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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蒙经济学》上线中国最好数字阅读平台之一的“多看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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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婚礼这桩“生意”

文/东方愚    多看书城首发

七十多年前,胡适先生和母校康奈尔大学的史学家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最后一次长谈,布尔说的一句话令胡适醍醐灌顶:“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多少年之后,胡适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写了一篇自我反思的文章,标题正是《容忍与自由》。

我的《荷尔蒙经济学》一书上线中国最好数字阅读平台之一的“多看书城”之际,我罗里罗嗦援引胡适先生的文字,请相信我绝无故作深沉之意,而是恰因“容忍与自由”契合本书的精神内核。

《荷尔蒙经济学》讲的是中国企业家的婚姻经营与管理之道。全书一共提及了近100对企业家夫妻样本,重点阐述的则是28对。通过还原他们认识、结合与相处的过程,来透视婚姻对企业家个人成长和性格塑造的影响。

图书出版前夕,一些朋友就抛来两大疑问:这些人你都采访过吗?你为什么突然写起八卦?其实我在本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已做了回答。第一,采访过的比例占到70%以上,剩下那30%,即便没有接触到企业家本人,也大都进行了外围采访。2008年我和胡润合作完成《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后,我在南方周末的职业定位便是专注财富人物报道与财富现象研究,一些没有见诸报端的“花絮”慢慢沉淀下来,最后成为本书的一手素材;第二,这本书当然也能满足读者们一些猎奇心,譬如周成建对三次婚姻的“总结”、曹德旺对年轻时“差点出轨”经历的回忆等,但本书绝非一本“八卦之作”,相反,它仍然是一本商业“正史”,只是选择了企业家婚姻伴侣这样一个切入角度。

相比于普通人,企业家们可选的结婚对象要丰富一些,但婚姻的“纯度”可能要略低一些。当婚姻中出现矛盾与不和时,他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对离婚成本精打细算后,觉得还是维持现状更经济;另一种是随性而为,打破囹圄,寻找新目标。

从长远的“收益”来看,哪一种情形更优?显然不可一言概之。书中对两种情形都做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前者如潘石屹与张欣,后者如李东生与洪燕芬。这两类样本的共同点,便是“容忍与自由”之逻辑的一致性:无论把婚姻当成一桩生意,还是回归婚姻本义,你的幸福感皆取决于对自由的定义和矛盾出现时容忍度的大小。

同样,年龄越大或成就越大,容忍度也往往越高。这也是柳传志称“和妻子(龚国兴)一起散步是我最大的幸福”的原因之一;王石是个例外,个性使然,他比你我想象中要勇敢一些。当然,有的企业家选择离婚可能是个假象,目的是为了保全庞大的家族财富。这涉及到政商关系,是另一个话题了。

我想表达“容忍与自由”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我们应对婚姻出现风波的企业家保持一种克制式的评价。这几年企业家离婚的案例特别多,许多人对此幸灾乐祸,“都是钱烧的”等冷嘲热讽不绝不耳。对事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是一种自由,但是很多时候潜藏其中的,其实还有一丝仇富心态。还有一些人,自己的婚姻经营到一团糟糕,却还兴致勃勃对别人的婚姻评头论足。

专注研究美国富人生态的托马斯·斯坦利调研1300多位美国富豪后发现,决定他们成功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列,依次是良好的信用、自我约束、善于交际、勤勉、有贤内助支持。其实“自我约束”,何尝没有“容忍与自由”之义。斯坦福的调研同时也表明婚姻与事业正要关,80%的事业成功者一生都没有离婚。

一生不离婚——好比2013年1月4日这组数字的谐音一样——爱你一生一世?反正,我所提取的100对中国富豪婚姻样本中,迄今没有离婚的占比只有50%多一点。而就在图书出版后半年的时间里,又有几对夫妻离婚了。中国样本不同于美国样本的主要原因,其实在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人们更多地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那么第二个30年里,精神生活的丰盈将会成为奋力追逐的对象。

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本来应该多一些祝福语,我写着写着便严肃起来。但我认为,即使你我都有梦中情人或红颜知己,但婚姻幸福却是不变的夙愿。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年代,家庭这一港湾能够给我们太多的安宁和慰藉。不管采取了哪种技术路径,希望我们都能够到达自由之彼岸。

王石惹谁了?

