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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鑫海鑫,别样宿命

文/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商业PK堂”专栏 

  一家于新加坡上市的中国民企,2008年陷入亏损,2009年好不容易扭亏为盈,营收更是增长了210%,但就在年报发布前不久,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杀了。

  这家企业是无锡永鑫集团,在其最近发布的2009年财报中,区别于其他上市公司,增加了醒目的一页——“献给濮德兴(1963-2010)”,同时配有濮的大幅悼念照片。

  濮德兴之死,不禁让我想起来7年前山西民营企业家、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之死。对比这两起事件,不少地方引人思考。

  永鑫集团和海鑫集团,两家企业名字都带有“鑫”字,前者是国内领先的高精度钢带生产商之一,后者则是山西最大的民营钢企;同为亿万富豪的两家公司的创始人,濮德兴曾被评为无锡优秀青年企业家,而李海仓更是在去世前不久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两人离世的时候,也都是47岁。

  濮德兴去世后,之前在渣打银行上海分行工作的他的女儿入主董事会,被委任为永鑫执行董事。李海仓去世后,他的远在国外的儿子李兆会被紧急召回国内,接任海鑫钢铁董事长一职。巧合的是,濮晓芳和李兆会临危受命时,都是23岁,均曾在或正在澳大利亚留学,所在城市皆为墨尔本。

  李海仓去世前后一年间,有不少民营企业家遭遇非正常死亡,企业界一时间惴惴不安。《中华工商时报》在李海仓去世一周后发表了一篇《正确认识和评价先富阶层》的文章,并援引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彼时刚发布的一份力挺民营企业主的调查报告。之后不久,孙大午“非法集资”风波,将民营企业家“原罪”话题推向高潮。

  现在回过头来看,2003年前后,可以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中,从上到下对民营企业主地位和原罪话题的一次彻底思考和反思的时段。这绝不仅是因为“十六大”中对民营企业地位的认可及随后李海仓、柳传志、张宏伟、罗康瑞、王玉锁等人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首次过半的效应,而是当民营经济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力量”终于开始步入舞台中央时,不同社会角色不同心理的一次大碰撞,这种碰撞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时至今日,无论是全球经济危机期间江苏不锈钢大佬包存林神秘死亡、被称为“广东糖王”的庞贵雄自杀,还是濮德兴这次突遭厄运,均没有再像当年一样引起大PK,相反,“国进民退”风起云涌和愈演愈烈,使得多数人在看到民营企业主生存空间被挤压,或非正常死亡时,虽心有惊诧,但平静之后会认为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当然,民企在管理方面的自我体验和反省是不可或缺的。濮德兴在靓丽财报前夕遇刺的另一隐喻是,安全感多寡,与经济起伏并没有直接关联。

  去年5月下旬,坊间盛传海鑫钢铁遭国有钢企洽购,我想探个究竟,于是前往山西采访。一番周折之后,我进入戒备森严的海鑫集团,到李兆会的六叔、海鑫总裁李文杰办公室和他一叙,然后和他的管理团队(主要是家族成员)喝了一顿酒。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李文杰办公桌对面的墙上,那台实时监控大屏幕——所在楼层楼道里发生的一切,尽可掌控,如有情况,可即时撤退。当然进入总裁所在楼层时,像奥运和世博,安检是免不了的。

  海鑫高层各办公室都有这些装置。显然,李氏家族如今对安全事宜非常重视。当然李兆会很少看监控屏,因为他极少回山西——他是和马云、鲁伟鼎一起玩资本的人,尽管马云是“60后”而他是“80后”。李文杰告诉我,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李兆会在资本市场的收益也超过10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后李海仓时代”海鑫的“叔侄配”——弟弟任总裁,儿子任董事长,“后濮德兴时代”的永鑫是“爷爷孙女配”——父亲任董事长兼总裁,23岁的女儿任执行董事而非直接挂帅,看来濮家要比李家谨慎得多。我注意到,永鑫的年报,还就濮永法任董事长兼CEO专门做出了解释,称濮永法曾是永鑫一家子公司的联合发起人,技术老道、经验丰富云云,并强调这一安排“没有把权力集中于任何个人或损害责任制和独立决策”。

  可是,濮永法毕竟是马上要进入“古稀”之年的老人了,他能像在财报中向股东们的致辞一样,带领永鑫“创造新的高峰”吗?

