,证券市场也是一路高歌。民间商人与地方政府都看到“大产业梦”并不遥远。一些商人的理念是“产值与利润压倒一切”,有人则信奉“金融掌控世界”。但他大都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人治成份浓烈,在利益面前没有绝对的均衡,“多输”于是成为家常便饭。

戴国芳和唐万新便是这一类型的典型输家;但输家绝不仅仅只是他们。

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至今。中国在全球金融海啸中表面上风淡云轻,实际上却可能是受伤最重的。因为在屏蔽外界冲击力的过程中,行政部门之“有形之手”得以冠冕堂皇地越伸越长。当越来越饥渴而凶悍的全球性金融与产业资本来到 面前,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在都视其为可以磋商、可以利用、可以与第三方制衡的盟友。然则一旦交恶,最先出局者定是民企。

李途纯和兰世立则是在这一背景下倒掉的。李途纯除了举报地方官员外,现在还指证花旗银行在办理太子奶抵押五仙山过程中存在欺诈、造假和行贿;而压倒兰世立的最后一根稻草众所周知——通用电气资本航空服务公司(GECAS)。

但如果说“咆哮哥”们生不逢时却又是不妥当的。拿兰世立来说,抛开他的激进之外,其性格缺陷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四年前兰世立刚刚出事时,我到武汉调研时,听一位知情的朋友转述湖北省当年一位主要领导对兰世立的一句规劝:“祸从口出,祸起萧墙……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了。”

更重要的是,民间对政治家们的抱怨声和质疑声越来越强烈。与十年前相比,民众更懂得表达情绪和诉求的必要性。而在堵与疏的选项前,官员们总是习惯性喜欢前者。他们人为地选择站在民营资本的对立面,最后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经济起伏似乎十年一个轮回,而中国法治市场的建设似乎也是十年一轮回。十年前前坊间谈的是孙大午案。十年后谈的是吴英案、曾成杰案。吴英差点被砍头,曾成杰已经被秘密执行死刑。

显然,咆哮是咆哮哥们的权利。但相比吴英和曾成杰,他们又是幸运儿。不过,聪明人懂得咆哮只是一种技巧,且需掌握分寸,而糊涂者天真地以为声势大就有理,甚至想扳回一局半局。

企业家入狱现象不会消停。虽不至如惊弓之鸟,但防患于未然然、萌生退意,成为“弃业家”或转移资产到海外者正络绎不绝。那些继续奋战、曾经激昂,以及有过牢狱经历的企业家们,如果用一句话说其最大的改变的话,那就是他们更懂得什么叫“讲政治”,也真切体会到了冯仑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那句描述中国商人应有姿态的台词“小姐心态、寡妇待遇、妇联追求’之意境。

王传福的“回头草”和王雪红的“直肠子”

 

[gggg

201201090938123277

 撰文:东方愚

王传福和王雪红分别是比亚迪和宏达电(HTC)的老板,他们分别做过中国大陆首富和台湾首富,都是首屈一指的华人企业领袖。可是,“二王”最近几年都非常纠结,尤其现在。

王传福靠做电池制造和做代工起家,后来却成为“汽车大亨”,并被世界首富巴菲特“看上”,比亚迪一时风光无限,股价扶摇直上。但是冲了几年后冲不动了——2009年比亚迪的净利润是近38亿元,2010年是25亿元,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直线下滑到不足14亿元。问题出在哪里?王传福自己的反省是:扩大太快,品质欠缺,一味追求渠道的数量,而忽略了渠道的质量,“我们在做汽车之前给摩托罗拉和诺基亚做代工,只要拿到订单,就是本事,我们习惯于这种打法,但没有理解品牌的内涵。”他说,反省结果是“优化团队,加强品牌设计,进行一场为期三年的针对性调整。”

“为期三年”应当是2012年到2014年,可是,时间还没过到一半,王传福“变卦”了。他决定重回代工时代:比亚迪开始接三星的单,王雪红的HTC的单,加上老客户华为、诺基亚等,俨然要要成为“另一个鸿海”。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王传福亲任这场“新代工运动”的队长,而且在2013年6月的股东大会上形容自己“抓住了新的的机会”。