@东方愚      2012年11月1日  南方周末 “旁观富人圈”专栏

http://www.infzm.com/content/82532

无论是通用电气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韦尔奇,抑或不久前的谷歌执行董事长埃里克,他们的离婚消息在美国所引起的关注,都不及现在王石在中国所引发的波澜。为什么会是这样?不仅仅是因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达,更在于一直以来王石在中国的商业界甚至整个社会不断被标签化、符号化。在大众眼中,他既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也是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和“企业政治家”,还是一位用登山来不断征服自己的“时尚达人”。他“老少通吃”,于是不断有品牌企业邀请他拍广告片、做形象代言人。

但是,王石背后的隐秘忧伤,以及他与大众想象中不一样的脾性,又有多少人了解?关于前者,譬如华润控股万科12年当中,王石想重新进入体制内并谋求“更大发展”上的一些不顺畅和无奈被悄然掩盖,留下的只有王石的一些感慨,譬如他曾称,他完全理解现在的一些企业家奉若神明地学习胡雪岩,“因为他的‘红顶之道’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依然有效。”

关于后者,譬如外界认为他后来习惯了当“甩手掌柜”,登山也好,哈佛游学也好,喜欢过隐士般闲云野鹤般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万科董事会主席助理韦业宁发微博抱怨王石于2011年之后“登山董事长变成了哈佛董事长”,并称“这很麻烦,后者比前者电话更多,邮件更多,布置的任务多得多”。

总而言之,王石被大众以情绪化的方式推上了偶像的高台,而站到这个高台上的人被要求一定得是个道德洁癖者。每个人都希望改善甚至改变自己的婚姻,唯独除了自己的偶像必须保持原样之外。

二十年前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Garys Becker),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用缜密的数理方法分析研究过人性。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家庭论》,其中有两个结论,分别是:“在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上,同一个男人不管与谁结婚,或者是否选择保持单身,他得到的收入都相同”;“一个有效率的婚姻市场会使家庭商品的总产出最大化,所以每个人都能改善自己的婚姻,又不会使其他人的生活每况愈下。”

用在今天传言中的王石离婚事件上,这两句话似乎很是恰当。第一,与原配当初的结合是否“有效率”?从王石彼时在广东经贸委所做的经济情报研究工作来说,娶高官之女似乎对仕途的发展是有效率的,当然婚姻双方的他们是否心相印、无罅隙,外界无从得知。第二,如果通过契约或其他形式的补偿没有使人的生活变得更糟的话,王石有权利改善自己的婚姻,外界的道德指责不值一提。

把王石当成一个普通人来看待,一切偏执似乎便可消遁。他也是一个曾有政治抱负的人,一个有着七情六欲不能免俗的人,一个声称不断在寻求灵魂归宿却不能成功控制自己控制欲的人。企业家周成建称自己的三次婚姻与中国企业家崛起成长的三阶段吻合:中国企业家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萌发,到九十年代野蛮生长,再到新世纪后走到舞台中央并担纲重要角色,而他的婚姻也对应地从媒妁之言到事业伙伴再到寻找精神寄托。那么,王石为何不可以呢?

王石鲜有评价自己的婚姻伴侣,其原配王江穗的名字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上一次“破例”发生在五年前王江穗的账户“不小心”买入万科股票时。彼时在瑞士登山的王石只好发表一封道歉信。与其说是为王江穗股票门事件道歉,不如是说进行澄清。最富有诗意的一句,是王石称王江穗“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纤弱女子”,“她没有聪明到像一些传闻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擅长抄底的短线高手,她连自己掌管股票账户的兴趣都没有,更谈不上利用内幕消息来赚钱;另一方面,她也不会愚鲁到为了区区几万股万科股票的收益,拿我们一生的清誉去冒险”。

即使是为股东利益计,王石也简单勾勒出了王江穗的形象,并道出了婚姻之外二人共同的契约意识。从这一个角度而言,如果婚姻的解散是双方商讨的结果,而重组又是经济学上所说的一种“帕累托优化”的话,我们只有祝福他们将来像贝克尔所言的一样“家庭商品总产出最大化”了。

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时代印记

文/东方愚

这些年我采访过数十位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很多次,聊到痛快处时,我都会问对方几句有关“后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处,事业与家庭平衡之道,诸如此类。我问这些一是为了调节气氛,二是我信奉“屁股决定脑袋,后院制约前台”。有一次,我去采访美邦服饰董事长周成建。聊他在温州创业的经历,聊企业搬到上海滩后一些光怪陆离的事;终于,向往常一样,我看到其中一会儿他有些倦意,身体开始往椅背躺靠,我问道,周老板,你现在的太太是第三任吧,你和前两任太太离婚,分别是什么原因呢?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惊地看着我,“老弟…这个也要采访啊?!”我完全预料也能够理解他的反应,那个时候,当年的“钢铁首富”杜双华和妻子宋雅红离奇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土豆网CEO王微和妻子杨蕾分道扬镳后又对簿公堂,创投界名人王功权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我却问起周成建的三次婚姻,他自然会警惕起来。