(文章链接: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10-05/26/content_23374.htm据说民营企业家最近10年,掀起过两次移民潮,一次正是2003年前后,一次便是当下。)

痛乎吴敬琏 悠哉贝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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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专栏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3/08/content_52304581.htm

人生七十古来稀。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与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同出生于1930年,然而两位老人如今的活法却迥乎不同。贝克尔已于2004年停掉了其在《商业周刊》上每周一篇、历时19年的专栏,并远离演讲与聚会,转而与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网上合开了一个博客,独享其乐。而他的同龄人吴敬琏远没那么清闲,春节前还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慷慨激昂地作了《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的演讲,现在他正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忙碌地穿梭于两会这一政治舞台上。

使命不同,所以风格相异。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注重“话语经济”与“眼球经济”的国度,吴敬琏未必有贝克尔那样受人尊重,但他却一定比贝克尔更容易引人瞩目,甚至引起骚动。3月4日,他又一次“语出惊人”——直言“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经济原理”;知道自己的话说出去后会招来谩骂,所以吴敬琏随即称“怕挨骂就不当政协委员”;“吴氏猛言”很快在传媒上炸开了锅。一些评论人士“义正辞严”批评吴敬琏“违背了民意”,一些“热心人”建议吴敬琏补补“穷人的经济学”的课……

吴敬琏的言论确有瑕疵。在铁路这一垄断市场谈价格的市场化显然有失偏颇,在一个保障体系不健全的社会,买春运火车票的“排队成本”不能简单地套用经济学中“租金耗费”的概念去分析。这其实类似于内地现行的、被经济学家张五常称之为“我所见过的、唯一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赞同的政策”——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实际收效乏善可陈,然而至少出于权力部门营造良好社会口碑的考虑,政策的出台似乎有一定的必然性。

所以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要不要就春运票价不上浮进行再争论,也不在于政府对春运票价的干预是否得体(我们似乎习惯了朝令夕改),而是透视充当了“皇帝的新装”童话故事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小男孩儿角色的“吴敬琏们”,顷刻间被唾沫星子包围、被所谓“民意”谴责等现象背后的一些东西,一则,经济学家频频成为批评靶子是否正常,二来,经济学家如何与所谓的民意对接。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吴敬琏的同龄人贝克尔曾有过的类似“冲动”经历。去年四五月份,美国汽油价格飞涨,美国民众深受其害、愤愤不平,多数美国人认为这是政府的失职(小布什当时一路下滑的民意就与高油价不无干系),美国国会山的一些政客及小布什政府不约而同“顺应民意”,站出来对石油公司施压,前者称应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并给消费者一定补贴,后者则称应对石油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行严格调查。这种彪悍所造成的舆论还真挺“奏效”,美国市场油价几天内应声降了几美分。然而就在此时,贝克尔跳出来说,无论是暴利税还是补贴措施,都是愚蠢之举,因为至少从长期来看,其弊远大于其利。

贝克尔当时测算出了美国汽油的真实价格,并列出了一份消费账单,借以证明征税与行政补贴的交易费用不菲。再把视线收回中国,虽暂无学者去测算车票的“真实价格”,但若综合各种投机因素及心理预期,基本上也能得出春运票价不上浮短期收效(以所有买票者为考察对象)几乎为零、长期来看得不偿失的结论。这或许也正是吴敬琏直言的原因,然而结果是他被“民众”痛骂一通。

而贝克尔却远比吴敬琏幸运的多,不但没有挨骂,反而又多了不少“粉丝”。其实在此这前,贝克尔曾屡屡“出言不逊”。当初各方对微软的垄断行为表示不满并建议分拆时,贝克尔称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没有证据表明贝克尔是微软的“代言人”);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人类相互行为分析的贝克尔曾发表其研究成果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传媒人麦克尔?诺尔援引贝克尔的观点于去年8月《福布斯》上刊登标题为《千万别娶职业女性》(Don’t Marry Career Women)的文章,舆论一时哗然,然而很快风平浪静。

“贝克尔们”的无拘无束或许令“吴敬琏们”望尘莫及,一个最为重的原因是,美国民众深谙政治家们无论决定使用何种经济政策,都必须为其被民众授予的权力负责,而经济学家不过是提出一些个人见解或建议的“普通人”甚至“小人物”罢了。

