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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不想打持久战——五个美国“30后”巨富的婚姻

/东方愚   For 周末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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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豪 出生 最近一任妻子 过往历次婚姻时长
(从第一次起)
默多克 1931年 邓文迪(第三任) 11年、32年、14年
巴菲特 1930年 门克斯(第二任) 52年(包括分居27年)
索罗斯 1930年 多美子(第三任) 23年、22年
麦道夫 1938年 露丝(第一任) 还没离(结婚已54年)
杰克·韦尔奇 1935年 苏姬(第三任) 28年、14年

 

没有哪对夫妻分手,能像默多克和邓文迪一样,惹得全球如此关注。这也难怪,巨富+老夫少妻+中国元素,仅此几点,即可通吃财经界和娱乐界。有人推测俩人分手的真实原因:邓氏正式反戈,还是老默在帮她争权益?各种言论皆莫衷一是。有人则是以先知先觉的姿态放起马后炮:当初就知道他们长久不了!

不管事件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棋局,我们仍有必要重新回到“根目录”——婚姻本身,来做一个简单的探讨。

当初老默为什么会和邓文迪结婚?这听起来是个老掉牙的话题,一曰年轻姑娘人人爱,二曰邓小姐“上位术”非凡。显然,前者是结果导向,后者也还是方法论。核心答案之一应当是,默多克和邓文迪在一起的时候,感受到了幸福——当年邓陪着他在上海的巷子里吃小笼包的时候,花十块钱人民币理发的时候,他兴奋地打越洋电话给朋友和新闻集团的高管,甚至恨不得告诉全世界自己是最幸福的男人。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有一个正能量的“后院”。英国一位名为理查?莱亚德的经济学家写过一本书——《不幸福的经济学》,他说,有七大因素在交叉揉合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

你看,家庭关系是排在第一位的。我曾研究和采访近百对中国富豪夫妻,得出几乎一样的结论,说白了就是一句中国俗语:“家和万事兴”;于是在《荷尔蒙经济学》书封上写道:管理你的婚姻,比管理一家企业更需要智慧。

如果不能改善婚姻关系,与其保持名存实亡的婚姻状况,不如勇敢向前迈出一步来得痛快。但这个时候东西文化的差异就出来了。

中国人——尤其是名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总觉得这是“家丑”,而家丑不可外扬,要保持公众眼中那个“正面”形象,哪怕夫妻早已冷战多年或各有归宿;美国人崇尚自由,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大都坦诚。默多克,以及我们熟悉的其它几位商界名流:“首富先生”巴菲特、“金融巨鳄”索罗斯、“世界第一CEO”韦尔奇在对待离婚时的心态皆如是。

默多克的每次刚离婚就又结婚了,“这真让人受不了”,许多人这样说——他和第一任子帕特于1967年离婚,同年就迎娶了第二任妻子、《每日镜报》记者安娜;1999年,和安娜离婚半个多月后,他即正式将邓文迪抱回了家。这或许是老默的“小辫子”,但其实可以换个角度看问题:他与每任妻子之间的婚姻时长,都保持了两位数,分别是11年、32年、14年。

索罗斯迄今也是三次婚姻。最近一次是2012年8月,82岁高龄的他与女友波顿明子订婚,正式结婚应当是2013年夏天。相比默多克和邓文迪的“老夫少妻”,老索可是比明子大四十多岁。他和前两任妻子的婚姻保质期分别是23年和22年。第一任妻子安娜莉和第二任妻子苏姗(比索罗斯小25岁)的“交接班”,也发生在同一年(1983年)。

韦尔奇同样有过三次婚姻。最近一次则是2004年与《哈佛商业评论》前主编苏姬结合(和安娜和采访对象默多克结合情形类似)。他和前两任妻子在一起的时长分别是28年和14年。

美国有位社会调查研究专家和家叫托马斯·J·斯坦利,他从1973年开始致力于美国富人生态的研究,他在写《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时,对美国1300多位百万富翁进行调研,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美国富豪的五大成功秘诀:良好的信用、自我约束力、善于交际、勤勉、有贤内助的支持。二是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80%的事业成功和永续的人一生没有离婚,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的人,第二次婚姻也会维持在十年到二十年以上。”

将斯坦利的第一个调研结论,与莱亚德的观点结合起来看非常有意思。要成为富豪,“有一位贤内助支持”排在第五位,但是如果家庭不和睦,幸福指数的下降是最快的;而面对第二个结论,“80%”这一数据首先提醒我们,那些被炒上传媒头条的富豪们的离婚案,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而“第二次婚姻时长至少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结论,则更是发人深省:这其实是在祛除我们大脑里“来得快,去得也快”之偏见。默多克、索罗斯和韦尔奇也是非常好的佐证案例,尽管他们不在调研样本之内。