我告诉他我是财经记者,不是娱乐记者;我还告诉他,我只是想从历任太太在其创业和登上“服装首富”宝座过程中分别扮演的角色,来看一家企业及掌门人管理风格和性格的嬗变。他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但我觉察到他有表达欲,并在酝酿中,于是我准备洗耳恭听。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这下轮到我吃惊了。如此恢宏的开场白来回答和前两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开始以为听错了, “…企业家们的生长和崛起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周成建接着说,“第一个阶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乡镇企业中思维敏捷、勤奋能干的骨干成为第一代企业家的种子;第二阶段民营经济野蛮生长的199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企业家群体真正走到历史舞台中央并担当起重要角色。这三代人或三个阶段,中国商人们的婚姻特征各有千秋。”

我听到一半的时候明白了周成建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解读婚姻。2002年他将企业从温州搬到上海时,就下决定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气。这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场合都会以一种非同往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候听起来会有些刻意,但这正是他以及许多类似商人的可爱之处。就像这一次,他的“中国企业家婚姻三段论”,确实很有见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有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联想集团前董事长柳传志以及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这是一帮“40后”,除了柳传志卸任又复出直到后来真正退休外,其余几位现在仍活跃在商业舞台上。他们大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陈红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对方必须是共产党员”,沈文荣符合条件,一切都是那么地水到渠成。宗庆后与妻子施幼珍、柳传志和妻子龚国兴、曹德旺和妻子陈凤英的结合,一样带有契合那个年代的鲜明的印记。在一个政治语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时代里,人们的婚姻有时“快捷”到今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程度。但这样的婚姻却相对稳固。2009年11月,柳传志夫妇回到海南白藤农场,这是他们当年下放和结合的地方,两人忆起当年,百感交集。柳传志后来说当年的繁重劳动是“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语中甚至偶尔会来一句国骂,来调侃一个特殊年代里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这样的一个场景令人感慨。

有人会说,这一代人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这确实是个值得讨论的命题。发生在曹德旺身上的一桩事能够抛砖引玉。曹德旺结婚时妻子陈巧凤家底还算殷实,他却是个穷小子,他在进入玻璃行业之前做过其它行当的小买卖,都是岳父岳母提供的本钱。后来曹德旺进入当地的玻璃厂(福耀集团前身),几年后,大约是198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干部”时,认识了一位小他十岁的甚为聪颖的姑娘,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有了感情,于是要不要与妻子离婚,成为摆在曹德旺面前的一个难题。

他最后的选择是回到妻子身边——尽管这中间有些基于“不能忘恩负义”之道义的成份(这也是那代人的宿命)。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的一项“壮举”——做问卷调查,调查了数十位当地包括工人、医生、公务员和农民,核心问题是:你的婚姻幸福吗?

问卷调查的结果令曹德旺既怅然又释然。怅然的是,收集来的超过半数的婚姻样本,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人的婚姻是百分百幸福的,男女双方要做的就是磨合、沟通甚至委曲求全;令他释然的则是,谁又能保证第二段婚姻就一定没有瑕疵呢?

2009年3月初,我到曹德旺家中采访他,当我看到陈凤英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当年令曹德旺纠结的那个她。我“冒昧”地问起曹德旺当年妻子知道他有外遇时的表现,“她很平静,”曹德旺说,“是走是留让我自己决定。”

和上述“40后”企业家们相比,万科董事长王石、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前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等“50后”们大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结婚,他们的婚姻有沿袭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开始打破藩篱,寻找婚姻自由。从另一层面而言,他们的学识与个人经历,也为他们的行动奠定了基础。譬如黄宏生妻子林卫平是他在华南理工大学的同班同学(李东生也是他们的同学),刘永好是在四川机械工业学校当老师时,和校医李巍结婚的。

“50后”们在婚姻出现裂痕时,会比曹德旺们更有勇气去突破一些宿命的东西——尽管其新选择仍有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任志强的第二任妻子是位天主教徒,他说这样的伴侣让他的婚姻更稳固,也让他更心安。张茵20岁出头就结婚并生有一子,但她和丈夫间的摩擦不断,加上其生性要强,两人的矛盾愈加明显,婚姻随即宣告结束。在香港创业过程中张茵遇到她的第二任即现在的丈夫刘名中,巴西籍台湾人,是一位牙医。两人日久生情,后来走到一起并生有一子。刘名中虽然和张茵的性格也大不相同,前者内向沉稳,后者富有激情,但两人彼此宽容,找到了一个平衡点;2006年张茵成为胡润百富榜上的“中国女首富”,作为玖久纸业副董事长的刘名中功不可没。我采访张茵时,她对2008年自己及企业遭遇系列危机时丈夫的帮助和抚慰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李东生和第二任即现在的太太魏雪之结合是2006年了。当年TCL业绩大俯冲,李氏新婚似乎是为冲喜而来。李东生套现TCL股票金额逾亿元,只为补偿前妻洪燕芬。婚后李魏二人的恩爱许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与他们一起午餐,彼时李东生刚陪国家领导人出访回来,魏东当着众人的面给李东生加菜,并再次叮嘱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坚持在酒店里游泳放松。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东生,这位事业大起大落的商业领袖,在找到自己称心如意另一半时的那种欣慰和满足感。