换句话说,在公共事务领域,权力和政策的事情应紧紧“盯住”政治家,这才是政治家、民众、经济学家及传媒应该有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关于社会福利的经济事务争论中,一个明星学者的一句话都可能转移整个社会的视线,这多少与传媒注重眼球效应的习气有关,但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维护自身利益所采取方式的不成熟。事实上,只要没有公然以公职身份的话语权牟取私利,一些“逆民意行事”的人或事或许并不值得我们花时间、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憎恨,

经济学家没有必要刻意去附和政治家的号召或应和“民意”,一来,经济学家本来起初就只是经济学传播者或“经济学工匠”,二来,在中国,所谓的“民意”不少时候不过是一些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与评论人士利用传媒工具提高嗓门的大声吆喝造成的假象而已,这种“民意”的典型特征是有热度而无深度,不过它却可能影响或左右真正的民意。这一点却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

贝克尔在著作《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政府制定一项糟糕的政策并不难,难的是改正这一政策,以及承担改变这一糟糕政策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吴敬琏也在去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称,“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美国人并不因为贝克尔的“怪论”而减弱对其的尊重,而我们却因为吴敬琏的“怪论”而大抓“小辫子”,这映射了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浮嚣气氛依然沉重的现实。杂文家王小波说,“人忠于事实叫诚实,不忠于事实叫虚伪,有些人只忠于经过选择的事实,我把它叫做浮嚣。”

(初作于3月5日 修改于3月7日)

链接:加里?贝克尔

吴英与徐文荣: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

文/东方愚 http://www.cnstock.com/paper_new/html/2007-02/15/content_51997462.htm

2月15日 上海证券报专栏(专栏名称将由“愚者千虑”改为“商业PK堂”,专注于代表性商业人物的PK案例剖析)

还是老的辣。被刑拘的浙江东阳女富豪吴英此刻或许正黯然神伤,而她的老乡——东阳横店的徐文荣,似乎正在一个角落里偷着乐。民企之鱼欲跃龙门,徐文荣选择了“上窜”,吴英选择了“下跳”,事实证明,徐赢了。

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执掌的横店集团,与吴英执掌的本色集团,在包装手法上有着相似之处,都比较乐于制造媒体效应,去年“200亿元重建圆明园”的轮番炒作,让横店集团更加“驰名”,而本色集团购买东阳世界贸易城700多个铺位之大手笔的新闻,也于去年而9月上旬出现在东阳日报头版头条位置。

相似的媒体策划,其实为了“同一个梦想”——集资与扩张。而在集资策略上,两者手法则大相径庭。

徐家父子采取的是“上层路线”。横店集团打出重建圆明园的招牌,依靠的是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这一融资平台。这个由浙江省文化厅、民政厅等部门共同推动成立的筹资机构,拉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共同设立了冠冕堂皇的中国圆明园文物保护专项基金,向海内外公开筹集重建圆明园需要的至少200亿元的资金。

吴英采取的是“平民路线”,向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板与公众募集资金。据悉,吴英集资时承诺的利息最高超过月利1角,一些民企小老板,以5分利息向民间借贷,再转借给吴英,图的就是未来的高利息。

遗憾的是,伴随着2月10日深夜东阳政府的一纸公告,女大佬吴英的集资策略即告夭折,当初宣称的融酒店业、家居、建材、广告传媒、娱乐业于一体的“本色一条龙”产业链即告断裂。而徐文荣却稳坐钓鱼台,悠哉悠哉。

中国人向来有当事后诸葛亮和痛打落水狗的嗜好,吴英出事后,人行东阳支行随即声称他们早在去年10月“已对本色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英十分注意”、“吴英怎么看都不像正常生意人”,一些管理人士则道貌岸然称,“吴英的策略一开始就有漏洞”,云云。这些行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12年前的女富豪邓斌及新兴公司、3年前的孙大午及大午集团等集资案发后,周围何尝没有站满了“明白人”!

而总是痛斥与批判民间集资等金融制度的缺陷,仿佛也无济于事。在中国特殊的政经环境下,我们从不缺少批判与呼吁,我们缺的是换位思考——既然吴英式的“下跳”之策是下策,那么,徐文荣父子的“上窜”之策就一定是上策吗?

事实上,横店集团及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打着公益旗号为圆明园及民族感情计的作法,不过是障眼法而已,实为横店集团通过公益基金跑马圈钱的阴谋服务。暂且不论浙江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由徐文荣发起成立并担任理事长之作法之责权不明晰,问题的关键点在于,谁会为这一“公益基金”慷慨解囊?