和上述三位不同,巴菲特只进过两次洞房。第二次是2006年的时候,76岁的他与60岁的门克斯结婚。门克斯是30年前巴菲特去过的一间酒吧的服务生。他们的婚姻也非常简单,巴菲特当场表示:这是门克斯人生中唯一一次婚姻,也是自己最后一次婚姻。他和第一任妻子苏姗于1952年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巴菲特才22岁。他们在一起生活了25年,之后分居,婚姻名存实亡,直到27年后苏姗去世。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离婚。

巴菲特授权传记《滚雪球》作者艾丽斯·施罗德来华时,我问她,巴菲特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问的时候心里已经有答案,“他和苏姗间的婚姻”,她果然这样说道。其实她在书是描述的细节就是答案:苏姗觉得巴菲特太于过专注投资活动而疏离了家人,于是提出分居并搬到旧金山,并委托好友门克斯代为照顾他。几年后苏姗向他透露搬到旧金山是因为有一位男人可以给她幸福感。

另一位同样出生于1930年代的美国巨富的婚姻更是可圈可点。他是麦道夫。没错,就是那个导演世界最大的“庞氏骗局”(600亿美元)而被判150年徒刑的家伙。他确实是个超级大骗子,但另一方面却是个好丈夫。老麦在2008年底东窗事发时,和他结婚49年、曾帮其做过会计的的妻子露丝大吃一惊,压根不知道丈夫操纵了那么大一个局。在老麦入狱后,她不离不弃,每周探望,给他鼓气,自己却陷入自责,觉得之前不能为丈夫分担太多才有今日大罪大孽。

麦道夫是犹太人。犹太人非常注重家庭和婚姻关系,青少年时期就受到这方面的教导。有两句犹太谚语这样说道:“夫妻倘若彼此真心相爱,睡在剑幅般的窄床上也能成眠。”“离婚当然被看成是私事,但其目的是为了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保证婚姻的完整。”“坏蛋”老麦的婚姻被美国许多夫妻艳羡,虽然他们从不说出口。

普通人之于婚姻,没有人不想打持久战。创业者更希望有一位贤内助。成名后再结婚,虽然婚姻变得复杂,持久的难度也在加大,但是他们对于幸福感的追求,是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尽管这幸福感有长有短、有高有低。人们对成功人士婚姻事件的娱乐化,说到底只是一种情绪宣泄,而且多数时候与婚姻本身无关。

默多克与蔡衍明

周六没有去参加那个“国际文化产业论坛”。我只想在家里看书,或是陪家人去看个电影什么的。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放松太少了。好多时候,放松时都想着别的事情,不能真正的放松,哪怕这个放松指的是读书。

大前研一《OFF学》一书的封面副题就是“会玩,才会成功”。他在《在“浮华之日”,让身心彻底放松》一文开篇写道:“我与太太将每两三周一次的放松之日命名为‘浮华之日’,命名灵感来自英国作家萨克雷描写19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小说《浮华世界》…事前的安排让我‘不得不’享受浮华之日,而且‘今天是浮华之日,所以要彻底放松’的想法,能让自己真正享受身心放松…”

一口气看了半本《梅铎(默多克)的中国大冒险》,这本书真好。作者布鲁斯·多佛不但以亲历者的身份,介绍了默多克的性格、生活(包括性生活,注,多佛是默多克和邓文迪的“媒人”),以及默多克如何与北京当局,尤其是江泽民,以及中宣部、广电总局等部委首脑周旋、接触、合作,如何经营管理一家跨国的媒体企业,中间的精明与拙劣等,所有的,都用细节和故事来呈现,非常之精彩。

看默多克的这些经历,我突然之间理解了蔡衍明,他在台湾收购了《中国时报》和台湾及香港的一些电视台,而由于主业米果的生意主要在大陆,所以必须与共/产/党保持好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被批评为“亲/共”等等。蔡衍明必须承受这些,正如当年默多克取消了手下本来与香港最后一名港督彭定康的出版合作事宜一样,招来的不仅是批评。我在台湾时,问了几位企业界和媒体界的朋友,他们都认为,多数骂蔡衍明的人,都是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

周日下午专访日本知名学者滨下武志。到中大拿了他的新书《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不过学术著作,而且是写明清史(关于朝贡),看起来真是晦涩。然后到中大旁的学而优书店买了类型题材的两本书,帕拉格·卡纳的《第二世界》,史蒂芬·罗奇《未来的亚洲》,和日本学者宫崎勇的《日本经济政策亲历者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