和“50后”们相比, “60后”企业家们大都在1990年代结婚,他们择偶的明显特征之一是,寻找事业上的伴侣。杜鹃和黄光裕结婚了,一个是银行的放贷员,一个是创业男,业务合作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并共同缔造出一个“国美帝国”;张瑛和杭州师范学院的马老师——马云结婚了,她后来亦成为阿里巴巴最初创业团队“十八罗汉”的成员,谈剑和复旦大学的师兄郭广昌结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样成为了复星初创“四剑客”成员,海归的俞渝和李国庆结婚了,他们一起创办了当当网并做起“联合总裁”;海归的张欣和潘石屹结婚了,尽管小潘已经离过两次婚,“万通六君子”的创业宣言使她“顾不了那么多了”,两个后来创业了SOHO中国……
事业伙伴型的婚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共同的创业愿景和改变人生的决心之驱动下,雪球容易越滚越大。杜鹃的机智和善于待人接物,弥补了黄光裕温吞与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黄光裕锒铛入狱后,杜鹃在之后国美控股权之战的每一人会合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属黄氏之幸。

“60后”们通常希望事业和婚姻双丰收,在做出权衡时也更果敢、犀利。马云在事业如日中天时令让妻子张瑛退居幕后;郭广昌与谈剑离异后,与另一位师妹、上海电视台主持人王津元结合。不过谈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这是中国商业史上少有的婚变样本。

不是所有的同龄人都能像马云和郭广昌一样“洒脱”。“利益共同体”的夫妻间一旦产生裂痕,但又必须继续“共同”着,尴尬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李国庆和俞渝、潘石屹和张欣,均属这种类型。为了当当网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国庆和俞渝只能假装如当年志同道合一般;SOHO中国内部都在谈论企业“姓潘”还是“姓张”(当然,英国回来的张欣随夫姓,法律文件上名为潘张欣)以及站队事宜了,潘石屹和张欣对外只能假装若无其事,潘石屹按捺不住,发出“新秩序的建立需要磋商文化”的感慨,了解他们夫妻者知道话中有话。

作为商业舞台上主角的“60后”们正在老去,现在“70后”正在成为主力,“80后”企业家们也在冉冉升起。这两个群体大都在2000年之后结婚。其择偶特征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托。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陈玉佳(凤凰卫视主持人)便是此种类型。

当然。江陈二人走在一起时,也恰逢分众传媒业绩一泄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业疯狂并购的举措导致了这一切。不过新婚之后,先前那个江南春不见了,“新的”江南春沉稳、老道、幽默、享受生活,他开始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终于找到了原点。”他也曾想把分众卖给新浪,自己彻底“歇一歇”,结果未能如愿,只好从新赶路。

50后的李东生和郭台铭,在寻找新的伴侣时,何尝不是持上述标准呢。李东生和魏雪现在他们二人经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东生说。而郭台铭和身为舞蹈老师的娇妻曾馨莹,一样各得其所,恩爱有加。

“80后”企业家们的婚姻似乎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一来现今仍单身者众多,二来能够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80后”还是一个小群体。那些个富二代们,虽然羽翼正丰满起来,但在他们父辈们真正退居幕后之前,他们能否自成体系并具有驾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个未知数。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钢铁董事长李兆会,十年前他父亲李海仓被人枪杀,在澳洲留学的他回国,被迫挑起这家山西最大民营企业的重担,虽有爷爷指点迷津和叔辈帮助,但海鑫能够几年内业绩翻番,李兆会的成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像。三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过一次酒,李兆会的六叔、海鑫钢铁总经理李文杰对李兆会的能力赞不绝口,特别提及尽管全球金融危机,李兆会仍然在证券市场斩获颇丰。李兆会的太太是演员车晓,即电影《非诚勿扰》里扮演“一年一次”的那个性冷淡女。

言归正传。周成建用大时代下企业家择偶和婚姻的变迁,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的三次婚姻分别对应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媒妁之言、事业伙伴和精神寄托),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没那么大的胸怀(从一而终)。”他说这句话的那一刻,我觉得他够坦诚, 不过,他还是担心我对他结过三次婚产生某种联想,于是随即向我补充道:“我现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给我很大的启发,同时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觉得现在自己很幸福。”

 

注:上文刊发于《看天下》杂志。详细内容见《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一个文青的资本之旅:卖掉土豆是解脱,王微总是很幸运

文/东方愚   周末画报“荷尔蒙经济学”专栏

“他是典型的金牛,很多个金牛。”杨蕾说,“他的朋友对他的评价也是‘顽固分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种。”