新的什么机会?赚钱的机会而已。财报称,2013年上半年比亚迪的净利润估计会同比增长30倍。如此爆棚,2012年的基数低自然是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比亚迪在手机和平板电脑代工等IT业务上的突飞猛进。这也将其股价从2012年10月的低谷中拉了出来,不到一年的涨幅已近200%。

好像又可以笑逐颜开了。但这样的一种情形是否可以持续?比亚迪汽车产品的利润率将近18%,而手机部件的利润率最高只有10%多一点。为股东利益计而折返求生,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明智之举,还是一种表面喜庆的无奈败退?诺基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比亚迪喜新不厌旧。但于三星和HTC而言,他们寻找的并非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而是为分散风险的阶段性策略。

王雪红这几年的轨迹和王传福是相反的。HTC也是做代工起家的。但后来发力自主品牌,一度在智能手机市场引发“鲶鱼效应”,2011年是她最得意最风光的时候,但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现在陷入最低潮。2013年第一季,HTC的净利润只有一毛钱(新台币),市值相比两年前缩水了九千多亿新台币。同样是在6月份的股东会,王雪红遭到小股东的炮轰,无奈之中现场给大家每个派发一部最新款的旗舰手机。宣布完这个消息后,她嘴角上扬,苦笑了半秒钟。

那么,她应该怎么做?她会怎么做?现在我看到的是,在营销上加大投入,据HTC内部人士称营销费用将增加2.5倍,可谓要下血本;另外是在渠道开拓上做一些调整——苹果一直以来是全球开花,而HTC却患上“偏食病”,产品在欧美市场风生水起的时候,中国大陆市场却温吞到让同行都为之捉急;还有就是高层的调整和管理的加强。这一点倒没什么特别,比亚迪在谷底时也是动荡地厉害。

显然,王雪红没有像王传福一样重回代工(HTC仍有代工业务,但限于接Facebook手机等附加值较高的单),或是拆东墙补西墙。一来她没有精力——年初的时候要不是比亚迪为她代工,其产品上市会越拖越久;二来,在台湾企业家的观念里,像王传福重回代工的作法,是投机,是短视。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这样说台湾科技企业的转型:“许多台湾大厂近些年一直在努力转型,从单纯的做代工转向做品牌,但他们从科技研发、管理、科学研究各方面都还是代工心态,还存在‘价值半盲文化’,即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处于一知半解。”

没错,从“局外人”施振荣到亲历者王雪红,都把HTC的大俯冲视为自己必须要缴的学费,只是王雪红可能接受不了施振荣对HTC转型效应显现给出的十年时间的预估。但他们都接受不了的是“王传福式”自救。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即使王雪红不能尽快走出泥潭,但她更受业界尊重。她和王传福面对危机走出的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其实是台湾和大陆在商业文化、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一次鲜明体现。

乐高不再纠结?真正的纠结才刚刚开始!

东方愚

乐高(LEGO)终于决定在中国投资建厂了。据媒体报道,这家全球最大的积木玩具制造商,将在中国浙江的嘉兴建立625437398268829269亚洲分销中心;总投资将达到逾十亿元人民币,2014年开工,3年后预计雇员超过2000名。

这一消息距我2012年9月到丹麦拜访乐高CEO扬(Jorgen Vig Knudstorp)等高层,只有半年的时间。彼时我抛给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很快要在中国设厂了吧!这位出身麦肯锡、九年前挽濒临破产的这家跨国公司于狂澜的职业经理人眨巴眨巴眼睛对我说:还在讨论中呢。“亚洲是必争之地,至于生产基地设在中国还是马来西亚等地,还没最后确定。”

我相信扬的话。那时亚洲的第一座乐高乐园(LEGOLAND)刚在马来西亚开张。占地30多公顷,投资额合人民币超过15亿元。在这里再建工厂,无可厚非,这样同样实现“东西合璧”——与丹麦、匈牙利和墨西哥的三大既有生产基地相呼应。