投资机构显然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向这一项目烧钱。事先要核算成本与社会效益的慈善基金也不会盲目投入,中国在环保、贫困人口、教育、医疗方面还需大量投入,巴菲特们不可能弱智到把钱投给圆明园这个假景观的地步。再说,在公益资金的募集管理方面有一整套国际惯例。比如由花旗、汇丰这一级别的银行为受托保管人、普华一类的会计师全程监督、审计。现如今徐文荣操控的华夏文化发展基金会虽以公益旗号募集,但200亿的投入、建设必然与横店关联重重。建成后还将以为横店创收为首要任务。这样的模式根本不会被投资人接受。

如此一来,甘愿为重建圆明园埋单的“英雄豪杰”已渐渐清晰,即:横店集团的关联企业、“拉郎配“的国企及银行、甚至政府部门。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但别忘了另一句俗语——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或许在徐文荣们看来,曾一度引起广泛关注的贵州微硬盘项目(多家商业银行累计发放的11.75亿元贷款,就有8.7亿元成了不良贷款),只不过是运气差、动作技术不足够高超而致。

至此为止,徐文荣的老道之处可见一斑,即绝不轻易在法律模糊的民间集资地带行走,而是要行走在“高处”。而这恰恰是女富豪吴英的软肋,即与当地行政部门及银行的关系不够融洽,东阳的金融机构要么不肯放贷给吴英,要么只收不贷,甚至不时讲一些“坏话”出来(人行东阳市支行某科室的负责人言)。

不久前,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撰文《跨越历史的河流》,直言不讳企业树立现实性政治观的重要性。他选择的虞洽卿、荣毅仁与王石三者为民营企业主学习的蓝本,脾气无一不温顺,与政治家关系“择高处立”、 “同心同德,予而不取”。

同为东阳人,命运迥相异。从企业家角度而言,战略无所谓对错,只有优劣之别。吴英战略之劣,在于没有选择“择高处立”,或者欲立而不稳,而徐文荣战略之优,在于选择了“择高处立”,不但立出了模样,甚至携圆明园与民族感情为基石与噱头。

不过,老徐也未必有媒体想像中那么风光。正可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横店集团滚雪球建景区、造噱头招眼球、花大钱引剧组的做法,收益与成本并不成比例。2006年中报显示,横店集团今年上半年盈利能力依然有限,财务费用也有所增加,利息保障能力有所下降,偿债能力仍旧不足。

然而吴徐二人的财富寓言却给了我们鲜活的教训。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说,最好的企业是善于合作的企业,企业在平坦的世界要学会采取大手笔,使自己扩展的力度更大、速度更快、范围更宽、程度更深。弗里德曼主要谈的是企业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经济急速转轨的中国当下,最先、最应当考虑的合作伙伴是政府,笔者在此前的专栏文章《妥协浮世绘》中曾表达过类似观点。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鼓励“上窜”狙击“下跳”,而是在权衡哪一种路径更可行、更“安全”。现在看来,似乎只有“上窜”才有可能鹤立鸡群,而“下跳”则可能踏入非法集资的雷区继而被冠上原罪之骂名。我的朋友梅新育每每见到有人大声疾呼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或为民企原罪“开脱”时总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能感觉到,他“恨铁不成钢”般的生气中,更透着一丝为民企崛起路径无奈遭遇瓶颈的惋惜。

笔者去年11月在《中国商业评论》撰文称,横店资金链必定断裂。换言之,“上跳”可为缓兵之计,但绝不是长久之策。而对于吴英及本色集团如今之落迫下场,我们最应当密切关注的是本色集团的清产核资进程(先不说行政部门匆匆入主是否合理合法)。曾是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的德隆集团处置后,实业资产大几乎悉数落入了国企口袋。本色集团无德隆之雄厚,但会不会遭德隆之宿命呢?

(张华 2007年情人节下午于南方日报社)

附:之前在上海证券报专栏的商业人物PK文章: 李允成PK尤努斯 黄光裕PK盛宣怀

风光尤努斯,寂寞李允成

东方愚 上海证券报 专栏

头顶一个和平奖,手捧自传小说《穷人的银行家》,到处招摇、走穴,所执掌的格莱珉银行的小额信贷模式一时间再度于全球掀起旋风。来了中国,一副大佬风格,演讲时喜欢用一些自造词汇,被北大叩请为名誉教授时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意思──这便是如今的当红“诺星”尤努斯。