杨蕾是电视台的一位主持人。她口中的“他”是其前夫、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我听到她的这段话时,正值两人的官司打得酣畅,并因此影响到土豆网赴美上市进程。杨蕾聊起他们相处的经历,提到她常根据自己浸淫媒体多年的经验,给王微的商业决策提供一些建议——特别是对敏感话题或项目的拿捏。王微常常表现得不耐烦,尽管最后听取了建议,抵触心也挂在脸上或溢于言表。

我似乎看到了一个画面,两个个性明显,且皆已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围着一个小圆桌。女人有些喋喋不休,而男人有些不以为然。我对王微的了解是,他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情怀,想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改变周遭世界的秩序。他需要女人,但不需要在他看来对自己的征途“指手画脚”的女人。他和杨蕾的的罅隙很快恶化并不可弥补,最后走向离婚。杨蕾后来也曾反省,“我以前有个毛病,喜欢责怪别人,‘你怎么…’”

不过偏执狂之于王微,可圈可点的一点是就算跑了场马拉松,土豆网最终上市成功。虽然比他更迫不及待的是投资机构——据说视频网站的许多投资人就自己投的项目找算命先生占过卦,结果大都是“上上签”。而对王微而言也算是攻下了一重要堡垒,江湖地位没有太过逊色,股票套现补偿杨蕾也显得风度翩翩——尽管心里十二分的不情愿,从这一点来说,他是幸运的。

上市意味着新战斗的开始,你要有一个牛叉的战略,一个靠谱的团队,来布一个更大的局。这些对王微来说都不太成问题,问题在于,他不愿意投身于太多的琐屑当中,他觉得那些鸡毛蒜皮之事不够优雅、不够文艺。他更愿意花多些时间看部美剧、看场演出、喝杯红酒。这似乎是一类创业者,特别是具有所谓的“文艺范儿”的创业者的通病兼可爱之处。他们有极强的征服欲,他们要证明自己能够到达“彼岸”,但总是灵魂先行、脚步蹒跚。

土豆网2011年净亏了5亿多人民币,比上一年3.5亿的亏损额又多了四成。最关键的是,其毛利率下降得厉害。作为“舵手”,王微很头疼——一个持股不到9%的文青,得天天想着如何为股东们赚钱,他会觉得这有点“不人道”,尽管大伙儿是利益共同体。说白了,王微们适合做第一阶段的创业者,而不适合做带领企业从优秀到卓越的管理者,更不适合做守业者。他最好的归宿是卖掉企业,一边做些小投资,一边继续自己的文青生活,并寻找自己的第三个甚至第四五六个恋爱与结婚对象。

杨蕾和王微当初坠入爱河就源于文艺男女间的惺惺相惜。一个曾出版过一本情感随笔《幸福只差一点点》,一个在多年前写过本以个人经历为基线的小说《等待夏天》。“总会有那么些创伤是不能愈合的,这是发生在冬天的故事,所以平山(男主人公)在等待夏天。”王微在小说末尾写道。这部小说在杨蕾的帮助下终获出版。巧合的是他们后来正是在一个夏天(七夕)结婚。婚后王微即向杨蕾推荐看奥威尔的乌托邦小说《1984》并展开讨论。可是十个月后他们就分居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他们从相识到闪婚再到离婚的这段时间,土豆网完成了第二三四轮融资。

所以如今优酷和土豆网合并(其实是前者并购后者),对王微来说是一种解脱。土豆网上市的时候,王微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了,他对土豆网的“边际兴趣”开始下降。虽然差七天才满七个月的纳斯达克之旅让土豆网成为一个“短命鬼”,但此鬼乃“福鬼”——上市本身已经给了土豆网一个高估值,现在并又获利了一个高溢价,土豆网原始股东和投资人们,估计夜里会笑醒。王微“顺便”再次成为一个幸运儿。尽管他“精神上”对被并购是抵触的,内心一样是十二分地不情愿,古永锵也入不了他老人家的法眼,但他只能半推半就,好在得了便宜没卖乖。

“优酷吃土豆”让我想起来另两起并购案——国美并购永乐与分众并购聚众。永乐和聚众的创始人分别是陈晓和虞锋。被收购之后,陈晓想在商业上走得更远,虞锋选择的是激流永退。虞锋后来进入PE(私募股权投资)界,他还投资了华谊兄弟,与马云和鲁伟鼎等人玩得不亦乐乎;陈晓的故事因黄光裕入狱和贝恩资本的玩转而几多离奇,其最后的结局是出局。“70后”的王微应该不会走陈晓的弯路,而会向“60后”的虞锋学习,不再像一只囚鸟一样受到那么多约束并被赋予那么多使命,而选择逍遥地甚至随心所欲地做一个中产中的文青或文青中的中产。