有人会说:傻瓜!当然是在中国设厂,这里市场之大超乎想象)最近几年乐高的销售增长率年均超过50%),还等什么?!没错儿,十个新马泰以及港台市场加起来,可能也敌不过一个中国。再说,中国对招商引资从来都那么热衷,会给出许多优惠政策——扬也对我坦承他们每周会接到许多电话,“一些中国的地方政府竞相邀请。”

可是,乐高的控股人、丹麦首富克伊尔(Kjeld)家族以及扬等管理层,真的一直对在中国设厂有着颇多疑虑。是因为像许多奢侈品一样对“保证原装进口”的品质承诺吗?不尽然。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契约意识会否成为镜花水月,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政商关系能否处理得当并走得更远?

“每个国家都有官商勾结、商业贿赂的丑闻,我们绝不沾染,这是前提,也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行业准则,否则我们只好将工厂搬离。”扬对我这样说。可后来我离开丹麦后,乐高的公关经理对我说,你如果写文章的话,最后不要提后半句——即“否则我们只好将工厂搬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扬的的授意,但那个时候,我已经猜到了他们一定会在中国设厂,尽管他们内心是那么地忐忑。6597515068865586473

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中国,都怀揣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有的河里没有石头只有浑水,而有的河里的石头则呈悬浮态——随着着水密度的变化而游弋。北欧的企业向来小心谨慎,我开玩笑对乐高的朋友们说,你们以后会在中国公司及工厂内部建立一个ICAC(廉政公署)吧。

国际权威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多年发布“世界清廉国家”的排名,丹麦及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时常并列第一。丹麦孵化出乐高、马士基、嘉士伯,瑞典孵化宜家、爱立信、萨博、沃乐沃,芬兰孵化出诺基亚……这里的每个弹丸之地都盛产世界领先企业,与干净的政商环境息息相关。这样的一个氛围也孵化出“不愠不火”为主要特征的北欧企业家精神。

“信终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乐高最大的市场。”扬对我说。我听后觉得他这是在讲“正确的废话”。可接下来我让他给一个期限时,他的回答令我大惊失色:“十年不够,可能需要二十年,我们做好了奋斗三十年的准备。”想象一下,如果一位中国企业的掌门人或CEO说自己计划二三十年拿下一个市场,要么你觉得他脑子进水了,要么他脑子真的进水了——习惯了“短平快”的中国人,做三十年规划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乐高参观时,给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场景,是其企业文化馆的墙壁上一张偌大的太极八卦图,6597900997446760170他们用写着“阴阳(yin-yang)”。乐高第三代掌门即现在的控股人克伊尔称自己的管理理念就是“阴阳理论”,企业文化亦即“阴阳文化”,这一文化有11条原则组成,其中一条赫然写道:“要出类拔萃,但不可鹤立鸡群。”

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写到北欧企业成功基因时,列了四点,一是对不懈创新的追求;二是以长远视野来平衡创新的激情——这正是 “阴阳文化”之通俗诠释;三是以共识为基础的管理方法;四以机器替代劳动者的热情。上述所列的北欧企业无一不是典型的践行者。但是中国太特别了,你要面临的,是多方利益的博弈,内部共识或许容易达成,但外部诱惑与压力可能无法阻挡,所以一向洁身自好的爱立信也会在此身陷商业贿赂案。

乐高向来强调长远利益,先不说中国的政商环境容不容得你慢条斯理,在可预见的将来日益井喷的市场需求下,你的经销商会不会倒戈,你会不会被山寨包围,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棘手命题。我和乐高中国CEO姚思鹏(Esben)等人聊起这一点时,他们说那是一个品牌走向成熟必经的阵痛。这可是视为他们的自信,但也可理解为他们的掉以轻心。在我看来,乐高不再为在哪里设厂而纠结,但真正的纠结才刚刚开始。不过好在他们卖的是益智玩具,不像遭遇意识形态战争的谷歌一样,撤离中国真的成为最好也是最体面的一种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