李允成何许人也?山东济南近郊一个与尤努斯年岁差不多的老农民也。他没有尤老头儿那么风光和广为人知,但也足以令许多银行人士汗颜──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李允成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巴黎大学经济学国家博士裴天士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仔细对比,会发现尤李两人的信贷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提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 “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土不拉叽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我感兴趣的是两人的一些细节。比如尤努斯,大家只知道他为700万穷人提供总额过53亿美元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其中50%借款人因此脱贫,但鲜有人知道,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脱贫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再说李允成,除了把钱贷出去一部分,自己还要买一些保险,存银行一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三足鼎立,抵消风险”。

把孟加拉名人尤努斯奉若神明而淡漠本土农民李允成,把小额信贷数字化、概念化而淡于像尤李的一些“信贷小技巧”,英雄主义情怀与眼高手低的作风再一次被中国人演绎到了淋漓尽致。传媒上充斥的几乎全是“仙人尤努斯”的模子和“贷款是一种人权”的情绪化表达。相比之下,最近一期的美国Newyorker杂志用了两万余字的篇幅加《Millions for Millions》这样一个性感的标题来写尤努斯和小额贷款,你通读全文会发现,文中全是朴实的细节描述,几乎没有一丝夸张或顶礼膜拜的语气。

其实我们往往比别人要慢那么半拍。当尤努斯的银行模式在海外受到重重质疑时,我们才刚开始对其的顶礼膜拜。纽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乔纳森?默多克教授很早就对尤努斯的发展模式评价说,“信用不是万能的”(credit alone is not a panacea);而到了中国,一些人跳了起来,站到道德的高度,痛斥社会对穷人的信用有偏见。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不过就算中国的政府部门、银行机构等对穷人抱以足够的信任,就能真正使穷人脱贫吗?尤努斯搞的可以说比较成功了,但自始至终总有声音批评说: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少塔卡,而是住户、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或许这也是老尤自创“脱贫测量系统”的原因之一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规模共计2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按照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仅有10亿元。原因何在呢? 因为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政策性贷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相反,就有这10亿元规模的小额信贷规模中,有的地方贷款收回率能超过90%,有的却不到10%,更有一个子儿都收不回的。

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的不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而恰恰在于干涉的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

我们无法得知,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对话之后,会不会再度引起地方政府的一股“小额信贷旋风”。我们只知道,包括格莱珉在内的一些国际小额贷款机构,现在正在考虑转型。比如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美国乡村基金会等。国际小额贷款可能考虑到在资本市场上募集资金,而不再信赖捐赠,我们呢?仍是乐此不疲于窝里斗吗?

最近一斯的英国Economist杂志中一篇关于中国农村的文章第一句就很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所谓事倍功半,大抵有就这么个理儿。在我看来,与其费尽周折去重新构建一套促进农民增收的新体系,不如切实落实现有或准备减少农民支出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比如我们吆喝了多少年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免费医疗救助等等;要知道,让一小部分社会资源向贫困人口适当倾斜,给贫困人口以住房补贴,并在用水、用电等方面给予优惠,让其少掏腰包,其效用要远要高于小额信贷机构的运作。

这并不是说小额信贷模式的重构我们不用搞了,而是说我们不能再搞“大跃进”了,在当下看来,它仍然只能算做是一种“次优选择”而已,自上而下行政推动或是大一统的信贷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一来,盈利动机与投机心理不会有什么改观,二来部门掐架与干预甚至挪用扶贫信贷现象丛生,二来,像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们买走一样,小额信贷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严重。

这也是我看到尤努斯后想起的缘由,我习惯把他称为“中国的尤努斯”。虽然现在看来两人的分量太过悬殊。尤努斯不愿与世行合作,为啥?就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李允成同样不愿意接受一些强势者的“合作请求”,不搞标会式运作,不掺入一丝行政血液。他们成功了──当然,是在自己特有的土壤上成功了。

尤努斯像“超级女声”,继续在中国舞台上走着猫步,并不断妙语如珠(其实是陈词滥调,如“贫穷博物馆”)。他的中国粉丝们欢呼雀跃,以为是救星来到。比他小两岁的李允成除了在前年11月联合国发出“2005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号召和去年初吴晓灵为地下金融正名的氛围中被媒体挖出来当了一阵子“信贷明星”后,就再不怎么被世人关注,据说他现在准备偃旗息鼓了。他像尤努斯说的“贷款是一种人权”一样,给了无数山东农民“人权”,他的“人权”又有谁来保护呢?

(东方愚10月25日上午于广州五羊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