如果不小心又创了业,恰巧那个时候又有了一段爱情和婚姻,虞锋一样值得研究一下——当年虞锋的妻子陆永青任聚众传媒副总裁,两人搭配地甚好。当然按照王微的性格,妻子没必要进入公司,除非再创业的公司是被他妻子的公司并购的。而他一样可以研究一下陈晓,2010年初即国美控制权之争白热化前夕,陈晓一次接受访谈,记者问他,这些年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陈晓回答:最后悔的是当年爱人因病去世,自己无能为力,“有些事情发生了,就很难弥补,无法追悔了。”记者又问,如果你可以选择,你希望什么事情可以重现。“我希望我和妻子的那段情感能够出现,” 陈晓思考了几秒钟后说,“希望她仍然健在,我们在一起过幸福的生活……”陈晓这些话令人唏嘘,不管商业上的搏杀如何惨烈,一切终将化为资本符号或过烟云烟,而亲人间的情感是真挚的,没有任何功利的色彩。可是,1993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离世了。

杨蕾对王微的评价是“爱一切美的东西,不过在征服之后,会继续寻找…”他在和杨蕾分手前后为一个芭蕾舞演员的气质所吸引,但最后对方没能成为自己的盘中餐。现在土豆并入优酷后,他另一个盘子也空了。未来的“寻找计划”更宏大。但首先要琢磨下纪伯伦的一句名言:我们走得太远,而常忘记了为何而出发。

 

链接:《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一书已于2012年2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为什么中国少有盖茨式夫妇——新书《荷尔蒙经济学》前言

《荷尔蒙经济学:中国企业家择偶与婚姻的秘密》,东方愚 著,2012年2月出版,磨铁图书出品

本书通过对100对企业家夫妇的调查和研究,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其分为七大类型,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从更立体的层面了解企业家,探寻婚姻对于企业家个人成长、性格塑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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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有什么共同点?

你可能会脱口而出:第一,他们是同龄人,均于1955年出生; 第二,他们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IT产业帝国,比尔·盖茨凭借微软曾长期“霸占”着“世界首富”之宝座,而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第三,他们都在不到60岁的时候退休了。

你瞧,还有一个对两人来说都至关重要的共同点给忽略了,那就是——他们都找了一个好老婆。

2011年盖茨来中国访问时,杨澜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聪明的决定是创建了微软,还是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慈善家?

比尔·盖茨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觉得有些意外:“两者都不是,找到了合适的人结婚才是!”

盖茨不是在哄妻子梅琳达开心,这是真情流露,内心的声音。

对于乔布斯来说,和劳伦娜的结婚是他完成性格嬗变过程中的润滑剂。他创业的前十年,性格狂躁甚至有些暴戾,对创业伙伴的不仁不义,在对自己的亲人上亦如是——不接受自己的私生女,甚至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为幌子,和前女友划清界限。这种作法令人发指;而乔布斯也遭到了“报应”,被驱逐出了苹果公司。1991年,即乔布斯二次创业六年后,也是他重回苹果公司的六年前,他和劳伦娜结为连理。他终于明白,亲人是是永远不能割舍的牵挂,家庭才是最朴实无华的心灵栖息地。

“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把盖茨和乔布斯的成功归功于女人的力量显然不妥,但是可以说,从女性荷尔蒙中的获益良多,促使他们告别性格或人格缺陷,从而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

盖茨夫妇很早就常常出双入对,而一向“金屋藏娇”的乔布斯在几年前的苹果公司新品发布会上,破天荒地把太太给带来了。

事实上,并不是因为盖茨和乔布斯成为巨富、全球知名的企业家了,我们推开他的家门,“惊讶”地发现拥有一位“贤内助”是多么重要的成功元素;恰恰相反,他们和普罗大众一样,没有三头六臂,或者退一步来说,他们是生物族群中普通的一分子,雌雄之间的感应与吸引、帮助与促进是应有之义。

对中国企业家们更是如此。

(二)

中国的商业文明是断裂的,1956年的时候,私营经济在整个中国一夜之间消失了,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重新破土。对于第一批掘金的商人们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传承,甚至身边没有任何榜样可以借鉴,所谓摸着石头过河,一对小夫妻,一个小作坊,生意跌跌撞撞就开始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家文化”原本就举足轻重。国学大师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在家庭文化上筑起的。”

当这些商人经过30年或20年,在中国商业舞台皆具有一席之地,成为明星企业家或经理人时,如果我们仅仅从商业本身去追溯其成功基因,而没有关注或很少关注“家文化”,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断裂”。

刘永好兄弟当年从卖鹌鹑蛋开始创业时,妻子李巍的能力在他之上,如果把其家族企业成立时,夫人们被“劝退回家”理解为中国文化中男耕女织之传统观念使然的话,当李巍后来按捺不住自己创业的冲动,并创办了一系列企业时,她这种脾性会让刘永好内心产生什么样的潜移默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又会如何影响刘永好的脾性,从而使得他在新希望的永续经营和金融投资上有条不紊,且不时以退为进?

再如,“学历门”事件的发生,使得唐骏被人们重新认识——尽管他的能力甚佳,但其实从日本留学到美国创业,再到进入微软,不久后回到中国,直至加盟盛大,最后又转战新华都,他的每一次转身都是因为遭遇了不快,然而他习惯性把这些转身渲染的很是华丽。那么,他的这一自恋般的性格之源泉来自哪里呢?或与自小出身贫寒、时有自卑有关,但想一想,他的妻子孙春蓝也是很出众,且每一次都会给唐骏一些忠告,为什么唐骏无一听得进去呢?与他们结婚20年,但因“错位”分居两地就超过10年的情形有无关联呢?

听起来有些八卦?其实,刚开始酝酿《荷尔蒙经济学》这一选题时,我是这样定位的:虽然我在本书中会写到许多富豪夫妻之间的故事,甚至有一些是独家披露,但我的初衷绝非仅仅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和偷窥欲。我想做的,是从女性荷尔蒙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群体诞生、生长和兴衰的生态当中的那些个规律——特别是足以颠覆我们先前观念与逻辑的规律。
(三)

我曾对 “婚姻经济学”这一概念有点厌恶,因为经济学上有一个“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即假设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一切行为的目标,都是希望实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我们怎能以如此功利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呢?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觉得“爱情至上”。直到后来我读到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Cary Becker)《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一书,开始改变看法。

贝克尔的这本书其实应该叫做《家庭经济学》或者《婚姻经济学》,他把婚姻关系视为一种市场关系,运用经济学工具,对恋爱、结婚生子、离婚等行为一一做出分析和解释。

他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而婚姻的本义,也可以理解为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的一种组合形式;他同时还用经济学模型分析了家庭中男女分工、对孩子的不同需求甚至一夫多妻等话题。

我在2006年读完贝克尔这本书后就成了“贝粉”。老贝是个“大嘴巴”,在美国惹的争议不少。他放言“对石油企业征暴利税是愚蠢之举”,还曾说“微软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其提高消费者剩余的良心体现”,后又称“夫妻都有工作影响婚姻价值”,言外之意是娶职业女性要当心!

但我喜欢贝克尔的特立独行,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分析方法,你听了之后会觉得无从反驳,甚至被他说服。当然,加速我认同贝克尔“婚姻经济家”理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开始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疯狂起来。我周围许多要结婚的人的行为和表情、模式与路线,几乎完全像贝克尔在《家庭论》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应该佩服老贝的“先见之明”,还是感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整个社会正在失去和变异的一些情愫。

现在我发现,5年来我那些结婚的朋友们,个个都成为了理财专家,而离婚的朋友们当中,有几个转行做了企业兼并和重组顾问的工作。
(四)

这几年我在《南方周末》任职,专注于财富现象研究和企业家报道。2009年打算写《荷尔蒙经济学》一书后,在接下来的每一次采访中,面对眼前的企业家,我总会不失时机、不失礼貌地问一些关于其婚姻的问题:妻子的角色、性格,两个的相处之道,子女的教育方法等。一个人在政商关系方面可以阳奉阴违,但在夫妻关系上不至于常戴面具;一位商人,如果他的家庭破碎了,或遭遇过婚姻变故,同样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他在商业上的风格。

采访张茵时,她以强调与现任丈夫刘名中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黄金搭档”,来回答我对她第一次婚姻的好奇;采访曹德旺时,他直言因为感情出轨而觉得对妻子陈风英有所歉疚,于是一度将福耀玻璃的法人代表改为妻子;采访李东生时,他与现任妻子魏雪的恩爱就在眼前。。。。。。

当然,并不是每位企业家都愿意“打开窗户说亮话”,同样,并非我感兴趣的每个样本我都能采访到。所以更多的工作,其实是外围的采访,企业家的朋友、同学、下属,或是其妻子或丈夫的朋友等,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旅程”——是非常有趣的,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些外围的朋友们,等于与我一道,在做企业家与其内人的样本研究:史玉柱为什么会与董春兰离婚?尹明善夫人外交有着怎样的故事?吴亚军为什么让蔡奎辞去龙湖地产副董事长一职?潘石屹与张欣的婚姻两度几近破裂分别事出何因?李兆会到底是如何认识车晓的?

当样本积累的越来越多时(本书的样本共100对夫妇,见本书末的附表),我发现或许可以东施效颦一把,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做些分析了。

举两个不尽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位商人在事业小有所成后才考虑婚嫁,那么他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就可能形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因为大方的买家会影响“市场价格”,当然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找到最好的“产品”。

一位商人在多元化过程中投资兴建了一所民办高校,从此学校里有姿色的女学生就成为了这位商人和朋友们紧盯的猎物,那么,如果女学生们乐意,他的朋友们便是经济学上的“搭便车”者,因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

显然,与贝克尔不同的是,我采集这些的婚姻样本全是富人样本,而且是中国富人,所以它从一开始有着浓厚的东方文化的味道,同时在读者看来更具“功利”色彩。

(五)

根据企业家的不同类型,我把这些样本分为了七大类、明星企业家及妻子、特立独行的夫妇、青年才俊与佳丽、职业经理人与夫人、“女主外、男主内”型、危局时的夫妻档,以及离婚与再婚者们,然后我又分别从每一类当中挑选了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本,尽可能还原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家们择偶与婚姻之“大片”。

这七类样本,分别对应了七条经济学原理,它们构成了“荷尔蒙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1、帕累托最优原则

 

“帕累托最优”是博弈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名字命名,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说白了就是“心满意足”了——你还能怎么样?!

 

什么样的婚姻状态才是“帕累托最优”,这是摆在中国企业家面前的一个严肃命题。有人不断尝试新生活,有的则善于修补旧时情。

 

2、风险偏好理论

 

风险爱好者喜欢刺激,主动追求风险,收益率虽然时高时低,但认为给自己带来的效用是最大的;风险回避者在预期收益率相同时,喜欢低风险的资产,而对于具有同样风险的资产,则偏爱具有高预期收益率的资产;风险中立者既不回避风险,也不主动追求,他们只管走自己的路,不管风险大小如何。

 

在承担不确定的风险时,风险偏好不同的特立独行者们,划出的曲线大相径庭——企业管理,婚姻经营亦如是。

 

 3、凡勃伦效应

 

一种商品价格定得越高越走俏。美国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它反映了人们进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愿望。

 

如果新娘这一“产品”是因成色好、气质佳,或与自己情投意合而价格高企,那么尽情炫你的耀,让别人说去吧!

 

4、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一个以资源作为投入的企业,单位资源投入对产品产出的效用是不断递减的;简单来说,投资做一项事情,开始的时候,收益值很高,越到后来,收益值就越小。

 

无论再耀眼的光环和再高的报酬,经理人在精神上的“边际愉悦度”一定是递减的。要么早点找点乐子,要么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绝不能让这一规律蔓延到婚姻上。

 

 5、比较优势论

 

如果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

 

从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角度来说,女性企业家具有性别上的“比较优势”,但商业不是走秀,到头来拼的还是团队作战力。

 

 6、蝴蝶效应

 

蝴蝶在热带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异邦的一场飓风。一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时地引导、调节,会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和“风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患难使商业上的魑魅魍魉一一显形,也使夫妻间的真情得以最有力的表达。入牢狱是灾难,但它在你心里种下一只蝴蝶。

 

 7、囚徒困境

 

两个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虽然彼此合作双双合作(说谎)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被分开和信息不明的情形下,他们往往彼此出卖,只选择自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作法。

 

入围城,当囚徒,多少中国商人在婚姻舞台上百感交集。有多少婚姻从开始就是错误,又有多少婚姻原本可以挽回?


(六)

在日本企业里面,如果一个男人处理不好家庭问题的话,基本上难有升迁的机会。松下幸之助在企业管理对这一点就看重,他认为,“小家”搞不好的人,很难搞好“大家”。

在美国,十多年前,一位名叫托马斯的社会学家在调研了1300多位富豪后,写成了名为《百万富翁的智慧》一书,他的研究表明,婚姻和事业是正相关的,80%的事业成功的人从没有离过婚,而那些离婚后开创个人事业的,第二次婚姻也平均维持了十年以上。

对于本书研究过程中的100对中国样本,婚姻和事业正相关自然也是成立的。但是离过婚,或有私生子,或婚姻名存实亡的,占到了40%的比例。结过两次到三次婚的人亦大有人在。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来,如我在第一章写到的近“企业家婚姻三段论”一样,中国始终处在一个社会剧变期,每一次的社会运动,都会引起人们婚恋观的变化。二来,中国人虽然注重“家文化”,但是财富的骤增,使得整个社会在冲破传统伦理上越来越大胆,阶层的分化与固化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

但不要就此认为《荷尔蒙经济学》是中国企业家婚姻的“大败局”,毕竟我的样本数量有限,更多能够同时将婚姻和企业经营得有声有色,但规模并不够大——“小即是美”的中小企业被我们忽略了;另一方面,中国政经形势混沌和民间仇富现象的愈演愈烈,使得那些能够原本有着阳光化意愿的知名企业家们打消了主意,又将另一半给“藏”了起来。

更多的原因和花絮不能一一列举。一言以蔽之,这是一本探讨中国商人群体如何令事业和婚姻相得益彰的作品,一部回答为什么中国少有比尔·盖茨式夫妇的案例集,沏上一杯茶,且慢慢读,慢慢批评。

 

《荷尔蒙经济学》后记: